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话”的形成
巡山小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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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30日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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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始，四川巴渝地区出现了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乐歌——竹枝歌（词），在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骚客整理发掘下，竹枝词逐渐以巴渝（川东）峡区为中心向四川腹地传播，同时也向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荆楚地区流传，故有“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宋代黄庭坚云：“《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1]元、明、清三代，（竹枝词）泛咏风情，不避俚语，通俗易懂，文人之间还相互比赛，民间更是广为传唱，故清代郑板桥在《道情》中云：“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2]清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序云：“古之竹枝词，多以记风土人情也，习俗移人，贤者不免。”《竹枝词》创作中模仿了民歌、民谣、农谚，故语言上比较通俗和口语化，不避俚词俗语，故其能承载明清之际大量的语言文化因子。清代竹枝词题材相当广泛，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华夏各地的风土人情。[3]
明清以来荆楚地区本来便盛行《竹枝歌》，而清初四川主体移民的湖广移民是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要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又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的湖广文化在四川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湖广填四川”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盆地各地，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4]故作为四川文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四川语言文化，必然打上移民的烙印，而《竹枝词》便是移民四川语言文化的直接体现。笔者以清代《竹枝词》为基础，以竹枝词描述到：“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又有“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四川普遍通用的四川官话，又叫“湖广话”，四川的语言文化是如何受“楚语”影响而一统川话予以粗略探究。
一、 清初四川《竹枝词》反映的移民聚居杂处和乡音各异情况
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首先提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许多文献对此都有描述，嘉庆时陶澍《蜀游日记》卷17：“（川东北）献贼屠而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道光十五年（简阳）《王氏族谱·序》：“我祖自康熙、庚申年由楚（湖南长沙府）入川，居四川成都府简州之龙泉驿。”道光二十七年（黔江）《向氏族谱·序》：“祖惟成公…自乾隆七年由楚
迁川，落业酉阳。”民国（隆昌）《吕氏宗谱·续修序》：“我朝康熙年间先祖自楚入。”等等[5]，笔者在巴中县关渡乡八家坪村见佘家墓碑刻有清初移民状况：“……有如公之父祖由楚迁罗隶籍通巴，已经数世，然每东望楚地……故伊族重修宗谱……”由此可见清代四川是以湖广（楚）籍移民居多，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说。
除文献记载外，流传于四川的《竹枝词》有大量描写移民的状况，清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认为湖广（楚）籍居多。清人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湖北荆州拔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清初移民“半楚”，这与湖广与四川毗陵，有长江水利之便，巴蜀与楚自古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有关。[6]康熙时巴县陈祥裔《竹枝词》：“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此指出四川湖广（楚）二地有地形之便和文化接近的事实。宋人苏辙《竹枝歌忠州作》：“不至舟行千里楚，忽闻《竹枝》皆楚语。”则直接指出四川与湖广两地的语言的近似性。
除了湖广籍的移民外，《竹枝词》对其他省籍移民也有描述，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大姨嫁陕三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吴好山《成都竹枝词》：“秦人会馆铁桅竿，福建山西少者般。”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态多憨。”道光时陈谦《竹枝词》：“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由上可知，清时四川是八方移民杂处，竹枝词所提省籍有：湖广（湘、鄂）陕西、江西、广东、北京、江苏、河北、福建、山西等。从《竹枝词》描述可知，湖广籍占有绝对优势，其他省份没有像湖广籍移民有“半楚”之说，故其他省份移民对四川话影响力就没有湖广大了。
蓝勇先生通过计量分析法认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主体移民是湖广移民、江西移民、陕西移民，分别占移民的37%、23%和12%左右[7]；张国雄、梅莉研究认为：川东湖广藉为62%、川中为56%、川西为52%[8]；曹树基先生认为：川中、川东湖广籍比例达到70-80%，川西则30-33%。[9]笔者统计全四川（含重庆市）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湖广籍移民地名有832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80.15%，几与曹树基先生同。今人的研究与古文献所记载湖广籍移民占优势是一致的。如大宁（今巫溪）“宁邑为蜀边陲
，接壤荆楚，客籍多两湖人。”[10]川西安县“荒郊十之七八招民开垦，楚与蜀连，县境各场占籍者以楚人为最多。”[11]名山县亦是“人多楚籍。”“十居八九”[12]成都亦有“湖广占五”之说。[13]这种以湖广籍为绝对优势的八方汇聚的清代移民状况奠定了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四川文化，为以湖广话为基调的四川话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这次以湖广为主体的移民大换血奠定了清代四川的社会文化基础，为清末及民国乃至现代的四川话形成创造了条件，故乾隆对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于客籍人“半楚”故才有土音（四川话）“半潇湘（楚）”之语言之“半楚”的结果。
清代四川以湖广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成有一个过程，蓝勇先生认为清初及清中期应该是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多彩文化氛围并存的状态，由于后来四川各地移民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接触增多，相互之间文化认同感加深，逐渐形成融洽和统一的文化氛围。[14]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清初由于全国各地移民涌入四川，造成四川语言的“五方音杂”局面。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称：“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亦称：“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摇唇故作齿音扬，轻薄成都有别腔。”上面三首《竹枝词》分别描述了当时川东北、川西及四川省城语言的差异。
由于语言的差异，清初四川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会受到影响。清人孙太钧《梁山竹枝词》描绘道：“叙将风土并人情，那得黄钟大雅声。鄙俚方言琐屑事，不加笺注不分明。”另“恶语良言未出唇，梁山口语实堪 频。乍闻两字装头起，不问而知此地人。”描绘了梁山话难懂，这种情况当时四川各地都普遍存在。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嘈杂乡音入耳中，掌家籍贯半川东。”另“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道光时钱召棠《竹塘竹枝词》：“听来乡语似长安，何事新更武士冠。”都是描写的四川语言各异的情况。造成这种语言差异是清“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活动中，外地人大量迁入，把他们方言和民俗带入四川，使四川方言、词语发生很大的变化。[15]
重庆地区“州自明季……土著无几。遗风旧俗弗可得而详已。国朝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粤之民，著籍插占，各因其故俗以为俗，不必尽同。”[16]江安县：“江安自明季兵燹后，土著仅十一二，余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17]五方杂处，风俗殊异，语言肯定互异
。永川县“永治五方杂处，语言互异。”[18]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19]清时四川各地语言互异除五方杂处原因外，还与清代迁入四川移民的迁徙聚居方式有关。如巴县界石区地名广东湾：“明末清初，广东移民在此聚居得名。”[20]巫山县秀峰区吴家营：“明清时，移民来川，吴姓聚居于此地，故名。”侯家营：“明清时，移民入川，侯姓聚居于此，故名。”骡坪区高家营：“相传，湖广移民来川，为高姓聚居之地，故名。”骡坪区吴家营：“相传，湖广移民入川，为吴姓聚居之地，故名。”[21]清初四川移民最初采取同乡、同族（姓）聚居的方式，乡籍、族籍的内聚力很大，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这亦是清初、中期四川语言互异的重要原因。例如笔者家谱民国二十四年《黄氏家谱》记载峭公生二十一子分家时的诗写道“……年深外境犹吾境，身达他乡及（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辰昏须荐祖宗香……”这诗可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在四川移民心中的影响，但是为何四川（巴蜀）地区相对经济、交通文化更发达的闽粤、江浙地区语言差异反而更小，整个巴蜀范围语言却基本统一呢？
二、 清代四川《竹枝词》反映“湖广填四川”后的语言文化整合。
清代的四川在“湖广填四川”后是如何打破五方杂处，乡音各异，最终形成四川话（四川官话），使之成为四川各地各族的通用语言的呢？清代四川打破各省籍语言互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上文可知移民原因是首要的。
（一）“湖广填四川”湖广主体移民对四川语言文化的压倒性辐射影响。
前面已经探讨湖广籍移民是清代四川的主体移民，在整个省籍比例中占压倒性优势，在各地方志有记载。大宁（今巫溪）“接壤荆楚，客籍多两湖人，风尚所乎，由来久矣……岁时同乎荆楚，今犹昔也……”；[22]芦山县“……汉夷杂处，无不夷音。楚人徙居。独存楚语。”；[23]安县“（移民进入后）音皆多浊，近数十年交通便，声音皆入于清，而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音皆清而浊者少矣。”[24]这种风尚习楚，声腔调渐归一致，独存楚语，与“湖广填四川”移民以两湖为主体是分不开的。湖广主体语言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在清代四川竹枝词有所反映。
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由于楚（移）民为最，故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有“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
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乾隆时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称“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此可见清代四川由于湖广藉移民数量上“半楚”必决定了四川语言上的“半潇湘”格局。
《竹枝词》本身发源于四川的川东三峡地区，清康熙时陈祥裔《巴渝竹枝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山歌唱出《巴渝曲》，交易工夫不用钱。”其《巴渝曲》就是竹枝词。竹枝词在唐宋时就流播于荆湘大地，故宋诗人苏辙才有“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声。”，苏轼《竹枝词自序》略曰：“《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25] 由此看竹枝词好象是用楚声吟唱，实际体现两地语言相互影响，比较接近。在清代“湖广填四川”湖广移民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随着湖广移民西进，竹枝词就远播川西以及云贵。[26]
由于“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两地地理相邻，文化相浸，四川用湖广方言咏唱《竹枝词》（《竹枝词》本楚声）就不足为怪了。经过“湖广填四川”的历程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各地，正如蓝勇先生所言，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而清末前人《成都竹枝词》描写打连宵云：“贫女谋生亦可怜，竹竿凿眼贯青线。逢人高唱湖南调，柳柳连来柳柳连。”此直接指出竹枝词是用湖南（广）调歌唱的。自古巫（巴）云（话）与楚云（语）同，而“湖广填四川”则将巴楚文化同源推广到全川范围。由明代之前的半巴半楚或亦巴亦楚的时代，发展到亦巴蜀，亦荆楚的时代。[27]这在四川语言文化上，则体现在清代“湖广话”成了“四川官话”。过去地方志有将四川话叫“蜀话”、“蜀方言”甚至“普通话”的，这些都是清朝前期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移民入川，从而形成的四川话和西南官话的体系。[28]
“湖广话”成为“四川官话”，这是清代主体湖广移民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的结果。但真正让全四川人能懂能说四川话（湖广话）必然有一个过程和外部的推动作用。四川话最终成为四川“普通话”是如何完成的呢？
（二）清时四川各地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四川话的认同与推广。
古人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这是针对四川与外界（省）交通而言，四川内部由于有长江及支流（如涪、渠、嘉陵、乌、岷等）众多内河可通航，加之川西是平原、川中是缓丘，故无交通阻塞，这为四川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也便于移民入川后四川经济的迅速恢复。道光时王培荀《嘉
州竹枝词》：“栽桑种稻自村村，凿井煎盐亦帝恩。民爱官清官更乐，此州有蟹佐芳樽。”描写了四川在移民后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经济发展后各地商贸也发展起来，王培荀《嘉州竹枝词》又描写道：“盐船个个似浮鸥，四望关前且暂留。贾客不知离别恨，又随明月下渝州。”可见道光时四川商贸已十分繁荣，人民彼此交往必然增加。清末人邢棻“湖广话”《锦城竹枝词》：“万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辉煌户户同。春暮日长天渐热，凑钱齐搭过街篷。”清末成都“万商云集”，这与四川各地人口及物资汇集锦城分不开的。嘉庆时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郫县高烟郫简酒，保宁酽醋保宁绸。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清时四川的经济发展、商贸发达，人们交往频繁，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乾隆时杨学述《建昌竹枝词》：“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三交界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上面三首《竹枝词》虽然各自讲到四川各地音杂音异的情况，但更讲到语言文化的交流，故才有“楚语吴歌相遇”“京话秦腔”之说。“各乡场市客人多”则体现四川人彼此的经济交流，对语言趋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经济活动中不仅使各省汉族移民可通乡音，连少数民族与汉语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语言也可沟通。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大头人顶有蓝红，奉化馆前言语通，藏佛藏香兼氆氇，先来松茂道衙中。”由此可见经济交流是促进四川话趋同的最强大的驱动力。
四川语言词汇的趋同在《竹枝词》有所描述。乾隆时翁霪霖《南广杂咏》：“挑煤多半是生涯，亦复佣工度年华。笑煞幺儿无活路，倒骑牛背弄梅花。”作者自注：川省呼最少者为“幺”。活路，工夫也。《南广杂咏》又描写道：“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且喜局钱通已遍，不须携米掉煤盐。”其注云：场期贸易，曰赶场。掉，换俗话也。《南广杂咏》最后描述道：“背兜一路影横斜，妇女多情亦作家。青帕裹兴谁屋里，红花采过又棉花。”作者自注：女人以竹筐系背后，谓之背兜。夫呼妻曰屋里。《南广杂咏》所记都是通用四川话词汇。如赶场、掉、幺、活路、背兜、屋里等词汇，笔者亲历川东、川西、川南各地这些词汇通用。黄尚军先生在《四川方言与民俗》书中以幺字开头的词汇有幺、幺儿、幺幺、幺女、幺爸、幺弟、幺耳、幺哥、幺司、幺姑、幺师、幺蛮等词
汇，而掉、赶场、活路、屋里、背兜其书都有记录。[29]这些词汇在四川通用正是清时四川各地各族人民经济交流的结果，体现了四川语言文化的趋同。
（三）清时四川各地的文娱文化活动对四川话起到积极传播作用。
清代四川文娱活动很多，故四川有谚云：“庄稼人得乐，唱戏耍社火“。四川有耍狮子龙灯、踩高跷、车车灯、抬亭子、打连宵、扭秧歌、木偶、皮影戏、打围鼓、目连戏、鬼戏、川剧等文娱活动[30]。这些文娱活动对促进四川话的形成，乃至整个清代四川的移民文化融合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蓝勇先生指出自古喜爱说唱歌舞的四川，在“湖广填四川”后，大量湖广、江西、江南、广东、陕西籍移民进入四川后，自然带来自己家乡的唱腔。在移民不断交融、文化相互影响下，川剧兼收并蓄，在清末形成了川剧。[31]黄尚军亦认为川剧是清代“湖广填四川”的产物，是清初移民实川后，外省地方戏曲——昆腔、高腔、胡琴、弹戏与四川民间曲调灯戏相融合的产物，在长期发展中逐渐采用四川方言念唱。川剧语言根在四川方言口语之中，但川剧中的一些行话又进入四川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了四川方言的词库，大大增强了四川方言的表现力。[32]孙晓芬亦指出各省移民所带来的家乡戏剧结合四川原有戏曲，最终形成川剧“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五种声腔川剧是移民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33]
这些以川剧为代表的文娱活动在清代竹枝词都有反映。嘉庆时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咸丰时杨甲秀《徙阳竹枝词》：“秦腔迭唱间三弦，荡浆人来望欲仙。喜得一城狂指手，大家随着采莲船。”作者自注：元夜，采莲船灯用俊男妆船娘，杂唱秦腔。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拔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嘉庆时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描写更是详细：“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鞭炮连声灯烛亮，黄州会馆果甚称。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竹枝歌罢夜何其，布被蒙头细想之。风土人情皆纪实，任他笑骂是歪诗”。另“灯影原宜趁夜光，如何白昼却铺张。弋阳腔调杂钲鼓，及至灯明已散场。”上面词中几将川剧的异流同源全部罗列，同时体现清时四川文娱活动十分普遍。
孙晓芬研究后指出四川会馆酬神戏剧十分繁荣，其迎神赛会日期一年共有二十二个，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而四川广大乡镇建庙、祠、寺、宫（尤其是会馆），并都有共同演出戏剧
的“戏台”、“乐楼”，各省戏剧之间可以互相交流。[34]据蓝勇先生统计四川至少有1400个会馆，这为戏剧流动、戏剧交流提供了场所，清末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四川戏剧交流必然为语言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便利。
康熙时彭阯《江油竹枝词》：“漫把梆腔巴调学，关心且唱竹枝词。”康熙时陈祥裔《巴渝竹枝词》：“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村。”清末人冯家吉《锦城竹枝词》：“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垣，卖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见高说腔有苟连，万头攒看万家传。”正如四川人吟唱竹枝词一样，戏剧的传播与推广对四川话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在会馆、川主祠（庙）演戏，更有利于戏剧文化融合。笔者所查四川省地名录与考察四川各地，川主庙比会馆分布更普遍，数量更大，川主庙体现了移民入川后的新的认同感，这种趋同性的信仰，打破了省籍的阻碍，使四川文化得以整合，而作为四川人民交流的四川话也得以整合，并被全川人民认同与使用，而四川话是“湖广话”兼收并蓄辐射影响的结果，其成为四川各地通用语言，则是四川区域文化最终形成的标志。
以竹枝词和川剧为典型代表的四川文娱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四川话的载体，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而竹枝词和川剧又成为清代四川社会风物的载体反映了清代四川经济文化整合与变迁的概况与风貌。
总之，清代四川“湖广填四川”后，虽有 “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但是由于有“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 ，湖广籍移民是“课雨占晴半楚人”致使 “土音错杂半潇湘。”由于楚（移）民为最，在压倒多数的湖广（湘鄂）移民辐射的影响下，四川对外相对闭塞，但是内部由于江河众多，盆地及四周多丘陵，巴蜀内部交流相对便利，在移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奠定了以“湖广话”为基础的今天的四川话。
注释：
[1]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7）
[2]转引自孙旭军、蒋松、陈卫东.四川民俗大观.[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30).
[3]李廷锦、李畅友选注.历代竹枝词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前言.
[4][14][25][31]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7）.（61-62）、（235-238）、（241-246）
[5][29]转引自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七章附录；第六章.历史文献记载和保留的部分·四川方言词语.
[6]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57）.
[7]蓝勇.清代四川著与移民的地理特征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8]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
[9]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0]光绪.大宁县志[M]卷一风俗。
[11]民国.安县志.[M].卷五六礼俗。
[12]民国.名山县新志.[M]卷五户口，卷一O风俗。
[13]成都通览.[M].第2卷。
[15]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J].方言.1985（1）.
[16]道光十三年.巴州志·风俗[M]
[17]民国十二年.江安县志·风俗.[M].
[18]光绪永川县志·方言[M].
[19]民国.达县志·方言[M].
[20]巴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巴县地名录[M]1983.
[21]巫山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巫山县地名录[M]1983.
[22]光绪十三年.大宁县志[M]卷1。
[23]民国.芦山县志[M]卷1。
[24]民国安县志[M]卷56
[26]转引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卷首《竹枝考》。
[27]参考林永仁、来层林.巴楚文化.[M]华文出版社1999第三、四章。
[28][32]参考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06-114）；（359-365）
[30]参考孙阳军等著.四川民俗大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民间文艺部分
[33][34]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25）；（314-316）.
（原文载《成都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