近代史论文怎么写
温柔似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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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8日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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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s/blog_）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
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1)思想教育的贯彻；(2)历史知识的讲授；(3)教学质量的提高，(4)教学经验的总结，(5)教学艺术的研讨，(6)学生学习的考察；(7)教师业务的进修，(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基督教的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
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个人总结、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文章，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把教学总结提高到历史教学论文的规格水平
由总结“过渡”到或者说提高到论文，很难有一个划一的操作规程或通用模式。教师自身的素质、特点、兴趣，论题的宽窄、深浅、难易都是重要因素。一般说，历史论文的产生，有‘主题——提纲——文章”三个步骤或阶段。主题，即:此文要写什么。主题的选定，常受三方面的影响或制约。
(1)客观需要
即写此问题的有用性。章学诚说:“立言之要，在于有物”。“有
物”不仅指内容充实、不空洞，更指客观上有此需要，写出的东西有社会效益。
(2)主观能力
即作者自度有写成这篇文章的基本知识和一定深度、广度的分析认识，“心中有数”。章学诚说:“声之所以肖其心，”即指发言、为文必须也必然反映作者的观点与识见。
(3)历史论文的资料来源
包括手头现有与访求可得的文献参考。写历史论文光靠“悟性”与“灵感”是写不出来的，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必不可少，包括史料及史论，只有在它们的辅翼之下，才能使根植于教学实践之上的历史教学论文达到较好的水平。确定下来主题、题目，即根据对主题内容的构思产生出提纲——写作提纲。提纲要以客观事物本身为依归，是所写内容的分层次、有深浅、按顺序的文字表达。科学合理的提纲，能给高质量的撰述以有益的规制和充分得体的发挥。其实，在拟定历史论文提纲之前，实际上已写过课堂教学提纲与教学总结提纲了。课堂教学提纲，它是教材内容的提纲掣领，与课本上章节段落，密切照应。根据学生情况，教师常对课文的层次安排做必要的改动与调整，体现出既遵照教材又驾驭教材的创造性劳动，以导演出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课堂教学，主要不是教师对课文的补充与扩大，而是对课文的讲解与阐述，这有助于学生对重点内容的加深理解与巩固记忆。这样的讲课，就会丰满圆润，不致死板枯燥，体现了教学艺术的较高水平。
总结提纲:在授课之后，学生消化、理解，巩固了所学；通过复习、辅导、答疑、讨论，深化了所学，通过提问、考察、考试、评分，检查了所学；教学过程完毕。然后，为提高教学，提高教师，需要做教学总结。这个总结，以已有教学实际为基础，但又不是过往事实的简单相加或优缺点的机械排列，它是把各教学环节、各方面经验分析综合、融会贯通，形成带有总括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平时的教学提纲，成为写总结提纲的重要依据和丰厚素材，总结提纲紧扣教学工作，既是教学本身可贵的文献资料，又是写历史论文的胚胎与雏型了。
动手撰写历史论文时，也要先列出论文提纲。从紧密结合教学总结来看，选题的重要标准应是:什么历史问题最需要总结?哪段历史教学最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什么对史学更有意义?在以总结提纲为基础的条件下，所定文题，可全面，可部分，可综论，可分论，可个论(专题)。确定文题之后，则可根据定题的总体思路及粗略架构，以过去的教学提纲，总结提纲为素材，深思熟虑地列出论文提纲。现举两例，看一看“文题——提纲——文题”这种“大、小，分、合，收、
放”的格局。
〔例一〕春秋战国
(一)生产、经济的发展:冶铁、纺织、犁耕、水利……；
(二)政治局势的推移:五霸、七雄、合纵连横、分散中酝酿统一；
(三)社会阶级的变化:早期民族融合，西周春秋(奴隶制社会)演变成战国秦汉(封建制社会)；
(四)思想文化的成就:诸子百家学说，科学技术进步。
假如确定一篇历史论文的文题为“我是怎样讲述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上面这几行就可做为史实部分的提纲了。这种可叫“综论”式历史论文。假如选定其中某项内容为文题，如:“在初一年级如河讲述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就需要把(一)的内容再具体化，开列出更细些的提纲，阐明历史事实并总结讲授方法，这是“分论”。如果更取上列提纲中某项的某个内容，如:“在高中中国史课讲述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生产力意义”，或“怎样使初一小同学理解孔子、老子的基本学说”等为文题，则在各该项下又须列些提纲，才能周到深刻地说明间题，这可叫“个论”。从大文题的提纲中，可以分列出许多小文题，小文题开写前，也要再列提纲，而这次一级的提纲中的某项专项史事，又可成为文题。反之，若干个较小文题，总括起来，也可构成一个较大的、相对宏观文题的提纲。是放开?是收紧?是大题粗作?还是小题细作?要看史事性质，看为文立意而定。
〔例二〕太平天国。可有这样的提纲:
(一)广西的社会矛盾与金田起义；
(二)从永安建国到天京定都；
(三)迅速取得伟大胜利与革命的政策措施；
(四)领导集团内部分歧，矛盾发展成内讧；
(五)内外反动派的镇压与太平军北伐；
(六)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与伟大历史意义。
如果此课用二课时讲完，可以写出一篇诸如“我是怎样在90分钟内安排讲授太平天国的”历史教学论文。有重点史事，有军行大略，有革命文书(《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有英雄人物，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教育。形成一篇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教学总结为参证的历史论文。写这样的历史论文要有较强的概括力，既精通全盘史实，熟谙每一个环节，又能不为细事所囿，统摄万象，总论全局，写成在为数众多的太平天国史论文中别具一格的带有历史教育与教学特色的太平天国历史教学论文。在“太平天国”这个大题目下，可以“纵剖”(按事类分)、“横断，(按阶段分)，抓住要害、核心，定出许多个历史论文题目来，如“太平军前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令人痛心的领导集团内讧”等，都可结合教学加以论述发挥。
(四)历史论文的写法与历史论文的格式结构
确定主题，列出写作提纲之后，
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在内容与行文上还可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
在这一点上，也应体现出历史教学论文更高于一般的教学总结，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穿靴戴帽，机械粘贴。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到这点，就不单是方法技巧问题，根本上是看对执笔为文的社会意义认识如何，作者的思想水平、理论修养、业务功底如何了。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
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文以载道”，“道”包括道理和知识，“文”既然是“道”的“载体”，它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也要讲求。韩愈在《进学解》中说:“闰其中而肆其外”，即是说:在内容真实丰赡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的任务。
(3)通畅、质朴、简洁的优质语体文
这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时应该做到同时也善于做到的文章风格。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教导我们:第一，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第二，要吸收外国语言中我们需要的成分、好的东西、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不够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是否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试看下面一段例文:
朱元璋灭东吴后，命
徐达、常遇春率主力北上，攻取中原。当时形势是:福建、两广已平灭有日；四川的夏国、元朝所封梁王占据的云南，孤立自守。元顺帝命扩廓帖木儿代太子总天下兵。李思齐在关中据地自雄，下令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联合陕西军力与之对峙。后又命扩廓帖木儿南征，他拒不受命，派遣戌守山东的貂高西捣凤翔，此部结果中途哗变。元朝大势已去。明军乘胜长驱，直取大都。(据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组续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七册，第311-312页改写)假设上段文字，纯用文言写出，字数可减少，但比较难读，不会为广大读者接受，也根本不是方向。但若改成更口语化，不但字数倍增，而且文章会松散无力。但要注意使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有生气”的内容时，要用的正确、贴切，或者是已约定俗成，为社会所认同的，切不可生搬硬套，杜撰出不通无解的“文辞”。毛主席在论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时，用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八字大字，生动体现了论断口气的坚决，是极富威严与生气的句子。再如毛主席指出在资产阶级消灭后，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立场，转到为工人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周总理在指斥反动派空说好话，并不兑现时，曾揭穿他们“信誓且旦”的虚伪性。这些都是运用文言词组、成语、格言的极佳例证。至于人们使用文言不恰当甚至错用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说远古时期通古斯损石坠落在西伯利亚毁灭禽兽时，说弄得“哀鸿遍野”，说某餐馆善于烹调，菜肴好吃是“脍炙人口”。50年代初期，代用中国史课本上描写英法联军侵华舰队东航，说它“浩浩荡荡”开了过来，错用褒义词于丑恶事物之上。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用词不当与舛谬，严重涉及对人物、史事之毁誊褒贬，应该格外当心。
(4)关于历史论文的引文问题
由于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继承前人的史学遗产，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恩)“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恩格斯)“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列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
历史倒退。”(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间江泽闵)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写作历史论文，在提高论文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一次加深了论文作者思想意识锻炼。其次，对原始资料、历史典籍，包括出土文物、文字记载，以及作者亲访所得可靠材料都可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而且是我们课堂教学的基础，所以，引用教科书内容是我们这种“源于总结，高于总结”的历史论文的自然作法，更表明了历史论文与教学的紧密相关。至于普通时人的文章，我们可虚心学习，尊重他人，借鉴参考，得到启发。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款式与规格
教师在讲课中，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保质保量保进度，讲好某段历史，养成了极可贵的“层次条理意识”，对所讲内容必然做到:大小标题，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呼应紧凑；学生听得懂，记得牢。教师这种优良的思维训练，也是写历史论文的精神财富。以再经过深沉构思的教学提纲为基础，定能写出一篇整体连贯，内容充实，文章结构合理，重轻有度，不疏漏、不冗赘，文脉通畅的论文。文章款式，在一般历史论文中，并无特殊要求，但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短文可不分大段，只以 “提行”形式另起一段，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或只以番号题头，或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引文内容，几十个字是一个完整的叙述，(例如正史列传中人物的核心行实，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有关国家机器之论述)必需整段录引，引文一般可单成段落，缩格出现，正文围绕它作领会或阐释。注文形式一般分边注(脚注、眉注)与文末集中注释二种，应视需要而定。这些“形式”方面的正误优劣，常影响到一篇历史论文质量的全局。
此外，还可取材于乡土历史来撰写历史论文，如本地革命斗争史实，先民劳动垦辟，杰出人物贡献，乡贤里宿德绩等。这既可用于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又可为改革开放、振兴文教提供咨询；更可为编写新的国史积累资
料。写这类题材，县、乡中学老师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独具优势的，可以写出内容充实，论点可靠，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的优秀历史论文来。
总之，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课堂历史教学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写历史论文的性质及意义，摆正写论文在全部教学工作中的位置，努力写出一些历史论文，尤其是跟教学密切结合，跟教学总结相辅相成、密切呼应的历史教学论文，不但不会妨碍和影响教学，而且是促进历史教师业务进修、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也是在新形势下把整个历史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途径。（摘自《史学史研究》1994.4，原文：“谈谈中学历史教师撰写论文”作者：纪奚）
怎样撰写历史论文
（转自 /bbs/?PostID=4035）
(主讲人谢维，《近代史研究》副主编，本文根据2008年4月11日在书院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整理者：罗山，修订者：巩言海，建议参考柳英英记录：?ThreadID=252)
这些年来，我对于稿件的一些看法，并不代表编辑部或者外省专家对稿件的判断标准。现将这些标准综合起来，共有六条，都是很抽象的。实际上，每个人在掌握和运用这六条标准的时候，都有个人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不尽相同。下面我准备详细的谈谈个人对这六条标准的一些想法。
刊物审稿的工作流程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刊物审稿的整个工作流程。投递的稿件，不管是给私人的，还是直接投给编辑部的，首先都要交给编务。由编务根据稿件所属内容不同，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交给不同的责任编辑，由他们来审稿，完成后再交给我。交到我这里的稿件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认为没有采用的价值，如果我看了之后也认为如此，就直接退掉。一是他们认为有一些价值，可以考虑采用（当然不一定能够采用）。对于此类稿件，不管我和他的意见一致，或是不同，都需要再交给主编，由他来审核。主编审核的稿件，又分两种情况。第一，主编的意见和我及责任编辑的意见一致，那么此类稿件就可以按照原来的意见处理；第二，虽然责任编辑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主编的意见和我们不同。对于此类稿件，就需要外审。外审基本上是由主编请编辑部以外的专家审阅，审阅完毕，专家的审稿意会反馈到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要看一遍，之后再开会集体审稿，会上专家的意见和每个编辑的意见都要谈，最后来决定是采用，还是修改，或是退回。工作流程基本就是如此。整个流程时间一般控制在三个月之内，但是有时候专家很忙，尤其到了博士生答辩较多的六七月份，流程
时间会适当的延长一些。
提醒一下，诸位如果准备投稿（目前稿件主要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最好在邮件中附上一句：收到之后，请编辑部回信或回执，以表示收到。因为之前出过此类情况，不知什么原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编辑部并没有收到稿件，但作者却在苦苦等待，等了三个月还没有回音，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大家不妨照着上述说法做。以上就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流程。
刊物栏目介绍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编辑部的栏目。因为栏目不同，对文章的形式、体裁的要求也不同。我们最主要的栏目就是专题论文，大概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论证型的，一是描述型的，一是叙事型的，前两者较多一些，后者较少一些。
除了专题论文外，还有一个栏目叫做《读史杂记》，这个栏目规模较小，对稿件一般只要求二至五千字，其内容主要是考证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主要是考证史实，对过去习以为常、公认的、流行的说法，做一个新的考证，不涉及理论性的内容。举个例子，假如这一期或是下一期，我们刊登了一篇关于预备立宪的文章。过去大家都讲预备立宪，就是1908年清廷公布了九年预备立宪的上谕，即到1916年开国会，一直都是九年的说法。可是经过这篇文章作者的考证，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上谕只是说1908到1916这九年为预备立宪的期限，对其各事项做了总体规划，只是一个计划即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仅仅是一个规划而已，并不是说到了1916年就一定召开国会，当时清廷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开国会，只是个打算。像这类的文章就属于《读史杂记》栏目所要刊发的，这就是对比较有影响的历史史实进行考证，但这些史实并不是那种大的理论问题，仅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问题而已。
第三个栏目是《问题讨论》。《问题讨论》和《读史杂记》相比，内容正好反过来。《问题讨论》主要是讨论一些大的历史问题，或涉及面较广的历史研究领域。此栏目的文章要求理论性较强，不求具体的论证，也不要求有相关的史料。作者主要是谈问题、谈思路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并不要求文章有答案，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能够提出问题，给出一个方向即可，即作者认为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更有利于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即可，这就是《问题讨论》。
第四个是《学位论文》，是这几年开的一个栏目，可能跟诸位同学有较大关系。其要求和专题论文差不太多，主要的区别就是对作者的身份要求不一样。一般要求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很少。博士论文摘出一部分，
扩充成一篇文章。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题目相对较小一些。因为博士刚步入研究的领域，做大问题研究可能难以把握，题目最好小一些。实际上不一定严格要求是博士论文，只要是硕士生、博士生写的优秀文章，我们都可以在此栏目中刊发。
第五个是《理论与方法》，这是去年才开办的一个栏目，刊发的文章很少，不是谈我们过去的、诸如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这种已经讲得很多的理论，而是谈西方的比较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第六个栏目是《书评与文评》，实际上是学术评论，我们的要求不能是广告。学术评论，不一定是要批评，其实我不太赞成那种挑硬伤的学术批评，因为硬伤涉及到一个做学术研究的资格问题，这对于学风可能有点好处，但对于学术研究，我认为作用不大。我倒是希望出现对一些观点、方法方面的讨论文章，当然可以是批评、讨论，或是发挥，但关键是要有学术含量，有研究价值。在我看来，这种学术评论也是一种研究。研究者是研究史料、史实；而评论者是研究研究者，或者说是研究学术论著，这都是一种研究，只是对象不同而已。
还有一个栏目是《学术综述》。这个栏目要求文章不要只是摘抄相关著作的题目，或进一步加一两句内容提要之类的，这样的文章对于读者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读者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他大可自己去查索引），而是要求文章要有一定的研究性，即作者对于相关论著和观点有一定的归纳，并作出评述。当然，只“述”不“评”也可以，但要把论证的理路阐述清楚，而不仅仅是“述”其内容。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介绍一本关于湖南现代化的书，只介绍了它的内容是讲述了从1860到1911年的湖南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方方面面的情况，我认为没有太多的学术看点。如果要介绍的话，就要谈它的范式，是革命史的范式，还是现代化的范式；谈作者是用什么理论来讲述湖南现代化；作者的论证思路或论证路线是什么样的，采用了什么样的论证办法；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等等，这才是需要讲的内容，而不是一般性的内容介绍。学术综述，有评论当然更好一些，如果没有评论，但只要讲述得好也可以。做综述类的文章要有创新。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辛亥事件、“八大革命”、“三个高潮”等等都有综述，如果我们继续做的话，就要在以前综述的基础上，阐述一些新的内容，不要再重复以前的综述。
以上就是我们杂志的几个栏目。
审稿标准
下面，我介绍一下审稿标准，共有六条。
第一条是选题。选题核心就就是一个字——新，即要有新意。这是我
们刊物最强调的一个标准。新，一定要讲自己的看法，不要重复前人的观点，它同工业的批量生产不一样，批量生产，比如生产灯泡，我生产四十瓦的灯泡，规格必须一致，要不然，就没法更换了，而且规格一样，成本也可以降低。但学术研究不是这样，它要求必须有新的内容，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要有新的内容。如果没有新的内容，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是没有价值的。
在新意方面，我想讲几个在来稿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是一心想找研究的空白地带。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可能就比较容易选这类题目。还是以湖南现代化为例。如果你想选定湖南现代化做研究，首先就要去查目录索引，看看别人在这方面有那些研究成果。然后，就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没有人研究过的空白地带。找到了，先搭一个架子，挪一些史料去填充，把架子给撑起来。我认为这种做法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题目容易越做越小。因为学术研究，在我看是有规律的，在研究起步阶段，研究的题目总是要做大一些才好。在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八十年时，李时岳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整个中国八十年的情况归纳为“四个阶梯”。然后，分省研究，或者分领域研究，如工业、农业、城市，或者分地区研究，比如湖南、湖北等等。这样一来，研究越做越小，所以从李时岳八十年代初提出“四个阶梯”到现在过去二十多年了，如今再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空白地带就很少了，几乎找不到空白，就连新疆、西藏都有人在研究。再回到湖南现代化这个问题，如果别人做过整体上的研究，那就没有办法，只好做湖南某一个县的现代化研究，这样研究的题目就越来越小，当然，研究湖南现代化不可能把每一个县研究的非常细致。如果让我来研究湖南某个县的现代化，我一定要有新材料，有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事件和人物，这类新材料肯定还是有的。可是，当你的研究框架不变时，依旧是过去的框架，比如李时岳的研究框架，那么你研究的价值就很小了。当然，你要是能够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来研究湖南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刊物稿件比较多，经常会有此类现象的发生，所以要从学术价值的角度加以权衡。这样看来，一心想找研究的空白点，就极易陷入研究题目越做越小的禁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人不研究是因为题目太小，他不屑于去做。比如李时岳，他可能在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化时，就不屑于研究一个县的现代化，他要研究就研究全国的现代化。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史料问题，例如现在农民史很少有人研究，很多问题都没
有解决，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史料。因为农民很少留下资料，此类研究是很难做的。所以，有些学者只看到研究的空白点，却不知道原因。前人不研究，可能是因为没有这方面史料，你再选这个研究题目，虽然有了研究框架，但是你想找史料就很难了。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有所顾忌，比如有些观点不便于讲，研究尺度不好把握。尤其在党史研究方面，这种情况比较多。前些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四军”的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些年，比如张国焘的密电、长征途中的密电、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作用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史实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所以比较难做，也有一些是史实方面的问题，比如长征途中的密电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到底有是没有，存在不同的说法，不太容易确定，还有些主要是涉及到人事和观点方面的问题。总之，党史方面有些研究比较敏感一些，忌讳多一点，可能不太容易做，这就可能留下了一些研究空白。
还有些文章是采用西方新的理论，一些比较大的概念，比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我们杂志社这两年就收到了几篇是用这一个概念写的文章。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在七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对启蒙以后的一些基本说法提出质疑，表示反对。比如进步、真理、理性、人道主义，这些说法都遭到质疑。像诸如刚刚讲的“场域”理论和传到国内的一些新概念，都是在质疑之后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学者一般还是接受的。这些如果按杜赞奇的话说就是“启蒙史学”，是启蒙运动之后的对历史的看法。所以直接套用西方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这些概念，是很难融会贯通的，必须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运用西方的这些概念。我看了几篇使用“场域”概念或其他的像“文化资本”等概念的稿件，都不满意。通俗一点讲，还是两张皮，合不到一起。他是用传统的讲法来表述史实，然后加几个西方的新概念。这样很难做好研究。
所以，一心一意找研究空白点，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当然，有些学者有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找不到研究题目，但还是要做研究，所以就出现了问题。但在我看来，很多旧的研究题目还是有很多潜力可挖的，只是因为大家习以为常了，都接受了那种说法，但实际上未必就是那么回事，很多是可以重新来研究的。举个例子，我们杂志前两年刊发了一篇关于康有为和“公车上书”的文章。谈谈我自己的感触。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名人，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起了很大作用，从读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上书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的，而康有为七次上书，总认为像康有为这样的名人，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有很高的地位了，而他第一次上书是通过屠仁守，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说他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发动、领导了“公车上书”，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我看了那篇文章，感觉到以前的说法都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推出来的，究竟康有为是什么时候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发挥了全国性的作用、取得了全国性的地位，尽管研究康有为的著作、论文很多，但以前真没有人研究过。总是谈他在万草堂就如何如何，一到北京马上变得了不得了，好像大家都要听他的声音，实际上未必是这样。按那篇文章的观点，只是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才逐步有了全国性的地位。因为“公车上书”时，科举考试还没有发榜，他还不是进士，只是一个举人，没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广东籍的军官倒是有几个跟他的私交还可以，可是并不足以发动一场“公车上书”。事实上“公车上书”不仅仅是指最后十八省的上书，而是包含了前后两个月的运动，一共一百多次上书，仅举人就涉及到两千多人，要是再加上官员和其他的人员，那就更多了。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位一般的到京来考试的举人，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以前的看法都是一种靠想象得来的，自然推出来的，并不是经过认真考查得出的。在旧的研究题目中，这类情况有很多。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是从老的研究课题中寻找新的问题来做，可能更有价值，更好一些。但是，我说的不是做那种三七开、四六开的翻案文章，评价的翻案文章，我反对做这种文章，我认为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仅仅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时期才有它的作用。比如在八十年代初，历史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很多翻案文章，关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这都是在拨乱反正时期才出现的，现在是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时期，学术还是应该回到研究学术上来，像评价的问题只代表评价者的主观看法，作者说是三七开，恐怕他也没有认真测算过，究竟为什么说是三成，为什么说是七成，所以，我认为这种研究学术价值不大。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能够提出新观点的好方法，希望同学们可以留意一下。就是通过类比来借鉴别人的一些想法、提法或是角度、视角。举个例子，人们开始发现原子时，就以为它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可是渐渐发现原子的质量不一样，可能原子不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也许还有更小的单位组成原子
，可是当时没有高倍数的显微镜，即使到现在也看不到原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据说有一种叫隧道显微镜，能拍到原子的大概模样，我看那个照片恐怕也是黒的一团，没有什么。想知道原子里面是什么，由什么构成，就只能从它的结构入手，可是又没法看，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位科学家，我忘记了名字，试想用太阳系做一个类比。他设想，原子就是有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就像太阳，电子就像行星，行星围着太阳转，电子为着原子核转，他是做了这样的类比。当然，他还要做精密的计算，比如质量的计算，携带的电荷结算等等。最后证实他的类比是成立的，现在基本上都接受了，教科书都是按照他提出的类比方法来设置教学内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类比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可以启发作者的思想，提出作者的想法。
如果要做类比的研究，就要多看非本专业的书。因为，本专业的书你都很熟悉，没有太多的启发性，很难类比。尤其是要看一些西方的理论书籍，这样有利于扩大视野。比如看西方的社会学是怎么讲西方社会的，看看能不能对自己分析中国社会有一些启发，有所借鉴，但不是照搬，照搬肯定不行。启发总是好的事情，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再比如在学术方面，可以看一些西方学术史的书籍，或是西方现代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这类学术共同体，或是范式的形成，这些内容可能对于研究中国学术有帮助。比如艾尔曼讲常州经文学，讲乾嘉考据，它就是用范式、科学社会学这些理论。实际上，外国的中国学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从西方其它学科的理论中借鉴过来的。如施坚雅的六边形，他是从德国的一个地理学家那边学过来的。费正清讲现代化也是从帕森斯那搬过来的，而帕森斯又学自韦伯，他们已经是“二道贩子”了，所以我们干脆直接读原典，读一些“闲书”，一些关于理论方面的书，以开阔视野。我想，只有开阔视野，你才知道都有什么样的讲法和理论可以借鉴，才容易做类比，才容易启发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作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设想。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要读古书。我们现在都说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好像是和中国历史隔着一层。但是，要反思自己的话，恐怕我们和古人也隔着一层。我们都是从小学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接着是中学、大学这样过来，跟古人的想法差距恐怕是很远的。在座的诸位也许不一样，但多数人是被西学洗脑了的，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接受的都是西方理性思维的东西，那种思维方式、方法，不是感性的，不是中国式的，尤其不是古人的那种思维方
法。我的孩子比我小三十多岁，我和他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对事物的判断、喜好，很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我和他差三十多年，尚且如此。咱们跟近现代史上的那些人相距的时间就更远了，很多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些人，一百多年前的人，这些人怎样判断事物，怎样做出选择，怎样考虑过去和未来？这些和我们想的恐怕都不同。所以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在实践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去做。所以要真正的理解当时的历史，恐怕还是要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里去，去了解他们对事物究竟是怎么的看法。基于此，我认为读一些古书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在座的诸位已经读了很多古书了。比如中国古人在农业社会对自然、社会、历史、未来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或者像“三纲五常”、“天人合一”这些思想。对它们有些系统的了解，我认为是有必要的。虽然“五经”不容易读，至少“四书”还是容易读的。老庄留下的东西也不多，我觉得也可以读一读。这个读，不是一般性质地读，是要了解一下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人们是怎样考虑这些比较大问题的，只有这样对研究近现代史才有益。
还有一个可以做出新意的好方法，同学们可以试着采用一下。就是边读史料，边记下自己的想法。因为，写文章一开始要有一个想法，一个设想，我想要写什么样的文章，这个框架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从哪个方向加以论证等等。开始的想法，一定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看史料，你的想法都是以前，或者是你做别的研究时产生的想法，甚至是你在看别人著作时想到的，或是上学的时候学习记住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只能作为自己的研究的一个起点，最终新意还是要靠自己去想，不能是过去的内容。过去的东西最多是推导，逻辑推导，比如三段论：人皆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如果“人皆有死”和“张三是人”都是旧的东西，别人都讲过了，你换成“李四是人”、“王五是人”就没有太多的新意了。这个逻辑演绎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是演绎不出来新东西的，充其量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把更多的情况包括进去而已，但它不会得出新的结论。要想推出新的思想，还是得从具体的史料里入手，自己产生一些思想火花和顿悟，否则的话，是不会有新思想的。我认为越是具体的材料越容易产生一些顿悟，产生思想火花，产生新的想法。看理论书也可以，但是抽象的东西不容易产生新的思想。我个人感觉，思想火花它有一个特点——稍纵即逝。因为，人
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总是想把自己新的想法套到原来的那个框框里面去，人总是会这样，没办法，这是人天生的弱点。有时候，我想起陈子昂的那两句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知道“涕”这个字的意思是眼泪，可是总先想到鼻涕，这两个意境相差太远了。我甚至想未何不用“泪”字代替“涕”字，这样感觉会好一些，这就是先入为主。因为“稍纵即逝“，所以有了想法就赶紧记下来，不管是有用没有，是对是错，只要是自己的想法即可。等以后有时间再来整理和考虑。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做出新意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标准——选题。
第二个标准是材料，要持之有故。材料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讲的：持之有故。从这些年的来稿看，这方面作者做得不错。一般来说，观点都有材料支撑，没有空谈。不过，也有几个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是不要按照固定的目标去找材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作者的文章框架搭好了，只是缺少某几条材料了，然后按照这个框架去找材料，按图索骥，这种找材料的办法，就是我们前不久刊发的一篇关于傅斯年的文章讲的：史学只是史料学。文章中作者对这些也有一些批评，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傅斯年讲“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就是找材料，找到新材料，就可以做文章；找不到新材料，就没法做文章。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的框架并不是阅读史料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想法。如果说这个框架有新意的话，那就象我刚才所讲的，研究湖南现代化，从湖南某个县的现代化入手，这种新意就是细微的一些题目，而不是从框架上、从分析上、从理论上讲的新意。如果你没有读史料，没有在读史料的过程中产生想法，自然就无法产生这种新意。所以想法要从史料出，不要目标都确定了，再找史料。
另一个问题就是读史料却没有想法。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不言而喻”。第一，有些研究者错误的认为把相关的史料都读了，就肯定能够提出问题，而且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在史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结果却走了弯路，没有做出文章来。史料都看了，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史料，可是仍然提不出问题，解决问题更谈不上了。这就是说看了史料和能提出问题是两回事。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第二，有些研究者认为研究的越专，就可以研究的越深。这不一定。比如挖坑，并不是口越小挖得就越深，口大一些，斜着挖下去反而可能挖的更深一些。回到刚才讲的视野更开阔问题中来，视野更开阔，你可能看到的事物越深刻。相反视野不开阔
的话，则很难深入研究下去。有很多这样的研究者，他们心无旁鹜，一辈子就做一小块领域的研究，对于相关的研究史料、研究情况都很熟悉，可是他的研究仍然深入不下去。因为深处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对史料熟悉就能看到的。这是第二个“不言而喻”。总之，想法和史料，我认为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史观和史料谁先谁后的问题，争论几十年了，但在我看来是没有先后的，没有主次的。你要做研究，首先要有一些想法，如果没有任何想法，那就没法读史料，因为你不知道要看哪些书，注意什么样的史料，完全无目的的在读史料。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做过很多的心理学试验，证明一定要有注意的方向，如果没有就等于没有注意。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想法。但是有想法后读史料，不要一味的坚持自己原来的设想，一定要随时准备用史料来推翻原来的想法来构建起新的想法，然后再继续读史料，这就是解释学循环，是不断在史料和想法之间往返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谁先谁后的过程。这样做可能更容易作出新意来，比只强调史料，或者史观更好一些。这是关于材料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一般阅读的都是文字和典籍，文字就涉及到符号和意义的区别。过去很多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太注意符号和意义之间区别的问题，总认为一个词就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这种看法经常是不正确的。一个词，它的符号可能指向这个意义，也可以指向另一个意义，并不是一定的，这要看语境和视角，语境不同，视角不同都会使意义发生变化，同一个词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去年我们刊发了一篇读史札记，是考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的内涵。这句话是出自《辛丑条约》谈判时清廷给李鸿章发的上谕。过去的解释，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尽量用中国的物力来让八国联军、让外国人高兴，大概是这么解释的。但作者认为不是如此，他认为更应该解释成：不要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就不考虑“中华之物力”了。因为“量”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那道上谕通篇主旨是讲，让李鸿章尽量地和外国人讨价还价，把赔款数额降低一些，但列强狮子大开口，一开始就所要巨额赔款，当然最后也是要了很多。上谕里的这两句话，如果把意思理解为“尽量用中国的物力来满足外国人的贪欲”的话，就与上谕的主旨发生矛盾了。所以作者认为做另一种解释更合情理。如果脱离上下文的语境去解读这句话，就可能出错了。这句话，究竟是哪一种意思，我认为还是要注意语境、视角，注意讲话人的身
份、语气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就可能错误理解其意义。这个是读史料和用史料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再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写文章中直接引用的材料一定要读通。我指的是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就是用引号引的话。我们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文章，完全不可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怀疑有错字，要求作者检查，可是作者说原文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原文既然是这样，你又读不通，那索性就转述，不要直接引用，不然到时候给读者的感觉就不好了。因为你还没有读懂史料，怎么能引用呢？要知道，引用就用引文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引文的意思都没有读懂，怎么支撑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果原文是这样，我建议用转述的方式。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三种类型的文章。因为不同类型的文章会有不同的写法，这不是编辑部划分的标准，是我个人在多年编辑稿件中，总结出的分类。
第一种类型是论证文章。论证文章就是论证问题，这类文章比较多，因为是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强调历史要往科学靠，要变成历史科学。既然是科学就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一直以来这就是主要的文章类型。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如何提出问题。现在比较强调问题意识，也有一些年轻学者和我谈这个事情，说现在他们不是不想提出问题，而是提不出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提出问题呢？我认为就是要注意到一些反常的现象和事情，如果能够把这些抓住了，就能够提出问题来。举一个纯粹虚构的例子。比如张之洞在武汉做总督，他是比较开明、主张改革搞现代化的官员。刘坤一在南京做总督，是比较保守的官员。按常理说，应该是武汉的现代化比南京的现代化发展得好。可是如果我们去阅读史料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反而是南京的现代化胜过武汉的现代化，这就构成了一种反常现象，因为它和自己原来的设想不一样，这就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研究，然后进一步考虑、研读史料，去思考为什么南京的现代化发展得要比武汉的好，可能是当地的资产阶级实力很强，也可能是绅士主张改革，或者说是外国资本的影响要大等等，对此你可以做一些新的假设，然后通过阅读史料去解决这个问题。注意一些反常的情况，从史料中去发现问题，这样比较容易提出问题来。
至于怎么才能注意到反常的现象，我认为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预设、自己的范式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读史料，就样一来对于反常的现象就会比较敏感一些。举个例子，如果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他写历史，可能就会把资料都按基督教的那种说法纳入到《圣经
》的历史轨道中去，这样就不容易注意到反常的现象，因为对于基督教那套东西，他没有一个主观的理论，总认为基督教就是真理。而到了现代，一位神学家如果要写历史的话，他就能够区分开，区分开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只是假设，需要看史料来证实或者证伪的。这样一来，对于反常现象就比较敏感一些。再一个是多一些逆向思维，也就是多问一些为什么。对于前人讲的话、道理、得出的结论，要多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有何根据，根据是什么，多问一些为什么，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从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中发现问题，发现反常的地方。
我们曾经刊发过一篇关于《马关条约》的稿件，甲午战争马关谈判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两块领土要求，一是割让辽东半岛，一个是割让台湾。李鸿章就请示清廷究竟该怎么办。既然是谈判，当然是一块都不割最好，完全不割最好，但是当时那个情形又不允许不让步，谈判本质上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又不愿意让步太大，两块都割让。结果朝廷内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孙毓汶就赞成割台湾,不赞成割辽东，想通过割让台湾岛来保住辽东半岛。他的理由是台湾毕竟是海上孤岛，相对来说影响较小，而辽东半岛，离北京很近，对国家整题影响大，而翁同龢则反对割台湾。对于此，许多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按孙毓汶的那个思路，认为台湾分量上相对轻一些、影响小一些，总认为如果翁同龢连台湾都不同意割让的话,那他肯定是不同意割让辽东的，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翁同龢对于辽东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几乎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史料。这样一来，大家就会按常理，按孙毓汶的上述逻辑来推测翁同龢的态度，认为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翁同龢是主战派，鼓动光绪打，到战争结束时，他的态度应该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主战反对议和的。可是我们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像翁同龢这样的权臣，有非常丰富的阅历，又明知道打不过日本人，已经一败涂地了，根本就没法继续打下去，他为什么在谈判当中还是毫不妥协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者就想搞清楚翁同龢在割让领土问题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也包括在其他问题上他的看法。结果作者发现翁同龢是想“割辽保台”，他是主张“割辽”。他的逻辑有点奇怪，和常人不一样，翁同龢认为辽东既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而中国又打不过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割让辽东给日本是说得过去的，而台湾日本还没有占领，日本军队还没到达那里，在这个时候就把台湾送给日本，实在是
不像话，这对于清朝廷的权威打击太大，将会国将不国。原来他是这样的一种逻辑。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按照孙毓汶的逻辑去推想翁同龢的态度，没有按照翁同龢自己的逻辑来，所以我说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位作者，就是考虑到了翁同龢本人有丰富的阅历，他知道打不过日本人，然后他就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翁同龢不妥协？两块地方都不割，如果两块地方都不割那肯定还是要打下去，正是他有这个疑问，所以他才会继续考察下去，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发现了翁同龢的逻辑。这也是一个抓住反常现象、抓住问题，提出问题的一个办法。
在当前的条件下，我认为重间接证据轻直接证据的问题有必要强调一下。所谓直接证据，一般指的就是当事人的一些纪录。比如是康有为，他记录了他是如何领导“公车上书”、领导“百日维新”等等之类的事情，这就是当事人的一些纪录，这些记录就有点类似口供。对于口供，我个人认为如果光靠口供是办不出铁案来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会影响口供的准确性，有的是屈打成招，有的是只讲有利于自己的话，那些犯罪嫌疑人肯定不会讲不利于自己的话。像康有为，对于他所作的事情，肯定都是要讲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他不会讲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有时候直接证据本身就是如此。如果语意含混不清，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可以这么说，这种直接证据是在某一种语境下产生的，在现在研究的这种语境下可能不一样了，意义可能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我讲的，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情形。还有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直接证据可能太少，现在的研究者经常被这个难住。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有些研究题目就做不下去，没办法做，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所以我认为应该注意利用间接证据，用间接证据构成一个逻辑链条来证明一种观点。在法律上就经常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当然这个要冒一定的风险，可是冒险也有冒险的好处，因为那些杀人犯很少有自首的，警察经常会根据一些脚印、血迹、指纹等等罪犯留下东西，将其构成一个逻辑链条，用来排除一些人、确定一些人。我认为历史研究也应该借鉴这样方法，即用逻辑链条来鉴别证据，来研究问题。但这个恐怕要考验研究者的能力，因为如果有直接证据得话，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学问了，就像我欠你一百元钱，你拿着欠条来找我，那根本就不需要直接证据，我就得还你钱，这个认识字就可以做，但是间接证据就不一样了，它散落在各处的材料之中，本来看上去没有联系的材料，如果你能把它建立起联系来
，然后去论证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能力的一种表现。
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茅海健这方面的能力就比较强，他的一篇文章就包含了一个考证的过程。但我先要强调实证和考证是有区别的，实证是用直接证据来证明东西，考证有点像乾嘉考据那种方式，在我看来，乾嘉考据就是训诂，就是用各种方法找到那些间接的、零散的材料，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然后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伪书之类的。乾嘉考据学的办法，就是一种考证的办法，是用间接材料。茅海建的这篇文章，就是考察在“百日维新”之前，清廷颁了一道上谕，召见张之洞进京。关于上谕，过去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杨锐等人策划的，认为杨锐出这个上谕的目的是邀张之洞来北京改组政府、改组军机处，把翁同龢给赶下台，就是这么一个直接的材料，而且还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写的。对于这则材料，茅海健作了考证，它先是推翻这则材料，对此他举了几个不可信的理由，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张之洞他本人不想到北京去，张之洞在那时发了好几封电报给在京的杨锐和一位姓陆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乡），其中有很多电报都坚决的表示他不想去北京，因为当时帝后关系很紧张，他可不想淌这个浑水，卷到里边去，他想躲，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要杨锐去操作这个事情。这样茅海健就把这个证据给推翻了，之后他又补充了方方面面的材料。他一共做了六、七步的考察，包括当时军机处的权力结构，翁同龢的势力太大，引起了各方的不安，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对于光绪帝越来越倾向于变法感到不安，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在慈禧太后那里放了三天，因为滋事体大，她要慎重考虑，她让张之洞到北京来并不是一般的督抚御见，是有深意的。他考察的还包括光绪帝的一个态度，总之考察了方方面面的材料，也收集了很多看来是互不相干的材料放在一起，最后结论就是他否定了此前的直接证据材料。他所做的，就是通过间接证据构成一个逻辑链条，这样的办法显然更牢靠，因为那个直接证据和张之洞本人的态度不一样，所以直接证据就很难站不住脚。
还有一个例子，这篇文章我们还没刊发，可能在第三期，是关于光绪皇帝死因的一篇文章。作者原来学过历史，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读书，后来改行到公安系统做侦察去了。前几年作者单位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有一个合作研究光绪的死因项目，由中央电视台牵头，他们采样，取光绪帝的头发、衣物、馆材、土壤等去化验，化验结果有毒，含有高剂量的有毒物质砷。他们的化验本来是中央台要做一个
关于光绪的节目，后来取消了。因为他过去学过历史，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给我，他也是用间接证据链的办法来考察这个事情。是谁下的毒，究竟是怎么中毒的，如果是别人下毒的话这个猜测早就有，因为慈禧太后比光绪帝早死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时间这么巧合，早就有这种猜测，可是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是谁下的毒，什么时候下的毒，怎样下的毒，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对此，这篇文章就分成了四步加以考察。第一步是反驳。因为清帝的陵都在河北，光绪帝的陵寝也是在河北，分成东陵和西陵两个部分，1980年河北省对西陵做过一次检测，那次是检测光绪帝的骨骸，但并没有检测出毒素，结果是坚持光绪帝是正常死亡。历史学界的历史研究者和我一样，基本上不很懂自然科学，甚至完全不懂，可是特别崇拜科学，科学家说的话是不可动摇的，是真理，在这么一个科学检测的报告出来以后，大家普遍的更认为光绪帝是正常死亡了，因为他一直体弱多病。而我们要刊发的这篇文章首先就是反驳了这个观点，有几点理由，第一是当时仪器的灵敏度不够：第二个是检测的是骨头不对，因为骨头的毒素容易挥发，而头发的毒素不容易挥发，应该检测头发才对。然后是第二步，他排除了环境污染因素。因为自然界中也普遍存在砷，只是浓度很低，而衣物、馆材附近的土、水都可能遭到砷污染。但检测以后他排除这种可能。第三步他又排除了慢性中毒的可能性。因为光绪帝常年服中药，而中药材中有很多是包含了砷等毒素的。在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之后，最后他证明光绪帝是急性中毒死亡。他也是用一种间接证据构建证据链的办法来判断，得出这种结论的。我认为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光绪的头发的确是含有高剂量的砷，而且这种毒足以致人死亡。这就是说，问题总要解决的，你不能说没有直接证据就不解决、不研究，如果那样就大大的束缚了历史研究者的手脚。但是如果学会了用间接证据构建逻辑链条来解决这些疑点、问题的话，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是很有好处的。
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对于历史研究，主要是靠看一些典籍，看一些文字性的材料，对于文字材料的涵义和意义，要注意做一定程度的推测和猜测，但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一个词、一句话或一段话、一篇文章它肯定就是这个意思，它还有可能是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学学考古学。考古学有很多材料都要猜测背后的涵义是什么。比如一个灰坑，它里边是一些垃圾，一些瓦块或者是石头之类的东西，这就逼着你去猜它的文化涵义是什么。如果你不猜的话，它又不是文字，本
身没有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讲它没有涵义，所以你必须要去猜测。
历史研究，依靠的史料本来就有涵义，所以往往读史料的时候就不去猜测了，不去做另一种解释了，只是按自己想当然的去理解、去解释这一句话或者这一段话。应该经常的注意这个问题，一句话或一段史料是不是还可以做其它的解释，在意义上可能是有多重涵义的。过去有一句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指的就是写书的时候不会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考虑到文章的结构，或者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者是史料方面的因素，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尽管作者是这么猜测的，但是当他觉得说出来别人不信或者怕引起某方面麻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说了，总之，是不会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在座的诸位都写过文章，肯定不会是所有的话都要说，都要写到文章里去，总是有选择的说一些话，这就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所以在读史料的时候，要注意到这种情形，多做一些异议的分析、理解、猜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做论证文章。
第四点，我想强调一下应该适当的重视反事实假设。反事实假设的名声不好，因为通常的说法是，研究历史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就研究什么，没发生的事情，做假设毫无必要，而且是观念先行，先是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史实了。但是我认为反事实假设从论证文章的角度来说，有它的用处。这个用处主要体现在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一些不同现象的联系，一些因果关系，甚至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举个例子，比如跳伞，我从空中跳到地面，结果没对准靶标，往东偏了一百米，这个时候如果描述史实的话那很容易的，只要看到这种情况的人就可以描述，即跳伞向东偏了一百米。可是当我做一个反事实假设时，就可以揭示为什么往东偏了一百米。我做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不刮西风的话，我就不会往东偏一百米，这个显然是反事实的，因为事实是我已经偏离了靶标，我作出如果怎么样就不会偏离靶标这么一个反事实假设，然后考察当时的风速、风力等等之类的情况，最后经过计算证明了当时风力确实干扰了万有引力，把我吹到东边去了。这样的话，等于说我揭示了万有引力和风力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联系。我认为这种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那种只是描述往东偏了一百米的史实，只是最开始的一个阶段，充其量可以算是入门，真正的研究是要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总之，通过反事实假设，可以避免做一些表面的描述，揭示一些深层的联系。但同时我也要想强调，做反事实假设
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成一种评价的文章。我们编辑部前两年征集一组谈论反事实假设的文章。第一篇文章就糟糕的很，原来并不是想要征集一组，只是想这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刊发的文章，于是就组织了一篇，希望借此使研究者注意反事实假设的利弊。这位作者写了这篇文章，他是把反事实假设一分为二，认为在有的情况下可以用，有的情况下不该用，不过他主要是通过举例子说明，主要的例子是李泽厚的那句话，“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会更好”。李泽厚大家都知道，他是反对辛亥革命的，认为辛亥革命阻碍了民主法制、现代化建设。他举这个例子，反对李泽厚的这种反事实假设。李泽厚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事实假设。作者通过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反事实假设有害，但在文章的后面就转移话题了，不是讨论反事实假设，而是讨论辛亥革命评价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评价问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已经吵了好多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在我们刊发的文章中，也没有新的观点，革命好还是不好，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已经讲不出新东西来了。我是想说做反事实假设是为了揭示一些客观存在的可又看不见的联系，是为了揭示这些，而不是为了对事物作出评价，作评价没有必要用反事实假设。你讲辛亥革命好或者不好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这个方法。
在此，我想提一下前些天看的一本书，彭慕兰的《大分流》。作者实际上也是用了反事实假设。他假设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英格兰就不会发生工业革命。他这个反事实假设，是为了揭示一种联系，可是这种联系只是一种偶然性的联系。因为过去讲工业革命首先在英格兰发生，都是讲文化，讲英国的文化方面、政治方面或者是经济方面、原始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是讲这些必然性的东西。就像马克思讲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就要发生变化”，过去的说法不管是强调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还是经济的因素，都是要强调这个，因为有了前者，就必然有了后者。
而彭慕兰的《大分流》，他是讲因为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不是说哥伦布一定就能发现新大陆，而这个偶然性的因素和当时英格兰各方面的条件又正好是适应的，所以工业革命就在英格兰发生了。按他的讲法的话，工业革命就成了一个偶然性的了，而不是一必然的。所以他的这个反事实假设能给人一种新的启发，不管他讲的是对还是错，总之是有新的启发。再一个是不要观念先行，就是我刚才说的。虽然反事实假设本身是一个观念先行，可是研究者一定要随时准备
推翻自己的预设。关于论证文章我就说这么多。
第二类是描述性的文章。描述性文章过去做得也比较多。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深描，描述深处的东西。曾经有位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强调描述就是意义的结构，一个文化的意义结构，是深处的东西。我的感受是现在很多描述性文章的描述都是一种浅描，就是刚才讲的跳伞往东偏了一百米，这种浅描的意义不大。因为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别人没有描述可能是认为它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所以要尽量深描。如何才能做到深描呢？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一是要描述关系而不是描述现象。现象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而关系则不同，所谓关系就是两个、三个现象或者多个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也好，其他的联系也罢，总之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你描述得好，就可以证明它是存在的，但却看不见。这就像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地球是一种现象，太阳是一种现象，你描述地球围着太阳转又是一种现象。对于这个现象，你描述它一年转一圈，多少次一个闰年等等，像这种描述不能说不对，但是它的学术涵义、学术价值要小得多。但是如果你在地球围着太阳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就像牛顿他假设一个万有引力那样，吸引力再加上一个惯性，地球要挣脱这个万有引力，把这两个力结合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地球围着太阳转这种情况了，用这两个力来解释这种现象，这是描述一种关系，但我认为这是深处的东西，因为谁也看不见惯性和万有引力是什么样的，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万有引力。这就是他做的这种假设，你说它存在却看不见，说它不存在但用它来解释又是很合情很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深描是描述关系，而不是描述现象，不要只限于描述现象。再一个是描述意义，而不要只是描述符号。前面我提到的那位学者，他就强调要描述意义的结构。因为意义是看不见的，当事人对意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符号是看得见的，比如民俗，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节吃月饼，这种仪式是看得见的，很容易描述，可是这都是表层的一种描述，深层的是当时参加仪式的人，是怎么理解这个仪式的，他们在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都想到了些什么，这个才有意义，是他们赋予这个仪式的意义，这才就是深处的东西，如果能把这种意义描述出来，比描述那种象征符号、仪式符号之类的东西更有价值。
以制度史为例，制度现在经常是作为一种描述的对象，可是经常描述的都是诸如政府今天发一个文件，规定一个事情怎么做，明天发一个文，规定一个事情怎么做之类的，这种描述，我认为只是形式上的制度，不
是实际的制度。按我的理解，制度应该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社会性。它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至少要两个人以上，而且这种行为彼此是衔接的，是有联系的。比如邮政制度，我写一封信投到邮筒里，然后邮递员取走，我的投信是一个行为，邮递员把信取走又是一个行为，再分拣又是一个行为，通过飞机、火车、汽车运到需要投递的地方又是一个行为，这一连串的行为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个人写信不是一个社会制度，不属于邮政制度，而我把信投到邮筒，就属于邮政制度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写信不是一个社会性的行为，是我个人的行为，可是我把信投到邮筒里就有具有了社会性，因为我知道邮递员的行为和我的投递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这是制度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重复性，它是重复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比如我把信投到邮筒里，我不需要看见邮递员站在邮筒旁边时，我才敢往邮筒里投，他不在，我也敢往里投，因为我预计到邮递员今天不把信取走明天也会把信取走，这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一个行为，是重复性的行为，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这是制度应该有的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制度应该是具有强制性的。强制就是行为人必须按某一种方式去做。我说的这个强制性不是像监狱犯人被关在监狱里边出不去，不是这种意思。比如我们买东西，在一般来讲中国买东西，都使用人民币，这并不是说是法律规定必须使用人民币，你用外币不可以，而是我们愿意使用人民币，因为使用人民币方便，我们自己计算价格方便，而且有些商店不接收外币，你为了买到东西可能就不得不使用人民币。再比如，在中国讲汉语，这个也不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讲汉语不能讲英语，但是中国人讲话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讲汉语了，这个是沟通，因为你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如果你不讲汉语的话可能这沟通就很难了。我的意思是这种强制，是为了达到你实践的目的，你不得不遵守的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社会规范，这就是制度。我认为既然是描述，就不能描述那种限于表面的制度、形式上的制度，而要描述实际的制度，实际发生的制度，和行为人有关的制度。
我想再强调一下深描，深描是从新的角度作出描述，而不是简单的描述。我最近看了一本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她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描述山东的现代化情况，不是过去的那种新的战胜旧的新陈代谢的现代化，她是从衡的侧面来讲，从空间的角度来讲。
第三类是叙事文章。我认为现在需要重视叙事文章，因为叙事文章太少，一直就比较少，其实我个人认真正的历
史文章就应该是叙事文章。现在倒是有一些历史学者也喜欢此类文章。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它靠不住，可是他们叙事的方法确实是很有问题的，尤其在细节上靠不住。对于理解历史，我认为叙事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研究历史，用解释的办法，也就是客观逻辑论证的办法，还不能真正的让人懂得历史，根本的还是用叙事的方法理解历史，理解了历史才是真正的知道历史。好如对于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可以找出很多的原因，可是我认为这些不是理解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好方法，仍然不能真正的理解辛亥革命。胡绳先生，他是理论家，特别强调理论的、抽象的东西，强调理性思维，实际上他特别强调在他的书里边，每一章每一节一定要有具体的例子，这种具体的例子对于理解历史是特别重要的，至于细节是不是靠得住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第二个理由是很多历史现象是无法定义的。西方讲究分析，分析哲学，喜欢分析得特别清楚，一条一条的，可是很多历史现象是很难这么定义形成概念的，只能靠领悟的，能悟到多少就是多少。前年《历史研究》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后人们的彷徨、犹豫，对中共的不信任以及对蒋介石的心态，这种心态完全无法定义，非得用叙事的办法，才能将来龙去脉给讲清楚，至于读者究竟怎么体会都可以，总之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根据就是人的行为有时是不合逻辑的，人有非理性的一面。比如农民造反，灾荒和造反经常有联系，可是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有了灾荒农民不造反，有时候没有灾荒农民也造反，这就是非理性的一面。如果你用理性的逻辑来分析的话，那就很难说清楚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可是非理性在历史里边又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第四就是经常有多种行为逻辑并存的现象，用单一的逻辑方法来分析，很难分析清楚。这种现象经常在我身上发生，我家经常需要买些小东西，下了楼过条有点弯的马路，到对面商店去就可以买到，我经常要走这个路线，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要怎么样走，有的时候因为它有点弯，我为了走近路，就直接斜着穿过去；有时候后边来车了，我就再往前走一点，先让汽车过去，再过马路；有时候我看后面不远车快要到了，就提前一点赶快先过马路。总之，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经常讲历史规律，好像人的行为都是特别死板的一样，其实不是这样。最后一个根据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行为是不定向的，是未完成的，是可以随机调整的。我举社会主义这个例子。社会主义，从中共建党就提出要搞社会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在搞社会主义，建党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和现
在要建设的社会主义，虽然都叫社会主义，实际上差别很大。建党时期的设想基本上是以苏联为榜样，苏维埃时期有些变化，到了抗战时期、延安时期，又有变化，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搞土改又有一种变化。而到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种变化，后来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又是一个样子，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另一个样子，虽然这些都叫社会主义，但是历史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你要给社会主义作一个定义的话，就很难把从建党一直到现在八十多年的情况完全都概括进去，我看谁也作不出这个定义来。这个只能讲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思想史能讲清楚，就是用叙事的办法来讲。关于叙事，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就是需要注意叙述人物的历史，而不是叙述事件的历史，因为前者虽然也是叙事，但是是人的事，要有人的动机在里面，不能只讲事和行为，还要叙述人的动机。
历史是人的历史，我刚才提的那些标准，尤其是那六条都只是理想标准，是理想类型，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所有人的文章都有问题，所以并不是要求各位的文章只有达到了这六条标准，没有一点问题了才给我们刊物投稿，或者是我们刊物才采用，而是要求作者尽量争取把文章做的好一些，使问题少一些。
如何写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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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著述，不论其旨在于述事功、论史义，抑为考史实，它都必须使用适当的语言文字来加以表述。若不善於选用一定的语言形式，任何历史研究成果都无法表述出来，而甚麽史著、论文的编写亦无从谈起。因此，语言的表达，是历史著述中绝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第十四章「历史文章的特性及其撰写」对历史论文应具的语言风格，有一番详尽的说明，甚有参考价值。他指出，历史家的文章有它自己的特性。它必须具备真实、通达与尔雅三项特性。
何谓真实？真实便是做到一字一句皆有来历。这是历史文章最不同于文学创作的地方。文学家可以任意驰骋想象，将某些事实加以放大、渲染甚至虚构，只要有助于文学修辞之美即可。史学家却须小心翼翼，做到一切史文必有所本，不能凭虚别构。诚如章学诚所言：“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为言之无徵，无徵且不信于后也。」（《章氏遗书》，〈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史著的语言，因此不能不有所因袭，有因袭原文献的意旨而成文的，也有因袭原文献的文字而成文的。不过，任何优秀史著的因袭成文，都非一味
从事抄袭，而是注意到能有陶铸化裁。把庞杂的史料中，属於古语的须加以疏通，属於俚语的须加以润色，於猥鄙繁冗之处，须加以删削净化，於夸张渲染之处，须留意不受其误导，才能成就一家之言而不害史事的真。中国传统史籍中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其遣词用字，既有适当的修饰剪裁，又能不离史实的真象，可说是最能符合以真实语言述史的典范。
何谓通达？用词繁简要得当，使所要表达的史事，能以清楚明白的文字说明，然后才可以进一步求文字的净美、生动与高雅。史家遣词用字，不能繁复；也不能务求简约；不能堆砌华丽词藻，也不能模拟古代文体，做到这样，才能使历史文章不致失去其通达的特性。
何谓尔雅？尔雅是一种雍容祥和的表现。凡叙述一项史事，其事亟待针砭，而遣词用语，不可戏谚轻佻，或充满暴戾之气。进行历史上的新解释，纠前人之谬，发千载之覆，态度须从容，词气须谦和，才能使历史的柔美高贵气质得以呈现。历史文章要达到尔雅，要做到不露分析的痕迹，这是历史文章与哲学文章不同的地方。哲学文章时时刻刻要分析的，而且要作犀利、明快的分析，隐约其词，不是上乘的哲学文章。历史文章的背後，是有分析的辛劳存在的，历史文章的论证，也处处要依循逻辑思考的严格规范。不过，这种哲学性的分析文词却不宜过份表露，使文章尖刻冷峻，应尽量使其圆滑而富有神采。除了雍容祥和，不露分析的痕迹以外，洁美也是历史文章达到尔雅的一个必要条件。文词洁美，让历史事实清楚生动地呈现，这是历史文章不可缺少的要素。洁美与历史文章无法仳离，不洁美，历史文章即难言尔雅，历史文章不尔雅，历史的高贵庄严，即将尽失。
Shafer在所著《史学方法论》中，对历史论文的撰写，在语言运用上要注意的具体法则和限制，亦作出精详的解释，对从事历史论文写作的初学者，裨益尤大。他从句子和段落的结构、用字及文法等三方面说明历史著述中适当使用语言的重要性。
一、 首先、在句子和段落的结构方面，他认为每一个句子都必须有意义，主谓语明确。而当使用名词、形容词、动词以及修饰副词和短语时，要使它们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令句子长短错落有致。一章的开头，应用破题的陈述，在结尾时，有结论性的句子收束。每一段落应由一个主题构成，或以相互关系紧密的几个主题构成。整段中句子的叙述，应该与该主题或各相关主题联系起来，与主题无关的句子，应予删掉。段落之中，每一句子，或段与段间的句子，都应能做到上下呼应，互相连属的关系。段落之间
，或句子之间，要谨慎使用转折语或关联语，如：虽然、但是、此外、无论如何之类，但切忌过於频紧使用。段落长度并无规律，但也不宜过少，一句话式的段落则应少用。
二、其次在用字方面， Shafer氏认为历史论文的遣词用字要以精确为第一要义。其次是引起注意。精确毋须多说，吸引人们注意是要使历史著作的文字力求鲜明生动、感染力强，人们才不致对历史的著作感到枯燥乏味，望而生畏。要做到上述的效果，以下几项用词的原则是要遵守的：
1．在行文中应重视名词和动词，使它们承担句子的主干角色，而形容词和副词应少用。
例如：「勤勉的踏实的查理五世长期地艰苦地理首工作，却没有把他认为是致命的可耻的新教邪说的传播成功地控制在最少限度范围内。」应改为更简洁的一种表达方式：「查理五世一生致力於击退新教，但收获有限。」
2．与上一原则同，要避免故作惊人之语，或为了耸人听闻制造刺激的效果而出现过多和不必要的矫饰描述。
3．空洞陈腐、苍白无力的词应避免。尽量使句子中重要的词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具备修饰作用。
4．精确地使用词语。例如：「紊乱」一词，有它本身确切的涵义，它不是仅仅表达广泛的社会动乱，它的范围要大得多。始终、绝不之类的词汇，应当尽量少用。
5．不应该用晦涩术语和时髦新鲜的表达法，这样才能强化文章的意义，增加文章的典雅性。写作中运用晦涩术语，会传达给读者一种难明了或不正确的意义，好用时髦新鲜的词汇有时会破坏了文句真实的意义。例如：用「决定性的」（ crucial）这个时髦词汇来形容足球赛，会使一个强力的词的意义大为走样。
6．风行一时的语言有时候会流於俚语。像「南北战争有点来去匆匆」这样的话语，是不宜用在史学著作之中的。粗话更不能用在典雅的历史论著中。
7．谨慎地使用连接词或短语，例如：但是，然而之类。说：「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将军，然而，他是一个独裁者。」然而的用法便不妥。较好的用法应该是：「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将军，他也是一个独裁者。」或者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将军，然而，这并不意味他的军事判断不会失误。」这也是正确的表达法。
8．小心不要误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例如：「一个中国的皇帝有一次绑架了中亚的那个美丽公主。」较合适的写法是：「一个中国的皇帝有一次绑架了中亚那个王国的美丽的公主。」
9．以英语写作历史论文，特别要注意动词与介词的接合，要清楚辨别其不同的意义。
例如： dance in the tune of是意味某人亦步亦趋地紧跟另一人的作风调子，
而 dance in the tune with是指随著节拍起舞； agree to（同意某事）与 agree with（同意某人）也有不同。
三、文法方面，任何语文都有各自的文法结构，英文的历史论文应从属於英文的语法结构通则， Shafer举出了多点，我们应仔细玩味。
而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英语不尽相同，我们撰写历史论文时也应注意力求符合中文语法通则，做到句子结构完整、通顺流畅，尽力杜绝错字、病句的出现。为此，我们应时刻留意，多向语法学者请教，以改正错误。
一篇历史论文，在文句的结构和用字遣词方面，若能达到上述种种的语言表达上的客观要求，便可说是一篇成功的史学著作。
八、结 语
以上，我们论述了撰述历史论文的各项需要注意的工作程序，包括了拟题、取材、拟定研究纲目、编配与组织材料等。当完成上述的程序后，史学研究者便可构思写作纲要，动笔著述，把自己对研究的课题所获得的成果，以完整的一幅历史形相，用恰当的文字，严谨的篇章结构，加以表述。为此，他有需要遵循历史论文在遣词用语方面的标准与原则，以及语法学上的要求与规范，来从事撰述。此外，还应符合历史论文的标准格式要求，在引文、注释和参考书目等方面做到正确和完备，让论文本身的述事与说理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学术基础之上。只有如此，一篇成功的史学论文才能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