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谋杀第一贼——佞臣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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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9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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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源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杨杰题记
赵高的宦官身份，存有二说。
其所任官职——中车府令、郎中令、中丞相，当无异议。
这位嬴政时期的中车府令，二世皇帝时期的郎中令、中丞相，政治生涯中充满了血腥与谋杀，从命丧其手的始皇长子、少子、左丞相、将军、上卿、公子公主及诸大臣的身份与数量来看，赵高，堪称千古谋杀第一贼。
了解秦时赵高的所作所为，对于今人明辨是非，任人用人，不无裨益。
存有争议的宦官身份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载，“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又有着：“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的话语。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中也有着“於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的记载。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中“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的两句记述，当为赵高宦官身份存有二说的出处所在。
抛开赵高是否宦官不谈，我们来看看赵高的发迹及其日后的所作所为。
“通於狱法”、“刀笔之文”、“敦於事”——起家三法宝
按照《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中的记载，赵高系“诸赵疏远属也”，“昆弟数人”，但因“其母被刑僇”而“世世卑贱”，是“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而“举以为中车府令”的。
能让“秦王闻”，足见其在当时的“通於狱法”方面，小有名气。始皇三十七年，沙丘之谋时，赵高自己也说过“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的话，可见，“通於狱法”、“刀笔
之文”当为赵高初始起家二本钱。然而，当时秦国精通此道者（譬如李斯），不在少数，因何赵高得以脱颖而出，而且一出就出任了中车府令（李斯的出身仅为吕不韦丞相府的一名“舍人”、“郎”）呢？以笔者愚见，关键的一点是最高统治者的赏识（“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正是有了秦王的赏识与举荐，才有了日后赵高的得以“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并“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也正是有了赵高的“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之举，才有了胡亥的“私幸之”。
仅有秦王举、胡亥“私幸之”的先后高层助力，依旧不够，赵高自身还要会——“敦於事”。不然，在“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时，便不会有“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了。
可以说，“通於狱法”、“刀笔之文”、“敦於事”为赵高的起家三法宝，而嬴政、胡亥近乎不辩是非的先后助力，在最终推就了赵高的同时，也为秦帝国选好了掘墓人。
沙丘篡诏，赐死扶苏——拉开谋杀帷幕
地利（“出入秦宫”）、人和（秦王举、胡亥“私幸之）两条，赵高都已占住，走向秦帝国的政治前台与中心，只待天时。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馀子莫从”，可谓天赐良机。
先举后“私幸”赵高的两个秦帝国金字塔尖级人物，都在此次出游之列，赵高个人又恰好 “兼行符玺令事”跟从，机遇之门为之敞开。
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赵高“行符玺令事”，先主动与胡亥密谋，后说服左丞相李斯篡诏时，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与赵高素有结怨而为始皇帝所“尊崇”并“信任贤之”的蒙毅，此时，不在沙丘。
蒙毅，“蒙恬弟毅”。“始皇甚尊宠”，“信任贤之。而亲近”，“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那么，这样的一位始皇帝“亲近”、“常为内谋之臣”，此时，又在哪里与干什么呢？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中载，“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等到这位“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的上卿“毅还至”时，赵高的沙丘篡诏，杀始皇长子扶苏而另立少子胡亥之谋已得逞一半——“扶苏已死”，“已囚蒙恬於阳周”。
可以说，蒙毅的不在
沙丘，是赵高阴谋得逞的又一历史机缘巧合。
“留所赐扶苏玺书”、“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死，赵高，就此拉开了自己的政治谋杀之幕。
报私仇，谋杀将军蒙恬、上卿蒙毅两兄弟——贼佞之态初露
昔日，赵“高有大罪”时，“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后，始皇“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了事。
对这样一段往事，赵高可谓刻骨铭心、耿耿于怀。沙丘之谋时，赵高，“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只是因为蒙毅之兄“蒙恬不肯死”，“疑而复请之”，使者才“以属吏，系於阳周”。为此，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回咸阳后，“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的赵高，更是“欲以灭蒙氏”，“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架不住赵高的“日夜毁恶”，二世皇帝胡亥，终于为其所用，遣使“令蒙毅。。。死”，蒙毅申辩，但，派去的“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此后，“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吞药自杀”。
蒙恬、蒙毅两兄弟，可谓秦国与秦帝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股肱重臣，蒙毅因“不敢阿法”的君子之风而得罪小人赵高，终使蒙氏兄弟未能逃过佞贼赵高的谋杀之手。
谋杀公子公主、诸大臣——贼佞之心暴露无遗
杀蒙氏兄弟，如果说赵高是对得罪过自己的人，挟嫌报复，勉可理解，而对与其并无多大嫌怨的始皇诸公子公主及诸大臣的谋杀，则是其贼佞之心暴露无遗的表现了。
二世皇帝元年，东行郡县时，曾阴与赵高谋“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之事，此事，看似赵高被动参与，其实，细细读史，并非如此。当时的赵高是怎么想与怎么说做的呢？
“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
由此可见，赵高对“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是非常清楚与了解的，所谓的为二世皇帝“振威”、“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照想，不如说为其个人翦除“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的大臣谋划，不仅仅是谋划，而且这个谋划还“固愿言而未敢”，酝酿已久，只待拍合了。赵高的这番话后，胡亥“乃行诛大
臣及诸公子”以致“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
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仅这一历史时期（二世皇帝元年至三年李斯腰斩咸阳市以前）先后死于赵高谋杀黑手的计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公子高一人、“戮死於杜”公子六人、“僇死咸阳市”公子十二人、“矺死於杜”公主十人，而“相连坐者更是不可胜数”。
谋杀李斯、胡亥——贼佞之心昭然若揭
沙丘之谋时，李斯、胡亥这两位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应该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双双死于赵高之手。然而，历史就是这般的滑稽与无情。
李斯，沙丘之谋后，因儿子李由的三川“群盗”事而受到二世皇帝“如何令盗如此”的指责，后仍为此事与当时已“常侍中用事，事皆决”的政治新贵赵高闹翻，二世听信赵高“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之言，“‘以李斯属郎中令！’赵高案治李斯”。
在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后，李斯，于“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就刑前，留下千古名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
“三年，。。。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谓鹿为马。。。后群臣皆畏高。高。。。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更立公子婴。。。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射上幄坐帏。。。阎乐前即二世。。。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赵高，先后谋杀始皇长子扶苏、将军蒙恬、上卿蒙毅、始皇公子公主、左丞相李斯及诸大臣，即使这二世皇帝、始皇少子胡亥也难逃其手，其私欲之膨胀，何其大哉？其贼佞之心肠，何其毒哉？
宠幸身边之人，缺乏权力监督，朝廷、民间无诤言，仅凭一面识人便委以重任，尤其是
“高有大罪”，“当高罪死”时的是非不辩——“赦之”，终使赵高贼佞的日后谋杀之举得以一逞再逞，秦帝国公子公主、文臣武将直接被杀或被迫自杀者，其身份之特殊，数量之多，均超过了其后的历朝历代，直可谓：鲜血不干，触目惊心！
后记
历史是滑稽的，同时也是公正的。
赵高，这位千古谋杀第一贼，终于在胡亥自杀后不久，为子婴刺杀於斋宫并“三族高家以徇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