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襄王学御-实习报告怎么写

南方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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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政治”，又何为社会学批 评？
———回应一篇批判文章兼谈几个问题
张清华
“流行了”呢？怕是“被流行”吧， 这倒是高抬我了。真要是
正其视听，按照“协从不究，首恶必办”原则处理，怕也轮
不到我，所 以我叫声屈、抗拒一番也是有理由的。
或许读者已经厌烦了，何以会如此惶惶，枉顾左右，
不就 是遭点批判嘛就受不了啦。但且看这两个小标题：
“是谁制造了本质主义鸿沟的形成和扩大”“，是谁剥 脱了
‘日常生活审美’的‘私己经验’和‘现实主义’”，虽说个中
概念有点混乱，表述不清， 不足以支持其大题目“重返政
治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定性，但细加揣摩，还是能
听出点无 名的愤慨来，甚至也可以看够听出点弦外之音、
出一点“政治批评”的遗风或“批评政治”的敏感与机巧
岂不知，“本质主义”等等在严肃的学术圈里也都是人来。
人喊打的，虽然不那么凶险，也足以 让帽子下面的人自惭
形秽，无法立足。所以，我既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气概来承担这 恶名的勇气，也只好辩解招架一番。
还有一点也不能不说：该文不但笔墨粗糙，文风也
不够好， 除了刻意隔绝和颠倒我原话的语境和逻辑，曲
解原意，少有服人的道理。这让我这受批判者有“被骚的感觉。要么是心性糊涂事理不明，要么是执意要陷扰”
人以罪名，试问———即便我是鼓吹“底层 写作”的元凶，
又何以会与“红色年代的政治批评”挂在一起？难道今天
同情一下底层的困苦， 对大量存在的社会不公给予一点
关注，反倒成为了权威和既得利益者的同谋了吗？如果
真是这样 的话，那这社会也早就大同了，何以还用得着
“构建和谐”啊？分明是颠倒黑白。事实反而是，动辄嘲讽
底层写作的人才可能是有所图的，因为那样一来可以表
明自己是“唯艺术”的、有高度的、“处 理诗歌自身”的，二
质疑社会不公要安全得来这也比吁请关注底层的苦难、
多、有利可图得多， 其中的窍门傻瓜都会知道啊！何须说
白说透？当然，我也不是非要置自己于险境不可，只不过
是 犬儒偶尔的良知发现，事后不过依旧奉行明哲保身的
犬儒准则而已。但是我要声明，我之吁请关注“个体 的命
②
运与时代的眼泪”，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是早在
一、“被政治”，为什 么要抵抗这顶帽子
读到一篇批评自己的文章
①
，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
事，因为 一则往高尚处说，可以帮助检视自己的文字，检
讨自己说过的一些话，闻过则喜嘛，即便没这境界，也可
“眼球经济”的时代，本来寂寂装一回大度；二则这又是
无闻，一被批判、一加入争论便有影响 了，马上赚到“点
，被聚光一番———这似乎已成为一些人乐此不疲击率”
的出名方式了；三则 我历来比较厌恶老虎屁股摸不得的
做法，容不得别人批评的人是可恶的。所以我本应好好
检讨， 至少不愿检讨就保持沉默，不作无谓反击。文章学
术乃公器，不可拿来塞私货的。还有，从性格说，本人 骨
子里中“中庸”之毒甚深，一向不喜与人争论，更不愿借
机抢什么风头，如果真是学术的观念 观点之争，即便不
认同也不愿作什么反驳。十几年前忝列“盘峰诗会”时，
见到两伙诗人争论起 来，一时竟手足无措，担心伤了和
最后落得两边诗人都奚落俺迂腐、立场不清。总之受气。
党教 育许多年，便是愤青刺儿头也学乖了些，愿意听得
别人不同意见了。
不过，细读该文，我却发现 批判者并不只是想讨论
问题，而是有莫名的火气，不止题目就已订制了一顶不
大不小的帽子，连 文中的小标题也是以愤怒质问的口
气，令“众多倚重文学社会学观念的批评家”等“反问自
己” 的“褊狭”和“独断”，声言要“纠正”上述“不良的诗歌
。因为该文这个大而且看似正确的开宗明义批 评倾向”
下，所列举的恶例大都出自在下的文章，所以容不得我
不出来推脱抵抗一下，否则未加 争辩便成了“重返‘政
治’和社会学批评”的元凶或骨干分子了。各位可知，特
“政治批评”和 “庸俗社会学批评”，是近几十定意义上的
年国人曾经受害和普遍予以唾弃的批评方式，我何敢独
当此恶名？如今不论学界、媒体间还是批评界都在众说
纷纭谈议“底层”话题，且“新左”式批评也正 流行，诗歌
界的类似谈议连篇累牍，哪里容得我辈置喙？然而该文
副题释以“对新世纪以来一种 流行的诗歌批评倾向的批
评”云云，却是把我当做了靶子。且问兄弟，我哪个观点
２００５年初 ，“底层诗歌写作”刚成为一个现象、还未受到
太多关注的时候，不期在一家刊物的邀请下，鼓足了勇< br>SouthernCultural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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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说了那么一些话，何以便是“流行的批评倾向”的制造
“ 流行”了与我何干？那时，者或走卒喽啰呢？后来即便
“底层写作”还分明是一个弱势的现象或集群，还 未见一
些从中获益者出现，我不过闪烁其词地说了它们一点好
话，提出了一个应该思考的“写作 伦理”问题，何以会与
“红色年代的政治批评”有了瓜葛？更何况我什么时候
“要求写‘公共题 材’就不允许写除此之外的其他题材”
了，我有那么大的气魄和权威吗？吓着我不要紧，别吓着
别人啊。我写了一百篇文章你不看，我谈“生命本体论的
、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谈诗歌、从艺术本身谈诗 歌诗学”
你都不知道，或是不愿谈，我写了一两篇声援底层和弱
势群体的文章，你就把我当成“ 红色批评”、“政治批评”
的专门家了，这顶帽子有点张冠李戴啦。
说到此也就不妨挑明，轻易 把自个打扮成“唯艺术
、将别人贬入“政治与社会学批评”之列并不的批评家”
好玩，别老想站 高崖儿，小心摔着。如果非要谈，那也就
教教我谈诗歌艺术的事儿，别跟我啰嗦这些“级别低”的
问题，因为我也想提高提高啊。
数10,572人；1996全年伤亡人数9,974人；1997全
年伤亡人数7,083人……
③
凤凰卫视的新闻里，对即将逝去的2005年在中国大陆的频繁爆发的矿难死亡人数做了一个统计。
主持人说，中国的煤产量是世界第二，但是，矿工 死
④
！！”……亡人数占了全球矿难死亡人数的80%！
数字当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也不是完全可以避
免，但如果我们聚焦到一个个体生命，那撕心裂肺的痛
哭声，呼天抢地悲伤欲 绝的无助，恐谁也不能无动于衷。
这至少说明，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确实存在着对
生命 基本权利的某种漠视，对底层人群生存苦难的某种
视而不见。即便是今年，也还有“富士康”令人惊心和 无
“十五跳”！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公共舆论和公共果而终的
文化空间里有足够的言论和公议，能 够触及这些问题并
促使其得到解决，那也许就不会需要什么“底层写作”
了———我说的是底层 的人群亲自操笔用“文学”、用“诗”
去书写他们自己的苦难———恰恰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公
议 ，所以才逼得打工者们亲自上阵，去用可怜乃至粗糙
的笔墨来告知社会，他们处于多么艰辛而无助的困顿 之
中的事实！而有人随声附和了几句对他们的声援，便成
了罪过不成？
我当然不会傻到 说，出现了如此多的灾难和痛苦，
“个人我们的社会就不应有正常的生活，诗人就不能有
日常生 活审美化”的权利，他们有权利继续审美，继续
⑤
“做爱”
，文学本身仍然有自己的轨 迹，有艺术的独立规
二、底层写作与写作伦理，
政治批评与批评政治
“被……”是如今 非常流行的方式，我也只好“被重
返‘政治’与社会学”一回，再重复一次说过的话题。之所
以 不愿谈，一是因为被霍文扯出的问题过于常识化，二
“底层写作”本身，如今也有些真是语境已然不同， 这个
假难辨，其中情形各各不同。时过境迁，不加限制地绝对
地谈此类话题，早已超越了本来问 题的缘起以及谈论逻
辑，所以我不愿再掺杂其间———但愿这是最后一次罢。
“底层写作”本来 不是一个问题，一则真正的“底层”
可能从来就不能写作，也压根不需要“写作”，引车卖浆
者 之流何须酸文假醋，又如何能够酸文假醋？二则有史
以来重要的和杰出的作家诗人，从来都未曾视底层的 困
苦和社会的不公于不见，早在文章和诗中尽显其详，这
也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几乎犯不着由 谁来强调它。之
所以成为了一个问题，确有些深而复杂的背景。其中最
主要的，便是世纪之交以 来，中国的社会随着经济生活
的改变而出现的深刻分化，以及与利益分配的两极化伴
随的社会不 公与底层苦难。我这里不想用不痛不痒的话
来归纳解释，只顺便抄袭一组数字：
1990—19 99年中国矿难不完全统计：1990全
1991全年伤亡人数9,777年伤亡人数10,315人；
人；1992全年伤亡人数9,683人；1995全年伤亡人
——但是兄弟，为什么阿尔多诺 要说“奥斯维辛之后，则—
再有诗就是野蛮的”呢，话说得如此绝对，又如何理解？
只要稍有一 点宗教思维都会体味得出，他就是要提出一
个值得思考的“写作伦理”问题：人类已经干下了这样野蛮的事情，还有什么资格再写诗？再写那便与“野蛮人”
无异了！或者要写便也是写“野蛮的诗”了 ———已经没脸
“真善美”了。这就叫“极言之”，在“启示录”或再写什么
“箴言集”的意义 上的说法。阿尔多诺能如此武断，难道
我就没有权利说，在这么多无辜生命的权利遭受到漠
无谓 地被我们的社会抛弃的时代，再写诗也有点“野视、
蛮”了吗？———何况我还远没有这么说。我只是比 对了
我们时代诗风中的一种倾向，给诗人们提了个醒，就成
了反对“个人经验”、艺术规律的元 凶了吗？我难道不知
道底层人的经验也是“个体经验”吗？阿尔多诺的预言当
然并没有实现，奥 斯维辛和他之后，仍然有诗，仍然有诗
歌的美善与光荣，野蛮人的野蛮也只是人类行为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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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然而阿尔多诺仍然让人类思考，值得我们尊敬。
这也是为什 么“５·１２”地震的时候，许多人深深共鸣于朵
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理由，稍有理解力 的
人都知道，它提出的是一个宗教性、伦理学的问题，而不
只是一个口号。“写诗是轻浮的”吗 ？不是。不是轻浮的
—看你是在字面上，还是心灵的意义上去理吗？是！——
解了。我之提出“ 时代的眼泪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与上述是一个逻辑。我就奇了怪了，有些人怎么硬是就
读 不懂呢？
“读不懂”也许是假的，借题发挥才是不说了，完全
真的，批判者的逻辑非常的直接和 迅速，就是要划线戴
帽子，这与其说是“政治批评”，还不如说是一种“批评政
治”。早先就已 有人敏感于我所批评的“中产阶级趣味”，
⑥
“阶级归罪与道德符咒”的罪名，让我哭非要给我 一个
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
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 利益代言
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
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 风雅”的或者
“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
⑧
很显然，我说的是一种缺乏“真正 的知识分子性”
的、与商业消费文化达成了合谋的“假装附庸风雅”，同
时也涵盖了“假的反高 雅”。随后，我还概括了这一趣味
所指涉的几种现象：即“冷漠”、“自恋式写作”、“无节制
‘叙事’”等等。也许这概括并不全面和到位，但意思很的
清楚，是说一种风气，一种在专业化的诗歌写 作中比较
普遍的趋向。而且我已声明，“这既不是站在所谓‘民间’
立场、也不是站在‘知识分 子’‘中间代’、‘７０后’、的立场
‘诗歌的立场’上提出一个问题。因为上述上，而是站在
。这怎么会扯出一个“荆轲刺孔倾向实在是太普遍了”
子”的阴险比喻呢？不是瞎敏感是什么呢？
我在该文中确曾说到欧阳江河曾提出的两个诗学
概念———“中年写作”和“减速的诗学”，并说“它 们非常
有效地解释了先锋诗歌写作从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
的转折，给了这个年代的诗人 以一个自我的心理定位，
，“但现在同时也可能促使诞生了一批相当成功的作品”
我们真的要警 惕，它们完全有可能会蜕变为另外两个对
—‘中产阶级写作’和‘冷漠苍白的诗应着的东西——
学’。”请注意，我这里说两个诗学概念的危机绝不是批
评欧阳江河个人，他虽是这两个诗学概念的创造 者，但
说的却是整个９０年代中国的诗歌。我要说的实际意思
很明显，即在９０年代先锋诗人群 体与现实普遍存在紧
张关系的条件下，它们有效地深化了诗歌写作的精神与
艺术内涵，并仍然使 之保有了诗歌写作的人文主义性、
“知识分子性”，而眼下，这些人文性的精神价值却正由
于上 述文化关系的解除，而被剔除或淘空。
这显然是一个审慎的批评和判断，对整个“时代的
的一个 警示性的认识，是要提醒我们美学风尚与趣味”
的诗人们，重新找寻自己写作的精神合法性与使命，这< br>个使命不是别的，就是诗歌精神中的“知识分子特质”
—精神性的、道义与责任担当的、具有文化 公——批判的、
共性的等等特质，以及与之相应的美学精神。这个问题
“底层写作”问题密切相 连，批判者在这一点上确确实与
是敏感的，但并未领会、或是刻意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这
里一并 再与他们强调一次：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正是由
于“知识分子性”的丧失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人文性 与
批判性消失的时候，它便在权力和市场、消费与娱乐的
“中产阶级趣味”就变成了“阶级归笑 不得，何以谈一下
罪”与“道德符咒”了呢？这和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
思维是一回事吗？ 但好在批评者还算是客观，我确实谈
到了“阶级”，人家说我“阶级归罪”也算是言之有据；而
“重返政治批评”。真是文坛无霍文则干脆提升归结为是
处不政治，如果谈中产阶级趣味也算是“政治批 评”，那
这批判会要开到３０年代、开到美国和欧洲去了，批判对
象也应该改为鲁迅，改为丹尼 尔·贝尔、本雅明、哈贝马
阿伦特，哪轮得着我这等无名之辈、拾人牙慧者？斯、
三、“知识分 子性”与
“中产阶级趣味”的分界
有人不让我提“中产阶级趣味”这个词，良久思之我
终于明白，是“过敏”了———认为我是专指“知识分子”诗
人，而其自己则是要充作是这一群体的代表 性批评家或
捍卫者，如钱文亮的文章就非常辛辣锐利地将我的批评
指斥为“荆轲刺孔子”，霍文 看来也是这一路。不去刺秦，
却去刺孔，当然是令人厌恶的势利与可耻之徒。但是请
问该兄：谁 是秦，谁又是孔？如果你暗指的“秦”便是集权
和“不公的现实”的话，那么声援底层写作，算是什么呢 ？
“底层写作”不就是批评乃至诘问这现实的不公吗？而如
果你说的“孔”是指“知识分子诗人 ”的话，我就不能不
说，这种“归罪”是可笑和搞怪的，我所说的中产阶级趣
味，从一开始也没 有专指那一个诗歌阵营或圈子，而是
指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向，我在借用了丹尼尔·贝尔对“中
产 阶级趣味”的定义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具体在今天可以这样来理解，“中产阶级趣味”
是我 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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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里，以“唯艺术” 或“唯个人”的面目出现，但所发生
我在随的效应却与前者几乎无异。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后不 久的一篇文章《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世纪之交
⑧
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阐述 了这个问题：
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
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 自己的社会。
⑨
动辄把别人对于文学的批判性和公共性的强调说
成是“重返‘政治’与 社会学批评”的人，其实就是汪晖这
段话所质疑的那种人，但他们却远没有上述高度。在我
“庸 俗的自由主义”的话，更看，与其说这也接近于一种
毋宁说是一种“庸俗的批评政治”。
我主张 在“时代”的整体观中来理解“写作伦
问题。单纯从个别事件来放大问题是缺乏意义理”
的。为 什么号称“民间”的写作陷入了粗鄙和语言暴
力的泥淖？为什么“娱乐至死”的倾向愈益明显？为
什么诗人的知识分子性越来越弱化了，为什么“中
成为了一个问题？皆与我们社会和时产阶级趣味”< br>代整体的道义冷漠、伦理失陷有关。某种意义上这
“黑砖窑事件”有相同的社会文化些问题和山西 的
根源。我以为知识界的自我检视省察，和多年前被
极端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完全是两码迫接受原 罪观、
事，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无须讨论的，强加于人是险
……如果认为我批评中产阶级趣味是在 攻击恶的。
“知识分子写作”的话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我的出
发点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性永 远是反对中产阶级
趣味的，反对中产阶级趣味就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
如果你认为你是在维护知识 分子写作性。反过来，
的声誉的话，那相反你是在为这个词语抹黑。请查
一下关于“知识分子” 这个词的论述，我相信它永远
“底层”相对的另一端的。不会是站在与
我把这段话再拿出来呈送 与青年批评家霍俊明，算
是一个回答。再申明一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性”与
“中产阶级 趣味”之间的分野。兜售自己说过的话有啰里
啰嗦凑字数的嫌疑，但过错不在我，谁让他不认真阅读原文就来大加挞伐。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也要引用别的理论家的一段话
来送与上述批评者， 因为这是一个更有高度的回答———
对于那些自诩为“私己经验”和“诗歌本身”的捍卫者、执
掌“纯粹艺术批评”大纛的批评家们来说，看看这个诘问
对他们有没有启发：
在我们的生活中弥 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似乎
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
的必要代价，“市民 社会”或市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
我们带入到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他们鼓励通
过实际上受控 的市场重新制造社会不公平，嘴里说
的却是“不干涉主义”，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
理论家 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
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庸俗的
马 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
四、关于使用的概念、范畴以及学术规范
很显然 ，我所谈的“底层写作与写作伦理”问题、“中
问题，都是一个关于“文化公共性”的问题产阶级趣味”
范畴，这类问题不单纯是文学问题，而是由文学问题生
发出来的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所以，谈 论的性质当然
“社会学批评”，或者甚至会涉及“政治”话语，但这属于
里的谈论与在艺术的范 畴中谈论审美问题并不冲突，也
不涉及在一般意义上与“私己经验”的冲突，它们根本就
不在一 个层面。诗歌永远不会离开个体的生命体验，对
于社会任何的承担也必然都要通过艺术的文本、个体生< br>命的经验来完成，这难道还用说吗？这难道不是霍文所
“小儿科”的“常识”吗？我所批评的，乃 是删除了文斥的
化公共性意义的自恋式写作，夸大个体私己经验在写作
中的“单独的合法性”， 而不是反对“个人性”本身，这个
逻辑再简单不过，为什么批评者要把问题硬扭在一起，
并且将 之绝对化？
“中产阶级”的概念，众所周知它有两个完全不关于
同的范畴：首先是作为社会学范 畴，“中产阶级”是民主
的基石、公民社会的主体，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有成熟
的中产阶级阶层 ，它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文化范畴的“中产阶级趣味”则几乎
完全相反，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负面概念，是“赝品”、
“势利的价值观”、的同义语，它“假装尊敬高 雅文“复制”
⑩
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先锋
批判性的内艺术 的蜕变正是如此，在消湮了其叛逆性、
在精神之后，表面的高雅、时尚、深邃和唯美已蜕变成了
兜售、卖弄和商品的利润交换。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撒娇、
“中产阶级趣味”就是被批评和揶揄的对象。概 念，
还有就是我所谈的底层写作的前提和条件。我确实
说过，初起时的“底层生存写作”“在某 种意义上挽救了
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这有强调其“道德优势”的意思，
但我对郑小琼的肯定 （是最早给予她较高评价的人之
一），除了对她所创造的“铁”的意象中时代文化意义的
诠释， 还反复强调了她的写作“才华”，指出这些才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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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輯
不 亚于许多资深和专业性的诗人
輥
。为什么批评者刻意
重要性的强调，为什么还得非要说 我是“独断论”呢？按
谈个体经验照他的逻辑，敢情我反思地震诗歌的问题、
的重要，都只是为 了突出或“说圆”我的谬论；我写的关
于诗歌艺术方面的文章、谈当代诗歌史的文章、关于‘文
革’地下诗歌、先锋诗歌的一切讨论，以及大量的文本细
“重返‘政治’与社会学批读，最终都不过是为 了我这个
评”的腐朽身份做伪装的，呵呵，天底下还有这样不讲理
的扣帽子的？
最后， 我要再郑重地声明一下，虽然写此类反驳论辩
“过瘾”之处，甚至还可借机申明自己的一些文字也颇有< br>观点和想法，但我实在是厌倦这等话语不对称的无聊争
论。所以任批判者再如何写文章来抨击定罪 ，我的抗拒到
此结束，不会再就这些话题无谓耗费时间和精气神了。■
2010年9月14日夜 ，北京清河居
【注释】
①霍俊明：《重返“政治”和社会学批评———对新世纪以来
， 以下简称“霍文”，载《南方一种流行的诗歌批评倾向的批评》
文坛》2010年第5期。
②张 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载
《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收入《文学的减法 》一书时，改回原
题《个体的命运和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
时代的写作伦 理》，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版。
③http:athread1_。
④http:g static2130
53546446。
⑤霍文的原话是：“难道我们做爱的时候也要痛哭流 涕地
想到四川和刚刚发生的青海玉树的地震吗？……”。
⑥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 思近年来的诗歌批
评》，载《中西诗歌》2007年第6期。
⑦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 趣味》，载《南方文坛》2006
年第2期。
⑧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
⑨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5年版。
⑩丹尼尔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91页，生活·读
·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书
訛张清 华：輯輥《21世纪文学大系·2006年诗歌·序》。其中有
《伦理，还是伦理，还有汹涌的才一节专 门论及郑小琼，题为
华》。
抹煞这一点，倒把自个儿强扮为诗人形象的守护神？
“学术 规范”的问题：第一，引用我的文章要最后谈点
注明原始出处，这样才能够标定我写作该文的时间环境，
我写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文学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原载
《文艺争鸣》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题目 是编者删改过的，原题为
《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
时代的写作伦 理》，在收入我的批评文集《文学的减法》
（２００９年版）一书的时候我又恢复了原题。霍文既以此文
为主要批判对象，对其首发的原文不作引用，而注明是引
《文学的减法》一书，给读者造成的印 象是，我发表这些自
言论的时间是在２００９年，这点看似事小，但实则有改变
我文章语境的嫌 疑。因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０５年，作为谈论
“底层写作”问题的情境是大不一样的。一个话题的初起< br>时期和被谈滥的时期，底层写作的孤立无援时期和已然
蔚为大观的时期，对于谈论者的意义是很不 一样的。
第二，关于“政治与社会学批评”的问题，涉及一个
有关当下的全球性批评思潮的常识 ，即这不是什么个别
“重返”和“倒退”，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学术方法与人的
潮流。我虽拒绝 “重返‘政治’与社会学批评”这顶帽子，
但这拒绝是就其狭隘且妖魔化的含义而言的，霍文将
“政治与社会学批评”同“红色年代的政治批评”连在一
起，将这个概念污名化了；况且，我所写的文章 中只有少
量采用了社会学与文化批评的方法，在当今汹涌的文化
“掉队”的感觉了。这里我与社 会学批评浪潮中我甚至有
要郑重地提醒该青年批评家：如今文学的文化研究中，
一个重要基础和 分支就是“社会学批评”，比如关于文学
的文化身份研究、性别研究、民族、妇女问题研究，关于
社会学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的研究等等都是。事实是，
研究不但不是“原罪”和“落后”的研究，相反 还是非常新
鲜和有生命力的研究，所以不存在“重返政治与社会学
批评”的问题，马克思之后， 哈贝马斯、本雅明、福柯等等
“重采用的都是典型的政治与社会学批评方法，怎见得
返社会学批 评”就成了罪过呢？请好好读读这些人的，还
哈耶克、布鲁斯·罗宾斯等人关于文化与公共有阿伦特、< br>性问题方面的论述，或参照一下他们谈问题的“陈旧方
式”吧。既然据说已读到了本校（北京师范 大学）的博士
后，大约也无须我来帮阁下开列书单了吧。
还有批评逻辑上的问题。既然霍文也提 到了我写的
关于“地震诗歌”的反思文章，提到了我对“私人经验”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张清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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