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 古代文学真题名词解释答案
巡山小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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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9日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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箧中集：诗集名，元结收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诗二十四首，命名为《箧中集》。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最先感受到哀败景象到来的一群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故选录其中以警时人。
小山词：晏几道，北宋临川(今属南昌进贤）人，词人。性疏狂磊落，纵弛不羁。著《小山词》。他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小山词》存词二百多首，多为小令。小山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虽反映生活面窄，而艺术境界较高。词风接近李煜。《小山词》，作者是北宋著名词人晏几道。晏几道（1038—1110 年），字叔原，号小山，《小山词》是以得名。晏几道是北宋临川(今属南昌进贤）人 ，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小山词》为其代表作。小山词形似花间，神通南唐.与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一样，小山词乃是自坎坷人生中脱化而出，意有所欲，情有所感.<<中国诗史>>得出这样的结论："讲到晏词的来源，我们自然要推南唐''.晏词与花间只是形似而已，花间词浅，小山词深；花间词矫
，小山词真；花间装饰，小山词清丽，花间词如披金戴玉之贵妇，小山词如天生丽质之少女. 小山词是寂寞的他不像苏，辛，有那么多的知音和追随者，小山又是幸福的，因为毕竟有人给了他"深情苦语，千载弥新''的评价.也许，能与时间抗衡的只剩下有情的文学作品了--岩石也会被风化，而《小山词》却能千载弥新.因为，有情人都会说："艳词自以小山为最！''
花间集：《花间集》是我国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一部词集，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词集，由后蜀人赵崇祚编辑。本书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搜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18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15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他们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这批后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填词风气，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后蜀。唐末五代填词风气最盛、成就最高的地方首称后蜀，次称南唐。 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花间集》共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编者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其时赵崇祚为卫尉少卿。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花间集》得名于集中作品内容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女人素以花比，写女人之媚的词集故称“花间”。这些词作都是文人贵族为歌台舞榭享乐生活需要而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眉眼传情，当筵唱歌，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内容上虽不无缺点，然而在词史上却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要分香于诗国了。 明刊朱墨套印本《花间集》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真实地体现了早期词由民间状态向文人创作转换、发展过程的全貌。花间词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变文：变文是唐
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 中国唐代俗讲底本。说唱文学体裁。现存敦煌写本《降魔变文》中有“大唐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称号，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七载 （748）至八载，是现知变文最早的确切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 ；也有学者认为 ，“变”系从梵语音译而来。六朝时曾有《骑马变图》、《九宫变图》及《宝积经变》、《法华变》、《弥勒变》。唐初又有张孝师的《地狱变》以及《降魔变》等，都是图画。晚唐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变文与变相图相辅而行，都可以简称为变。 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说散体，如《刘家太子变》；有六言赋体，如《舜子至孝变文》，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汉将王陵变》。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唱历史故事，还可以演讲当代时事，如《张义潮变文》。说唱变文者称为转变（转同啭，即唱），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俗家歌女。 变文的名称虽早见于文献记载，但变文实物则19世纪末才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近代学者多用变文的名称概举俗讲经文及俗赋、词文、话本等说唱文学，如《敦煌变文集》就收入了多种文体的通俗文学作品。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陆续提出疑议，认为变文应以原题有“变”字的文体作为标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 ， 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并以说唱相间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应当视为戏曲和通俗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 变文也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
至今尚无定论。长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经文”、“俗文”、“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孟棨《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变文则更发扬了这个特长。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赵璘《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束缚，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
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呼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影响之广。郭湜《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称《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另一种是前面不引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
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
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已是公认的事实。他的四部传奇剧作“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也可列为中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相比，辉耀在世界文学之林，让后人赞赏不已。从戏曲文学及舞台演出剧本的角度而言，“临川四梦”的地位更是突出，其艺术造诣之高，对人生处境探索之深，对角色内心刻画之细，可说在中国昆剧传统中无与伦比。真要做个恰当的类比，则莎士比亚在西方戏剧中的地位庶几近之。 汤显祖则不同，他虽然在当时以诗文着称，承绍魏晋骈俪辞藻的华丽，展现了个人独特的风格，被人誉为一代才子，却倾心创作了临川四梦。他对戏曲创作的态度十分认真，不但不亚于创作诗文，甚至因为戏曲的特殊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人生际遇的错综复杂，可以通过不同角色而呈现多元的社会处境，可以借着不同的口吻说出世态人情的各种面貌。说到诗词文章，显祖的戏曲里有诗词文章；说情节构筑的起承转合，他的戏曲里有起承转合；说人生哲思的深刻思考，他的戏曲里有深刻思考。不仅如此，他的戏曲里还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探索与人世关怀，如质疑政治权力与荣华富贵的意义与价值，同情妇女的社会处境，肯定女性的主体意识等等。这也就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什么可以跨越了四百年，还受到后人的钟爱，不断搬演，在舞台上依然活跃的重要原因。他能超越同侪，名垂青史，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他戏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临川四梦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官场现形记或政治问题戏。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的“四梦”是一种原本的真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以虚幻的纪梦方式，表明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位他的同代人王思任，用“《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概括了“四梦”的“立言神旨”。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
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世间事。 《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喜结良缘、被卢太尉设局陷害、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的悲欢离合的幻梦。 《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 《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梦醒而皈佛的故事。 《邯郸记》则表现了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的警醒。《牡丹亭》
《牡丹亭》又是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各种审美意趣调配成内在统一的有机体。全剧共55出，前28出大体属于以喜衬悲的悲剧，后27出属于以悲衬喜的喜剧，所以王思任在批叙中说：“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则有泪；叹者真叹，叹则有气。”仅仅为了争取爱的权利，便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既是杜丽娘本人的青春悲剧，也是家庭与社会的悲剧，《诀谒》、《闲殇》、《魂游》等出戏，都极其悲凉凄宛。而《闺塾》等出戏则极富喜剧色彩。天真活泼而又调皮的春香，与老成持重却时带迂腐的陈先生，在犯规与学规之间彼此较量，呈现出反差甚大的强烈喜剧效果。石道姑等人的设置，更带有闹剧、趣剧的味道。但其中的悲剧意味也着实令人伤感：原来做官是要以六亲不认、牺牲情感作为起码代价的！这种悲喜交融、彼此映衬的戏曲风格，正是富有中国戏曲特色的浪漫精神的具体呈现。 作为影响极大的主情之作，《牡丹亭》虽然表现出激情驰骋、辞采华丽的浪漫主义戏剧风格，但也必须看到，《牡丹亭》其实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特别是后半部戏在总体上还是遵理复礼的篇章，作者并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他的个性解放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某些特别戕杀人性、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乞灵于科考得第、皇上明断，这也是戏曲的常套之一。尽管如此，汤显祖还是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先行者。《牡丹亭》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3]
《紫钗记》
汤显祖创作的第一本完整的传奇是《紫钗记》。但严格来讲，他的处女作应该是《紫萧记
》。但是《紫萧记》只写到第三十四出就中辍了。后来汤显祖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将《紫萧记》删削润色，易名为《紫钗记》，于万历十五年（1587）将全剧初稿写成。该剧主要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本事，也借鉴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分情节。演述唐代诗人李益在长安流寓时，于元宵夜拾得霍小玉所遗紫玉钗，遂以钗为聘礼，托媒求婚。婚后，李益赴洛阳考中状元，从军立功。卢太尉再三要将李益招为娇婿，反复笼络并软禁李益，还派人到霍小玉处讹传李益已被卢府招赘。小玉相思成疾，耗尽家财，无奈中典卖紫玉钗，却又为卢太尉所购得。太尉以钗为凭，声言小玉已经改嫁。豪杰之士黄衫客路见不平，将李益扶持到染病已久的小玉处，夫妻遂得重圆。 《紫钗记》着重塑造了霍小玉和黄衫客两位令人敬重的人物形象。正如汤显祖在本剧《题词》中所云：“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衫客能作无名豪。馀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 霍小玉出身低微，其母本为霍王麾下一名歌姬。但当她一旦与李益相遇，便为才所动、为情所耽、为甜蜜婚姻所陶醉，把全部生存价值和生命理想都拴系在爱情这叶小舟之上。自感卑贱的她在幸福之馀，仍不忘为对方着想。先是从时间上看，哪怕李益只爱她八年，她亦心满意足；次是从地位上看，即使李郎另娶了正妻，她小玉做偏房小妾亦心甘情愿。而当这两桩最低限度的愿望都难于实现时，她只能无限绝望地将出卖紫玉钗所得的百万金钱抛撒于苍茫大地！为了一个虽不算负心、但却十分软弱的郎君，霍小玉陪着小心、受尽委屈。如此忠贞不二、痴情到底的女子，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之中显得多么善良、纯情、委曲而高尚。她所抛撒的哪里是一片钱雨，分明是揉碎了的寸寸肝肠。而黄衫客的豪侠仗义行为既玉成了情人的团圆，又对破坏李、霍婚姻的卢太尉的丑恶行径予以了警示。汤显祖通过一位幻想中的壮士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殷切地呼唤着社会的良知。 从结构上看，《紫钗记》仍然有散漫拖沓的倾向，像《折柳阳关》、《冻卖珠钗》和《怨撒金钱》之类较为抒情的场面，显得太少而缺乏规模。唱词与说白没有完全摆脱骈俪辞章的痕迹，本色晓畅的戏曲味道不够醇厚。[3]
《南柯记》
《南柯记》共44出，取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该剧叙淳于棼酒醉于古槐树旁，梦入蚂蚁族所建的大槐安国，成为当朝驸马。其妻瑶芳公主于父王面前为淳于棼求得官职，因此他由南柯太守又升为右丞相。只为檀萝国派兵欲抢瑶芳公主，淳于棼统兵解围，救出夫人，但夫人终因惊变病亡
，还朝后的淳于棼，从此在京中淫逸腐化，为右相所嫉妒，为皇上所防范，最终以“非俺族类，其心必异”为由遣送回人世。 此剧既叙官场倾轧、君心难测，亦状情痴转空，佛法有缘。淳于棼作为一位外来客之所以高官任做，主要是凭借夫人的裙带关系。右相段功是一个嫉妒心浓、阴谋意深的官僚，是他一步步借国王之手钳制淳于棼，最终将这位不可一世的驸马爷轰出本国。“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的深深感叹，使人联想到汤显祖本人的从政经历，以及他主动挂冠归去时对于官场的彻悟。 《南柯记》的收束部分尤为感人。当淳于棼被逐出大槐安国时，梦虽醒，酒尚温。仔细辨认之后，他明知自己只不过是在蚁穴里结下了情缘、获得过官运，但还是舍不得亡妻，还是要禅师将亡妻及其国人普度升天。若非老禅师斩断情缘，淳于棼还要到公主身边留连下去。由此可见，美在梦中，睡比醒好，现实世界同幻象世界相比是那么乏味寡趣。清初孔尚任写《桃花扇》，结局时张瑶星大师斩断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情缘，正是从汤剧中受到的启发。[3]
《邯郸记》
“临川四梦”中，艺术成就仅次于《牡丹亭》的剧作是《邯郸记》。全剧30折，本事源于唐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南柯记》与《邯郸记》都是以外结构套内结构的方式展开剧情，但《邯郸记》的两套结构要精巧得多，不像前者有散漫拖沓之感。 此剧的外结构演述神仙吕洞宾来到邯郸县赵州酒店，听久困田间的卢生述志。卢生对贫愁潦倒的生活满腹牢骚，声言“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然后可以言得意也”。吕洞宾即刻便赠一玉枕，让卢生在梦中占尽风光得意、享尽富贵荣华，同时也受尽风波险阻，终因纵欲过度而亡。一梦醒来，店小二为他煮的黄粱饭尚未熟透。在神仙点破后，卢生幡然醒悟，抛却红尘，随吕洞宾游仙而去。这样一个带有游戏性质的外部框架，将全剧的主体内容整个包裹起来，使得卢生所创建的轰轰烈烈的功业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都成为有迹可寻但却毫无价值、全无意义的虚妄世界。这实则是对明代官场社会的深刻鞭挞和总体否定。 《邯郸记》的内结构演述剧情主体，也即卢生大富大贵、大寂大灭的官场沉浮史。以卢生作为中心贯穿人物，全剧描摹了官场之上无好人的整幅朝廷群丑图。崔氏是卢生的政治后台。卢生的发迹离不开其妻崔氏。凭借崔氏四门贵戚的裙带关系，再靠着金钱开路，卢生广施贿赂、平步青云，被钦点为头名状元
。其所谓：“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 从崔氏这里，集中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婚姻行为实则是一种政治联盟；崔氏强“娶”卢生，实则是下的一笔政治赌注。至于封建官僚机器的重要支柱科举制度，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受贿制度。婚姻的温情脉脉，科举的文才彬彬，学问的神圣兮兮，在一位女子的操纵下全被剥下了虚伪的衣妆，露出了追逐权势和金钱的本相。 卢生既是封建官场丑恶世象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积极参与者。早在全剧外框架引出时，他就表白了出将入相的强烈政治欲望。崔氏的怂恿进一步煽动起他做官的欲望，“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字珠玉矣”，接着便厚颜无耻地拿钱买了一个头名状元。这卢生一入朝门便徇情枉法，蒙蔽皇帝，为自己老婆封诰。他更大的本事，还在于会拍皇帝的马屁。开河是为了让皇帝顺流而下游览胜景，征战是为了让皇帝醉生梦死、乐以忘忧。卢生曾不嫌麻烦，亲自挑选了近千名窈窕女郎，强令她们为御舟摇橹，借以取悦皇帝。征战得胜，他在天山勒石纪功，貌似展示国威，实则是想借此扬名，使得千秋万代后都知道他卢生的丰功伟绩。 得志便猖狂，欢乐乃纵欲，这是卢生及官僚社会中上行下效、腐化堕落的本性。皇上送他24房美女，卢生先是道貌岸然地讲御赐美女不可近。当崔氏要奏本送还众女时，卢却慌忙说道“却之不恭”！如此受用的结果是使精力透支，早赴阴曹。他在纵欲而亡之前犹死不咽气，原来是在五子十孙都安排妥帖后，还有一位偏房“孽生之子卢倚”尚待荫袭封位；更担心国史上不能全面记载其毕生功绩……得意忘形、恣意享乐、追名逐利真正成为他毕生紧抓不放的最高原则。卢生的形象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黑幕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邯郸记》中的其他官僚也多面目可憎。宇文融丞相因为卢状元唯独忘了送钱物给他，拒绝融入他的关系网络，所以他才时时播弄并陷害卢生。“性喜奸谗”是其表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断扩充势力范围是其本性。汤显祖写足了宇文相之奸险毒辣，这是对明代首辅们从总体上感到失望的曲折宣泄。剧中看似老实的大臣萧嵩，明知丞相在陷害卢状元，却慑于其淫威，在奏本上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他在用自己的表字“一忠”签名之后，又偷偷在“一”字下加上两点，成为草书的“不忠”。这样做的结果，既参与伙同陷害卢状元的事件，又能在以后皇帝为卢生昭雪平反时开脱自家罪责。萧嵩此举并不仅是明哲保身，而且是以高明的权术害人。他缺乏起码的正直人格，属于官场上为数最多的不倒翁。无论是卢
败还是宇文亡，他萧嵩总能面面俱到地参与其事，置自身于不倒之地位，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员所追求向往的一种境界。 另外如皇帝唐玄宗，剧本漫画出他糊涂和好色两大本性。他糊里糊涂地取了金钱铺路的卢状元，又糊里糊涂地在卢状元为夫人请封诰的文件上签字，还糊里糊涂地要结果卢状元的性命。他只对为之摇橹的一千美女产生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位大明子民，汤显祖不仅鞭挞奸官，而且讥弄皇上，虽说这皇上是大唐天子，终不免给人以影射当朝之感。这正是汤显祖挂冠归去后的冲天勇气和战斗精神的体现。从正德皇帝到万历皇帝这祖孙四代，一方面劳民伤财、吮尽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巡幸天下、游龙戏风，其风流与罪恶的故事蔚为系列。《邯郸记》何止于痴人说梦，分明是直逼现实！ 本剧中真正可爱的人物，是那些虽寥寥数笔但却可钦可敬的下层人民。为卢生开河而拼死拼活的民工群像，挺身而出、解救上吊驿丞的犯妇，精通番语、为卢生反间计奠定成功基础的小士卒，以及为掩护卢生而葬身虎口的小仆童，鬼门关上搭救并扶助卢生的樵夫舟子，这些最不起眼的平头百姓构成了《邯郸记》艺术天地中的点点亮色。综观“临川四梦”，我们可以大致作一些比较
国风：“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悲惨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
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 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共一百六十篇，能表现各地的民情风俗习惯。国君以诗教化百姓，百姓以诗讽刺君王，可以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也可以讽刺施政得失，反映民情。
宫体诗：宫体诗－－指以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也就是说，宫 相关书籍
体诗是一种有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宫廷文学。宫体诗最早缘起于人们对徐摛诗体的称呼，以其流行于太子的东宫而得名，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辞藻、对偶、声律。代表人物为简文帝萧纲等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 所谓南朝宫体诗，是指南朝梁后期和陈后主时期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的作家是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大多描写女性之美，形式工巧，声律严整，形成了梁陈时期诗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同时这种诗体也因流行于当时萧纲太子宫的学士们中间，而被称之为宫体诗。 另外解释：是指一种以写宫廷生活闺阁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重声律,词采丽靡轻艳的文风。它
发端于齐梁之际,到萧纲及其周围文人时达到全盛。 “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但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至于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之作，至于庾肩吾、徐陵等，更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
新乐府：“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另有朱哲琴的《新乐府》音乐专辑。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来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诚斋体：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
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