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课文翻译及课后习题的翻译(1-8)

巡山小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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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9日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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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强弱顺序-蘖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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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伟大的?迈克尔?赖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成绩很糟糕,老师们都认为他迟钝。拿破仑?波拿巴年轻时只是法国陆军中几百名炮兵中尉中的一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乔治?华盛顿,十几岁时不是受训当兵而是受训做土地测量员。尽管他们的起步平淡无奇,但是每个人后来都为自己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是什么使得他们变得伟大呢?是他们生来就具备一些特殊的东西?还是他们的伟大与时机掌握、献身精神和也许是一种坚定的个性更为有关?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已经发现了证据,这些证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出类拔萃,而另外的人——也许同样很有才华——却被甩在了后面。他们的发现可能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启示。谁是伟大的?伟人的定义取决于如何衡量成功。但标准还是有一些的。“对人类文明作出永久性贡献的人是伟大的,”基思?西蒙顿院长说。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1994年出版的《伟大:谁创造历史,以及为什么》一书的作者。但他又提醒说:“有时侯伟人并没有被载入史册。许多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就,或者颇具影响力,但却没有得到承认。”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西蒙顿把有关伟大人物的历史知识和遗传学、精神病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融合在了一起。他所聚焦的伟人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奖、领导过伟大的国家或赢得过战争、谱写过流芳百世的交响乐或在科学、哲学、政治学或艺术上引起过革命性巨变的男性和女性。虽然他没有一个公式来解释某些人怎样或为什么出类拔萃(其中涉及的因素太多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一种“永不屈服”的态度。西蒙顿说,如果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者具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追求成功的动力。“人们往往认为他们天生具有一些超常非凡的东西,”他解释道。“但研究结果表明,有的伟人并没有惊人的智力。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伟大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实践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他举出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永不放弃的冒险者的典范。丘吉尔在全国上下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候被推上台,并出色地领导了英国人民。在1940年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的话激励了全国人民,“我们绝不会衰退、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你可能生来就伟大吗?在研究丘吉尔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作用时——西蒙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头生者和独生者往往会成为危难时期
的优秀领导者:他们习惯于承担责任。 但是在和平时期,中间出生者是更好的领袖:他们更善于倾听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作出必要的妥协。 独生子丘吉尔就很典型。他在危机关头是伟大的,但是在和平时期他却并不称职——甚至于不得人心。”时机是又一个因素。“如果你把乔治?华盛顿放在20世纪,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将一事无成,”西蒙顿宣称。“他不善于在公众前演讲,他不喜欢同公众握手。而从另一方面讲,我看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很难在华盛顿的时代有所作为。那时还没有他用来进行炉边谈话的收音机。”你可能太聪明吗?西蒙顿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许多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虽然很聪明,但并非过于聪明。他解释说,超过了某一程度,其他因素,如有效沟通的能力等,便变得比通过智商测试测得的先天智力更为重要了。西蒙顿说,最具才智的美国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F?肯尼迪——好不容易才当选,而其他智商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人(如沃沦?G?哈定)却大获全胜。因为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因素,所以具备天才般的智商并不是成为一名伟大领袖的必要条件。在科学领域,西蒙顿补充说,那些具有“天才级”智商的人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承认。然而,证据也表明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同样重要。他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一些大学生一组数据,问他们能否找出一种数学关系。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找了出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刚刚解出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等式之一: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约翰尼斯?开普勒在1618年发现的一个等式。西蒙顿说,开普勒的天才并不在于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而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思考数字——将其数学知识运用于对行星运动的观测之中。 正是他的胆识使他与众不同。热爱你的工作。童年时,爱因斯坦就迷上了磁铁同金属相吸的现象。“他忍不住要去想这件事,”西蒙顿指出。“他16岁时就被物理学上的问题迷住了,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所以他在26岁时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西蒙顿补充说,“而是我们没有花费时间。 你必须投入精力,并忍受所有的挫折和障碍。”像其他有创造性的天才一样,爱因斯坦的动力并非对名誉的渴望,西蒙顿说。相反,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工作的痴迷。这样的动力来自何处仍是一个谜。但它几乎在所有有创造性的天才身上都能找到——无论他们的才华是否被同代人所承认。“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直到她去世后才得到承认,”西蒙顿说。“但她并不是为了名
而写。 詹姆斯?乔伊斯也是如此,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担心会有多少人会读《为芬尼根守灵》。”如今,研究者们有证据证明,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内在的热情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关键。在由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特蕾莎?阿玛贝尔于1985年在布兰代斯大学主持的一项研究中,一批专业作家——没有一位是有名气的——被要求各写一首短诗。当时每位作家被随机分到三个小组中:一个小组被要求记住是为金钱而写;另一个小组被要求想着只为消遣而写;第三组则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然后这些诗歌匿名交给一个由专业作家组成的评判小组进行评审。想着为金钱而写作的人所写的诗歌排名最低。那些想着只为消遣而写作的人写得最好。“从对工作的热爱得到的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阿玛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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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领袖迈克尔?柯达在我们关注着我们是选了一个总统还是一位领袖的时候,很值得研究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因为并非每个总统都是一位领袖,而我们每次选总统时都希望他是一位领袖,尤其是在充满疑惑、危机四伏的时代。在太平盛世我们的心情则是矛盾的——毕竟领袖要提要求、挑战现状、把旧事物打乱后进行重组。成为领袖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时机问题。领袖必须在人们寻求领导的时刻出现在现场,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在1933年,列宁在1917年出现在现场那样。而在他到来时,他必须提出一个简单而雄辩的信息。伟大的领袖几乎都是化繁为简的高手,他们绕过争执、辩论和疑惑,提出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并记住的解决方案。丘吉尔告诫英国人要准备好迎接“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富兰克林?D?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列宁答应给予厌倦了战争的俄国人以和平、土地和面包。全都是些直截了当而有说服力的信息。如果一位领袖能够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也管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克服了小儿麻痹症;毛泽东在72岁时游了长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领导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但更为出色、更特殊。然而如果他们过于与众不同,我们又会排斥他们。阿德莱?斯蒂文森就过于理智。纳尔逊?洛克菲勒就过于富有。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运用权力(这正是领导要干的事情),但他还必须有办法来显示这一点。 他必须能表现出坚定的样子——身体不能笨拙(像福特那样),眼睛不能快速转动(像卡特那样)。一位中国哲人曾经说过,领袖必须具备一个优秀舞蹈家的风度,这话很有道理。领袖应该知道如何看上去轻松而自信。他的步态应该坚定果断,意图明确。他应该像林肯、富
兰克林?D?罗斯福、杜鲁门、艾克和约翰?肯尼迪那样会纵情欢笑,而不是像尼克松或卡特那样露出那种龇牙咧嘴、令人厌恶的笑来表示心情不错。 罗纳德?里根受过的演员训练在他跟卡特的辩论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他以潇洒自如的举止和显而易见的和蔼可亲,成功地传递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事实上他是总统而卡特是挑战者。如果我们知道寻找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它又这么难以找到呢?答案在于一条关于领导的非常简单的真理。人民只能被领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领袖虽然领先一步,却要顺从他们的意志。美国人想要摆脱大萧条,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能够摆脱,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这样做了。英国人相信他们在1940年的失败后仍然可以赢得战争,丘吉尔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领袖乘风破浪,顺潮流而行,并理解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他无法使一个不惜任何代价渴望和平的国家开战,也无法使一个决心战斗的国家停止战斗。他的目的必须符合民族的情绪。他的任务是汇聚人民的能量和愿望,用简单的词语把它们讲清楚,进行鼓动,让人民想要的东西看上去是可以得到的、重要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首先,他必须使我们的愿望变得崇高,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伟大的历史,并赋予我们一种荣誉感。温斯顿?丘吉尔通过纯粹的修辞艺术,将英国的失败和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变成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话将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沉没变为动员全国的战斗口号而不是一件不光彩的全国性丑闻。 领袖必须激发我们的热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因此,商人一般成不了好的领导人。他们往往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一旦你解释了为什么某件事情有道理,人们就会去做它。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时世变得艰难时,人们不想被告知出了什么问题,不想听演讲,不想得到许多他们不懂的复杂数据和计划(像卡特的能源政策那样)。他们想要被感动、被激动、被激励、被安慰、被振奋——总而言之,被领导!一个伟大的领袖必须有某种非理性的特点,他顽固地拒绝面对现实,他的乐观精神富有感染力,即使在我们担心一切都已经失去的时候,他也有能力使我们确信事实并非如此。孔子说过,虽然伟大领袖的谋士们应该冷若冰霜,但领袖本人却应该热情似火,有一股神圣的疯狂劲儿。只有在我们准备好迎接他时领袖才会到来,因为领袖就像一面镜子,将我们自己的目的反射给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言语表达出来,将我们的需要和畏惧变成有条理的政策和纲领。我们的力量使他坚强;我们的决心使他坚定;我
们的勇气使他成为一个英雄;总之,他代表了我们身上最好的品质,是被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塑造成的。当我们缺乏这些品质时,我们便不能创造他;即使用上我们在形象塑造上的所有技能,我们也不能把他伪造出来。他毕竟只是我们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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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感激A ?J ?克罗宁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纽约上了一辆出租车。从司机的表情和他猛拉排挡的样子中,我可以看出他很不高兴。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有理由生气,”他怒气冲冲地说。“今天上午我的一个乘客把钱包忘在我车里了。里面有近300块钱。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方设法找那个家伙。最后我在他的宾馆里找到了他。他拿了钱包,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本来打算要偷他的钱包似的。”“他没有给你酬金?”我大声问。“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我要的不是钱……”他咕哝着,然后突然大声说,“只要那个家伙说句什么……”因为他诚实的助人行为没有得到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而且我知道以后他在做类似的好事之前会仔细考虑一下了。这种对感激的需要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而拒绝表示感谢则会大大扼杀善良与合作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辛辛那提的一位母亲收到他参军的儿子一封来信,信中提到诺曼底一个村庄中的一位妇女在他受伤饥饿时将他带到家中,帮他躲过了德国人的搜捕。不幸的是,后来那男孩在阿登高地的进攻战中阵亡了。然而,这位母亲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的驱使。她积蓄了两年,穿过大西洋,找到了她儿子提到的那个村庄。经过多次打听之后,她找到了那位曾经保护过她儿子的妇女——一位贫穷农夫的妻子——将一个包裹硬塞进她手里。那是她儿子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的一块金表,是那个男孩曾经拥有过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位母亲表示感激的举动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在那个村庄内外成为传奇般的故事。它比出色的演讲更能让人培养起对美国人的好感。感激是对每一个无论大小的善行优雅地接受并表示欣赏的艺术。 我们大多数人受到款待,接受礼物和明显的好处时都不会忘记表示我们的愉悦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能够完善我们表示感激的方式,让它尽可能的个人化和真诚。最近,我和妻子在意大利南部旅游时,我给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朋友寄去了几瓶令我们喜欢的当地佳酿。那是件小小的礼物,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的不是一封传统的感谢信而是一张电唱机唱片。我们播放它时,听到了我们的朋友在饭后的一段话,描述他和他的客人们如何喜欢那酒,并感谢我们考虑得周到
。有这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来证明别人欣赏我们的礼物真令人愉快。有时感激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我在麦吉尔大学学医的儿子告诉我,有一位被送到蒙特利尔医院的病人经过输血而获救。康复以后他问:“我是否能找到那位献血者的名字,向他表示感谢?”他被告知献血者的名字是从来不公开的。出院几个星期后他回来献了一品脱血。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同一目的回来。当一名外科医生称赞这种不留姓名的高尚行为时,他只是回答说:“有个我永远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为我这样做了。我只是在说‘谢谢’。”感激不仅可以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是一种能持续终生的更新,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欣慰。丈夫充满感激地回想起妻子慷慨无私的行为,妻子从不忘记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家庭生活保持和谐。英国作家和博物学家W?H?赫德森曾经写道:“一天晚上,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同我们一起吃了顿家常便饭。后来他对我说:‘你真幸运,你的妻子虽然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孩子,但菜烧得那么好吃。’那句赞美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睛,它教会我要感谢妻子日复一日的、而一直被我习以为常的英雄行为。”感激的礼仪首先应该在小事情上用得最多。送报的男孩、送牛奶的人、邮递员、理发师、饭店里的女招待、开电梯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服务。通过表示感谢我们可以使日常平淡的关系具有人情味,使单调的任务变得令人愉快。我的一位在伦敦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病人有一次对我吐露说,“有时我真厌倦了我的工作。 人们抱怨,麻烦你,说车钱找得不对。 但是有一位早晚乘我车的女士总是在我收她的车票时用一种特别友好的方式感谢我。我真希望她是代表所有的乘客在说话。 这使我一直保持微笑。”阿诺德?本涅特的一个出版商夸奖自己的秘书效率特高。一天,本涅特对她说:“你的老板说你效率极高。你的秘诀是什么?”“那不是我的秘诀,”秘书回答。“那是他的。”每次她为他做一件事,无论多小的事,他从未忘记表示感谢。因此,她工作一直非常努力。有些人不愿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受欢迎。我的一个病人在出院几个星期后回到医院来感谢他的护士。“我没有更早地回来,”他解释说,“是因为我猜想你们对于人们的感激一定厌烦得要命。”“正好相反,”她回答说,“我很高兴你来。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鼓励,我们从那些鼓励我们的人身上获得了多大的帮助。”我们所给予的感激永远不会过多。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在构筑他们的人生哲学时所
依据的正是这些微笑、我们所表示的感谢和我们表示欣赏的各种小小的示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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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为什么是重要的朱迪思?马丁 朱迪思?马丁 (生于1938年)是《华盛顿邮报》的戏剧和电影评论家,她撰写的联合特写专栏“礼仪小姐”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国际上多家报纸同时发表。 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她在《普通礼节》一书中的观点,现转载如下。如今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具有个人美德就会毫不费力地、自然地产生可接受的社会行为。 道德和礼节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模糊了。大多数人以为,你只需要有一副好心肠,其余的事情便不用你费心了。你不必写感谢信。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自然的”态度认定:熟知任何一个人就是爱他,人类唯一的问题只是沟通问题。这既否认了人们可能被基本的、的确不可调和的差异——哲学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差异——所分隔,也假定了所有这样的差异仅是误解而已。许多形式的礼节恰恰是用来掩盖那些由不可调和的分歧所造成的厌恶之情的。只要礼仪应当完全符合道德的想法存在,用来润滑普通生活的应酬话或惯例就会产生道德问题。过去人们讲究义务性的正式拜访,那个时候,“夫人不在家”的意思显然就是“夫人不想见你,就像你并不想见她一样,不过她注意到你已经尽职了。”如今,我们从来不给自己暂时被别人联系不上的便利,甚至对陌生人也不例外。有了电话和BP机,人们使得自己能随时被任何人所立即接通,而被认为无礼的并不是打电话干扰别人的人,而是不肯听电话的人。我收到许多记者的来信,他们认为只有直言不讳才是诚实。他们感到气愤,因为问他们“你好吗?”的人们并不真正想听他们说肚子不舒服。 在写信给那些他们并不想结交的人时,他们要求不以“你的忠实的”来签署信件。让人有点讨厌的是,在说“早上好”之前得看一下天气预报。那些提倡实话实说的人在回答“我看上去好吗?”之类漫不经心的问题时会说实话,这也等于要求给粗野无礼以特别许可。礼仪标准化的缺乏导致了一个经常是愤怒与混乱的社会,在那儿每个人都赤裸着他的道德观,每一个细小的行为都被视作是一种道德观的显露。今天,每个人都声称不仅有权设计自己的礼节,而且有权在别人不遵守这些礼节时发火,即使他并没有费心让别人了解过他的喜好。事实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容易在无意中伤人。一位绅士为一位女士开门,因为他的母亲告诉他女士们喜欢这样的礼节,但是这位女士却转过身来,对他现出一面蔑视的样子,因为他侮辱了她作为女性的人格。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辆拥挤的公
共汽车上给一位身体虚弱的年长男士让座,而他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因为她损伤了他作为男子的尊严。注意,这些人只是想表示友好;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在遵循不同的礼节体系而已。奇怪的是,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难故意伤人。如果你说,“你面目可憎,我恨你,”那人可能会回答,“你正在气头上 ;我会等你感觉好一些。”解释自己的动机能够为所有的过失开脱,这种观念也许在一个凌辱肆虐的世界里十分重要,在那儿,万能的理由,“我心情不好”,赦免了一个人所有的义务或责任。有人认为,人们无需借助全社会默认的一种人为规范就可以“自然地”为人处事。这种想法就像认为人们可以用一种没有被普遍认可的语法规则的语言来交际的想法一样愚蠢。如同语言一样,礼仪的准则可以被运用得或娴熟或拙劣,其目的可以是崇高的或邪恶的,其表达的观念和感情可以多种多样。 如同语言一样,礼仪不停地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和适应过程,但这些变化必须是全球性的,而不是细微局部的。 因为如果人人都即兴创造自己的礼仪,那谁也不会理解另一个人行为的含义,结果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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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你的视角卡罗琳·西博姆爱德华·詹纳医生正忙于设法解决天花问题。在研究了一个又一个病例之后,他仍然没有发现可能的治疗方法。他的思维陷入了僵局。这时,他改变了策略。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天花患者身上,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没有患天花的人身上。结果发现,挤奶女工显然从未得过这种病。从无害的牛痘能预防致命的天花这一发现,产生了疫苗的接种及天花作为一种灾难在西方世界的终结。我们的思维经常会陷入僵局。我们观察一个问题,试图解决它,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变得紧张,我们感到压力,不堪重负,忐忑不安。我们徒劳地挣扎,拼命想把问题解决。然而,詹纳医生却对这种情况有所改进。他不再与这个问题搏斗,而只是改变了他的视角——从他的病人们转向挤奶女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假定大脑是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已经将你所有的历史、经历、受过的训练和通过生活获取的信息并入它的数据库;电脑则根据所有这些数据进行编程。为了改变你的视角,你必须为你的电脑重新编程,从而解放你自己,接受新思想并逐步形成观察事物的新方法。 詹纳博士实际上就是通过为他的电脑重新编程而清除了观察天花问题的旧思路,自由地接收了新的选择。你也许会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医生兼哲学家爱德华·德·博诺找到了改变我们视角
的方法,他把它称作横向思维。一般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与之搏斗。“进展越困难,硬汉子越向前”这句话便代表了这种解决问题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不管是什么问题,不管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框架总是搏斗。德·博诺医生称之为纵向思维;即那种传统的、按顺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思维,坚定地从一步移到下一步,就像玩具积木一块搭在另一块之上。当然,它的缺陷是,如果在任何时刻其中一步没有达到,或者一块积木没有放对,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事情就会陷入僵局,沮丧、紧张和搏斗的情绪就会笼罩心头。横向思维,德·博诺医生说,是对事物进行思考的一种新方法——一种完全避免这种拼搏,用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个案例中,他的助手华生医生指出某条狗对那起案子并不重要,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做任何事。歇洛克·福尔摩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狗没有做任何事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它本应该做些什么,而正是根据这一点他侦破了这起案子。横向思维听上去很简单。它也的确很简单。一旦你根据横向思维解决了某个问题,你就会奇怪你以前怎么竟会为它而心神不宁。关键是做出那个至关重要的重点转移,横跨一步避开问题,而不是正面去解决它。在纽约私人开业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A·A·布里杰博士阐述了横向思维对他的病人是如何起作用的。“比方说,很多想戒烟的人来找我,”他说。“大多数人在他们试图戒烟时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最后都是对自己说,‘不,我决不吸烟了;不,我不该吸烟了;不,我决不吸了;不,我不能……’这是场战斗,结果是你最终吸得更多。”“所以我不再让他们用这种“不”的老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并与之搏斗,而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你是自己身体的监护人,你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验生活的。 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的确有一些不能无能为力的东西。它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它毫无选择,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一样。于是你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它——‘现在我将要通过戒烟来照顾自己,给自己一些尊重和保护。’“日本有一则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绳子拴在柱子上。绳子将驴的脖子套得很紧。驴越是挣扎,越是用力拉绳子,绳子就将他的咽喉勒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驴子死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驴子一停止挣扎,就发现绳子松了,他能兜着圈子走走,也许还会找到一些草吃……这是同样的道理:你越是同什么东西搏斗就
越是焦躁不安——你在一种恶劣的境地中陷入越深,就越难逃离痛苦。“横向思维,”布里杰博士继续说,“只是用我所谓的一种东方式的侧攻策略来对付一个问题。当一个信奉禅宗的弓箭手想要用一副弓箭射中目标时,他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而是集中在他手中的东西上,所以当他射箭时,他的注意力是在箭上,而不是在目标上。这就是东方式侧攻策略的内涵——不是直攻目标,而是从侧面攻击它——或者说是横向攻击而不是纵向攻击”。“我想答案就在那个方向上,”布里杰博士断言。“拿某人处于危机中的情况为例。 汉语中‘危机’一词分为两个字,一个字的意思是危险,另一个字的意思是机会。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只注意到了危机的‘危险’一面。在西方文明中,危机指危险,仅此而已。然而这个词也可以指机会。现在就让我们向那个处于危机中的人建议,不要再把那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的危险和困难上,而是集中在机会上——因为危机中总是有机会的。 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待危机就是一种横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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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爱德华·德·博诺许多年前,伦敦的一个商人不幸欠了一个放债人一大笔钱,而当时欠债的人是可能会被投入监狱的。那个放债人又老又丑,却偏偏喜欢上了商人那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儿。他提议达成一项协议。他说如果他能得到那个女孩,商人的欠债就一笔勾销。商人和他的女儿听到这个建议都大惊失色。于是那个狡猾的放债人便提议让命运来决定这件事。他告诉他们他将把一粒黑色卵石和一粒白色卵石放在一个空的钱袋里,然后由女孩挑出一粒卵石。如果她选中黑卵石,她将成为他的妻子,而她父亲的债务将被勾销。如果她选中白卵石,她将留在父亲身边,债务也将被勾销。但如果她拒绝挑卵石,她的父亲就会被投入监狱,而她将忍饥挨饿。商人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谈话时站在商人花园里一条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这时放债人便俯身捡起两颗卵石。在他捡起卵石时,因惊慌而目光敏锐的女孩注意到他捡起了两颗黑卵石放进了钱袋。然后他让女孩挑出那粒将决定她和她父亲命运的卵石。设想你正站在商人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如果你是那个不幸的姑娘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要给她提建议,你会建议她怎么做呢?你会用哪种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也许会认为,如果有一个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精确的逻辑分析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思维是简单的纵向思维。另一种思维则是横向思维。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女孩,纵向思维的人一般帮不上什么忙。按照他们对问题的分析方式,有三
种可能:1.女孩应该拒绝拿卵石。2.女孩应该指出钱袋里有两颗黑卵石,并揭露放债人是个骗子。3.为了不让父亲坐牢,女孩应该拿一粒黑卵石而牺牲自己。这些建议都不太有用,因为如果女孩不拿卵石她的父亲就要去坐牢,而如果她拿了一粒卵石,她就得嫁给那个放债人。这个故事表明了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的区别。纵向思维者关注的是女孩必须挑一粒卵石这一事实。横向思维者关注的却是留在钱袋里的那粒卵石。纵向思维者对事态持最理智的看法,并进而按照逻辑仔细地把问题解决。横向思维者往往对观察事物的所有不同方式加以探索,而不是接受最有希望成功的那种方式并以它作为出发点。这个卵石故事中的女孩将手伸进钱袋,捡出了一粒卵石。她看也没看就失手让它掉在了小路上,很快它就同其他卵石混在了一起。“哎呀,我真笨,”她说,“不过不要紧——如果你朝钱袋里看一下,根据剩下的那粒卵石的颜色,你就能知道我拿的是哪粒卵石了。”因为剩下的那粒卵石肯定是黑色的,而放债人又不敢承认他在骗人,所以就必须假定她拿了那颗白卵石。就这样,通过运用横向思维,女孩就将一个看上去无望的局势变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局势。事实上,女孩现在的处境反而更好,因为如果放债人当时老老实实,把一颗黑卵石和一颗白卵石放入钱袋,女孩获救的可能性将只能是一半对一半。现在,她肯定能同父亲呆在一起,而与此同时又使他的债务被勾销了。纵向思维一直是唯一受到尊重的思维方式。其终极形式——逻辑——是推荐给所有有才智者并鼓励他们努力追求的理想,不管这些有才智的人离它有多么遥远。电脑也许是最好的例子。程序编制员对问题加以解释,并指出探索问题的途径。然后电脑用它无与伦比的逻辑和效率来解决问题。从坚实的一步迈向坚实的另一步,纵向思维这种平稳的过程同横向思维完全不同。如果你拿出一套玩具积木,将它们往上搭,每块积木都牢牢地正对着下面的积木,你就看到了一个纵向思维的例子。而在横向思维中,积木是散开的。它们相互间可能松散地联系着,或者毫无关联。但最终可能出现的模式却可以同纵向结构一样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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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变得有天赋朱利叶斯·法斯特芭芭拉·法斯特在一项对教育方法的研究中,一位教师被告知她的新班中全是有非凡天赋的孩子。“你应该从他们那儿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有人这样通知她,而到了期末她所得到的正是这个——超出平均水平的成绩。这件事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事实上这个班的学生并非异乎寻常。他们只是一群中等水平的、智商处于正
常范围之内的学生。这位老师被告知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潜力。这项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教学和孩子问题的许多答案,但它留下的未回答的问题更多。但它的确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点,即当一个孩子相信老师的期望是真诚的时候,他通常是不会辜负这种期望的。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那位老师是以什么方式向学生们表明他们是特殊的,能取得优异成绩的呢?她没有用许多话告诉他们这一点,但显然在她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使学生们确信他们是有非凡天赋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老师态度中那种特别的“东西”,一部分是她给全班布置的作业,一部分是她布置作业的方式。但最强有力的“东西”还是老师本人和她对全班学生及其能力的态度。当她说“你们是聪明的孩子”时,她的声音中有更多的信心和关注。一直有一种鼓励性的语气在告诉他们他们会取得进步,很大的进步。孩子们收到了这些信号,并对它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某个学生的成绩达不到老师的期望是常有的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个学生面对的不是失望、愤怒或恼怒。相反,老师认为这是一次例外,一件偶然的事情,倒霉的一天,一次暂时的失误——而学生相信了她,并消除了疑虑。下一次,他更加努力了,决心做到老师知道他能做到的事。很难精确地确定老师传达的信息:“我期待着最好的成绩,”中到底是哪一部分告诉了孩子。它的一部分包括显示信心的平和语调,言语上的耐心,及没有讽刺、贬低和恼怒等消极因素。期待着最好成绩的老师满怀信心地提问,因为她知道她得到的答案将是正确的,而孩子也感受到了那种信心。这一信息大多是通过声音传递的,但也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表现在态度、接触和面部表情上。跟这个对“天才”儿童所做的实验相类似的实验也在“天才”老鼠的身上做了。一位科学家得到的是一群普通的老鼠,但却被告知它们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曾接受过在创记录的时间里穿越迷宫的训练。在与这些老鼠一起工作时,这位科学家发现它们确实比其他老鼠学得快,穿越迷宫也的确更迅速。但是老鼠对我们的语言一无所知。那位科学家是怎样得以将他的期望传达给它们的呢?对实验中所有变量的检查表明,这些异常好的结果应归功于他对待老鼠的方式,他对它们讲话的方式和语调,他声音中的信心、安抚和确定无疑。老鼠理解了所有的信息,并照着做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两个实验,那位老师和那位科学家都运用了一个对所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通用的原则——贴标签原则。我们所有的期待都带有偏见,我们对于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
期望,甚至对各个民族也是如此。我们依据民族特点来判断人。我们认为美国人贪婪,想赚大钱,我们在心里给他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我们给德国人贴的标签是整洁而有条理,英国人是冷漠、不友好和矝持寡言,意大利人是易动感情,日本人彬彬有礼——等等等等。我们在一个非常宽阔的、远非同质的群体上贴了一张非常狭小的标签。我们在种族层面上也是这样。黑人有音乐感,印第安人坚忍,东方人神秘莫测。我们甚至给性别贴上标签——男人积极进取、女人消极被动。在家庭层面上,标签有时是由邻居们贴上的。“琼斯一家都是废物……总是依靠救济。”有时标签也许是由那家人自己贴的。“我们史密斯一家宁愿挨饿也不会请求政府帮助!”史密斯家的男孩因带着这个令人敬畏的独立标签长大,很容易与自己的标签名实相符,正如琼斯家的女孩很容易与她的标签名实相符一样:“他们都认为我们是废物?那我就表现得像废物!”这种标签也许不太全面,甚至带有性别歧视。某个家庭也许会自豪地说,“我们家的男人一直都是专业人员。”当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儿子比尔发现木工活是他最喜爱的工作时,他便面对着同家庭的冲突——以及同自己的冲突。他内心的力量也许能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到底,成为一个木匠,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没有符合家庭的标签,因此他怀着一种负罪感度过一生。他甚至可能给自己创造标签。“我是一个失败者,真的。”即使比尔在自己这一行里是个成功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比他当律师的兄弟鲍勃赚的钱还多,那也没用。比尔仍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因此他内心的标签上仍然写着失败。在家庭内部贴标签很早便开始了。在宝宝听得懂口头语言之前,他便能对肢体语言和间接交流作出反应了。他在懂得词语之前,已经从父母的声音中感受到爱,他也感受到嫌弃、冷淡、恐惧或敌意,他也对这些情绪作出了反应。如果他得到的是爱和温柔,他也以爱和温柔作出反应。以后,当他理解言语时,他便接受他的标签。吉米是家里的乖孩子,而一向难弄的莎莉则得到了惹是生非者的标签。每个孩子除了名字外还得到一个标签。她是聪明的。他爱出风头。诺曼老是迟到。贝蒂不招人爱。芭芭拉很冷漠。杰克很野。纳塔莉很甜,等等等等。这些标签也许反映了事实。纳塔莉也许很甜,但往往是标签把现实强加于孩子身上。如果纳塔莉经常听到别人说她很甜,她便开始表现得很甜。你往往会使自己与你的标签名实相符。同样,参加教学实验的学生们被加上了聪明的标签,于是他们便设法变得
聪明,超常地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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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写真盖尔·奥伦兰最近的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地方学校系统聘用了附近一所大学的一组大学教授,请他们帮助提高社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平。教授们的任务是视察教室,分析教师们的技能,然后主持研讨会帮助教师们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第一轮研讨会之后,教育局长决定取消整个计划。他解聘了这些有学问的教授,将他们送回了他们的象牙塔。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失败呢?理由很简单。那些大学教授据称是去向公立学校的教师们示范如何上课更为有效的,但他们自己却是些蹩脚的教师。很多大学生都可事先预料到这种灾难性的结局。他们通过直接接触知道,大学老师很古怪。他们知道,教授们经常表现出一些古怪的行为,给学生授课的方式很难使学生不昏昏欲睡,或者即使不睡也很难学到什么东西。有一种教授认为,她的作用就是把她已获得的大量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想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因为这类“知识渊博者”将自己视为专家,将她的学生视为一群无知的人,所以她采用了一种破坏学习的精英主义方法。知识渊博者高傲地进入演讲厅,走向讲台,将她老得已经泛黄的讲稿放在讲台上,正好在上课应该开始的那一瞬间开始讲课。演讲厅外可能正下着暴风雪或刮着飓风;学生们为了能准时赶到教室,可能正冒着冰冷的雨、顶着呼啸的风在奔跑。知识渊博者会等他们赶到以后再开始上课吗?很可能不会。知识渊博者的时间是宝贵的。她到了,准备好开始了,这才是最重要的。长篇大论一开始,知识渊博者就用低沉单调的声音一直说呀说。知识渊博者是一个满脑子事实的人。她也许是知道南北战争每次战役死亡人数的历史教授,能图解所有普通生物分子的生物学教授,能列举联邦税收表格中每项条款的会计学教授。知识渊博者全然没有察觉到学生疲惫的眼神和忍住的哈欠,只管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给出一个又一个干巴巴的事实。听这种单调的独白,其唯一的好处是学生们不必担心被叫起来就某个观点提问或发表见解;知识渊博者不愿意放弃一分钟时间让学生们发言。暂且假定有个学生居然设法在这番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期间没有睡着,并足够勇敢地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渊博者便会把这个提问的学生称作“先生”或“小姐”。这种客套并非像一些学生所误以为的那样,表示对这位学生作为一名学术界新秀的尊敬。完全不是这样。这种毫无人情味的称谓表明了知识渊博者想同她的学生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的愿望。知识渊博者的独白总是在上课应该结束的那一刻
准时结束。她一说完最后那句别人听过就忘的话便收拾好讲稿,冲出教室门,向她清净独处的办公室走去,在那儿她可以从事她感兴趣的专业学术研究——不会受到可能来自学生的干扰。知识渊博者匆匆离开演讲厅清楚地表明她根本没有跟学生交谈的愿望。在她看来,她已履行了她的职责;她已经从科研中抽出时间将她知道的东西传授给了学生。任何更密切的联系都可能意味着她将有受到那一大帮无知的学生接触传染的危险。这样一种危险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与知识渊博者不一样,“学术讨论的引导者”似乎很尊重学生。引导者强调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勇敢地面对各种观点(“马克·吐温的道德观是什么?”“我们有理由干涉越南事务吗?”“大企业应该获得税额优惠吗?”),并发现他们自己的真理。开学大约三个星期之后,事情就清楚了,原来引导者想要学生们去发现他对真理的看法。在引导者的民主伪装后面隐藏着一个独裁者。当学生说出引导者认可的意见时,学生获得的是由衷的赞同和“很有道理,很有道理”的评语。但是如果学生过于轻率莽撞地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引导者会极有礼貌地回答:“啊,是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但是难道你不认为……”注重分数的学生很快便学会不再插嘴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知道当引导者看似真诚地说,“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吧,”他们最好先弄明白引导者想要听到什么,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理论。他们发现,能保证在引导者班上得到好分数的是“我也这样认为”而不是独立思考。还有的教授看上去似乎是学生们的“朋友”。这种教授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者或者讨论的引导者,而是一个朋友,只是平等者群体中的一员。这位朋友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教程:“我们都知道大学里的这些玩意儿——分数、学位、考试、必读材料——是一场游戏。所以咱们就不玩这种游戏了,好吗?”“朋友”穿着牛仔裤、宽松的无领长袖运动衫和旧的运动鞋,显出一副轻松、随意的样子。他将班级里的座位安排成一个圆圈(他永远不会在教室前方占据一个位子)并坚持让学生们对他直呼其名。他根本不用教学大纲,几乎不安排什么考试,因为他认为这样的限制会妨碍学生掌管他们自己的学习。具有自由精神的“朋友”经常教一些“人际关系心理学”或“家庭社会动力学”这类的课程。如果学生想要利用课堂上的时间讨论课程内容,那很好。如果他们想讨论其他东西,那也行。重要的是自我表现,是诚实的对话。事实上,“朋友”似乎特别喜欢偏离学
科内容扯到外面去。通过谈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婚姻问题和他常喝太多啤酒的嗜好,“朋友”让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他们一样。最初,学生们期待着上“朋友”的课。他们喜欢这种随意、闲聊、轻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花钱上一门一无所获的课。他们还不如呆在家里看电视呢。显然,有些大学教授是很出色的。他们有学问,工作努力,并富有想象力;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学教授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尽管他们有高学位并接触过许多不同类型的老师,但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如何和学生和睦相处。大学教授自己应该聘请顾问来告诉他们哪儿做得不对,如何改进,而不是被聘作顾问去帮助别人提高教学技能。这些顾问应该是谁呢?这很简单:这些顾问应该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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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学习马尔科姆?艾克斯今天,许多当面或在电视上听我讲话的人,或者那些读到我讲话的人都以为我的学历远远不止八年级。这一印象完全归功于我在监狱中的学习。这是在查尔斯顿监狱真正开始的,当时宾比第一次让我对他渊博的知识感到了羡慕。无论参与什么交谈,宾比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而我也曾经试图效仿他。但我找到的每本书中,几乎每句句子都有一个以上甚至几乎全部的单词我压根儿不认识。当我跳过那些词时,我最终当然不知道书中所云。所以我来到诺福克监狱时,仍然只有看看书的意愿。要不是我后来获得了动力,我本来很快就会连这些愿望也丢弃的。我明白我最好是能弄到一本字典——为的是学习,学一些单词。幸好我还想到应该努力提高一下自己的书写水平。我的书写很糟糕,甚至于不能将字写在一条直线上。这两个想法促使我要求诺福克监狱学校给我一本字典以及一些便笺簿和铅笔。头两天我还拿不定主意,只是随便翻了翻字典。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单词!我不知道哪些词是我需要学习的。最后,为了开始某种行动,我便开始了抄写。我把印在第一页上的所有东西甚至标点符号,慢慢地、费力地、歪歪斜斜地抄到了我的便笺簿里。我记得那花了我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便把写在便笺簿上的每个词大声读给自己听。我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读给自己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还想着那些词——我无比自豪地意识到,我不仅一下子写了那么多,还写了许多我从来不知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词。而且,我稍微动一下脑筋还能记得其中许多词的意思。我复习了那些被我忘记了意思的单词。有趣的是,就在此刻,词
典第一页上的“土豚”一词竟跳入了我的脑海之中。字典上有它的一幅插图,一种长尾、长耳、会挖洞的非洲哺乳动物,以白蚁为食,像食蚁动物捕食蚂蚁那样伸出舌头来捕食白蚁。我完全被迷住了,于是又继续干下去——我抄写了字典的下一页。当我学习它时我获得了同样的体验。随着以后的每一页,我还了解了人物、地方和历史事件。实际上字典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最后,字典的A部分抄满了一整本便笺簿——于是我便继续抄写B部分。我就这样开始抄写了整本字典。如此多的实践帮我提高了书写速度,所以以后我抄得快多了。包括我写在便笺簿上的词和写的信,我猜我在后来的囚禁日子里足足写下了一百万词。我认为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我肯定能第一次拿起一本书来读并开始理解书中讲的内容了。任何一个博览群书的人都能想象得出那个被打开的新世界。让我告诉你一些事;从那以后直到我离开那所监狱,在我的每一段空闲时间里,我不是在图书馆里看书,就是在我的床上看书。你哪怕用楔子也休想把我跟书分开。我学习穆罕默德先生的教导,我跟别人通信,我会客,我读书,日子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坐牢。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那样真正自由过……正如你能想象的,尤其在一个特别强调改造的监狱里,如果一个犯人表现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他就会受到赞许。犯人中有相当多的博览群书者,尤其是受广欢迎的辩论家。一些人被公认为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几乎成了名人。当这个新世界,这个能够阅读并理解的新世界向我敞开时,我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所大学对任何一个学生的要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比在图书馆里读得更多。一个以读书多而出名的犯人能超出规定借出更多的书。我更喜欢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当我发展到开始读非常严肃的读物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我会因为“熄灯”而愤怒不已。它似乎总是在我正读到引人入胜之处时来跟我捣乱。幸好在我的门外面有一盏走廊灯把光线照到我的房间里。一旦我的眼睛适应之后,这点光线就足以让我读书。所以“熄灯”后,我就坐在地板上,借着那点光继续读书。夜间看守每隔一小时就走过每个房间。每次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就跳到床上假装睡觉。看守一走过去,我就从床上回到地板上那块亮的地方,再读上58分钟——直到看守再次走过来。这样一直持续到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每天晚上睡三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在流落街头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睡得更少。
我经常思考阅读为我打开的那些新的远景。我当时在狱中就知道,阅读已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正如我现在所认识到的,阅读能力唤醒了在我内心潜伏已久的对于思想活跃的渴望。我当然不是在追求任何学位,那只是大学授予学生一种地位象征的方式。我通过自学所受到的教育使我每读一本新书就更意识到正在折磨着美国黑色人种的聋、哑和盲。不久前,一位英国作家从伦敦打来电话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的母校是哪儿?”我告诉他,“是书。”在任何一个空闲的十五分钟里,你都会发现我在学习一些我觉得可能有助于黑人的东西……每次乘飞机,我都带一本想读的书——至今已读了很多书。如果我现在不是每天出来同白人斗争,我会将余生用于阅读,仅仅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你几乎说不出什么东西是我不感到好奇的。 我想任何人都没有像我那样从坐牢中获得了那么多。事实上,如果我的生活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我上了大学,我就不能像在监狱里那样能更集中地进行学习。我想上大学最大的麻烦之一就是有太多让人分心的事。除了监狱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有时候每天集中学习15个小时来克服我的愚昧无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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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阅读詹姆斯?I?布朗今天是你未来生活的第一天。 如何能让阅读使它充满异乎寻常的经历,丰富而充实呢?带给你欢乐的技能技能就是技能。欢乐就是欢乐。但是——有些技能却是永久的欢乐。阅读就是这样。听一听黑兹利特的话吧——“生活中最大的欢乐就是读书。”或者听一听麦考利的话吧——“我宁愿做一个住阁楼而拥有许多书的穷人,也不愿做一个不爱读书的国王。”对他们和全世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来说,阅读是最深、最充盈的欢乐之源。从早年的学生时代到退休后的闲暇时光都是如此。让你青春永驻的源泉不仅如此,阅读还能成为你青春永驻的源泉。弗吉尼亚?吴尔夫说,“真正的读者本质上都是年轻的。”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始终保持活力。有些人30岁就死了,但直到70岁才被埋葬。有些人还未完全品味青春,青春已经溜走了。阅读提供了一个活水泉,它给人以活力和生命。通过阅读永葆青春吧。实现你梦想的助手青春的一部分在于梦想——做那些不可能成真、但有时你却能使它成真的梦。 罗伯特?F?肯尼迪说:“有些人看到现实中的一些事物,说‘为什么?’我梦想从不存在的事物,说‘为什么不?’”某些书可以把人的智力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毕竟,在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一点伟大的东西。那就让书籍使它像鲜花一样盛开吧。认识你自己的助
手你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发现你自己。发现你的自我。希腊人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五个字:认识你自己。文章和书籍有助于这一至关重要的探索。它们为你的生活提供力量和价值的保障,这是衡量你潜在价值的一种尺度。为了正确地看待自己,你需要对真实情景中的真实人物有详实的了解。我们需要看到具有人类所有典型恐惧和局限的三维人物。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开始正确地看待并认识自己。你的就业顾问对于实际问题,如有关你的职业的那些问题又怎么样呢?阅读会不会帮助你更明智地决定(1)干什么,(2)如何作好准备以及(3)如何在工作上获得成功呢?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必须熟悉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兴趣。不过你还必须了解你周围世界的各种机会。比如,劳动局的某些统计数字预计会有约二百万中小学教师过剩。另一个消息来源表明目前“健康领域是我们唯一人员不足的领域。”把这样的信息与对自己的了解加以权衡,你就有了作出明智的、有远见的选择所需要的一些要素。第二,你已经选定了一个职业。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获得必需的准备呢?这又得求助于阅读。你也许会发现一连串的学校课程可供选择。你甚至可能会发现它们被定了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确切地知道应该去哪儿获得最好的准备。第三,还不能停下来。你已经选定了一个职业并接受了培训。现在要依靠阅读来帮助你在工作中获得成功。有多种杂志和书籍能提供指导和帮助。但这还没有结束。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的时代也许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变化常常使数百人一下子失业。比如,变化冲击了飞机制造业。结果呢?数百名合格的工程师突然流落街头。如果你事情处理得很好,密切关注着变化中的局势,你就能避免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业的痛苦。通过阅读来培养一些新的技能和兴趣。一旦局势发生变化,你就能比较容易地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几乎不会打乱步伐。学校里教的大多数东西——打字、速记、用键盘穿孔机记录资料、语言、农业、商业管理——在有趣的自学文章和书籍中很容易学到。如果你决定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让它们为你铺平道路吧。你的经历的拓宽者什么是最好的老师?当然是经验!经验是无价之宝。它来自于你自己看到、听到、尝到、闻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你自己经历的事情。更仔细地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局限。难怪经验是如此宝贵。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经验。我们甚至不能重新经历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生来并不具备即时重放的本事。事实上我们不能重新经历任何时刻。而且
很显然,我们被限定在一次生命之中。空间和时间!它们是如何限制着我们呀。谁有一部时间机器能把自己带回历史中去呢?谁都没有。空间也是如此。我们的确不能同时身处两个地方。现在你就不可能既坐在你所在的地方,又同时漫步在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而我们又需要如此多的经历。在装配线上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秘书到底又是怎么样呢?这里正是读书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就个人而言,它能带给我们几乎无穷无尽的其他经历。诚然,它是第二手的经历。但是,它又常常非常生动逼真,就像第一手的经历一样,就好像我们自己正身临其境,被感动得流泪、大笑或者担忧。这种丰富而广泛的经历给我们自身有限的经历提供了理想的补充。阅读就以这样方式成了我们最深刻的构筑思想的活动之一。而且,所有这些经历在我们需要时都随手可得。书籍从不打扰我们。当我们需要它们时,我们伸手就可以把它们从书架或桌子上取下来。在我们方便时,我们就邀请它们来与我们分享它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卡莱尔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人类所做、所想、所得或所为的一切都神奇般地保存在书页之间。”尽情享用吧!让阅读在你的余生中拓宽你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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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因素南希?吉布斯研究表明,科学家能通过观察四岁儿童对一粒果汁软糖的反应看到他们的未来。研究者邀请孩子们一个个地走进一间无装饰的房间,然后便开始这种温柔的折磨。你现在就可以吃这粒果汁软糖,他说。但是如果你在我出去办事的时候等着不吃,就可以在我回来时得到两粒果汁软糖。说完他就走开了。有些孩子一等他出门就抓起糖来吃。有一些等了几分钟,也坚持不住了。但其他孩子却决心等待。他们蒙住眼睛;他们低下头;他们对着自己唱歌;他们试图玩游戏甚至睡觉。 当研究者回来时,他把这些孩子辛辛苦苦挣来的果汁软糖拿给他们。然后,科学便等待着这些孩子长大。等孩子们读到高中时,一些引人注目的事发生了。对孩子们的家长和老师的调查表明,那些在四岁时就有足够的自制力坚持等到第二粒果汁软糖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了适应性更强、更惹人喜爱、富于冒险精神、充满自信并可信赖的青少年。那些很早就屈服于诱惑的孩子们则更可能孤独、容易受挫和固执。他们承受不住压力,躲避挑战。当这两组中的一些学生参加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时,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孩子们平均得分高出了210分。当我们想到卓越的才华时,我们便看见了爱因斯坦——深邃的眼睛,卷曲的头发,一台有着皮肤、穿着不配对的短袜的思维机器。在我
们的想象中,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者在出生时就为伟大作好了准备。但随后你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后天赋似乎在一些人身上大放异彩,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黯然失色。这就是果汁软糖起作用的地方了。推迟满足的能力似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技能,是理智型头脑对于冲动型头脑的胜利。总之,它是感情智力的一种标志。它在智商测试中是显示不出来的。在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家们都崇尚大脑的硬件和思想的软件;而心灵那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则留给了诗人。但认知理论却怎么也无法解释我们最感疑惑的问题 :为什么有一些人看上去就有天赋生活得很好;为什么班上最聪明的孩子最终可能并不是最富有的 ;为什么我们一见到某些人就喜欢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不信任;为什么面对不幸,一个适应性差一些的人会沉沦,而有些人则能保持乐观。总之,是思想或心灵中的什么品质决定了谁会成功?“感情智力”这个短语是五年前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萨洛韦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迈耶为了描述某些品质 —— 如理解自己的感情、善解人意和“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调节情绪”——而创造的。由于丹尼尔?戈尔曼的一本新书《感情智力》,他们的这一概念(缩写为情商)即将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戈尔曼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哲学博士,《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他具有一种天赋,能使最为难懂的科学理论为一般读者所理解。 他把十年来的行为研究汇总为头脑如何处理感情。他在书的封面上宣称,他的目标是重新定义聪明的含义。他的论点是:在预测人们的成功时,由智商和标准化成就测验测得的智能也许不如以前被认为是“性格”(后来这个词变得过时了)的心理素质重要。对于任何一位仔细读签饼中纸条的人来说,乍一看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的心情主宰我们的头脑,这也许是最不新颖的观点。“我非常愤怒,”我们说,“我无法有条理地进行思考。”同样,“人际技能”是有用的说法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这就等于说与人为善是有好处的。“它真实到了琐碎的地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主任保罗?麦克休博士说。但如果它真的那么简单,这本书就不会那样有趣,它的内涵也不会如此有争议了。这绝不是抽象的调查。戈尔曼正在寻找“让文明重返我们的街道,让关爱再度光临我们的社区生活”的矫正方法。他到处都能看到实际应用的例子,教公司应如何决定雇佣谁,夫妻如何使他们的婚姻更可能持久,父母应如何抚养子女,学校应如何教育学生。如今,街区的流氓团伙代替了家庭,校
园内的辱骂常以利器伤人告终,一半以上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这个国家大多数被谋杀的儿童是被父母和继父母杀死的,而许多父母和继父母却说他们是因为孩子挡住了电视或哭得太多这类行为在惩罚他。这一切都表明情感教育需要补课。正是在这里会产生争议。迈克休说,戈尔曼的十分流行的结论“将使担心他的研究可能如何被应用的任何一位心理疗法的资深学者和任何一位神经系统科学家不寒而栗。”虽然这一较新领域的许多研究者很高兴看到感情问题终于受到了重视,但他们却担心象情商这样一个便于使用的概念会招致误用。戈尔曼承认,能给一个人的性格和智力标上数值的提法是危险的;戈尔曼甚至在他的书中从未用过情商一词。但他多少还是有些勉强地同意了在《今日美国》上登一份“不科学的”情商测试卷,其中有这样的选择题,“我甚至能意识到我微妙的感情,”和“我能感觉到一个群体或一种关系的意向,并表达难以言表的感情。”“你不想对你的情感技能取个平均数,”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儿童发展研究的先驱杰罗姆?卡根说。“这也是把智力看作精神技能这一概念的错误之所在。 有些人能很好地对付愤怒却不能对付恐惧。有些人不能承受喜悦。所以应该区别看待每一种情绪。”情商不是智商的对立面。一些人有幸两者都拥有很多,一些人则每一样都拥有很少。研究者们一直试图理解的是它们如何互补;比如,一个人对付压力的能力如何影响其集中思想和发挥才智的能力。现在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同意,在成功的要素中智商约占20%;其余的则取决于多种因素,从所属的阶级到运气到在人类进化的几百万年中已在大脑中形成的神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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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怎样的感情智商?丹尼尔?戈尔曼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在对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因素中,智商只占约20%。整整80%来自于其他因素,其中包括我所谓的感情智力。以下是构成感情智力的一些主要品质以及培养它们的方法:1. 自我意识。某种感情一产生就能识别它,这种能力是感情智力的基石。对自己的感情有较大把握的人能更好地驾驭他们的生活。培养自我意识需要了解感情让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本能感觉。 本能感觉能在一个人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产生。 比如,给怕蛇的人看一张蛇的图片时,尽管他们说他们没有感到害怕,他们皮肤上的传感器也会探测到汗,这是焦虑不安的标志。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本能感觉。比如,某人在发生冲突后的几个小时内一直在生气。他也许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烦躁易怒,而当有人提醒他
注意时他也许还会感到惊讶。但是如果他评估一下自己的情绪,他就能改变它们。2. 情绪控制。情绪坏和情绪好都会给生活增添趣味并培养性格。关键是平衡。在人们想摆脱的所有情绪中,狂怒似乎是最难对付的。 你应该如何消除怒气呢?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认为,发泄出来会使你感觉舒服些。事实上,研究者们发现这是最糟糕的策略之一。怒气的迸发会刺激大脑的激发系统,让你更加愤怒,而不是消气。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重新调节”,即有意识地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释一个处境。3.自我激励。积极的动力——引导热情、活力和自信等感情——对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员、世界级音乐家和国际象棋大师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能够激励自己进行残酷的常规训练。要激励自己取得任何成就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和一种乐观的、“我能行”的态度。宾西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建议麦特人寿保险公司雇佣一群特殊的求职者。这些人虽然没有通过正规的能力测试,但在乐观方面却得分很高。与那些通过了能力测试但在悲观方面得分高的推销员相比,这批人在第一年的销售额高出了21%,第二年高出了57%。4. 冲动控制。自我调节情绪的本质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抑制冲动的能力。 这一特点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在1960年代开始的一次实验中得到了证实。该实验是心理学家沃尔特?米切尔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所幼儿园里进行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现在就能够吃到一样东西,比如一粒果汁软糖。但是,如果他们在实验者外出办事的时候等一会儿,他们就能吃到两粒果汁软糖。有些幼儿园小朋友立刻就把那块软糖抓起来,但另外一些孩子却能等上在他们看来一定是遥遥无期的20分钟。这个实验的有趣部分在于跟踪研究。那些在四岁时能为两粒果汁软糖等待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仍然能够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推迟对欲望的满足。他们更善于社交、更有主见,更能应付生活中的种种挫折。相反,那些抓起一粒果汁软糖就吃的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往往更固执、犹豫不决和焦虑不安。抗拒冲动的能力可以通过实践来培养。当你面对眼前的诱惑时,提醒你自己注意你的长期目标——无论它们是减肥还是要获得一个医学学位。那你就会发现更容易抵挡住一粒果汁软糖的诱惑了。5.人际技能。在工作中,在爱情和友谊中,在家庭中,善解人意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凯利和珍妮特?凯普兰在伊利诺斯州内珀维尔市贝尔实验室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良好的人际技能的重要性。 实验室里配置的人
员都是非常聪明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但是一些人成了明星,而其他人却失去了活力。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些工作出色的人都有一个广泛的社交网。 凯利注意道,当一个不是明星的人遇到某个技术问题时,“他打电话给各种技术权威,然后便等在那里便浪费时间,而别人根本就不回电话。 明星们则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他们需要这些技术权威之前已建立了可靠的关系网。所以当明星们给某人打电话时,他们几乎总会得到较快的答复。”不论他们的智商如何,又是感情智力再次把明星们和一般人区分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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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儿子比尔?希维父亲一按门铃,我便急忙跑到公寓套间的前门。他站在那儿,穿着一条膝盖处的棱纹已被磨平的灯心绒裤子和一件我10年级时就穿不下的衬衫。他是来帮我装一个新的污物碾碎器的。事实上,是我帮他。他在机械方面的基因在传给后代的过程中同他的独生儿子擦肩而过了。39岁的我已能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自四年前父亲帮我漆过房子后,他就没来过我这儿。事实是我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同他说话。但这一次会很容易。我们有活干。几分钟后父亲就忙活起来了,他躺在水槽下,眯缝着眼往上看着管道。突然我又回到了12岁,看着他修东西,觉得自己很没用。小时侯,我和母亲特别亲,而认为父亲只是一个享有打孩子屁股特权的长期在家过夜的客人。母亲和我都爱读书,都很内向而喜欢发愁。父亲则很乐观,一生中从来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像大多数父子一样,我们经常争吵。但在各个回合之间却没有休战期。这是一场冷战,从我的青春期之初一直持续到1973年我离家去上大学。我恨他。他以前是一名海军战斗机驾驶员,脾气火暴,坚信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包括做事一向虎头蛇尾而又过分受到宠爱的儿子——都能通过更严明的纪律得到解决。那时候,一个8年级学生的社会地位是依据他头发触及衣领的长度来衡量的。而每到星期六,父亲就会押着我去理发店,得意洋洋地对那个拿着剪刀的人说:“只留一点够他梳的就行。”我会闭上眼睛,决心不让他得到看见我哭的满足。我甚至不假思索就将他排斥在我的生活之外,从不主动跟他说话。我学会了用沉默当刀。我整顿晚饭说的通常只是一句挖苦的话“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有作业。”晚上我醒着躺在床上,想象着他工作的那家煤气公司把他调到北海的一个石油钻塔去工作。但这事并没有发生,很快剩下的就只有意志的较量了。我离开家去上大学了,但他仍然在我的脑子里。每当我做什么事达不到要求时,我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直到
我看见自己作为自由撰稿人写的文章发表时,我才开始觉得自己正渐渐地摆脱他的控制,进入自己的生活。后来我发现时间是最好的消炎剂。现在我真想知道,这个74岁的老人怎么会是那个曾经砰砰砰地走上楼梯来打我屁股的、让我害怕得尿湿裤子的巨人呢?现在的他是一个让我担心的人,在他每年去看陆军队对海军队的橄榄球比赛时,我都会给他穿上我的羽绒猎服。他曾经嘲笑过我的职业,“嘿,你觉得它能赚钱吗?” ,而现在它却成了他骄傲的源泉,因为他的扶轮社伙伴们误将他当成了“作家”比尔?希维。这情形就好象是因为我不再需要拼命去取悦他,所以我成功了。我们成了来自敌对部队的两个老兵,在多年的战争之后握手言和了,而战斗则如同梦一样变得遥远了。在安装碾碎器之前,我们必须用长铁丝通条把管道疏通。但很快,我们就卡住了,不知道怎样把垫圈装上去。“啊,”他最后说,“我们得叫一名管子工来了。”我记忆中的他可不是这样的。他以前非常固执,是那种能让国内收入署的检查员失望地举手投降、放过他的家伙。现在我有了他的心态,不想放弃,而他似乎染上了我以前的心态。他说,“而且,我也该回家了。你母亲和我7:30要参加一个晚宴。”“你别付钱给管子工,”他说。“装这个东西是我送你的一件圣诞礼物。”虽然我们没有装好碾碎器,但奇怪的是,我很满足。我们终于打了个平手。也许他不是最好的父亲。也许我不是最好的儿子,但我意识到我永远也不能坦然面对他的离去。我知道我比我的一些朋友要幸运,在他们仍被困在双方都不想打的战斗中时,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两天后管子工来了。他象我扣皮带一样轻而易举地装上了碾碎器。不久以前,我开始催父母清理财产。他们不想处理这事。最后我写信给他们说如果我是父母,我就要确保国内收入署尽可能少地得到我的钱。我知道这能促使我父亲行动起来。这一招果然奏效。他们与一位律师见了面。后来,父亲和我在我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吃中饭,以便他能把细节告诉我。“我不想让你为我的后事担心,”他说,那副满足的神情就如同一个人自己开了家公司。“海军会免费火化我的遗体。”“那骨灰怎么办呢?”我问,我只关注实际问题。就好象我们在谈论如何处理掉那个旧的碾碎器一样。“他们会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他转过身去寻找我们的服务员。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当他转回身来时,我在哭,热泪突然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我几乎被哽得说不出话。“我不想你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我不想让他们撒你的骨灰。
我要撒你的骨灰。”“啊,比尔,”他说,他被震住了,全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不想这事拖累你。”我没法告诉他我想被拖累,为这事被拖累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知道,”我说。我甚至没有看周围是否有人在注意我们。我不在乎。我将手伸过桌子拉住他的手,竭力想止住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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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有敌人的年轻人的公开信杰西?欧文斯大多数人都听说过我在1936年奥运会上的成功,当时我在柏林获得了四枚金牌。关于我如何获得跳远金牌的文章写得特别多。就是在那场比赛中阿道夫?希特勒在我出场时退了场。有人说当时我一怒之下在头两次试跳中犯了规。整个奥运会对我和我的祖国而言似乎全都落在了那第三次试跳上……是的,关于那一天的情况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它们都接近事实。我之所以说“接近事实”是因为除非你知道我将要讲述的故事,否则你知道的就只是一部分实情。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吧。跳远预选赛在我参加的另外三项赛事——100米和200米短跑以及接力赛——的决赛之前举行。我在跳远中的表现将决定我在整个奥运会中的表现。因为我保持着一项跳远世界记录,只有一个人曾经接近过那个记录。那个人就是卢斯?朗。朗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美的人。有消息说他在备战奥运会期间跳出过26英尺以上的成绩。 此人确实不同凡响!我知道我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奥运会纪录才能击败他。朗的第一跳就打破了奥运会记录——而且是在预赛中!这让我有一点担心吗?岂止是一点点。 他在自己的主场,似乎没有受到这种压力的困扰。实际上,他已经做了一件我每次参加跳远和短跑比赛都想做的事。这就是打响第一炮,给对手一个下马威。我觉得马上就得好好露一手。我从起跳板量好了我的步点,做好了准备。突然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走上前来。“这是真的吗,杰西?”他问。“什么真的?”我回答。“希特勒在你出场时退了场?他不想看你跳?”我朝那位德国统治者原来坐的地方看了看。没有人在他的包厢里。一分钟之前他还在那儿。我知道二加二等于几。我又恨又气,都快要发疯了。我要跳给他看看。即使他不看,他也会听到这一跳的!我感觉到一股能量正在进入我的双腿,在我腹部的肌肉里震颤,这在以前从未有过。我开始起跑,几乎是慢慢的,然后加速。最后,我越跑越快,直到我跑得几乎如同百米冲刺一样快。突然起跳板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踏上去,腾空而起,跳得很高——非常高,我知道我将超过朗和所有曾经跳过远的人。但这一跳他们却没有量。我对创记录想得太多,而对技术动作却考虑
得太少。我踏板超出了半英尺。第二次试跳我小心翼翼——太小心了。我没有犯规,但跳得不够远,没有达到及格标准。我只剩最后一跳了。我紧张地朝四周看了看,惊恐正渗入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在我的右边是希特勒的包厢。那儿空无一人。他在用这种方式说我是一个劣等种族的成员,我的比赛成绩也将是低劣的。体育场里聚集着10万多人——他们几乎全是德国人。我感到他们都想看见我失败。最糟糕的是,卢斯?朗就站在几英尺之外同他的一个德国朋友在大笑。我看见他无忧无虑,十分自信。突然我感觉到有一只有力的手按在了我的手臂上。我转过身去看到了我最强大的敌人那双天蓝色的眼睛。“你好,杰西?欧文斯,”他说。“我是卢斯?朗。”我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听着,”他说。“没有时间在礼节上浪费了。是什么让你那么生气的?”听到他那个混杂的美国短语时,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但是我不能告诉他,所有的人中最不能告诉的就是他。我看了看远处的跳远沙坑。我就要被叫到了。即使卢斯?朗并不肯定该说什么话,他也没有多说。“是希特勒的退场吗?”他问。他这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我开始回答。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明白了,”他说。“听着,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吧。现在你必须跳好。你必须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但怎么跳呢?”我反问道。“我已经想过了,”他说。“你就象我一样。你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尽力去跳,对吗?”我点点头。“但是,你必须确保不犯规。”我又点点头,这回有点儿泄气。就在此时,我听到扩音喇叭在喊我的名字。卢斯?朗很快地说道。“那你要做两件事。你重新量一下步点。你在起跳板后六英寸的地方起跳。你可以尽全力去跳。但你不必害怕犯规。”突然,我心中的惊慌象一阵大暴雨一样顿时消失了。当然!我慢慢地跑到跑道上,重新量了一下步点,然后在想起跳的地方放了一块毛巾。那是在起跳板后面半英尺的地方。我走回到起跑线,我开始跑了起来,踏到毛巾旁的那块地方后,便象鸟儿一样飞上空中,最后以超出一英尺多的成绩获得了决赛资格。第二天我进入了跳远决赛。卢斯打破了他自己的个人纪录和奥运会纪录。接着我腾空而起超过了他的成绩,这得感谢我们之间进行的交谈。几个小时之前,我以10.3秒的成绩赢得了百米冠军。后来,我以20.7秒赢得了200米冠军,并帮助我们队在接力赛中赢得了又一枚金牌,并创造了新纪录。在后来的几个晚上,我同卢斯坐在他或我在奥运村的住处里促膝交谈,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想法也像我们外表
的肤色一样各不相同。但相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我们从体育运动到艺术无所不谈,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在谈论未来。卢斯虽然谈得不多,但他似乎知道战争即将来临而且他将不得不参与其中。当时我还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卷入。但我确实意识到了这个地球将变成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十分危险的地方。奥运会后,卢斯和我定期通信,不过信的内容并不总象我们在奥运会时的交谈那样令人愉快。时世对我来说很艰难,对卢斯更艰难。他不得不离别妻儿加入德军。每一封信都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担心如果离开军队他的家人会遭殃。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39年。“情况越来越糟了,”他写道,“我很害怕,杰西。不只是因为想到了死,还因为我可能会为非正义的目的而死。但不管将来我会怎么样,我只希望妻子和儿子能活着。我请求你,我唯一的外国朋友,有一天如果可能的话去看看他们。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以及我们曾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立刻回了信,但我的信却被退了回来。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也是如此。我想尽各种办法打听卢斯的下落。但都一无所获。一场战争正在进行。最后,当战争结束时,我同卢斯的妻子取得了联系。我得知他被埋在了非洲沙漠的某个地方。卢斯?朗曾是我在奥运会上的对手。他是一个白人——一个为了毁灭我的祖国而战的纳粹白人。但是我爱卢斯?朗,就象爱我自己的兄弟一样。现在我依旧爱卢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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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尼尔?波斯特曼作者按:聆听过几十场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后,我不由地奇怪为什么它们常常是那样蹩脚。当然,一个原因是这些讲演者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在某一领域的卓越成就,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出色的演讲者或者有才华的作家。另一个原因是听众急切盼望着典礼快点结束,以便接下去就能开始狂欢。所以任何超过15分钟的演讲都会显得冗长乏味,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话。还有其他原因,其中包括要说出一些既给人以灵感又不落俗套的话并非易事。 在此我试着写了一篇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只是为了看看我是否能写好这种文体。这也正是我想对年轻人说的话,如果他们能注意听我讲上几分钟。如果你认为我的毕业演讲不错,在此我同意你在合适的场合使用它,而无须再征得我的同意或给我什么荣誉。老师们、家长们、来宾们和毕业生们,不要担心。我完全明白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你们对任何一位演讲者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简洁。我不会在这一点上让你们失望的。我的演讲共有85句句子
,其中四句你们刚刚已经听到了。我将用12分钟左右的时间讲完所有的话,而我必须告诉你们,要做到这样简练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我选择了一个复杂的题目作为我的话题,这就是你们的祖先。当然不是你们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是你们精神上的祖先,对于他们我则略知一二。确切地说,我想向你们讲述两群人,他们的影响仍存在于我们中间。他们完全不同,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传统。 我认为在今天向你们提及他们是适宜的,因为很快,比你们想象得要快,你们就必须融入其中一群人的精神之中。第一个群体在约2 500年以前生活在我们现在称作希腊的地方,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城市称作雅典。虽然我们很想了解他们的起源,但知道的却不多。但对于他们的成就我们却了解得很多。例如,他们是第一个建立了一套完整字母表的民族,所以他们成了地球上第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 他们首创了政治民主的思想,其实施民主的热情使我们自愧不如。他们创建了我们所谓的哲学。他们还创立了我们所谓的科学,他们中的一员——德谟克利特——构想了物质的原子理论,而现代科学家在2 300年以后才刚刚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创作并演唱史诗,其优美和深刻无与伦比。他们创作和表演的戏剧几乎在3 000年之后仍有让观众大笑和哭泣的感染力。他们甚至还创立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应该在所有方面追求卓越。他们崇尚理智。他们崇尚美。他们崇尚节制。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生态学这个词及其概念也是由他们首先提出的。大约2 000年前,他们文化的活力衰退了,这些人开始消失了。但是他们创造的东西却没有消失。他们的想象、艺术、政治学、文学和语言传遍了全世界,所以如今在谈论任何一个话题时,我们几乎不可能不重复2 500年前一些雅典人对于该事说过的话。第二群人居住在我们现在叫作德国的地方,他们活跃于约1 700年前。我们称他们为西哥特人,你们也许还记得你们的六年级或七年级老师提到过他们。他们是极为出色的骑手,这也许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唯一亮点。他们是些强盗——残酷而野蛮。他们的语言缺乏微妙和深度。他们的艺术粗糙甚至怪异。他们席卷了整个欧洲,每到一处便毁坏一切,他们侵占了罗马帝国。西哥特人最喜欢做的莫过于焚烧书籍、亵渎建筑、或者毁坏艺术品。在西哥特人那儿,我们没有看到诗歌、戏剧、逻辑、科学、具有人性的政治学。同雅典人一样,西哥特人也消亡了,不过是在他们带来一个被称作黑暗时代的时期之后。欧洲用
了几乎一千年的时间才从西哥特人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现在,我想说明的一点是,雅典人和西哥特人仍然活着,他们通过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活了下来。在我们周围——在这个大厅里、在这个社区里、在我们的城市里——有些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反映了雅典人的方式,而有些人的方式则是西哥特人的方式。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代的雅典人遐想着漫步于街头,吟诵着诗歌和哲学,或者现代的西哥特人是嗜杀成性者。我的意思是说,做一个雅典人或者西哥特人就是以一套价值观为中心去构筑你的生活。 雅典人是一种观念。 西哥特人是一种观念。让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这些观念的构成。做一个雅典人就是要高度尊重知识,尤其要高度尊重对知识的探求。沉思、推理、试验、探究——对一个雅典人来说,这些是一个人所能从事的最为高尚的活动。对一个西哥特人而言,探求知识毫无用途,除非它能帮助你赚钱或者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做一个雅典人就是要珍视语言,因为你认为它是人类最珍贵的天赋。在使用语言时,雅典人力求高雅、精确和丰富多彩。他们敬仰那些能获得这种技能的人。对一个西哥特人而言,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西哥特人在语言上的追求最多只是陈词滥调。做一个雅典人就是要懂得,将文明社会联结起来的那根线是很细很脆弱的,所以,雅典人珍惜传统、社会的约束和连续性。对雅典人而言,粗鲁无礼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现代西哥特人对这一切都不在乎。西哥特人将他们自己视作宇宙的中心。传统为他们自己的便利而存在,讲礼貌是矫揉造作和负担,而历史仅是登在昨天报纸上的东西。做一个雅典人就是要关心公共事务和公众行为的改善。 其实,古代雅典人对那些不关心这些事的人还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idiotes(无知的人),我们正是根据这个词才造出了我们的词idiot(白痴)。现代的西哥特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根本不知道团体的含义。最后,做一个雅典人就是要尊重创造永恒艺术所需要的磨练、技巧和审美力。因此,在接近一件艺术品时,雅典人通过学习和经验准备好了自己的想象力。 对西哥特人而言,除了流行以外,根本就没有衡量优秀艺术作品的尺度。投合大众心意的东西就是好的。 西哥特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其他标准。现在,所有这一切与你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最终,同我们其他人一样,你必须站在一方或另一方。你必定是一个雅典人或西哥特人。当然,做一名雅典人要难得多,因为你必须学会如何做,你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天生的
西哥特人。 这就是为什么西哥特人比雅典人要多得多的原因。我还必须告诉你,仅仅通过上学或者积累几个学位是不会变成雅典人的。 我的岳父是我所知道的最坚定的雅典人之一,他成年之后一直是纽约第七大街上的一名裁缝。 另一方面,我认识的一些医生、律师和工程师却是十足的西哥特人。 我还必须既伤心又羞愧地告诉你,在我们一些名牌大学里,也许甚至就在这一所大学里,有一些教授,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是些隐蔽的西哥特人。然而,你决不可怀疑,学校的本质毕竟体现了一种雅典人的观念。 雅典的文化成就和这所大学的教员所从事的工作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不难想象,在我们的教室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德谟克利特会感到很自在。西哥特人将只会在墙壁上涂写一些淫秽下流的话。所以,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来这所大学就读的目的是对雅典人的方式有所了解,并对雅典人的方式产生兴趣。今天我们还无法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会选择这种方式,有多少人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你们还年轻,我们还无法看到你们的未来。但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最好的祝愿就是将来会有人报告说,在你们这届毕业生中雅典人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了西哥特人。谢谢你们,并祝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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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四种品质约翰?恩格勒1999年5月15日,密歇根州州长约翰?恩格勒在得克萨斯州纳克多契斯市斯蒂芬?F?奥斯汀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说。当我最初接到在贵校毕业典礼上演讲的邀请时,我回想起许多年以前我自己毕业时的情形。你们知道是怎么样的吗?我不记得演讲者是谁,也不记得他或她讲了些什么。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都希望演讲简短些。回想起我自己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日子里,有时候演讲者的发言会让人昏昏欲睡,因此我将尽量缩短我的讲话。今天上午我想简单地谈一谈领导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每个人选择来上大学,而且坚持到底获得了学位,这就向社会传达了某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们想成为领袖。你们想成为雇员的领导,专业中的佼佼者和社区中的领袖。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但是如何学会领导呢?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领导学会领导,通过实践使人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所需的技能学会领导。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学会领导——阅读有关历代伟大领袖的故事,如他在《比较列传》中描述的。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思考这个话题时,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位世人公认的领袖——与贵校同名的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斯蒂芬?
富勒?奥斯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阿比林市哈丁-西蒙斯大学的格雷格?坎特雷尔教授刚刚完成了一部极好的有关这位得克萨斯之父的传记。传记的书名为《斯蒂芬?F?奥斯汀:得克萨斯的创业者》,今年十月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我有机会读了分页校样。作者的中心主题是奥斯汀作为一个领袖的伟大品质。这位得克萨斯之父具有四种品质使他得以将边远地区一群粗鲁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今天上午,我想与你们一起分享这些品质。我推崇这些品质,因为它们同我在为公众服务的30年中所得出的经验是一致的。这些品质不受时间限制,你们如果拥有它们,就会成为更出色的领导者。首先是前景目标。要有一个前景目标。奥斯汀无疑清晰地知道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在1829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志向一直是成功地使得克萨斯摆脱其荒芜人烟的状况……在这儿播撒进取心和智慧。我希望能以此造福成千上万的人,并实现自己的价值。”他的目标是一个繁荣进步的得克萨斯,他也始终极其忠实于这个目标。他从未动摇过——看看今天的得克萨斯吧!你们得克萨斯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多的繁荣和进步。第二,知道如何向别人讲述你的目标。奥斯汀是很个伟大的典范,他知道如何有力而清晰地说明目标。他知道如何争取别人支持他改造荒野的伟大使命。他利用一切机会写作、演讲,而为了能同这儿的许多得哈诺人以及墨西哥城的政府交流,他甚至还学会了西班牙语。奥斯汀用富有感染力的、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前景目标,帮助把那些粗鲁的个人主义者团结成一个群体,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联合了起来。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时,为一个更伟大的事业而合作奋斗的思想在今天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奥斯汀具有的第三种领袖品质是对自己、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正义性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根据坎特雷尔教授的描述,他甚至从未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他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优势,并弥补自己的不足。奥斯汀把错误只是看作一个学习的机会。如果你是敢作敢为的领导,那就要相信你会犯错误。我可以根据个人的经历告诉你们:有时候错误是极好的老师。所以就从你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问心无愧地、满怀信心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永远前进吧。第四,以身作则——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奥斯汀知道如何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刚正不阿赢得人们的信任。得克萨斯人从他的生活方式中看出他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他信守诺言、忠于周围的人们。他总是将得克萨斯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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