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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刊
)
2000
年第
4
期《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
腐败与苏共垮台
季正矩
　　纵观世界政党史
,
一个政党的兴 衰成败
,
应该
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
讲
,< br>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
:
第一
,
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
手建立的政党
,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
功 勋。第二
,
苏共独掌政权
70
年
,
不像东欧一些国
家
,
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
威胁的反对派
;
第 三
,
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
敌人所征服
,
而是不战而败
,
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
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
那 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
总
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 矛盾和问
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
,
是各种因素“合力”的
结果。在这些因 素中
,
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
有跨越腐败的陷阱
,
自己割断了与 广大人民群众血
肉相连的关系
,
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本文试从 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
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
,
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勋章和
不少颂扬
,
在苏联
,
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
儿,
苏联的灾难”“
,
他该下台
,
苏联都没有了
,
还要
他干什么”
!
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
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 时期
,
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
怕流血牺牲
,
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 业的壮举
,
形
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二
,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 明
,
最大的赢家不
是黑市倒爷
,
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
而是过去
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
,
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
俄罗斯的 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
,
到
1996
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
,
在总统周围占
75%,
政
党领袖中占
57
1
1 %,
地方精英中占
82
1
3%,
政府中
占
741
3%,
经济领域精英中占
61%
。这些人中来
自苏联经济部门 的官员在政府中占
42
1
3%,
在经
济领域占
37
1
7%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
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
:< br>苏联共产党是惟
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
,
今天
我们 回过头看
,
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
,
但是
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 略的重要原因
,
就是苏共领
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
说
,
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
,
而是苏
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因此
,
苏共的垮台
,
在很大程
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
,
是为了使
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
财富和各种权 益合法化。于是
,
剧变中群众的冷漠
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 br>纲领中也就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
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
,
提出了 重建属于劳动人民
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
,
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
的信任和 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
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
,
新社会主义者并不 怀念过
去的岁月
,
与共产党人不同
,
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
僚 主义的社会主义”。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
,
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
,
是腐败分子
的不断蜕变
,
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
时候。 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
1997
年第
8
期刊载
　　一、苏共自己打 败了自己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得到验证
:
第一
,1991
年
8
月
25
日之后
,苏共作为一个拥
有悠久历史
(
90
余年
)
、众多党员< br>(
2000
多万
)
、独掌
政权
(
70
年
)
的大党
,
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
然倒塌
,
迅速土崩瓦解
,
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
政权
交替之“顺利”出乎人 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
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
,
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
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
,
特别是空军
的“不服从行动”
,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
拒绝执行命令
,
甚至倒戈
,
军队 一片混乱。在这种
情况下“
,
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共产党没有遇
到任何 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
,
党的
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
,
中 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
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
,
也未获批准。后来
,重新
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
:
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
活”
,< br>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
,
各加盟共和国
的领导人
,
见 机而动
,
打起民族主义旗帜
,
迎合了反
共潮流
,
以 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
—
81
—

旧史新读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
:
私有化没有使国
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 的人手中
,
也没有落
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
,
而 是
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
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 联官僚
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
,
有学者指出“
,苏共的垮台
,
是经济失败
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
,
虽然苏联
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
一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
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
业国
,
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
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
,
算不上成
功。但经济 是怎样失败的呢
?
让一群搞特权的蜕
　　二、权力的异化和特权阶层的掘墓
现 实证明
,
苏共倒台
,
苏联解体并没有使原苏
共官员和政府官僚沦为阶 下囚和贫困阶层
,
他们是
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
,
仍是“主人翁”< br>,
只不过头
脑变了
,
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
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一些腐败者实现了从权贵
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
,
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
阶层向官僚资产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
层是如何形成的
?
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
,
他们又是
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
俄 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
,
列宁就已认识
到
,
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 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
余”“
,
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
,
而从 其他方
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
,
岂非痴人
面来看
,< br>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
因此
说梦
?
显然
,
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
,
而是权力异化
“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 复活起来”
,
在先
,
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党员背叛人民在先。
“我 们的国家机关的情况
,
即使不令人厌恶
,
至少也
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 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
非常可悲”。
1921
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所在。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后
,
曾用一个简明的公
式来表达社会主义
:< br>苏维埃
+
电气化
=
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
)< br>。几十年过去了
,
在苏联
,
苏维埃
(
政
权< br>)
有了
,
电气化也有了
,
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
年 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共产党人的认真思
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是不是就直接意 味着万事
大吉
?70
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
关报《人民自由报 》上
,
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
辟专栏
,
就此展开讨论
,
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
结果。
第四
,
对于苏共的瓦解
,
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
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
?
似乎不 能。其一
,
归根结蒂
,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
正创造者
,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
,
更不是“叛徒”和
“坏蛋”
,
否则
,
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
二
,
苏共作为一个大党
,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
制
,
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
,
1985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
出
:
在每一个 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
:
一是共
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
二是文盲< br>,
三是贪污受贿。为
此
,
俄国党进行了清党
,
强调党 的纪律性
,
成立中央
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
,
但官僚主义仍然不少< br>,
更
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
国家监察机关竟也变成
了一个 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列宁晚年
为反对官僚主义
,
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
这从他
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
,
但由于病情和某些人
为因 素
,
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
,
一些想法打了不
少折扣。
继列 宁之后的斯大林
,
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
中的体制
,
其特征是个人崇 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
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
这样就使党内民主生 活窒息
,
党群关系紧张
,
官僚
主义逐渐扩散。罗・亚・麦德维杰夫在 《让历史来审
判》一书中说“
:
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
后
,
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
,
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
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 征候
:
高傲起来
,
轻
视劳动人民的利益
,
出现官僚 主义———这些人开始
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
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 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
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
,
况且
,
许多党的领导 干部在
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
,
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
主义这些毛病。”“ 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
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
,
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
,
完全没有什么理
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
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
人时
,
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 盛
赞戈氏“精力充沛
,
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
不能假设
,< br>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
,
苏共和苏联历
史又会怎样呢
?
迄今为 止
,
还没有证据表明
,
某个
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 态。
毫无疑问
,
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
但内因决定外因
,
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
,
尽管戈尔巴乔夫确实过高估计 了西方政治家的真
诚。
—
82
—

旧史新读
了 目的本身
,
成为一种拜物教。”体制系统中“缺乏
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 ”。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
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
1935
年到
莫斯科访问时发现
,
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
被当 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
,
为高
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
,< br>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
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
已经出现“特殊的 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
层”。他写道“
: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
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
,
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
一种特殊的阶级”“
,
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
块面包与一股空气
(
住房
)
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
之中”
,
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
目光
,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
头”。罗兰断言“
: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
,
且日益突出”“
,
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 与民族脱
离开来
,
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
用是哺育民族并且 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
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
攫为己有”。关 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
,
叶利钦在
《我的自述》一书中
,
回顾了特权 化在斯大林时代就
已大肆蔓延的情形“
:
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
,
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
权力金字塔的顶尖
,
则可享有一切— ——你进入了共
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
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 现。”“全莫斯科享
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
4
万人。国营百货大
楼有一些 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
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
,
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 们
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
,
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 部和
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
,
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
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 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
;
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
,
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 更
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
,
国内物质条件
还不富裕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
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
斯大 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
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
,
在斯 大林时
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客观条件。这一
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 时干部已
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
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
,< br>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
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
性的体制改革以及 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
,
使得
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赫鲁晓夫曾想改革
干部特权制度
,
但阻力甚大。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
特别是其执政 后期
,
一
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
,
特别是事
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
;
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
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 朽思想对干
部的侵蚀“
,
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
估计
,
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
50
～
70
万人
,
加上他们
的家属
,
共有
300
万人之多
,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
1
5%
。
有学者概括了“特权阶层”的主要特征
:
第一
,
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
对领导权。第二
,
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
,
受过高等
教育
,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
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
第三
,
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马克
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
,
共产主
义 、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
,
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
得多的特权为满足
,
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
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 导的企业、农庄当作
资本
,
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
获 取
大量利润。据估计
,
在
80
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
的“影 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第
五
,
这些人安于现状
,
粉 饰太平
,
自安自慰
,
盲目乐
观
,
盘根错节。
“特权阶层”的特权主要表现在
:
①宅第权。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 别墅
,
少则花
几十万卢布
,
多则上百万卢布
;
凡是 名胜地、风景
区、海滨、避暑胜地
,
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
占据。②特 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
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
,
按照官职大小、地 位
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
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 副食
品和其他商品。③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
,
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 专门机构或保送
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
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 级官员
,
几乎可以
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
,
供他们终
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
,
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 生活、别墅和
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
,
每年开支达数
百万卢布,
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
—
83
—

旧史新读
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
,
即户
主可以不受限制 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特权阶层”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
质性的改革
,< br>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苏
共。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
垮台埋 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
1987
年开始
,
苏联
许多部委和企业开始转轨改制。这个时期部长、副
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
,
财政局长 变为银行行
长
,
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
,
石油部变为石油
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
,
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
体错位
,
在许多 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
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
,
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 br>程的主体
,
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
财产的机遇。权贵阶层以集权 方式支配国有资产
的途径十分方便
,
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可以
利用部门 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
,
甚至代表国家以
所有者面目出现
,
直接支配 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
时
,
国家法规不健全
,
国有财产管理混乱,
使国家所
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
,
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
支 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
也动了起来
,
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 “人们委托
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
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 下暗自积聚
个人资本
,
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
,
是
以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
,
即隐性占有的
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
,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
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关于戈尔巴乔 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
,
叶利钦在其《我的自述》中写道“
:
当人们了 解到这
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
,
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
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 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
的掠夺
,
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
,
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
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
,
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
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
叶利钦
,
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
,
但
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 后
,
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
忆录中曾讲道
:
“一切都腐败了
,
一切都在改变。”
1992
年
,
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 之谜》一书中
,
形
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
1985
年4
月以
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
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 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
嫩芽那样
,
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
,
一
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
,
受到动
摇
,
现 在已坠入深渊。”
苏联解体后
,
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
度出现无人管 理状态。借制度转换之机
,
搭乘走向
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
,
开始公 开地以实实在在的
所有者面目自居
,
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
,
制度
的转换急需私有者
,
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
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 权贵阶层
,
从而使权贵
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
,政府用法律手段保障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
,
苏 共逐渐走上了
腐败变质的道路
,
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学风的败坏 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
,
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
,
与 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
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
来了极坏的影响。
(
一
)
列宁去世后
,
苏联政界、理论界一 方面不
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
;
另一方面
,
又对
马 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
把科学的、生气勃
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 的、僵硬的、
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
,
在社会矛盾问题上
,
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
全适合”
,
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 义发展的动力。直
至
80
年代上半期
,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
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
,
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
,
在社会矛盾
问题上理论的僵化
,
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
,
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
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
程
,
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
社会主义”的批判
,
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
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
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
,
一直存在着简单化 、教
条化的倾向
,
鼓吹直接、间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的认识
,
对时代的估计
,
对
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出现严重 偏差。从
一定意义上讲
,
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的思潮泛滥成灾< br>,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
罚。
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
:< br>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
的营私舞弊势力
,
简直是一瞬间
,
大约一 两年时间
,
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
—
84
—

旧史新读
(
二
)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
,
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
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
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 僵化的标尺
;
另一方面领导
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
,
理论不经 意就沦落
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
,
表
面上看来战斗力特 强
,
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
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
,
相辅相成
,
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
召力。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
义。从形式上看
,
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 进行马列主
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
,
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
相当系统的马列 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高等学
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
(
苏共党史、哲学、< br>政治经济学
)
。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
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 治教育体系
,
每年在这
种教育体系学习的人达数千万之众。然而由于缺
乏正确 的思想路线
,
长期以来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
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
严 重脱离实际
,
因而效果不
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
,
苏共的思想工作的 形式主
义
,
曾发展到荒谬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
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 级的标签。例如
,
他们把生物
学中的摩尔根学派
(
基因遗传说学派< br>,
现代生物系
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
)
看成资产阶级的
,
把战后兴
起的新科学“控制论”看成“伪科学”。
80
年代初
,
苏 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
,
但苏共
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
,
指出摆脱
危机的道路
,
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
,
相 反却逃避现
实
,
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就
,
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
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 br>来
,
而苏共领导人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
,
听不到
“盛世危言 ”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逝
,
问题和失误
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 过
程中
,
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
,
可它到头来不
仅没有 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或弥补失
误和矛盾
,
而是不以为然
,
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
的理论
:
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
,
无 非是
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
,
悲剧随之而来。
其次< br>,
苏共缺乏深入实际
,
调查研究的作风。
斯大林执政以来
,< br>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
工作。联共
(
布
)
第
17
次代表大会以后
,
斯大林仅
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 基
层考察。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
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有代 表性
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
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
,
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
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
条之类的材料
,
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
等
,
一般都无标点符号
,
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
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
勃对什么问题提过什 么创见
,
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
花。勃在世时
,
苏联出版了
9
大本《勃列日涅夫文
集》
,
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
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
,
也都
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 。他的一切讲话、
报告
,
甚至简单的致词
,
都要别人起草。在他晚年
的时候
,
即使念稿
,
也常念错。
再次
,
党 的很多干部思想中明显有“守旧”性和
“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
本知识
,
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
,
逐渐失去主动地
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 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
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
,
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
出明 显的“守旧”和“惰性”的倾向。在苏共党内
,
改
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
,< br>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
攻击的口实
,
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
,
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前苏联《真理
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 报告“起草班子”的
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
回忆说
,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
,
并不要求有什么
“新思想”
,
更不要说 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
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
的形式
,
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
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
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 们就这样一天一天
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
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 “
,
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
,
在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 帜上勉为其
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
,
这
项工作虽然十分 光荣
,
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
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
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
,
你就会对自己的所
作所为感到痛苦”。
(
三
)
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
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 br>,
理论研究浮在表面
,
满
足于虚假的繁荣
,
喜欢做表 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
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是苏
联社 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
—
85
—

旧史新读
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
,
缺乏生机
和创造性。苏联哲学家在< br>1985
年改革兴起的初
期
,
在反思以往时
,
曾感叹 地说
:
想不出哪一个现实
问题是哲学解决的。它既解释不了世界
,
也 改变不
了世界。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
:
哲学
家既不应哭
,
也不应笑
,
他惟一应做的就是思考。”
但苏联哲学表明
,
事情并非完全如此。
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
,
也只能
对之进 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
70
多年漫长的时间里
,
苏联体制< br>(
包括党的体制
)
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
说是 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
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
,
它能够解决所遇 到的各
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
,
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
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 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
,
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
最高领导人
,
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
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 夫上台后
,
或多
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
宣称进行“根本革新”
,
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
的弱点
,
捅的漏子越来越大
,
局面越来越失控
,
戈氏
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
,
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
中
,
苏共陷入绝境。
英国历史学家约 翰・阿克顿说过
:
权力有腐败
的趋势
,
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因此
,
权力
如同一把双刃剑
,
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
和道德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品德不高尚、
情操不纯正的人来说
,
不可能通过 教育和下面的批
评帮助而高枕无忧。
长期以来
,
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对党 的各
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切实有效而全面的监
督
,
使权力失去了制约。 从表面和形式上看
,
苏共
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
1981
年苏联各级 人民监督
委员会就有
4600
个
,
人民监督员达到了
100 0
万
人。但是
,
纵观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
,
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
缺乏独立
性。这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斯大 林时期
,
苏共监察
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
,
权力不断弱化。
显然
,
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
,
监
督者笼罩 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
,
效果可想而知。
于是
,
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 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
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
,
但这往往靠不住。
二是 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
,
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
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总之
,
随着时光的消磨、历史的沉淀
,
五颜六色
的历史表象的吸引力 和泡沫会逐渐衰减
,
从而使人
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理智而全面
,
接近于问
题的“实态”。对苏共历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四、最根本的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
,
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 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
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 的“
:
过去发生的各种错
误
,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br>,
但是组织
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
度好可以使坏人无 法任意横行
,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
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甚至会走向反面 ”“不是说个
,
人没有责任
,
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
有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
题
,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的确
,
苏共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和金钱的迷
宫面前
,
逐渐 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
,
没有找到一
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
,
在 官僚主义的侵蚀和
集权制的庇护下
,
越来越腐败
,
和人民群众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大
,
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
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
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应当承认
,
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 br>的历史背景和惯性
,
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
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 权制、职务终身制、
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
,
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
革的要 求
,
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
,
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
,
已敏锐地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
,
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
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
,
斯大林
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 化到极致
,
问题也接踵而至。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
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
,
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
庸医
,
给苏共那套 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
了一层缓和的外衣
,
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
机
,
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
过渡性人物
,
来 也匆匆
,
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
地流逝
,
问题像地下的溶岩
,
急剧地积聚。不触动
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
导人展示自己 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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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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