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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杨晓帆·
的共同努力。
每期采取由相关学者组
本栏目 面向海内外，面向所有关心大中华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
以示对其辛勤工作的尊重和感谢。 显而
稿并以研究专辑的形式陆续推出。栏目前将署上组稿教授的名字，
难题不少，敬请各位同行 给予指导。
易见，这种试图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学问化”的尝试肯定问题不少，
。
本期 推出的是“路遥研究专辑”
组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晓帆博士
怎么办？
与
80年代
故事
———《人生
》
“新人”
杨晓帆
的结局
“并非结局”
“第二十三章”标题下
路遥为什么要在《人生》
(1)
”特别注明———“（并非结局
）
？
那样知青返城抛下
学叙述中，不也有《 远方的树》
那样农村青年艰
儿女情长的感伤追忆，有《塔埔》
难拥挤在高考窄路上各奔 东西的别离故事么？就
算高加林如愿成为公家人，跟黄亚萍一起过上城
市生活，他就能活得幸福 吗？他会不会也像《一地
鸡毛》里的小林那样遭遇城市出身老婆对乡下人
的歧视？会不会也反身 成为金字塔尖玩转权术的
成功者？
如果没有“并非结局”的第二十三章，《人生》真
正 的结尾就是高加林与黄亚萍分手后回到自己的
。
办公室，“一个人关住门在光床板上躺下来…… ”
回不了的村，他就这
他在想些什么？进不去的城，
——
样被滞留在理想与现 实交际的灰暗地带，
—“怎
——
么办？”—这或许才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特殊
精神困境之所以能引发社会普遍共鸣的焦点。但
笔锋一转在最
在《人生》中，路遥却避开这个 难题，
。
后一章讨论“人为什么活着”
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写？应当怎样理解《人生》< br>结尾的意义？它是如何与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感觉
受困于
80年代以来
观念，路< br>建立联系的？“纯文学”
粗糙的语言，
遥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
虽然 高加林幻想破灭，巧珍也嫁为人妇，但等
待他的并不是千夫所指的唾骂，巧珍挡住家人对
高加林 的羞辱，甚至央求高明楼为高加林安排工
作，德顺爷对土地和劳动的深情赞颂更给他上了
一课。 尽管有批评从中读出路遥接续“十七年文
意识，也有批评不满他
学”处理城乡关系的“扎根”< br>“恋土情结”，
面对“现代传统”二元冲突时保守的
高加林很可
但按照情节发展 来看，如果一切顺利，
当高加林浪子
能会再次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因此，
“我的亲人” 时，他的人生
回头、紧紧握住黄土喊出
其实又转回到小说起点，他终究不是一名普通的
庄稼汉，仿佛注定了要走出去。
在这样的结尾设计中，路遥的内心纠葛昭然
他就真的能安心若揭。假如高加林和巧珍在一起，
劳动过上幸福的农村生活吗？假如高加林不是通
过“走后 门”，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城，巧珍“痴心错付
薄情郎”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吗？在80年代的文
7
文艺争鸣04期

201504·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六十年
都使他的 作品难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恰当位
置，即使高扬起一个“殉道者”
路遥，道德层面的经
典化也搁置了对路遥小说审美形式的关照。而上
述关于并非结局的种种猜想，恰恰提醒我们去注
意路遥小说中的形式问题。
一、进城记：路遥的人生现实
如果不是一些书信披露，
《 人生》
的读者恐怕
很难想象，当路遥一笔把高加林打回原籍时，
小说
之外的他 正拼了命地帮弟弟们进城。
《人生》1982年3月发表于《收获》，一举为路
遥奠定文坛盛名 ，
通传路遥在
1981年夏天仅用20
天时间就写出了13万字的初稿，人们惊叹于写 作
之快，却忽略了事实上的写作之难。路遥回忆说，
“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
—这作品是1981
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
进入了创作过程，但 写成后，
我把它撕了，因为，我
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
的记 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
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
”
(2)< br>那么，
在
1979年到1981
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促成了
《人生 》的完稿？
1979年12月4日致海波信中，
路遥提到给弟
弟王天云找工作的事：< br>“今有两事要告诉你。第一件：我那个不成器
的弟弟四锤，经过一番相当艰苦的努力，
终 于在县农
机局施工队上班了（新成立的，
当然是交钱挣工分，
现在永坪公社），他开推 土机。据说县农机局局长是
冯致胜，请你通过艳阳给她爸做点工作，请多关照
他，不要半途打发 了。（
可对艳阳说，再让艳阳对她爸
说：我认为他爸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我本人很佩服
他；或者我对他希望他具有政治家风度，
不必为过去
的派性而影响——
—这点不一定明 说。我出去一直说
冯致胜的好话。）……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
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 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
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
(3)
为了把弟弟农 转非，路遥费尽周折，
甚至通过
朋友去奉承地方官员。1980年元月17日致海波的
信中，路遥再次强调要海波认真对待
“愚弟之事”。
1981年5月16日路遥又去信问及四锤 的工作，
并
文艺争鸣04期
8
提及最近完成的小说
《
196 1年：在困苦中》
（即《在
困难的日子里》）即将发表，
打算从
7月开始休假
创作（《人生》的最后一稿就是在这个夏天完成
的）。
除了四锤，这段时间最让路遥揪 心的，
还有三
弟王天乐的工作。据梁向阳新近考证并首度公开
的资料显示，在1979 年11月到1980年5月的半
年间，路遥高密度地给好友、
诗人曹谷溪写了六封
书信 ，其中都涉及给王天乐找工作的事。
“当时的
情况下，普遍意义上的招工只面向拥有城镇户口< br>的青年，而城镇青年不屑的煤炭工人才有可能轮
到农村青年。”
(4)
王天乐的 户口在清涧县农村，只有
把户口落到延安，才能参加当地的招工。在1980
年2月1日的信中 ，路遥提及时任延安县县委书
记的张史洁。“文革”中路遥所领导的红卫兵组织
曾保护过被批斗 的张史杰，所以路遥希望依靠这
位当朝权贵能为弟弟争取到一个招工指标，并请
谷溪从中斡旋。 从信中可以看到，
路遥很担心他与
张史杰的历史渊源容易节外生枝，但又不得不为
弟弟 走这一着险棋：
“你不知道！他暗示要我依他模特儿塑造一个
高大的县委书记形象，他是不愿意 让我直接看到
他的这些不美气的做法的。因此，
他就是愿意帮我
的忙，也总是在我面前 闪烁其词，
这就是他为什么
愿意接受你这个中间人了。谷溪，我的判断没错，
请你全权 设法解释这事吧，因为这中间反正存在
着我，张史杰（应为张史杰，
作者注）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一点，他原来就不会帮我忙的！不知道
你是否充分理解了我以上所谈的这些。我不是怕< br>负责任，因为是为我的亲弟弟办事嘛！我主要考虑
怎样办更合适一些。”（1980.2.1）< br>(5)
张史杰即《惊心动魄的一天》中马剑雄的原
型，路遥写这封信时《惊》
还 未正式发表，很难确定
路遥在写作和改稿过程中，是否掺入了托张史杰
办事的人情考虑，但小说 的确塑造了一个甘愿为
群众利益牺牲的老干部形象，而路遥自己曾担当
主角的红卫兵武斗风云，
则被推至反思“文革”的
背景上。
在这些信里，路遥显得那样焦灼不安，
小心 谨
慎，即使面对最信任的朋友谷溪，
也害怕被误解，

字里行间尽是对自 己不得不
“走后门”
“靠关系”
的
抵触、多疑与无奈：
“天乐的事不 知办得怎样，
我极愿意知道较详
细的情况。在去延安的时间上有一个在家乡分粮
的问题 。去延安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
生活的安排
能不能维生等等。以及能否较便利地出来，
希望你
把详细一点的情况告诉我一下。这是拜托于你，
是
极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br>（
1979.11.7）
“上次写给你的信，想必年前已经收读了。你
也不回信 ，不知道近况如何。关于明年招工一事，
看来大概只招收吃国库粮的，农村户口是否没有
指标？ （……）我当然希望听到好消息，
同时又觉一
切都很黯淡。”
（
1980.2 .22）
“你要知道，任何事，求人总是难畅的。如果我
在延安的话，我是绝不会麻烦你的。当 然，
延安还
有许多熟人，但比较来比较去，
你还是我最信任的
人，因此不管怎 样，我还得依靠你。你也许还记得，
我对你的不论什么事都是尽力而为的，所以总希
望你对我也 一样。”
（
1980.3.4）
“天乐来了一信，谈了一下他的情况，
看来是
很苦的，我很难受，把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抛在一个
自谋自食境地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是希望你 想些
办法的。”
（
1980.5.1）
“天乐的事不知近期有无变化，
我心里一直很
着急，不知事情将来会不会办得合适一些。我已经
给张弢写过信，让他协助你努 力一下，
我可能
7月
份来延安，到时咱们一块再想想办法
。”
198 0.5.24）
(6)
比高加林幸运，王天乐终于在1980年秋天
(7)
被 招工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
人，后来路遥又靠关系把他调到
《延安日报》做记
者，随后调任《陕西日报
》驻铜川记者站站长。1980
年5月完成《惊心动魄的一天 》
的修改后，路遥从
北京直奔延安寻找弟弟。王天乐回忆起那一晚在
延安饭店205房 间与兄长的促膝长谈，
“我们长时
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
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 br>一谈你个人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
如果谈过恋爱
也可以说”
(8)
， 他们开始长时间的对话，
一住就是十
五天，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
人 生》的全部构思。
杨晓帆·
怎么办？
只有了解路遥帮弟弟们解决工作问题的种种
烦恼，才能读出《人生》中的五味杂陈。当路遥依照
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名字创造高加林时，
这个“爱
幻想”的农村青年，寄托了许多他与弟弟们的生活
憧憬，但“幻想不能当饭吃”
，才是路遥在《人生》写
作期间最直接的体会。路遥或许能给高加林的生
活故事安排一个“美 ”与“善”
的结局，却无法在现
实中贯彻他自己的道德理想，他在小说中谴责高
加林通 过不正当手段实现个人追求，却不得不在
现实中参与种种利益交换。
“他尽管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很现实”，“谁如果要离开自
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
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
活。”——
—当叙述者在第二十二章插 入这段关于如
何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间关系的讨论时，本意是
要说明高加林的悲剧成因，
将他送回人生正途，但
小说之外同步上演的作家的生活故事，却恰恰从
完全相反的意义上篡改 掉这一表述中的
“理想”与
：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反省个人理想的合理
性，而是为了实现 个人理想与现实妥协。如果说前
者还继承了“十七年文学”
关于青年“人生观”的理
想 主义教育，这也是路遥一代原先接受的思想资
源，那么后者则用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教训，
暴露出
人生观与现实感错位的历史时刻。于是，
尽管小说
内外，路遥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朝着相 同的人生方
向迈进，但小说中的高加林一定要停下来，这就像
是在现实生活中插入一块警示牌。 如果说
“回归土
地”之于高加林，是从形式上弥合已经显影的价值
冲突，那么对于路遥 来说，这样结尾，则是用小说
来突入已经丧失了内在稳定性的现实生活。
《人生》因而是三段进 城故事的重叠：
路遥和
弟弟们在现实人生中的进城记；
高加林在小说《人
生》 中的进城记；以及路遥援引柳青
《创业史》作题
记关联出徐改霞的进城抉择
(9)。三个文本间剧烈冲
突、彼此质疑，但又保持着形式上的势均力敌。位
于序列两端的，是路 遥的个人生活经验，
是作为写
作传统和思想资源的“柳青的遗产”
，而高加林就
站在它们发生断裂的交叉地带上。
二、更衣记：高加林的爱美之心
路遥代替高加林留在了城市 。1982年《人生》
9
文艺争鸣04期
（
“现实”
《

201504·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六十年
发表前后，路遥由《延河》
杂志编辑转为 陕西省作
协正式驻会作家，他曾在
“文革”的政治波涛中十
八岁出门远行以红卫兵的身 份串联到北京，他曾
跻身北京插队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以农民作家
的身份走上文学道路……， 如今他终于以职业作
家的身份成为城市的主人。
“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
时候，他很强大 ，或者说他一定要表现得这么强大，
但是回到房间面对自己，他又是极度懦弱的，
他从一
个极度贫穷的地方来到繁华都市，
面对各种人物，生
活的反差很大。在西安这座城市里生活了 十多年，
但
是，他从来没有融入过这座城市，他在心态上还是一
个农民，夜半更深常常 从梦中惊醒，担心被这座城
市坚硬冰冷的城墙反弹回去。”
(10)
路遥喜欢从他的< br>“农裔城籍”出发谈创作，
这种自我认同其实包含
着真实的身份焦虑。据海波回忆，手头并不富裕的
路遥，却格外喜欢抽好烟、
喝咖啡、吃西餐，路遥
说，“像我们这 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
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
卑”
(11)
。———“洗不掉的出身”，如果说这种感觉的
形成，包含了社会主义实践未能真正克 服城乡差
别、甚至造成制度性歧视的历史后果，
这也是为何
路遥跟弟弟们要拼命进城的 原因，
那么“进城”显
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生活的紧张感从未
散去。
感觉如此重要。即使读者不满意高加林在爱
情选择上的功利算计，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城市的
全部 欲望，都更像是一个文学青年易被满足的浪
漫幻想，极少市侩。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个十分爱
美 的青年。第二章登台亮相，他就很花了一阵时间
刷牙，披上黄色军大衣，“折了一朵粉红色的打碗
碗花，两个指头捻动着花茎”
。如果把这段描写放
到“十七年文学”中，高加林一定会被斥责 为小资
产阶级情调，但路遥显然有意把高加林塑造成一
个天生的美少年，甚至在他刚失去民办教 师工作
的痛苦时候，还要特别设计一个游泳的场景来展
示他“完美的身体”：“他的裸体是很健 美的。修长
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
但又很壮
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 体育锻炼。”
——
—体力劳
动与科学健身，这组对立暗示了
“美”的第一要素
就是“不像农民”
。
通过描写高加林“完美的身体”
和“爱美之心”，
路遥为高加林的进城之路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逻
文艺争鸣04期
10
辑起点。对于高 加林来说，
在“爱美之心”的驱动下
让“身体”摆脱“身份”的束缚，
才是他渴望在城 市
中获得的，他不会仅仅满足于
“陈奂生上城”式的
物质消费。而“美”之所以能够成 为对抗制度性歧
视的话语实践，是因为“美的本质被界定为真与
善、感性与理性、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的统
一，即被理解为人的一切对抗、
纷争和矛盾的最终
消除”
(1 2)
。在新时期初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讨论中，
已经摆脱阶级论的审视，
以“共同美”< br>“人性
美”的名义，为高加林企图剥离出农民阶层的平等
诉求提供依据，而高加林正代表 了一种抽象的、大
写的“人”的复归。从这一点看，《人生》在形式上当
然是与新时期意识高度 契合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要
“美一回”的生活追
求，却通过“更衣记”的场景被 表现出来。马栓为了
讨好巧珍，穿上蓝涤卡罩衣，
戴上镀金链手表，掩
饰自己只是一个 没文化的庄稼汉子；巧珍为了让
高加林欢喜，把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
边，把头发改成 城里姑娘时兴的发型——
—而同样
出身农民的高加林，却在他被退职回村劳动时，
拼< br>命将自己化装成一个
“农民”：
“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
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 br>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
首先把自己的外表
成了个农民。其实，
村里还没 有一个农民穿
得像他这么破烂。……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
化人不多，感到他来到大家的行 列里实在不协调。
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
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 子一样打扮的人，都
啧啧地为他惋惜。”
高加林本来就是农民，不需要再从着装上表
明 身份，这里刻意强调“化装”
反而把事实颠倒过
来：
“农民出身”如今成了高加林的< br>“身外之物”
，就
像一件别扭的衣服，越发显出高加林与农村的格
格不入。并不 是普通农民就不关心美，
就不讲究穿
时兴衣服，但当村民们将“有文化”
和“穿得风风 流
流”联系起来时，这种看似寻常的判断背后，
实际
上包含了一个美有高下之分的认识 标准，即真正
的“美”，是与特定阶层的趣味、
教养和生活方式密
切相连的。这就是为 什么同样是在村民眼中，
巧珍
刷牙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
“臭美”，马栓把自己
“美”
‘化装’

收拾得像个乡镇企业老板，
会被认为“俗气的很”，
而高加林自轻自贱的扮“丑”
，反倒包含了对美的
真实追求。这里其实预设了一个“谁有能力审美”
的问题，一不留神就会戳破在美与平等之间建立
必然联系的幻觉。
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当高加林成为一名吃
“公
家饭”的县城记者时，脱去这身
“穿错 ”的农民衣
服，高加林完美的身体并没有像米开朗琪罗的大
卫那样征服众人，外在装扮仍然是他 确保与农民
身份撇清关系的重要道具。
“他胸前挂了个带闪光
灯的照相机……显得特别 惹眼”，他“穿一身天蓝
色运动衣，两臂和裤缝上都一式两道白杠，显得英
姿勃发”
— —
—路遥几乎动用了一个农民出身作家
关于职业记者、体坛明星的全部知识，
给高加林 披
挂上了想象中小镇青年应当具备的所有物件，
而
这些甚至在城镇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显 得做作与奢
华。“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
很快把高加林重
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 翻领外套，
天蓝色料子筒
裤，米黄色风雨衣。她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
用一
根 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
上海出的时兴成衣。”这种过分张扬的打扮，
引 起
了县城居民的不满，“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
侨’”。高加林起先并不愿意这样，
但黄亚萍的理由
是他们马上就要到大城市去了，
有必要“实习”一
下。这一幕“更衣记 ”充分暴露出高加林和黄亚萍
之间的权力关系，“她大部分是按他的意志支配
她，服从她”。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高加林
对巧珍的要求：“你为什么没穿那件米黄色短袖？
那 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你明天再穿上。”
在新一轮更衣记中，高加林无法再主宰他对
美的追 求和感受。通过“化装”
去模仿高于自己出
身的社会阶层，并想象性地占有这种身份——
—当
高加林按照黄亚萍的审美观把自己乔装成“南京
人”时，他难道不也是在重复曾被村民们 瞧不起的
巧珍刷牙式的“非分之想”
么？只有用一身华服去
掩盖“脱不掉的出身”，才 能真正像城里人一样活
得体面吗？从这一点看，
不仅仅是“走后门”在高加
林的进城道 路上埋下了危机，
以“更衣记”为表征
的爱美之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模仿者”与“ 被模
仿者”“赝品”与“真身”的等级关系。无论是高加林
打量巧珍、马栓时居高临下的眼光，
黄亚萍包装高
加林时的强势，还是小镇居民不满黄亚萍、
高加林
杨晓帆·怎么办？
时髦装束时的嫉恨，在这种与美、
趣味和身份有关
的感知结构背后，都默 认了一个基本前提——
—农
民是不如小镇居民的，小镇居民是不如
“南京人”
的，“南京人”则不如华侨，
每个人都不应该僭越他
所归属的社会阶层。不在其位，
不 谋其奢，外在着
装上的更换只能暂时掩饰其实际出身。高加林进
城，尽管挑战了城乡区隔下的不 平等，
但又严格复
制了社会分层结构中既定的身份等级秩序，很大
程度上正是布尔迪厄 所谓：
“个人将社会结构内在
化并变为指导行为、举止、
倾向和品位的等级模式
的过程”
(13)
。就连盛赞高加林自我意识觉醒的李
劼，也敏锐地察觉到，他“似 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
身份变换成记者、作家、局长、
书记等等，才体现了
人的自身价值 ”
(14)
。
“更衣记”最贴切地象征了高加林的进城之
路，它从一开始就预 示了一个妥协的结局，
他或许
可以从生活的外形上占据一个城市中的位置，
但
如何建立与城里人势力相当的自我认同，仍然是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较阅读张一弓几乎同期发 表的小说
《黑娃
照相》，这种写法更显得意味深长。也是一个农村
青年短暂的进城故事 ，新的农村政策让黑娃富了
起来，他捏住八元四角的钞票决定到城里开开洋
荤，最后选择了“流 动照相馆”
：
“黑娃从容地脱下补丁小袄和沾满汗污的小
布衫儿，勇敢地袒露着正在发 育的结实浑圆的肌
肉，赤膊站在阳光下，像是向人们炫耀：
看看，好好
看看，这才是真 正的黑娃啊。穿戴时兴的人们，你
们都扒了衣裳，跟俺黑娃比比肉吧，这可是俺自个
儿长的，咱 不比身外之物！然而，
当摄影师热心地
帮助他，把毛衣西服呢子裤等
‘身外之物’堆砌 在
他那健美的躯体上时，他还是感觉着一种进行了
一次报复的惬意。”
……
“ 这一位果真是俺么？但他很快便确认，
这就
是本来的黑娃，或者说，这就是未来的黑娃，
评论
家也说，相片之外的黑娃不过是黑娃的异化罢
了。”
(15)
与高加林 的更衣记相似，
这一次“化妆摄影”，
让黑娃“美了一回”，但农民黑娃因劳动锻造的健
11
文艺争鸣04期

201504·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六十年
美的 身体，最终还是敌不过穿上“毛衣西服呢子
裤”的黑娃，前者甚至被认为是后者暂时的异化状
态 。通过调动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思想资源，
强调黑娃作为“人”的固有本质———消除城乡差
别，让相片里跟城市人一样体面的黑娃与真实生
活中的“他”合二为一———成为改革最激动人心的< br>理想。但正如前述分析的那样，新的困境随之而
来，像城里人一样吃得穿得，
就一定能给 农民带来
同等价值的尊严感吗？
《人生》结尾又是一次高加林的更衣记。在得
知“走后 门”被揭发后：
“他洗了一把脸，把那双三接头皮鞋脱掉，
扔
到床底下，拿出了巧珍给 他做的那双布鞋。布鞋
啊，一针针，一线线，那里面缝着多少柔情蜜意！他
一下子把这双已经落 满尘土的补口鞋捂在胸口
上，泪水止不住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从“三接头皮鞋”到“布鞋”
，路遥仿佛要紧急校
准高加林的“爱美之心”。路遥明确表示，
结尾充满
了他 “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
，“至于高加林下一
步应该怎么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
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
(16)
。路遥其实很清楚，
现实生活 中的高加林们未必会认同和选择他的审
美态度，当城市比乡村更富裕、
更现代、更文明，不仅仅在物质层面甚至在感觉层面都成为绝对事实
时，经历过“美一回”的高加林们，
都不可 能再在农
民的身份中安顿下来，他们必然重返这条艰难的
进城之路。而更棘手的问题在于，无论 是征用社会
主义美学的阶级论框架来批判“三接头皮鞋”的小
资产阶级趣味，还是用“布鞋”< br>来譬喻乡土中国的
传统美德，路遥所谓审美态度的内在规定性要怎
样在新时期确立？三、新人故事：路遥式个人主义
“当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
，
高加 林“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
，嘴里喃喃地说，
“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
。这烈焰 燃烧前的一
刹那宁静，
必定让
8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们看到了
19世纪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图景中于连那样野心勃
勃的外省青年。据说路遥很喜欢于连这个人物形
文艺争鸣04 期
12
象，但他又借黄亚萍的描述，
说高加林既像于连，
又像保尔·柯察金， 就此打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新人
与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之间界限松动的缺口。
《人生》发表后，批 评界随即展开了高加林是
否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新人”
的争辩。有批评家
认为高加林 是缺乏集体意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者，但也有批评家认为相比李顺大、陈奂生式的
“见钱眼开 ”，高加林才是精神上的强者，
代表了农
村经济改革中崛起的
“新人”。“现代
传统”
的分
析框架开始渗入到毛泽东时代以路线斗争为纲的
“新人”表述中，随着新 启蒙思潮逐渐成为改革实
践的意识形态基础，批评家们更多地从高加林身
上读到了现代青年的个 性意识与自我觉醒。
普通读者的反应跟批评界的变化步调一致，
特别是在1984年电影《人生 》热播以后，
越来越呈
现出一种偏向于个人主义的激进情绪。一种合理
利己的个人主义 ，可能构成对城乡差别的有力挑
战——
—在1984年11月由《大众电影》
和《中国 青
年》分别组织的两次《人生》
电影座谈会中，这种意
见明显占了上风：
刘庆 燕（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
：“我认为编导
对他的结局处理很不好。这样一个有才华，
有作为
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家乡种地？为什么他一
定要固定在土地上？他完全可以在城市 的四化建
设中大有作为。如果这样，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
生毕业后只有回农村才是正确的了？ ”
(17)
王忠明（国家计委）：“我认为
《人生》在提倡一
种反对改革而安 于贫困的思想，好像高加林怎么
奋斗也不成，你必须回到故土去，那里就是你的
根。”
(18)
黄方毅（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我认为，高加林
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朴素 的功业追求。难道想干
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个人主义？我认为不
是。高加林是一个受过教 育的农村知识青年，
他追
求的是精神生活占很大比重的生活。人类的进步，
总是由低层 次（物质层次）
向高层次（精神层次）发
展的。高加林的追求，就是这种精神层次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可以说是进步的。”
(19)
杨利川（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
：“长期以
来，在中国整个社会结构中，
使农村封闭的界限划
得太多了，使农村青年缺 少发展的余地。如户口有

农业非农业之分，职业有集体国营之分，
这些界限影响着人才的流动，也就造成一些有志的农村青
年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不得不依赖于机遇。”
(20)
上述讨论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高加
林作为农村知识青年区 别于一般底层农民的特殊
性，即第三条意见所说，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
大，第一条意见也明确 提出了农村大学生接受高
等教育后的出路问题。二是新时期要克服社会差
别的难度。第四条意见 将导致农村青年投机行为
的社会原因归结为历史形成的城乡区隔制度，而
新时期将继续面临“人 地紧张”
情况下如何解决现
代化进程农民与农村的安置问题。虽然改革开放
以来，限制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障碍逐渐取消，
但
在粮食供应、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仍然存在
着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权益差别。因此，
当第二
条意见直接用“反对改革、
安于贫 困”来批评《人
生》时，这种武断态度恰恰忽略了改革关于
“先富”
的分层设计。实际 情况是，
大部分农民只能
留在农村“劳动致富”，而这一点恰好与前述农村
知识青年的 精神追求相冲突。
不同于读者们为高加林鸣不平时的改革热
情，路遥的个人经历和他敏锐的政治 意识，
让他更
深刻地洞见新时期改革规划的内在矛盾。在1980
年初给谷溪的信中， 路遥写道：
“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明显有严重的两重
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 的文
化——
—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
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 求。这造成了千百
万苦恼的年青人，从长远的观点看，
这构成了国家
潜在的危险。这些 苦恼的人，
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
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
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
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
情况将会无比 严重，
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来。”
1980.2.22）
(21)< br>虽然新时期国家政策鼓励年农村青年提高文
化水平，但又宣传要以配合农业生产需要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50-70年代的理想主义扎根
杨晓帆·
怎么办？
教育。例如 1981年第5期《中国青年》
杂志发起有
关“农村青年成才之路”的讨论，
就特别提 出了“土
专家”
(22)
的说法，要求农村青年把知识回馈给农
村；
而
1982年第11期《农村青年社会调查》
，则有
意宣传在生产责任制后，由于农民 生活富裕起来，
青年们自卑感减少，甚至
“外流变回流”
(23)
。但在路< br>遥看来，这正是所谓“在经济上扶助，
在文化上抑
制”，生活小康并不能彻底解决、甚至还会进一步
加剧农村知识青年在文化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对
剥夺感”。比《人生》早些 ，
路遥的两位文坛劲敌陈
忠实和贾平凹分别发表了《枣林曲》和《他和她的
木耳》(24)
，这两篇小说就更加符合国家政策宣传，
小说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进了城，但感情上 却是一
步一回头。相较之下，路遥在高加林的挣扎与痛苦
中，显然保留了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 考。
一段有趣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路
遥的认识。1983年第12期《中国青年》< br>刊登了一篇
旨在总结当前青年文学创作、
“清除精神污染”的
文章，其中提到《 人生》，认为青年读者可以
“从《人
生》《黑骏马》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
唤起了对人 民
母亲的深沉的爱”，文章同时点名批评了一篇科幻
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女孩子，不是靠刻苦 自学成
才，而是被科学家注入了一种
‘知识浓缩剂’之后，
变成了博学出众、无所不能 的
‘超人’。于是，她去
找劳动局、人事局，要求改变农村户口。被拒绝后
流落在外， 遭坏人奸污，最后丢掉了‘雄心壮志’，
留在农村卖豆腐脑为生。”
(25)
这篇被认 为是“精神污染”
的科幻小说《丢失
的梦》发表于《小说林》1983年第3期，是一个女版< br>高加林的故事：同样高考失落后被迫回村，农村女
青年凌云遇到了正在研制“知识浓缩剂”的科学
家，像高加林一样，以走“捷径”
的方式进了城；小
说结尾，类似高加林回归乡土，< br>凌云也感慨道：“我
们庄户人祖祖辈辈就是这么生活的，
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 我的丈夫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现在的政
策也好了，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还想什么 呢？”
可见两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非常相似，但为什么
又得到了迥然不同的批评？
魏雅 华的原意，大约是要批评凌云不通过刻
苦学习就想“不劳而获”的急功近利心态，
也教育
当时许多高考失利、待业在家的青年重新走向积
极的人生道路。这本没有什么问题，
但作者偏 偏插
13
文艺争鸣04期
“共富”
（

201504· 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六十年
入了一个“进城”故事，
反而暴露出“知识改变命
运”这一 新时期共识在面对城乡差别时的失效。凌
云原以为自己成了国家最需要的高知人才后就会
被重视 ，但她很快在现实中清醒过来：
“我一是农
村人口，二无大学文凭，连待业青年都不够。这就< br>是铁板上钉钉，命中注定的世袭农民。我找劳动
局、人事局，个个摇头。好一点的，
双手 一摊，说爱
莫能助；不好的，铁板面孔，
推出门去。我跑到上
海，去了几所大学，要求 写作博士论文，
客气点儿
的说他们没有这个先例；不客气的，
让我回去等明
年 高考，可我高考明明已经超了龄……”
(26)
。
从对《丢失的梦》的批评中可以看到 ，主导文
化非常鼓励农村青年的“雄心壮志”
，甚至不要求
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 br>凌云留在农村做小本生
意，恰恰被认为是缺乏远大理想的）
，但矛盾在于，
国家 政策又不可能让每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关键
问题是，批评者所说的“雄心壮志”
究竟指什么？是
像城市青年一样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富足生活？还
是学习科学知识、参与四化建设？如果
“留在农村
卖豆腐”不再是改革新人应当具备的理想追求，
那
被迫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 又该如何满足国家对青
年的角色期待呢？由此可见改革初期主导文化在
规范青年理想时的结构性 困境——
—怎样才能既鼓
励农村青年在新政策提供的新机遇中敢于改变农
民命运，像城 市青年那样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
同
时又动员他们在城乡差别仍将长时期存在的情况
下 ，愿意回到农村去？——
—《人生》无疑提交了一
份理想答卷。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人生》的发表和评论应
当被看作是80年代初“潘晓讨论”的后续事件。在
“潘晓讨论”被勒令 检查之前，
合理利己主义逐渐
成为一种共识，
虽然
1983年年底《中国青年 》
递交
内部检查，承认“潘晓讨论”
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开了绿灯，但这种起 伏并未阻挡80年代中国社会
日益显著的个体化趋势。处于这样的时局变动中，
《人生》契合了 各方力量，
它既用高加林的人生悲
喜剧说出了一代人艰难寻找出路的心声，成为反
特权 、克服差别等推进改革的突破口，
使得小说超
出农村青年这一特定阶层获得社会普遍性；又适< br>度回应了国家层面改革话语对于80年代青年的
角色要求，在为个人松绑的同时，
寻找理 想主义教
育的可能途径；而如前所述，
对于路遥个人来说，
文艺争鸣04期
1 4
《人生》既是对他人生经历的实写，
又是对现实的
理想救赎。
或许可以将之 命名为一种“路遥式个人主
义”。尽管路遥说《人生》
是“向这两位尊敬的前
辈作家（ 柳青和秦兆阳）
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
业”
(27)
，但高加林形象都更容易 唤起读者关于19
世纪资产阶级新人“于连”
、而非社会主义新人“梁生
宝”的文学记 忆。不过高加林终究没有成为于连。
相
比梁生宝联合村民的集体主义抗争形式，
“孤胆 英
雄”高加林更具美感，但路遥又在小说中不断让高加
林遭遇新的生活情境，试探这种个人感觉 的强度和
真伪。高加林重返农村，但“个人”并没有被扼杀。不
是要把个人重新约束到土地上， 而是希望个人成为
一个更具生产性的容器，让土地不再成为必须被逃
离的荒野。如此可以理解，
为何路遥要在创作《人生》
的间隙，于1980年冬到1981年春完成了另一个中
篇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
在这个故事里，农民的儿
子马建强同样受尽歧视和冷遇，却在成长中 体会到
不同阶级出身的同学之间超越社会差别的动人友
谊。《人生》本可以写成一个更接近于现 实生活状态
的关于“活法”的故事，一个丛林法则中如何适者生
存的个人奋斗指南，但写出《在困难的日子里》的路
遥，最终还是把它写成了一个关于
“人生观”的故事，
一 个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四、路遥的形式
对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的农民之子路遥来
说，高加林的故事是对自己人生经历一次最自然
释放又最费尽心机的摹写，无论是进城改变个人
命运的渴望，还是辜负巧珍的自责，
都是他从自己
身上感受到时代转型中人心悸动的朴素记录 。现
实生活经验如何被转化为小说虚构中的“生活故
事”，这些个人生活故事又如何涵括具有典 型意义
的时代命题？写作的同时代性，
使得《人生》难以清
晰描绘出改革时代底层青年 的出路，但它又像一
面棱镜，
折射出
80年代“再造新人”的差异性想象。
正 是在对个人、社会与国家层面不同诉求的契合
与冲突中，高加林开放的人生结局预示了一种路
遥 式个人主义的“新人”构想：
它是以合乎新时期
意识的个体化与现代化追求为起点的，但又对这
种追求本身具有自反能力，
它既能释放改革动力，

又能注意到改革内部 的结构性问题，尝试建立更
为合理的价值根基。“个人”
必须被放到关系中去
理解，这 个关系可以是社会性的：
如何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他人；也可以是历史性的：个人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
可惜《人生》仓促结尾，
路遥既没有展开叙述
高加林的城市生活， 也没有真正给出一个可以让
高加林获得认同感和权利保障的农村。
《人生》只
是提出了 构想“新人”的方向，
却并没有给出答案。
之后，路遥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倾注到
的 写作中，从我们一贯对文学性的
理解来看，《平凡的世界》在形式上显得并无创新
甚至有所倒退 ，但放到《人生》
的写作脉络上，当高
加林分身为孙家兄弟，一个进城劳动，
一个回乡 致
富，当着墨不多的高家村，
被铺展为改革时代阶层
重组的全景中国，可以看到
《平凡的世界》如何在
形式上更有可能回应《人生
》未曾解决的问题。
1863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
《怎么办？》，
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这本被
60 年代俄国青年
奉为生活教科书的小说，
据说在
70年代的北京地
下沙龙中被广 泛传阅，当时就有关于车尔尼雪夫
斯基“合理利己主义”
的讨论。19
世纪批判现实主
义如何成为8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资源？类似
怎么办？》《红与黑》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参与到 80
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主体想象中去？这些与路遥
写作相关的问题还有待研究。而车尔尼雪夫 斯基
对为何要塑造拉赫美托夫的说明，或许有助于我
们理解路遥小说形式的意义：
“更 崇高人物的出
场，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我的主角们绝对不是理
想，绝没有超过同一典型的人的 一般水平”，而“艺
术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这样描写对象，就是使
读者能够想象出他们的真实 的样子”
(28)
。
注释：
（1）本文引用《人生》段落均出自：
路 遥《人生》，十月文
艺出版社，2009年版。后文不再标注。
（2）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问》
，《路遥全集：散文、
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63页。
（3）路遥：《致海波》，《路遥全集：
散文 、随笔、书信》，广州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4）（5）（ 6）（21）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
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 第3期。
杨晓帆·
怎么办？
（7）王天乐自己回忆是1979年农历八月底被招工到铜
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但据梁向阳考证，应是1980
年。据此，1977-1978年 王天乐在村里做了一年民办教师，
然后到延安做了两年揽工汉。
（8）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 的伴侣》，引自《路遥十五年
祭》，李建军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 9）《人生》题记引自柳青《创业史》上部第十五章开头，
这一章主要叙述徐改霞的人生苦恼：是选择爱 情，扎根农村，
与梁生宝一道搞互助合作；还是选择事业，招工进城，参加到
国家工业化建设中 去。柳青通过改霞的进城抉择，其实提出
了一系列问题——
—面对城乡差别的农村青年，应当如 何正确
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现代
知识与乡村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
（10）高建群：《路遥的一些事情说出来很爆炸》
，
http:
dong specialluyao2wenzhangde-
tail_2012_0_
（11）海波 ：《我所认识的路遥
》，《十月》
2012年第4期。
（12）祝东力：《精神之旅— —
—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
分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第
88页。
（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
·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
史学家 》，马胜利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5页。
（14 ）李劼：《高加林论》，《
当代作家评论》
1985年第1期。
（15）张一弓：《黑 娃照相
》，《十月》
1983年第2期。
（16）路遥、王愚：《谈获奖中篇小说<人 生>的创作》
，
星火
》
1983年第6期。
（17）（18）《大众 电影》《一场关于人生价值的辩论——
—
本刊编辑部举办影片<人生>讨论会》，《大众电影》 1984年
第11期。
（19）（20）《中国青年》
《社会?人生?高加林和我们— —
—电
影<人生>座谈会记录》，《
中国青年》
1984年第11期。
（22）《广大农村青年成才之路》
，《中国青年》
1981年第
15期。
（23）《农村青年的思想在朝哪里变》
，《中国青年》
1982
年第11期。
（24）陈忠实：《枣林曲
》，《延河》
1980年第7期。贾平凹：
他和她的木耳
》，《延河》
1982年第5期。
（25）未水：
《青年需要丰富健康的精神 食粮》，《中国青
年》1983年12期。
（26）魏雅华：《丢失的梦
》，《小说林 》
1983年第3期。
（27）路遥：《
关于
<人生>和阎刚的通信》，《路 遥全集：
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年
版 ，
第
298页。
（28）[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蒋路译，人 民文
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
3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双龙）
15
文艺争鸣04期
《人生》
《平凡 的世界》
《
《
《

故事》
《怎么办？——
—< 人生>与80年代“新人”
杨晓帆
切入路遥在小说创作前后关于改革时代底层青年出路
本文以《人生》结尾形式的特殊性，
呈现他以
问题的复杂思考。一方面，从书信中还原路遥同期 帮助弟弟们进城的真实生活情境，
另一方面，聚焦高加林式的身份剥离，“爱
文学重塑现实感的 独特方式；“更衣记”思考路遥在对
可能对
80年代现代化想象发生的认同与犹疑。美之心”这 一新时期普遍话语的不自觉使用中，
作为一种路遥式个人主义的“新人”构想，《人生》既体现了路遥居 于改革意识形态内部的创作
诉求，也以其形式感暴露出改革内部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难题。
《路遥 <惊心动魄的一幕>》
梁向阳
本文以新近发现的路遥亲笔书信等一手材料为基础，详细考证与还 原了中篇小说《惊心动
魄的一幕》的创作与发表过程。并进一步阐释了如下问题：路遥为何能以亲身经历 过的“文革”
武斗为题材，创作出这样一篇不同于主流“伤痕文学”的另类作品？这篇小说屡次被退稿， 反映
出80年代初期怎样的历史情境与文学现场？对于路遥个人创作生涯来说，小说最终获奖的意
义是什么？
《我所认识的路遥
》
海波
《我所认识的路遥》集中展示了以往易 被
本文节选自路遥生前好友海波先生的长篇随笔，
读者忽略或语焉不详的路遥人生片段：路遥“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武斗经历，身为回乡知青的爱
等等。这些片段不仅反映出路遥性格中矛盾复杂的一< br>情选择，面对城市物质生活的独特考虑，
面，更为阅读路遥小说中的人生故事提供了现实参照。< br>当代文学六十年
主持人：程光炜
《南方文坛》等重要杂志上开辟了“重
主持人语 ：2005年以来，我们曾经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
》
是当代
返八十年代”的 栏目，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边界和方法做了一些初步性的探讨。这项工作，
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 熟和高水
文学“历史化”的前奏和铺垫。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兴起，
。也就是 ，不单把现代文学看作是一种活动的历史，同
平的学科方向，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它的“古典文学化”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
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历史现象，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 式，
把现代文学变成一种有历史来路、前后传承
积累，进行大量和丰富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然 后在此基础上，
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进行初步的问题、边界和方
和看得清楚（吴福辉教授语） 的文学史现象。在我们看来，
但是不可
法的探讨之后，应该向着“现代文学化”的目标前行。中 国当代文学虽然具有自身历史的独特性，
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古典
能脱离与现代文学、 古典文学的血脉联系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链条上，
重建当代文学与现
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环节，它是无尽止的中国文学历史道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
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
代 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
烦琐和细致的研究工作，需要当代 文学史同仁
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楚的学问，这一长期、
文艺争鸣04期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