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业-春节作文300字

生命在民间
──莫言《蛙》剖析
张勐
20
09年岁末，莫言孕 育了近十年的长篇小说
《蛙》终于呱呱坠地。《蛙》经由对乡土中国
一部生育史的纵览、反思， 折射六十年历史
人瞩目的，则是部分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是“莫言向诺贝
②
尔文学奖的 一种‘献媚’策略”
。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情
同谊深，他曾 多次谈及，莫言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
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莫言曾与大江说起自己的下一部
小说，将以现实中担任乡村妇科医生工作的姑姑为原
型，大江很感兴趣，并特意于2002年春节在莫言 的陪同
下拜访了姑姑（《蛙》中，莫言存心将蝌蚪致日本作家第
一封信的落款时间写作“二○○ 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恰
与大江的访期衔接呼应，读者应可会意）。
恰是有了跟大江这一段真实 的经历，莫言在写作
《蛙》时便萌生了一个预设读者。如其自述：“就想是不是
可以写给一个日 本作家？但是我生怕别人攻击我。因为
大江健三郎先生表扬过我很多次，尽管我不断的解释。
假 如我写给大江健三郎，会招致许许多多讥讽之声、讽
刺之声。但是我想还是写给一个日本人比较恰当。” 随
后，莫言又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分辩：“通信的对象本来
③
莫言愈是闪烁其词，百般 辩解，杉谷义
就是虚构的。”
的风云变幻、腐朽神奇。形式上，莫言又一次地花样翻
新 ，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
第五部分则选取话剧形式，由此衍生出多元繁复 的叙事
网络：书信体部分带出了写信人、收信人、作家之间的错
综对话关系；话剧部分则在一派 喜剧、闹剧形式下暗蕴
着悲剧性的深层结构；书信体小说与话剧又适成“互
文”，在在昭示出文 本叙事基调“拟真”与“戏说”间的
交错变换。而这一系列形式迷障背后，更剪不断、理还乱
的 应是国家意志的“历史合理性”与民间伦理中的“生命
自在性”这一对矛盾的纠缠论辩。此外，伴随着新 作的出
版，莫言又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多次演讲与访谈，这些
作家自述与作品之间无形中又延 展成一种新的互证、互
诘的阐释空间。鉴于此，笔者拟悉心探寻上述叙事网络
结构间的种种“缝 隙”，由是深入拓展，开掘小说的思想
蕴藉与形式意味。
一、小说的预设读者
《蛙》在 文体上分别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
谷义人的诸封长信与一部话剧构成。有别于其他文体的
第一人称叙事擅长“独语”，运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应更适
宜于“对话”。然而，若将《蛙》称之为“书信 体小说”，每封
“书信”与“小说”却都是割裂的，其语体亦截然有别：前
者取知识分子话语， 略带学生腔；后者主要取民间话语。
除却个别段落作者有意透露“知识分子或其他角色与民
间人 物交错进行的”叙事体那未及缝合的针脚处
①
──
如“我母亲”与“有文化的哥哥”的 复调式表达；就整体而
言，知识分子叙事已如洪炉化雪，不露痕迹地融入了民
间叙事中。
在小说部分中，叙事者径自滔滔不绝，言说间鲜有
与收信者的直接思想情感交流。如是，令人不免猜度 莫
言之所以采用书信体小说言说的动因与目的。其中最引
人背后那个大江健三郎的身影便愈是挥 之不去。然而，
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同“献媚说”；却不妨对莫言即使招致
讥讽、还是坚执“写给 一个日本人比较恰当”的动因予以
更贴切的探究。
《蛙》中所预设的读者杉谷义人连同其原型大 江健
三郎，均是所谓的“内行读者”，斯坦利·费希提出的这一
读者类型包含了“他具有足够的 阅读经验，以至于把文
学话语的各种特性──从最局部的技巧（比喻等等）到
整个体裁等等── 全部内在化了”等禀赋。这位日本作
家不仅是一个虽对中国计划生育历史语境隔膜重重，仍
对此 深感兴趣的学者；亦是一个与莫言有着同样精深的
文学修养的作家；他更是一个始终关注人类普遍命运、
尊重生命、具有博大情怀的友人。与莫言相类，他亦集伟
大的法官与伟大的罪人于一身。莫言称 ，“给台湾版写了
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要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你就 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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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 不幸的。”在致杉谷义
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这样的“连环保
甲”制；揶揄的应 是执政后犹未彻底摆脱的“战争文化心
理”，动辄以“运动”、“斗争”的方式强制推行。恰是此
类极端化的举措，引发了对红色年代激进思潮的反思。
为此，生育史固然是主要线索；而作者横生枝节 对其他
历史事件的审视同样不是闲来之笔。写饥饿年代，聊以
食色视角管窥：“那两年，公社四 十多个村庄，没有一个
婴儿出生。原因嘛，自然是饥饿”；或举重若轻地写孩子
们争相吃煤，咯 咯嘣嘣地啃，从中吃出了松香味。写至
“文革”时期，作者的笔顿然沉重起来：批斗大会上，被揪
斗的姑姑猛然一甩头，女红卫兵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
落在台子上。姑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这时，只
听到湖面上发出一阵怪响，冰层塌裂”……莫言一改泥
沙俱下的絮叨，字字千钧地凸现 民间话本式语言的力
量。
及至当下，计划生育政策陡遭“有钱的罚着生”、“没
钱的偷 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这一新形势的解构，
生育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家意志的规约；却又落入 了新
的权力话语的陷阱。面对失重的时代，莫言那不无沉重
的笔触不知不觉间变得轻盈起来。它 一方面感受着历史
的不可承受之轻；一方面也传递出一种“人生如戏”的虚
浮：“人人都在演戏 ，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现实的
“戏剧化”（或写作“喜剧化”），使得小说的第四部分里，
戏剧性的冲突、场面渐次僭越了小说文体。尽管仍披着
书信体小说的外衣，却已然与小说叙事相去甚远 。就叙
事策略而言，它有效地担当了衔接书信体小说与话剧的
纽带作用。
与书信体小说 纵贯新中国六十年有别，九幕话剧
《蛙》一开始便将时代背景置于世纪之交“当计划生育这
个问 题本身在社会上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混乱的局面”之
际。书信体小说之外另辟一部为戏剧，可谓一举多得： 不
仅反衬出书信的“真实感”，达臻“拟真”效果；且使此后
的荒诞剧赖有此前“坚实的现实主 义的基础”的铺垫，
“怪诞才有力量”。而那些在写实性质的小说中“不便
说、没法说的部分” 内容，亦能在“那不是现实生活，那是
戏”的遁词后尽情“戏”说。
作者插科打诨，奇思妙语迭 出，喜剧中却不乏悲剧
性内容：如果说那以养牛蛙为幌子、专雇了一群女孩给
富贵人生娃娃的“ 代孕公司”的开张尚能让人莞尔；那
么，读至“代孕公司”派去杀人灭口的杀手，反诬被杀者
“ 一定是去路边店里看录像看多了。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时，便欲笑不忍、欲 哭不能
人信中，又藉蝌蚪之口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您父亲
在平度城犯下的罪行，没有理由 让您承担，但是您承担
了，您勇敢地把父辈的罪恶扛在自己的肩上，并愿意以
⑤
。如此 看来，预设日本作家
自己的努力来赎父辈的罪”
这一特定读者，应是为了彰显“他人有罪，我也 有罪”，故
而理应“反省历史、反省自我”这一主题；为了将小说的
思想境界提升至与民族共忏 悔的高度。
综上所述，与其视莫言专取书信体，并将收信人预
设为一位日本作家之举臆测为“诺 贝尔文学奖情结”作
祟；不如将此读作莫言世界意识的觉醒。还在新世纪初，
莫言写毕《檀香刑 》在“后记”里如是写道：“我的这部小
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
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
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 者
阅读。”陈思和先生便不无敏锐地从中看取并激赏莫
言撤退至“民间立场”、独取“民间叙述 ”这一自我定位。
尽管彼时莫言的创作谈尚欠自信，陈思和却指出：“这些
⑥
民间因素 ”终将“吸引了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大量读者。”
弹指十年过去，可喜的是，由《蛙》的预设读者，不难 见
出：莫言不仅增添了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艺术自
信；更别具一种立足民族民间立场、与世 界对话的自觉。
二、由历史书写到文学叙事
访谈中，莫言一再声称：首先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个
历史背景和这个历史事件，而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所凸现
⑦
。藉
出来的令人难以 忘记的性格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
此化解题材的敏感性。
然而姑姑的形象虽写得泼辣生鲜，却因 交互偏侧于
“送子娘娘”与“夺命瘟神”这大善大恶两个极端，而两极
间缺乏更其丰饶复杂的中 间形态过渡，并未能脱出20
世纪80年代盛行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虽则如是塑
造也许恰 是源于作者喜欢极态的民间审美情趣。
倒是小说中用以衬托人物形象的计划生育这一历
史事件， 历经六七十年代、新时期伊始、新世纪这三个历
史场景，更写得一波三折，意味深长。作者不满足于就事
论事；不时有意无意地折射着时代的沧桑变迁：饥饿年
代的物质匮乏，“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 ，新时期的改革
开放，直至当下的众声喧哗。
作者并无否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之心；其针砭
的应是“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这样的“土政
策”，是若“顽抗到底，我们用拖拉机， 先把你娘四邻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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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诚然，逸不出得意忘形的叙事惯性的作者，每临高潮难免泥沙俱下，如让原东丽玩具厂火灾的毁容者、沦为
代孕女后又陡遭骗局的陈眉到公安派出所击鼓 鸣冤，呼
唤包青天，而警官答以“包龙图今天不在，你先把问题告
诉我”这一编排，不仅老套， 且辞气浮露；但更多的场景，
却寓意深刻。
诚如作者所言：“话剧的部分是前四部分的高潮。”
只见脱出羁束后的众生任性滥情，欲望横流，群丑乱舞，
弹冠相庆。与其将这幕闹剧归因于西方 后现代思潮话语
的启示；不如说此处莫言又一次地连通了民间狂欢节文
艺这一源泉。在这“东北 乡的邪恶节日”里，唯有那身着
黑袍、脸蒙黑纱，面孔狰狞可怖，来去无踪的“幽灵”般的
陈眉 ，一人向隅。她是莫言精心塑造的民间复仇女神形
象，有意给盛世嘉年华的闹剧，投下一道煞风景的阴影 。
制。倘若不加分辨民间伦理中的精华与糟粕，倘若连同
“蒙昧”一起激赏着自然性，将所谓比 “人类能干多了”的
青蛙繁殖供奉若神，不免陷入人口暴增、人满为患的境
地。为此，不难理解 ，莫言何以化身为二，刚借蝌蚪母亲
之口认为：“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又与 之针锋相对，在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信中作如是辩
解：“我不抱怨姑姑，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
手段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
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 地说，这不
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 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
允的。”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目光审视世事。而
莫 言与其说像一名旨在书写民族秘史的历史学家，不如
说更是一位关注生命、关怀人类灵魂的文学家。尤其 当
计划生育采取“历次运动一样”的方式，趋于极端化时。
诚然，上述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书信别 具历史理性；但这
并不妨碍作者在小说中、剧本中仍难以排解人性的拷问
与悲悯。那三个死在姑 姑手术台上的女性的遗言，尤其
是王仁美那一句“姑姑，我好冷……”凸现文学作品中的
人性内 容，于冷冰冰的历史理性之外，倾心呼唤人性的
温暖。
历史合理性与生命自在性的互辩命定是一 对二律
背反的悖论，因此，我们应能理解《蛙》的众声喧哗、歧义
丛生、混沌一片。混沌中，有 一点却是清晰可感的，那便
是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这一“民间文化实体”一如既往
的珍重；尤其 激赏它那勃勃生机：只要有一个小口子，它
便迸涌流淌。
结尾，写“小狮子”即便未曾生育，那 饱满的乳房，照
样能分泌奶水。奶水旺盛，“犹如喷泉”。神话般的寓意
下，尽显民间文化信仰 的伟力。■
【注释】
①⑦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见《中国当代
文学关 键词十讲》，182、1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载《新文
②《莫言新作〈 蛙〉——
用文字为生命搭一座神龛》
化报》2009年12月28日。
③⑥《莫言谈〈 蛙〉》，莫言做客新浪读书文坛的访谈实录，
http:orsubject2009-12-21。< br>④《莫言谈文学与赎罪》，载《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7
日。
⑤《蛙》，上海文 艺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引文均引自该
书。
三、历史合理性与生命自在性
《蛙》杂 糅书信、元小说、话剧于一体，形式主义的迷
障设置后，依稀透露出作者立场的吊诡，观点的暧昧。纵< br>观一系列矛盾，其中最激烈的无疑是国家意志的历史合
理性与民间伦理的生命自在性的碰撞。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曾被喻为故乡
的生命象征，将天地映成一片血色；那么，在 《蛙》里，
“蛙”又被视作“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使人间尽染生
命的绿意。“蛙”与“娃 ”同音，难怪高密民间泥塑、年画
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
是的，对生命的膜拜，应是命名为《 蛙》的题中之义。
生命的自在状态，在莫言笔下每每被渲染为一股势不可
挡的力量。小说不仅极 写姑姑穿越泥泞小路遭遇成千上
万只青蛙袭击的场面；更在话剧部分借临界疯癫状态的
姑姑的呓 语，将生命强力的华彩乐章臻于极致：姑姑
被蒙骗，“吃过青蛙肉剁成的丸子”，“一低头，呕出了一些绿色的小东西，那些东西一落到水里就变成了青
蛙”……语词背后不仅依稀浮现出昔日鲁迅笔下 那个自
省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亲人的肉的“狂人”，且平添了新
意：生命自由自在，生命生生不 息，纵然剁成肉泥吃进肚
里、吐出来的依然是活生生的生命。一切庙堂的规范条
律终难羁束，理 性的逻各斯也将被弃如敝屣。小说中，作
者多以这类极具情感宣泄倾向的语言、不无民间神话思
维色彩的想象，将民间伦理中生命的自在性观念，表现
得兴会淋漓。
然而，恰是此类“蝌蚪成群 结队”、“蛙声一片”淋漓
而至泛滥的生命喻象自另一向度提醒我们，必须有所节
（张勐，复旦 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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