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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小姐到中大博导——粗看《黄淑娉评传》


在民族出版社推 出的丛书“人类学家评传••本土篇”里，黄淑娉（1930—）
作为传主是资历最浅的一位
[ 1]
。但她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在中
国民族学几经波折和磨难的非常发展进程 中，黄淑娉的个人史告诉了我们许多精
彩故事，这既是一个时代大众共同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一位别具 个性的知识分
子富有传奇色彩的职业生涯。

黄淑娉祖籍广东台山，193 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庭，因为战乱的缘故，
这位富家小姐才在青少年时代领略了家国之忧。194 7年她北上求学进入燕京大
学，从此开始与民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她被分配到刚组建的中 央民
族学院研究部，在潘光旦、林耀华等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6
年底与林 先生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底，她离开北京，调到广州的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这样两大阶 段的学术特征和演进过程被她在晚年自己总结为
“从异文化到本文化”
[2]
。201 1年7月，81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因其在民族学
人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被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 科学家”（共有16人），
可谓名至实归。

《评传》由导言、11章正文 以及3个附录组成，全书共约18万字，并配有
几十幅照片。《评传》让不少认识黄老师的人感觉新鲜的 一大亮点就是她在进入
中央民族学院前的早年生活写真。该书的第一章“中西合璧向学路”和第二章“岭
南才女在燕京”披露了一些极具人情味的细节，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铺垫，让读者
能够在掩卷时候 慢慢回味“民族学家是怎样炼成的”。2003年在香港的一个名
为“回忆田野工作”的讲演中，黄老师 说了一段深情的话，被传记作者孙庆忠博
士大段引用
[3]
：

我一个人离开香港到内地，这几十年，香港的家人都不在左右。20世纪80
年代末迁回广州，很高兴终 于能够靠近香港一点，但家人却已经先后移民海外了。

改革开放后，我会香港探亲，但父 母却已经去世，我感到很悲痛。我是台山人，
但是台山也没有亲人。香港是我的故乡，发愁时会想到香港 的家人，梦境里出现
的，就是小时候在香港居住的地方。

这番话恐怕也只 有在“此情此景”中才会道出。被传记作者置于一本220
多页书的第23页，从写作手法上看只是“倒 叙”而已，不过真像是一段谶言或
禅偈：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与世界的风云际会在这样一个个人及其家 庭的驿动
人生中得以徐徐展开。

我把这段话读了好几遍，搜索记忆里与黄 老师相处的日子她可能会发愁的场
合，揣度她那时会不会做梦梦见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我是1982年 从云南考上
中央民族学院跟黄老师读研究生的
[4]
，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期 间（1986
—89），黄老师又接替先师梁钊韬具体负责我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
[5]
。黄老师言
谈与为学一样地严谨，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贯穿了她的一生。而20世纪80年代
初期的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后期的广州（中山大学）以及21世纪初的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学术 氛围和生活气息大不一样。我读了这部传记，对老师的
经历和作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实在是开卷有益 。读后总觉得应该记下点滴随
感以示纪念，却久久不能成文；尽管不“成文”，可题目倒是寻得了:从香 港小
姐到中大博导。 也就是说，这可以看作一部成长故事，中心思想是“历尽八十
一难，终成正果”。

王铭铭在其近作《人生史与人类学》（三联书店，2010年）中推崇“人生
史”这个概念。在书的开头 他提出“人生史”研究有一个明了的前提，即被选择
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他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 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
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 关
口述史或口承传统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
有事，一生所 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现下，人类学民族
学的学科史研究中已 不乏对于人物的关注，而且在方法上也是文献和口述并重
[6]
。
譬如，美国人类学家 顾定国（G. Guldin）撰写的中国人类学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就是以梁钊韬先生为“穿线人物”展开叙事。

不过，写好学术评传性的著作并不容易，传主多半都是大师，能够熟 悉传主
日常生活的人未必能够通读其作品、认识其学术思想；但依照中国传统伦理，门
人弟子往 往又有“为尊者讳”的藩篱，难以做到超然。就民族出版社目前推出的
这套“品读人类学家丛书”而言， 基本能够顾及“可读性”，但在学术性方面，
包括必要的批评性，似还有待强化。孙庆忠作为黄老师晚年 的弟子，在撰写“评
传”过程中下了一番功夫，除了仔细阅读老师的作品外还对老师做了较长时间的访谈
[7]
，收集了有关的照片，并且采访了黄老师以前的同事和学生；在章节安排
上，他既顾及时间顺序，又考虑到划分不同的主题。所有这些，都使这本评传显
得生动有趣，全方位真 实地反映了黄老师的多彩人生。

虽说瑕不掩瑜，但要从“借传修史”的角度来看，眼下这部评传又存在一些
不足。

（1）少了些横向比较的描写。黄老师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的“侥幸”或者“有
幸”，反正是偶然性吧。但 传记作者应该设法补充相应的背景铺垫，使读者了解
到大历史之下的小历史。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反右 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
开放等大事在内地是普遍经历的，但具体到各地各单位、个人的头上，又会各 有
不同面相。黄淑娉在“反右”刚开始即染上肺结核，离京到广州休养直至1959
年9月才恢 复工作。我读后的第一反应是“病得及时、逃过一劫”。然而，空白
也有它需待诠释的意义。从新中国民 族学发展史看，评传若（至少）与她同年龄
段的民族学从业者的成长相比，也许是能够揭示出某些个人治 学特点来的。比如
她就没有像某些民族学家那样有一个长达数年的田野点（或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
多点的长期实地经验）。

（2）存在留白缺笔。我与作者私人交流后，感到他对 某些情节并非无知，
而是知难而退宁可缺笔，而不愿费心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比如，第七章“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的构想”就有这样的不足。此章较多援引了作者采访传主的谈话。
书中称“黄先生1 987年调入中山大学，是继梁先生之后肩负起发展人类学这一
使命的重要人物”（第105页），此话 固然不错
[8]
。可是联系到该章后文黄老师

谈话里提及的1998年 末学校新领导对人类学系提出“三挽救”政策，人类学系
得到新生„„2000年3月学校任命周大鸣为 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稳定下
来了，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第116-118页）。读者看 了会觉得迷茫。
黄淑娉1990-95年任人类学系主任，怎么1998年这系就要被实施挽救政策呢？
作者显然是因为要回避矛盾而对此历史过程缺乏必要的交代。实际上，中大的人
类学博士点由于 梁先生的去世而没有了博士生导师，自我1986年入学之后就一
直没有招生。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大 约八、九年
[9]
。

这里自有错综复杂的纠葛，但作者闪烁其词 ，写得不免晦涩。在第十章里，
我们可以寻觅到一些相关的话语，被作为“旗手”的黄老师话中有话地自 我表达
不堪重负的心态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这个旗子我举不起来，但也要
举，看到 人类学系今天的变化，过去所有的艰辛和委屈都算不了什么！”（第
193页）。

我在这本传记里读到更多的是一个前辈民族学家特殊的成长过程
[10]
。至 于评
传对传主学术成就的总结，似乎早在之前已经基本知晓了。作为学者的“人生史”，
不仅要 展示传主的愿景和努力，更应揭示其做大博弈的小场景。这种缺陷在写民
国传主的作品中少见，但在写当 代传主的作品里却比比皆是。这是现代传主的处
境更为不堪，还是我们对传主不够远离呢？
[1 1]

参考文献：

[1] 参见孙庆忠：《黄淑娉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附录一，
黄淑娉先生大事年表”。
[2] 黄淑娉：《从异文化到本文化——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载周大鸣、
何国强主编 ：《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
年。
[3] 黄淑娉： 《回忆田野工作》，原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3期），
转引自孙庆忠：《黄淑娉评传》，北 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4] 2002年，为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中 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在广东

省中山市举办了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曾为此会提交一 文，讲述了对老师的
一些印象，此文的大部分内容也被《评传》作者加以引用。参阅胡鸿保：《学步忆实》，载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香港：国际炎黄
文化出版社，200 4年。
[5] 当时黄老师尚未取得博导资格，由中山大学聘任林耀华先生为兼职教授、人
类 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我。同时被聘来指导梁先生门下没有毕业的另2
名博士生的还有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周明镇先生和中央民族学
院的陈永龄先生。
[6] 参阅张丽梅、胡 鸿保：《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概述》，载《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 期。
[7] 参见黄淑娉、孙庆忠：《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
淑娉 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 我注意到黄老 师在接受访谈时明确地纠正了孙庆忠的提法，说是自己要求调
回广州的，而非承担某种使命前往中大人类 学系。参见上引黄淑娉、孙庆忠：《人
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
[9] 我是最后一个进入梁先生门下的博士生，之后从中大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
就是黄 老师指导的第一名博士周大鸣。
[10] 借用黄老师在对自己与前后辈学者进行比较时说的话就是： “我们这一辈
人的研究是在特定时局中拱出来的”。（第197页）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11] 本文写作得到张海洋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