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继承与叛逆》而思中国科学发展该怎么走？
巡山小妖精
957次浏览
2020年07月30日 10:24
最佳经验
本文由作者推荐
殷读音-才貌双绝
1、前沿 写下这个题目才觉得这是个好大的题目，然而思及中国的现代科学发展及其教育，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尤其对于像我这样的理工科学生，我想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担忧，不得不去思考一下中国的科学发展该怎么走这个问题。这里“中国的现代科学”无论从其发展历史或是文化根源都和现在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有区别的，要思考中国的现代科学该怎么发展必然要考察“中国现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联系和区别。当然，这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必然涉及中西科学发展史以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和变化。这里，我仅引《继承与叛逆》一书中的部分观点，结合中西科学史及历史思想文化发表一下个人关于“中国的科学发展该怎么走？”这一问题的思考。 2、李约瑟问题是“假问题”—中西“科学”之差异 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何以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首卷面世，他已令人震撼的深入研究论证传统中国有大量科技成果，并且进一步对世界科学发展历程提出石破天惊的看法。他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以迄公元15世纪漫长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科技一直超越西方，只是由于文艺复兴以及相关巨变—远航探险、宗教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等等，西方科学才得以一飞冲天，反过来超越中国，从而有现代科学之出现；至于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类似巨变，侧当求之于中西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云云。 对李约瑟关于“何以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的疑问，我们有必要从中西方文化思想去考究，因为把中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中西方各自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完全必须的，这样做才更有说服力。这里援引《继承与叛逆》一书中关于西方之“数学化”的科学体系与中国无数学化体系之传统科学的观念，认为中西“科学”之差异在于：前者的科学传统为简约主义的，而后者之传统为朴素主义的，两者同为“科学”而却是名同实异，走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 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
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也就是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
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 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 3、中国现代科学之症结 中国科学既然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而当代中国，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似乎已然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那么真的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了吗？我认为还没有，至少在思维上中国传统的朴素主义早已扎根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同时在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还滋生了一中拿来主义与“
靠”的思想毒瘤：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简要回顾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便可知晓一二。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
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
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 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此：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直至现在很多学科教育仍是如此。 4、中国的科学发展该怎么走？ 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那么要回答中国的科学发展该怎么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去寻找救治问题症结的良方了。一个群体要形成某种惯性，特别是科学思维上或说是文化上的惯性，那必须是一个长期的习惯过程，这种习惯过程是无声无息的，应为从不有人发觉，即便是有个别人的呐喊，这也是一两声呐喊而已。如果要人们觉察到这种习惯，这就必须一起全民共识或说是大众共识，这并非是一两个人的呐喊能够做到的，这就
要求作为这个群体之上层建筑有所觉醒，有所措施。既是一种惯性长久之病症，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治愈的，这就需要问脉寻根，脉是已经把住了，这根又在哪呢？从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并被接受和学习以来，从其形式来看，可以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为过程，这是从一个群体的整体形式上来理解的。那么这根便是在这种无意识作为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的授和受的过程，即使现在所谓的教育过程，因此我认为症结之根源就在于教育。中国的教育一直以来是很严重的受到传统教育之影响的，对于传统教育的对症结之“贡献”，我们只需看看中国古代的八股教育就可见一般了，八股之教育从本质上来看其本身就只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古人之师，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更多的时候就只是在传道而已。 回到“中国的科学发展该怎么走？”这个问题，既然病根在教育，那么就应从教育着手。教育是一个授与学的过程，要改教育，那么就得改授之师和学之徒，授在方法，学在致用。授的方法很重要，这直接影响到学的过程和结果，上面所说的那种惯性便在这种授学授的长期循环中形成。 如何改善？其实西方之先哲已经告诉我们了，个人以为苏格拉底的“qustion”式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很值得借鉴，这不仅仅是教学上调到起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从深远的角度看，更是形成creation所必须的而不仅仅是吸收学习新的知识，而是创造新的知识所必需的台阶。这是一个思维的训练和形成过程，有什么样的教育过程就会有什么样普遍思维惯性，而我们需要的不是学习惯性思维，我们民族真正需要的是探究和创造的惯性思维。而这正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中所极度缺乏的，要形成这样的思维惯性需要走相当长的教育革新之路。中国传统教育之影响深远，因此，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教育和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接轨和中国教育普遍向启发式“苏格拉底”教育过渡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显得极度重要，这需要国家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