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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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30日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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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分的意思-哼哼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
茅海建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
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正与
修正。本文以大量的档案史料,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也对先前研究各
说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戊戌政变光绪帝慈禧太后康有为张荫桓袁世凯
荣禄伊藤博文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
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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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茅海建先生的文章正文共7部分,分别为: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二、
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
治异动;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
后;六、整肃与软禁;七、结论。全文约14万字,本刊将分3期登载。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
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
文艺家的欣赏,由其加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
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
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
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马迹,又到处让历史
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
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
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
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
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根据,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
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
的,但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
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
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
列著述最为重要。①
1·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
日②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
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
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
研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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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此处的六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898年9月21日。由于当时的文
献及有关研究大多使用清代纪年,且又需要大量引用,为避免反复注记,本文使用
清代纪年。
本文所提的学术史是指职业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为目的的作品,以别于当时人或当
事人的各种著述。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
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
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
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①
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
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
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
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2·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变政与政变之国际
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
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
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
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
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
意义。②
3·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
他通过对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梁氏修改该文之用意在于
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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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台北)《学术季刊》第4卷第3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150页。事隔40年后,吴先生再写《戊戌政变
时的袁世凯》(台北《历史月刊》1998年6月号),再次重申其先前的论点。
该年谱长编最初编成于1936年,其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编者署名为丁文
江。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的修订本,改名《梁启超年谱长编》。据赵
丰田所撰该书“前言”称,当时的主要编写工作由赵丰田操持,此说又有顾颉刚所撰
该书“序”为证。本文作者引用的是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并与1936年油印
本核对),见该书第143、149页。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
的失误。①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
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
荣禄于当天五
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
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6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
疑”。②
4·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
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
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
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
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
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
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
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
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
花》。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
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
的。③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
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
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
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
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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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10月。
《幼狮学志》第2卷第1期,1963年1月。此处据其1964年改定本,见《袁世凯与戊
戌政变》,第139—189页。
《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0月。本文作者所据是其1964年改定本,并收
入其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训政,并
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①
5·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
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
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
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
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
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
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
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
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
前康有为的正当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
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
,以挖掘
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
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
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
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
有为皆有改窜。②黄先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
其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
生多有重复。
6·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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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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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其中《论戊戌政变
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一文,其注为1967年5月初稿,1969年5月二稿;《康有
为衣带诏辨伪》一文,其注为1969年5月完成。关于调袁军入京挖掘窖金事,黄先
生1988年发表《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先生》(《大陆杂志》第77卷第5期),
称其已看到孔祥吉的论文《杨深秀考论》,但仍坚持其旧见。
《文星》第77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91—230页。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
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
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
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①周
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其中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7·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
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
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
光绪帝之心。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令捉捕
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的,
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
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②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
篇全面之作,惜在《清代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
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8·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
见》,引用《卓尔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
居注》,证明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起居注册》为
“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
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
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③
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
查窖藏金银
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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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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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该文见《戊戌变法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283页。
《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①
9·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
后确证》,引用其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记》,认定康有为有以袁世
凯军入都围颐和园之谋,并让毕永年率百人奉诏执西太后而废
之。②次年杨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引梁启超致康有
为信,再次认为康有围园捕后之谋,并称康、梁为隐其谋而订攻守
同盟。③同年发表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八月
初五日,光绪帝最后召见袁世凯时,有密谕交给袁世凯,即光绪帝
也参与了围园捕后的密谋。④
10·汤志钧先生于1985年发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
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⑤同年他又发表《关于
光绪“密诏”诸问题》,对康有为的两道密诏进行考辨,认定系康氏
之伪造。⑥次年再发表《关于戊戌政变的一则重要史料———毕永
年的〈诡谋直记〉》,将毕永年之说法与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则记载
相对照,认为毕永年的说法相当可靠。⑦
11·林克光先生于1987年发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戊戌
政变时间新证》,根据《上谕档》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中“签拟办
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已
失去单独处理政务之权,即政变发生于八月初三日。林先生认为,
政变的起因非为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人被捕于八月初九日;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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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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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
1986年4月8日《文汇报》。
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
《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子不审而杀是害怕外国的干涉。①林先生的论文提出了重要的证
据,然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引起足够的注意。1990
年林先生出版《改革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
阐述了这一论点。
12·房德邻先生于1988年发表《光绪帝与“戊戌密谋”无关》,
对杨天石先生提出的光绪帝了解并参与了“戊戌密谋”的论点提出
相反意见,认为谭嗣同在见袁之后,不可能见到光绪帝,而光绪帝
在初四日已受监视,也不可能有初五日交给袁世凯的密谕。②
13·赵立人先生于1990年发表《戊戌密谋史实考》,认为康有
为、杨深秀等人早有意
发动武装政变,在拉拢袁世凯之前,曾图谋
于聂士成、董福祥。“天津废立”完全是康等人的自说自话。③
14·王树卿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清代宫廷史》中,称慈
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到西苑,目的为八月初五日“祀蚕
神”,初六日一早慈禧太后按计划回颐和园。回到颐和园后,接到
荣禄自天津打来的密电,“轻轿快班”返回西苑,当日“在便殿办
事”,次日(初七日)在勤政殿行礼。④王先生的说法自有其新材
料,然当时未有人对其材料进行验证。
15·骆宝善先生于1994年发表《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认为
戊戌政变由杨崇伊密折所致,而袁世凯若要向荣禄告密,最早为八
月初五日晚22时,距初六日早朝不过七八个小时,根据当时的通
讯条件和交通条件,根本来不及。他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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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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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7—521页。
据该书的前言,此一部分由王树卿先生撰写。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本属实。①赵立人先生于1996年发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
析》,表示其反对意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靠,袁世凯
告密而导致政变,在时间上和手段上都有客观可能性。②骆宝善
先生再于1999年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认为戊
戌政变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密折开始,到初六日再次训政,“有一
个过程”;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夜,当时无论火车、电报皆难以在初
六日晨早朝时将消息送至慈禧太后处;袁世凯告密虽属事后的消
息,但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仍有作用。③
16·杨天石先生于1998年发表《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
及其相关问题》,将袁氏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相
比较,认为袁氏的记录主要情节可靠,梁氏有意隐瞒。在该文的附
注中,杨先生放弃了他1986年论文所言初五日光绪帝有密诏给袁
世凯的论点。④
17·马忠文先生于1999年发表《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
证》,以魏允恭致汪康年密信、郑孝胥日记为据,证明谭嗣同等人于
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⑤
18·戴逸先生于1999年发表论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
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期一度倾向维新
派,并通过徐世昌保持与维新派的联系,与闻并支持他们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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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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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有意思的是,杨文最后称:“在戊戌政变史
的研究和
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而在当年余英时先生发表
《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1期),仍在使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
记》,并作为主要材料。对此赵立人先生撰文予以驳斥(《读史必须辨伪———余英时
〈戊戌政变今读〉质疑》,《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广州)《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的消息后,为保全自己,才将
密谋和盘托出,致使事件扩大化。戴先生认为,袁世凯不是主动告
密而是迫于形势。①
19·房德邻先生于2000年发表《戊戌政变真相》,认为“政变
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绪与慈禧太
后处理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
宫,再次是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帝
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才有所改变。
在此一论文中,房先生全面叙述了政变的全过程,并对其1983年
论文中一些观点进行修正。②房先生于2001年再发表《维新派
“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认为毕永年的
《诡谋直纪》中有漏洞,“不可径直作为信史”。③
20·蔡乐苏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戊戌变法史述论稿》
中认为,戊戌政变的近因,当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军机四章
京、逐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算起,袁世凯、伊藤博文先后来京,
加速了政变的进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失去
了自由。蔡先生的著作基本点是综合前说,以取舍表明态度。他
对林克光先生的论文没有直接引述,而较多引用孔祥吉先生1983
年论文的材料与观点。④
21·郭卫东先生2002年发表了《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
“告密”问题》,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地点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告密所引起。他认为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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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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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关
于戊戌政变的第八章由蔡执笔,有关内容见该章第三节,并参阅其他各节。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凯在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对象很可能是庆亲
王奕。郭文的特点是提出疑问,长于分析,但在材料上未有进
展。①
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由于篇幅关系,对各论文的观点无法进
行更为全面的引述,且以上的引述也是我主观的认知,有可能因我
个人的看法而
有一个下意识的指向,削去了我认为不重要的枝蔓,
一些重要的论点因而被忽略。对此我将在以下的细述中再做详细
的征引和评论。此外,我对学术史的回顾也可能有疏漏,一些重要
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没有看到。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个题目吸引了
这么多的重要学者,对此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研究,产生出这么多的
研究成果。在以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史中,材料在不断发现,
意见也趋向同一,但分歧仍有存在。
1998年戊戌政变100周年时,我因对戊戌政变有迷惑不解之
处,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决心重新阅读有关
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来。我也知道,这一
做法并不讨巧,也许一头扎下去仍是一无所获。而当时《近代史研
究》、《历史研究》两个编辑部关于注重学术史的讨论,即在研究论
文中突出地说明该论文与先前研究的继承关系,对我的工作也是
一个很大的支持。查阅档案的工作,因我有各类事务而断断续续
地进行着。我也与一些师友交换过看法,其中2000年10月,我与
房德邻先生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的简短交谈,对我有所帮
助。多年的档案工作(也伴随着该项研究的进展),使我自以为有
了一点发言权,可以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一番评头品足,并根据所
见的档案材料,做出自己的认知、补正与修正。于是,特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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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该文刊出的消息是房德邻先生告诉我的。看法报告于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认知、补正、修正,对先前研究各说有所
评论和批评,但只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同时,我还以为,这种直言
的方式正能最恰当地表示我对各位研究先进出于内心的尊敬。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如果将戊戌政变看作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政治权力变
化,首先应当考察的是政变之前两人的政治权力分割界限。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政变之前的光绪帝虽然亲政,但其
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在慈禧手中,光绪帝只是傀儡。这种说法当
然正确,但若对此不加具体的界定,主宰一切的慈禧太后也就没有
必要发动政变了。确认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各自的权力,有
助于认清,哪些权力政变后由光绪帝手中归于慈禧太后。
(一)事后报告制度
清朝的皇帝,自雍正帝之后,已不再进行御门听政制度,主要
是用文字的方法上呈奏折,用文字的方式下达谕旨,而以谕旨来管
理整个庞大的帝国。谕旨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和
早朝时的口谕来承写,其间也常常有军机大臣退下,交待其意而由
军机章京起草,
军机大臣修改后呈上。军机处所拟谕旨经皇帝批
准后,或明发、或字寄、或交片。①皇帝的朱批和早朝时的口谕,是
谕旨产生的关键。慈禧太后对此进行了监控。
·208·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明发谕旨是用内阁的名义公开发布,载入邸报等公私印刷物;字寄,又称廷寄,是由
军机大臣用寄信的方式,将谕旨寄给外省当事官员,对外不公开;交片是将皇帝简
短的谕旨,交给京内各衙门,一般也不公开。当然,在个别情况下,皇帝也有不用文
字的形式,派官员传达口谕的。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皇帝也有不经军机处而直接
朱笔写谕旨的,称为朱谕。朱谕一般也是发下给军机大臣的。自光绪帝亲政之后,《随手登记档》中每天都有这样的记录:
“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
“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此中的“缮”,是军机章京抄写的意思,此
中的“递”,是上呈的意思。而这些由军机章京每天抄写的“朱批折
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是递给慈禧太后的。
这一报告制度早在光绪帝亲政前便已确立。光绪十四年十一
月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上奏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亲政后的政务处理方式提出方案。其中有两
条规定:
一、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
上批阅传旨后,发交臣等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至内阁
进呈本章及空名等本,拟请暂照现章办理。
一、每日外省折报,朱批发下后,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等
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
此一奏折递上后,于十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依议。”①以上记载
中的前者即为“早事传旨事由单”,后者即为“朱批折件事由单”。
至于电旨何时开始进呈慈禧太后,我还没有查到相应的档案。
从《随手登记档》中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每日“缮递”的“朱批折
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及“电旨”,都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无
一例外。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由此又可以确认,在
政变之前,光绪帝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可
·209·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军机处《上谕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207/3—50—
3。以下本文所引档案除特别注明外,皆藏于该馆,不另注明。该件档案孔祥吉先
生最先使用。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起,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不再有“缮递
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传旨事由单”、“缮递电旨某道”的记载,
可见第三次训政后的慈禧太后对此已经不需要,而取消
了这一制度。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
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
《随手登记档》所记录的“朱批折件事由单”,在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中今存有相当多数量的底稿,不妨看一下其实例。百日维
新起始于四月二十三日,笔者将前后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排
列于下:
四月二十二日。谭锺麟、许振奏崖城黎匪滋事办理情
形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请以雷州府知府郅馨与肇庆府知
府文康对调折,奉朱批:吏部议奏。谭锺麟奏请以麦国栋补广
东莲濠营守备折,奉朱批:兵部议奏;又奏炮台勇团起支薪粮
等款日期片,奉朱批:该部知道;又奏汇袭世职折,单一件,奉
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谭继洵奏遵议改设武科章程谨拟条
陈折,单一件,奉朱批:兵部议奏,单并发;又奏三月分雨水粮
价折,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请以罗迪楚补监利县知县
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候补直隶州知州吴本义期满甄别
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知县清瑞期满甄别片,奉朱
批:吏部知道。廖寿丰奏浙东厘金归税司经收岁拨各饷力难
筹办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又奏安吉县知县汪一麟调署上
虞县知县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候补道时庆莱期满甄别
片,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上年分抽收土药厘金折,单一件,
奉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又奏闰三月海塘沙水情形折,单一
件,图一件,奉朱批:知道了。保年、兴存、春龄奏特参庸懦不
职之协领连保等请分别惩办折,奉朱批:另有旨。祥顺、丰绅
奏因伊孙补授理藩院员外郎谢恩折,奉朱批: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廖寿丰奏解递俄、法款银折,奉朱批:户
部知道;又奏副将汤鸣盛请留浙归标补用片,奉朱批:著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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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请,兵部知道;又奏解协黔饷银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假
满病请开缺折,奉朱批:著再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又奏前安
溪县知县戚扬学有根底请送部引见片,奉朱批:戚扬著交吏部
带领引见;又奏请将二十一年以前防军报销量免与扣平片,奉
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上年分秋冬二季厘捐数目折,单一件,奉
朱批:户部知道,单并发。连顺、德木楚克多尔济奏查阅卡伦
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德木楚克多尔济奏到任日期谢恩
折,奉朱批:知道了。①
这两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有长短,此为当日的朱批奏折多少所
决定。从档案来看,四月二十二日奏折数量属政务正常的数量,二
十三日恰是奏折较少的一天。如果将此“朱批折件事由单”与军机
处《随手登记档》相对照,可以看出,当日收到的京外奏折的题由及
朱批,全都上呈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从这些简要的报告中,可以
大体明了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绪帝的态度。
清代制度,皇帝每天出席早朝。早朝由京内各衙门及军事单
位轮值②,军机大臣一般也参加。在早朝中,轮值各衙门上奏,皇
帝当时即予以指示。军机处每日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
由单”,我在档案中还没有发现;但军机处本身有《早事档》,记录早
·211·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轮值情况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内务府、理藩院8个一品衙门,每
日按次由1个衙门轮值,8日一轮回;宗人府、钦天监、太常寺、太仆寺、都察院、大
理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光禄寺、翰林院、通政使司、詹事府13个衙门,分成
8拨,每日随固定的一品衙门轮值,其中宗人府、钦天监随礼部,太常寺、太仆寺随
兵部,都察院、大理寺随刑部,国子监随内务府,銮仪卫、光禄寺随理藩院,翰林院随
吏部,通政司、詹事府随户部;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
蓝旗、镶蓝旗、八旗两翼、侍卫处10个军事单位,每日由1个单位轮值,10日一轮
回。光绪二十四年各衙门及军事单位的轮值情况,可见军机处《早事》,208/3—51/
2169[4]。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4/56、57、58。朝的情况。我个人认为,由军机处向慈禧太后呈报的“早事传旨事
由单”应与军机处《早事档》大体一致,就像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
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大体一致一样。以下仍以四月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为例,看看慈禧太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报告。四月二十二
日为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该日的《早事档》记:
内阁奏殿试大金榜用宝牌,奉旨:知道了。吏部奏议复广
西巡抚奏冯相荣补太平思顺道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甘肃
新疆巡抚奏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事,奉旨:依议;又奏议
复湖广总督奏荆州同知期满奏留与例不符事,奉旨:留;又奏
查明盛京将军奏涂景涛署康平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
复盛京将军奏何厚琦署锦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浙
江海运出力船商等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吏部、上驷院
各述旨,均奉旨:是。领侍卫内大臣奏侍卫吕桂荣告假回籍省
亲事,奉旨:依议。阅兵大臣等奏校阅神机营先锋马、步各队
操演完竣复奏事,奉旨:知道了。那彦图等殿试监试完竣、果
勒敏等稽查中左门中右门完竣、钮楞额稽查刊刻题纸完竣各
复命,均奉旨:知道了。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
赏假十日。海年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王懿荣仍在南书房
行走谢恩,奉旨:知道了。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
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
波各谢恩,呈递履历
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翰林院奏无事,奉旨:知道了。
四月二十三日为户部、通政使司、詹事府、镶黄旗值日,该日《早事
档》记:
中允黄思永封奏一件,奉旨:留。户部奏议复浙江请改折
南漕拟俟秋成后再行奏明办理事,奉旨:依议;又片奏京城典
当加税拟请核减议驳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已革运同乔景
仪捐赈开复原官议驳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布政使裕长捐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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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拟请照章核奖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东纲经征商灶课未完
一分以上各员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安徽地丁等奏
销案内续完各员减议免议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议复闽
省奉拨京饷请由闽海关于药厘银内代解仍令照旧办理事,奉
旨:依议;又奏议复八沟税员常谦盈余未能征收应令赔缴事,
奉旨:依议;又奏核销塔尔巴哈台收支饷项事,单一件,奉旨:
依议;又奏核复闽省海防善后收支各款事,奉旨:依议;又片奏
给书识等银事,奉旨:依议。通政使司奏春季分本章数目事,
奉旨:知道了;又片奏驳还成都将军恭寿一本可否查取错误职
名照例送部议处请旨事,奉旨:依议。恩寿因病请假五日,奉
旨:赏假五日。伯都讷副都统柏英因修墓到京请安,奉旨:知
道了。荣禄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
大学士各谢恩,均奉旨:知道了。四川尽先即补道沈翊清、分
发河南补用道马开玉、分省补用知府许晋祁、荆州协领尼英聂
哩、杭州协领哲尔经额、热河协领双禄各谢恩,呈履历片,均奉
旨:知道了,履历留。詹事府值日名单,奉旨:知道了。镶黄三
旗各奏无事,均奉旨:知道了。①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可以通过此类简要的报告,大体了解京内各衙
门的政事与政情以及光绪帝的态度。
“电旨”即电寄谕旨,是因情况紧急而向外省或驻外公使发出
的谕旨。由于当时的电报为有线接力方式发送,费用高昂,且军机
处尚无电报房,清廷的电报均经总理衙门电报房转收转发,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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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夏季分,208/3—51/2170。早朝时对于例行事务,
一般皆是奉旨“依议”、“知道了”,即在当时立即处理完毕。但对需要研究的奏折,
奉旨“留”,即在早朝时先不处理,留下来与京外的奏折一同处理。此类留下的奏
折,皇帝一般会有朱批,即简要的处理意见,并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有记录,同时
也在《朱批折件事由单》中向慈禧太后报告其摘由及朱批情况。电旨是比较少的。四月二十二日即未有电旨,四月二十三日有发
给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旨一道,次日军机处将该电旨“缮递”慈禧
太后。①
除了
“缮递”的电旨是具体的政令外,前引“朱批折件事由单”
和《早事档》都十分简略,慈禧太后得此,虽可知政务的大概,但还
不能了解政务之具体。然从军机处的重要档册《上谕档》和《洋务
档》中,又可以看到,每天最重要的奏折及相关谕旨,军机大臣须在
当天上呈慈禧太后。以下再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为例介绍。
由于四月二十二日没有重要奏折,当日军机处未呈。四月二十三
日,军机处有一奏片:
本日中允黄思永奏息借华款请听商民自相劝办折,又奏
集赀设立劝农学堂请旨试办折,又奏办理永清一带水利片,又
奏皖北赈捐请重定章程片,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恭呈慈
览。谨奏。②
据此奏片,前引此日《早事档》中被光绪帝“留”的黄思永奏折,军机
处当天就将其原件及光绪帝的处理意见上呈慈禧太后了。
然而,哪些折片被列为重要而须上呈慈禧太后,其决定权在于
军机处还是光绪帝本人,上引军机处奏片中并无明言。但从军机
处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光绪帝。《上谕档》中另一
奏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均属不合款式,未便呈递,
·214·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见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207/3—50—1。又,电旨内容为:“永安教案,拿犯劾
官,均应速办。该州虽已参革,而凶犯至今未获。该处地连瑶峒,岂可任令潜藏。
著该抚速饬官绅悬赏购募,并著苏元春派弁协拿。务须刚柔互用,毋致激生事端。
苏元春籍隶永安,想能设法妥办也。”(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207/3—
50—3/1576)惟查都察院代奏引折内,有民人高清如等呈一件书四本,与军
机处随折奏片不符。是否一并恭呈慈鉴?请旨。①
这是军机大臣为向慈禧太后进呈有关奏折等文件而向光绪帝请旨
的奏片。一般地说来,军机处呈送的奏折是当天处理的原件,但由
于有些奏折及相关谕旨需要抄写,来不及将原折呈送,也会发生第
二天再呈的情况。②
由此可以确认,在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所做出
的相关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并报告处理意见。
这当然也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
权,但不再是简单的“事由单”,而是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既然光绪帝对重要奏折的呈送有权进行分类,即区别是否有
必要呈送慈禧太后,那么,他是否呈送了全部重要的奏折呢?这一
问题显然十分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军机处《上谕档》、
《洋务档》并参考《随手登记档》,将百日维新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
日,光绪帝呈送慈禧太后的全部奏折排
列,制成附表1。这样的附表当然会显得冗长,但惟有如此才可以
具体地说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同时对许多读者
了解戊戌变法史也有相应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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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上谕档》中记,“本日都察院代奏山西京官等呈请山
西开办铁路宜防后患折,又左都御史徐树铭奏山西矿务铁路宜由本省绅民自办折,
奉寄信谕旨:‘令胡聘之奏明办理’。因原折二件应钞交山西巡抚,拟于明日恭呈慈
览。御史宋伯鲁奏请设议政处折,奉旨:‘暂存’,又奏总理衙门时务书籍请发交翰
林院片、委散秩大臣锡光奏请办厘税间架折,均奉旨:‘存’。谨将宋伯鲁、锡光原折
片三件,并昨日给事中张仲折二件一并恭呈慈览。谨奏。”此中提到的都察院等
3件,第二天的《上谕档》记:“昨日左都御史徐树铭折、都察院折并山西京官原呈各
一件恭呈慈览。谨奏。”而张仲折2件,是因为前一天要抄送总理衙门,故推迟一
天呈送。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从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
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尤其是
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为此我将之
与今日研究者使用最多的3本史料书相对照,发现两点,其一是后
来史料选编者认为最重要的奏折,军机处几乎全部上呈慈禧太后,
不同时代的人思路上却有一致性。其二是上呈的奏折数量大大超
出了现已发表者,慈禧太后可以看到比今天普通研究者多得多的
材料,由此今天许多研究者评论慈禧太后时就有史料不充分之嫌。
名为归政的慈禧太后可以看到百日维新中的重要奏折。为此,我
又将之与军机处每日登记收到奏折的档册《随手登记档》做比较,
我以为,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
到其内容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了慈禧太后手中。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奏折如此之多,是由于维新事
业不断发展,重要事务日增,而重要折件必须上送慈禧太后。在此
之前,因传统政务中没有多少新鲜事,需要上送的折件数量并不是
很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百日维新前的四月二十二日,
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各类折件共计224件,其中正月上呈29
件,二月上呈42件,三月上呈54件,闰三月上呈56件,四月初一
日至二十二日上呈43件(详见附表2)。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
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件更少。
百日维新期间上呈慈禧太后的折片中,同情和支持变法的较
多,这并不是光绪帝企图由此来影响
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而是在
当时的形势下,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奏折比较多,反对变法或反对变
法派人士的人,一般也不太敢于出面公开表态。如果仅注意某些
折片的上呈,可能会得出光绪帝试图影响慈禧太后的结论,但若将
全部上呈奏折综合起来看,可以感受到形势之使然。反过来说,反
对变法或反对变法派人士的折件,光绪帝也上送了。如四月二十
·216·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五日御史黄均隆的《湖南办理新政有名无实折》、五月初三日御史
胡孚宸的《参张荫桓折》、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的《言官党庇诬罔
折》、七月初五日尚书许应马癸“留中”封奏和七月二十四日四品京堂
王照的《参张荫桓朦保张上达等折》,毫无疑问,这些奏折的基本内
容光绪帝是不会欣赏的,但也必须上送慈禧太后。由此可见重要
奏折当日上送制度的刚性。
(二)未送慈禧太后的个别重要奏折
凭借着《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电旨》及重要
折件的原件,慈禧太后基本上可以监控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况。
反过来说,光绪帝尤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太后虽在远处,仍
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有
证据证明,也有一些重要奏折,光绪帝未向慈禧太后上送。
其一是康有为的一些密折。
1981年陈凤鸣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
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使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的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为学术界有幸得
以利用。①《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入康有为戊戌年奏折18件,其中
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共8件②,分别于三月二十三日、五月初四、
·217·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五月初四日、七月初五日,
总理衙门先后代奏康有为奏折8件,其名为:《请大誓群工开制度新政局折》、《译纂
〈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密联英日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折》、《进呈〈日本变政考〉等
书折》、《请照经济特科推行生童岁试片》、《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折》、《请商定教案
法律厘定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
折》。《杰士上书汇录》,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中山大
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292、314—315页。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据房德邻先生告,《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孔
祥吉先生也多有贡献。孔先生的论文《〈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晋阳学刊》
1982年第2期)首次对《杰士上书汇录》进行
了研究。七月初五日由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①其余还有10件。②而这10
件折片如何送到光绪帝手中,现在还难以说清楚。康有为的官、差
分别是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没有直接上奏权。按照清朝制
度,其折片当由总理衙门或工部代奏。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
可以看到康有为进呈奏折的渠道,皆为总理衙门,而对应相查,在
《随手登记档》中另10件折片没有代奏的记载。
然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六月初七日有一条很突兀的记录:
“发下康有为条陈折、片各一件”,下有注记:“见面带下,缮旨复存
堂,初十日复递上。”这是说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由光绪帝发
下给军机大臣。发下的康有为条陈很可能是《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的《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该折在
《杰士上书汇录》中注明日期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所谓
“缮旨”,即当日军机处寄刘坤一、张之洞的廷寄,要求在上海、汉口
试办商务局,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这与康有为奏折之意是
完全吻合的。③而这一天同时发下的附片内容为何,我还不能完
全确定。据《杰士上书汇录》,最有可能的是《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
·218·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这10件的篇名为《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而
济时艰折》、《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
育而成人才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为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
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请定报律片》、《为万寿庆
辰乞许士民庆祝,并刊贴新政诏书,嘉惠士农工商以教尊亲而隆恩谊,宜人心以永
天命折》、《为万寿大庆乞复祖制行恩惠宽妇女裹足以保国保民延生气而迓天庥
折》、《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割而图保存
折》、《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见《杰士
上书汇录》,《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第293—313、316—325页。
《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207/3—50—3/1912;《上谕档》,光绪二十
四年五月初四日、七月初五日。策论片》,五月三十日、六月初四日《上谕档》、《随手登记档》有相应
的记载。①另一条突兀的记录见六月二十二日的军机处《随手登
记档》:“发下康有为折、片各一件”,并注明“见面带下,次日见面带
上”。这也是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发下的。该两件折片即为
《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
宜折》、《请定中国报律片》。发下的折片,
军机处照例要录副,由此现存档案中有该两件折片的录副。②未
经过代奏而将奏折直接送到皇帝处,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另有联
络的管道。对此,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
初三日,总理衙门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
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廖寿恒来,令即将所著
《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
《英国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
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
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谓为康狗者。廖避之,乃面
·219·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1—454
页,并注明时间是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此时间当是光绪帝发下军机处后,由军
机章京录副的时间。这两件折片在《杰士上书汇录》的注明时间是六月十三日,很
可能是光绪帝从另外渠道收到奏折的时间。对于这两个时间的差异,孔祥吉先生
称之为与孙家鼐二十二日的复奏有关,称是军机大臣奉旨时间,且将二十二日误写
为二十四日(孔祥吉:《变法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
基金会丛书,台北,1998年,第182、184页)。孔先生的这一解释错误也许是其未
注意到《随手登记档》之故。
《上谕档》,五月三十日有军机处奏片:“据礼部知照,各省拔贡于六月初四日在贡院
考试,钦奉谕旨:‘题目改为一论一策’。应请钦命论题一道、策题一道,于初三日发
下,交礼部堂官祗领,送至贡院,交查察大臣转送内帘。谨奏。”同日《随手登记档》
记“递《四书》一部”,并注:“见面带上”。六月初四日军机处奏片:“据礼部知照,丁
酉科各省优生朝考奉旨在保和殿考试,应请钦命论题一道、策题一道,于初六日清
晨发下,交监试大臣传示。谨奏。”同日《随手登记档》亦称:“递《四书》一部”。奏,谓官报事宜,令我商之孙某。并传言谓此后凡报事皆交孙
家鼐递折。先由军机大臣传旨给我,令告孙家鼐。乃见孙家
鼐,为之草奏云:“某月某日康某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此
亦可笑事也。①
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前一段引文,即
有不实之处,“初三日”当指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第二次为康代奏
之事,而在此之后,总理衙门还为康代奏过3次。“令其直递来”一
语,意为光绪帝命总理衙门或军机处,授康以直接上奏权,这在当
时的政治体制内是绝无可能之事。康有为此语实为夸张之词。但
康氏的后段引语明确提到了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总理衙门大臣
、
刑部尚书廖寿恒(字仲山)为其代递奏折,当时也有其他相同的说
法。②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二十二日的明发上谕有这样一段话:
前据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请派康有
为督办其事。并据廖寿恒面奏,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
为向孙家鼐商办。当经谕令由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③
上谕中的这一段话,证实了康有为前引言论中关于孙家鼐一事。
然上谕中的这段话,本意是对孙家鼐奏折中不满情绪的安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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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关于康折由廖寿恒代递,当时也有传言。张之洞收到的京内密报称:“康封奏皆径
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而已。”(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
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光绪帝
召见康有为以后,仍“引嫌不敢随时召见,凡有顾问事,由总署代传,或有章奏条陈,
亦由总署呈进,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戊戌变法》第4册,第
335页)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中,据张荫桓语称:“此后凡有条陈,径交军机处
命廖大司寇专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谬,谓常熟(翁同)多事,而亦无法辞
卸。”(同上书第1册,第492页)
《康南海自订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作《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8、152—153页。日孙的奏折中称:“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
奉谕旨:‘令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①孙家鼐作为协办
大学士、吏部尚书,一般说来,谕旨会有交片,即便是代传口谕,也
应由军机大臣或相当等级的官员出面,由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康有为上门代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与体制大不相符,孙氏的不
满可以想见,故在奏折中如此明言。对此,光绪帝在谕旨中称“总
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是使用廖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也以康
为总理衙门章京,与廖属上下级关系,以符合清朝体制。从谕旨中
看,廖寿恒确有面奏之事。廖与康在百日维新中的私人关系,谈不
上密切。我以为,廖得知康督办官报后,不想继续在中间做传递
人,故当面请旨,将康事推给孙。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廖的中间
人地位,由此谕旨可以确立。若廖没有中间人的关系,也就没有必
要无事生非地向光绪帝当面请旨“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
向孙家鼐商办”。
光绪帝没有将康有为的10件奏折上送慈禧太后,非为其内
容,而是因其渠道不合乎制度。
其二是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未送慈禧太后。
湖南举人曾廉的条陈,是对康、梁最有杀
伤力的文献,全文长
9000余字,分正折与附片。曾廉发表此条陈时自注云:“疏既奏,
党人谭嗣同之属,方居军机用事,将坐以毁谤新政当斩,德宗蹙然
不许,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明日嗣同复请刑,上卒格不
下,廉始得全。”②曾廉的这一说法,是其不明当时“参预新政”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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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曾廉条陈见《戊戌变法》第2册,第489—503页。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说法:“枢臣拟
旨,请予重惩。上谓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宽容之。”(《戊戌政变
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3—454页。机章京的实际地位(后将叙及)。黄彰健先生在1970年的著作中,
引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
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
堂讲义中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
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
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①由此,黄先生得出结论,
曾廉的上书促使康有为等人实行武装夺权,即以徐致靖出奏保袁
世凯。②黄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曾廉上书在前,徐致靖出奏在后
这一时间顺序上的,尽管他也声明“曾廉上书日期,仍应查北平故
宫军机处档案,始能决定”,但他本人当时无法到北京来查档。黄
先生的敏锐常体现在未掌握全部档案,仅从蛛丝马迹便道出底里;
但此次黄先生恰好有误。孔祥吉先生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查
出曾廉的条陈上于七月二十七日,比徐致靖保袁折晚了一天,由此
完全推翻了黄先生的判断。③
然而,孔先生的研究,并未回答曾廉条陈与梁启超所言谭嗣同
的驳斥是否同时上呈于慈禧太后,黄先生的研究恰是对曾廉条陈
以及谭嗣同等人态度有着很长的论说,并称该折片上呈慈禧太后。
重要奏折上呈慈禧太后本是当时的制度,该折片上呈与否,在当时
是关系重大之事。为此,我在这里据军机处《上谕档》等档册再作
补正。
曾廉的条陈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七月二
十七日的记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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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2页。
《论曾廉上书导致康党拟武装夺权》,《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11—428页。
《戊戌政变记》卷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0页。此外黄先生还引用《戊戌政
变记》卷6、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证明光绪帝让谭嗣同拟驳
议,与曾廉条陈同上于慈禧太后,以减弱其杀伤威力。都察
院折代递条陈由:一、笔帖式联治,一、广西试令章国
珍,一、候选州同谢祖沅,一、浙江举人何寿章,一、陕西举人张
铣,一、湖南举人曾廉,一、中书诚勤,一、中书胡元泰,一、山东
拔贡郑重,一、山西附监宋汝淮,一、谢祖沅气枪一杆,一、谢祖
沅样图一张,一、宋汝淮样图,一、宋汝淮绘图。①
而在这一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只是称:本日“都察院代递顾
治等条陈”,“俟陆续核议办理”。②该奏片未提收到条陈等件的具
体数目,只是表示拟就处理意见后,再上呈慈禧太后。而到了第二
天,即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谢祖沅、郑重、胡元泰、张铣、
何寿章、诚勤、联治、宋汝淮条陈……均俟筹议奏明办理后,再
行陆续恭呈慈览。
此时军机处奏片中已无湖南举人曾廉、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也
就是说,二十七日收到的共为14件的条陈、气枪、样图、绘图,军机
处奏片中只提了8件条陈,将曾廉的条陈隐瞒了下来。七月二十
九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七月三十日的军机处奏片则将都察
院代奏条陈的日期弄混。③八月初一日的军机处奏片又未提此
①都察院代奏的奏折称:“据候选笔帖式联治、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候选州同谢祖
沅、浙江举人何寿章、陕西举人张铣、湖南举人曾廉、镶白旗蒙古生员诚勤、内阁中
书胡元泰、山东拔贡生郑重、山西附监生宋汝淮等各以条陈赴臣衙门呈请代奏。
又,谢祖沅呈进汽枪一杆、样图一张,宋汝淮进呈样图、绘图二匣。臣等谨遵谕旨
将原呈恭呈御览,并将原枪、样图、绘图由军机处代呈。”《军机处录副:专题补遗·
戊戌变法项》,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3—168—9450—40。
②《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此中的“顾治”当属“联治”之笔误,繁体
在草写时两字字形相近,很可能军机章京在抄写时出错。后文所引军机处奏片,
皆出自《上谕档》。
③七月三十日军机处奏片称:“又二十七日,内阁奏代递中书祁永膺条陈折、片各一
件,翰林院奏代递庶吉士周渤条陈呈一件,都察院奏代递知县冯秉钺呈一件、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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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事。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称:
……诚勤呈一件、联治呈一件……郑重呈一件、张铣呈一
件……均奉旨:“存”……恭呈慈览。
也就是说,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的条陈,到八月初二日才上呈慈禧
太后4件。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称:
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
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
即又上呈2件。八月初四日的军机处奏片未提此事。八月初五
日,军机处奏片称:
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及酌定交涉章
程、设立矿务学堂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
行办理。①
由此可见,过了9天之后,都察院二十七日代奏的条陈,才有7件
上呈慈禧太后。而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军机处奏片涉及到该日
都察院代奏条陈事多达6次,从未提到过曾廉的条陈。②八月初六
郭申绶呈一件、经历关敏道呈一件、举人温宗羲呈一件、拔贡刘子丹、周培、郑重
呈各一件……均奉旨存,谨将原折片十二件恭呈慈览。”其中的人名与二十七日
《随手登记档》、二十八日军机处奏片所载,除郑重一人外,全不相同。这是军机章
京将二十六日都察院代奏的条陈与二十七日代奏的条陈弄混了。查《随手登记
档》七月二十六日载:“都察院折代递郭申绶等条陈由:一、郭申绶原呈,一、冯秉钺
原呈,一、关敏道原呈,一、马寿铭原呈,一、徐炎原呈,一、温宗羲原呈,一、张汝翰
原呈,一、郑重原呈,一、刘子丹原呈,一、周培原呈,一、徐谦原呈,一、谭靖光原
呈,图一、马寿铭递。”这个名单与三十日军机处的奏片相吻合。而三十日奏片提
及内阁中书祁永膺与二十七日《随手登记档》所载相符,但翰林院代奏庶吉士周渤
条陈在《随手登记档》中未能查到。此时军机处的工作已陷于混乱,后将详述。
①军机处奏片中将何寿章条陈的代奏时间误为二十六日。
②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记:“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未提具体人名。我在
档案中仅看到《随手登记档》、都察院原折中各出现过一次曾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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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重要奏折上呈之事也停止了。到此为止,
曾廉的条陈由此似乎在空气中蒸发了。我在档案馆也没有发现该
折片的原件或抄件。
光绪帝有没有看过或仔细看过曾廉的条陈,从档案中很难得
出印象。从《随手登记档》中可见,七月二十七日那天,军机处共收
到折片56件,其中各省各京内衙门折片30件,代奏的司员士民条
陈折片共26件,另有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报。①而同在这一天,共
发出明发、字寄、电寄、交片谕旨共29道。可以说这一天是百日维
新期间光绪帝最忙的日子之一。可是,七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奏
条陈在军机处的处理时间多达9天,如此重要的条陈在军机章京
的提示下光绪帝应当看到,其中有无梁启超等人所称光绪帝让谭
嗣同拟稿驳斥事,现在还不能完全否定,但光绪帝在此期间未与谭
嗣同见面,却是事实。
百日维新期间,代奏的司员士民条陈,虽有相当大的数量上呈
慈禧太后,但也不是全送。送哪些不送哪些,本是光绪帝有权
选择
之事。但曾廉条陈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按照重要折片上送的制度
是应上送的,我个人以为,光绪帝看到了这份杀伤力极大的文件,
为保全康、梁,也为保护其政策,选择了不送。这么做,当然会有风
险,但若上送,立即会有实际的危险。而这样的事情对光绪帝说来
也不是第一次了。②
①此数还不包括早朝时由光绪帝当时处理未留的内阁、兵部、太常寺、内务府、镶黄
旗等折片27件。见该日《早事档》。
②康有为称:“四月初七日,潘庆澜附片劾吾聚众不道,上曰:‘会为保国,岂不甚善。’
然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2册,第143页)
此事应发生在闰三月十二日,查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御史潘庆澜折一、
保固大局条陈四策由,片一、请饬查禁保国会由,片一、现审各件请饬刑部分别办
理由,片一、获盗请奖各案请量为变通由”;下有注记:“随事递上,十四日发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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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但从光绪帝送慈禧太后重要奏折的全部情况来看,这种隐瞒
是极个别的,若没有特殊的情况,他是不会甚至也不敢这么做的。
(三)慈禧太后似不掌握全部谕旨的原文
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洋务档》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
每天可以收到军机处发来前一天的《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
事由单》、《电旨单》,也经常收到军机处发来当日重要折片的原件
及简要的相关谕旨。然而,除了电寄谕旨外,光绪帝发出的其他谕
旨,包括明发、廷寄、交片,有没有同时上呈慈禧太后?我所看见的
档案中对此尚无明确的说法。
明发的谕旨,当时有宫门钞,现存京内各衙门档案中有不少抄
件,其中也包括内务府。慈禧太后想看的话,当然可以看到。但廷
寄、交片谕旨,若无专送的话,慈禧太后就有可能看不到。
军机处《上谕档》中有两件很奇怪的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
箍”。该日奏片还记:“一、潘庆澜封奏恭呈慈览由”。而当日《上谕档》军机处奏片
记:“本日顺天府尹胡奏查明西路厅同知谢裕楷等参案,奉明发谕旨一道。御
史潘庆澜奏条陈时务折内皖北淮徐水灾请速筹赈抚一节,奉寄信谕旨:‘著刘坤一
迅速办理’;又奏获盗请奖各案请量为变通片,奉交片谕旨:‘该部知道’;又奏刑部
现审各案就由各司开单呈堂片,奉交片谕旨:‘著刑部酌核办理’。谨将原折片恭
呈慈览。谨奏。”由此可见,潘庆澜的“请饬查禁保国会片”在上送时确被抽去。黄
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两次提及此事(《戊戌变法史研究》,第87、421页),我正是看
到该书后,才去做此查证。特为黄先生补正之。光绪帝若要将此类
奏折瞒过军机
处,在当时的政务处理过程中,只能在两种情况下:当日早朝留下的京内各衙门奏
折或当日递进的京外官员奏折,光绪帝将之留中不发,这样军机大臣只知道何日
何人上有一折,但不知其内容,《随手登记档》中记某日某人上有某折某片,并注明
“留中”;另一种方法,即康有为奏折由廖寿恒带入,这样只有康、廖、光绪帝知道,
军机处也不知情。军机大臣刚毅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此时虽不敢生事,但慈禧
太后有所垂询,他也是不敢隐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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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二十八日:
奉旨:自本年正月起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均钞录一分呈
览。以后即陆续钞递。其明发及电旨不必钞。钦此。
本日奉旨:著内阁将每日所奉之谕旨均钞录一分,于次日
径交军机处呈览。钦此。
这两道谕旨之上还有“御笔遵缮”字样。同一天,还有一道交发内
阁的交片谕旨,内容同上引第二件。两道谕旨既称“御笔遵缮”,当
属御笔发下后军机处奉旨缮录。而光绪帝发下此两道御笔的用意
为何?我还没有发现相关的可以佐证的其他材料。
由此而揆之情理,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
给自己看的,且谕旨中也称“呈览”,特别是“从本年正月起所有”,
也可能包含备忘的意思。但光绪帝为何提出“以后即陆续钞递”,
即将自己每天发布的谕旨,第二天抄给自己,同时还特别说明不包
括“电旨”?如果需要备忘的话,为何不让负责发送电旨的总理衙
门也抄录一份?而光绪帝每日见军机,军机处关于谕旨有极为完
备的档册,如《明发档》、《上谕档》、《寄信档》、《电寄档》、《洋务档》、
《交片档》等等,可以随时咨询,为何要自录一份?此中有情理不通
之处。
其二,光绪帝让军机处和内阁抄录的廷寄、交片、明发谕旨,是
自己保留一份,以备慈禧太后查的。七月二十八日,百日维新在今
人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裂
隙,京城中充满了谣言。光绪帝恐慈禧太后怀疑其背着她另有图
谋,于是将“本年正月起的所有廷寄及交片谕旨”抄录一份,以随时
能证明其清白。此一解释当然是假设,但有不抄录电旨可作为内
证,因为电旨军机处已抄录给慈禧太后了。同时,对于明发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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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光绪帝也没有要求从“本年正月起”抄录,而是从下旨的当天进行,
因为明发谕旨本来就是公开的,慈禧太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即便
慈禧太后未看到,其身边人也会看到。
其三,慈禧太后已对光绪帝生有疑心,命光绪帝将所有廷寄、
交片、明发谕旨都抄录一份,送其阅
看,并对不公开的廷寄、交片谕
旨,“从本年正月起”补交。如果看当时的形势,也有此种可能。但
其中也有疑惑,如果是交慈禧太后,在光绪帝下发的御笔应当说清
楚,因为此为经常性的事务,每日还需军机处去完成,为何还说“呈
览”,即呈送自己?同时,如果真是每日送慈禧太后的话,军机处
《随手登记档》在“缮递某某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缮递某某日早事
传旨事由单”、“缮递某某日电旨某道”之后,应该另加上“缮递某某
日廷寄谕旨某道、交片谕旨某道”、“缮递某某日明发谕旨某道”的
相应记录。而军机处的各档册中,没有此类记载。
由此,我以为,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而第二种情况可能性
最大。因为,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就要去颐和园,面见
慈禧太后,这是百日维新最关键的一幕对手戏。
然而若要认定第二种可能或第三种可能,那么,事实上也就承
认了一个前提:即慈禧太后手中有“朱批折件事由单”、“早事传旨
事由单”、“电旨”、重要折片及简要的相关谕旨,她也能看到明发谕
旨;但她还不能掌握廷寄谕旨、交片谕旨的全部和原文。反过来
说,慈禧太后还不能对光绪帝未送的折件、廷寄及交片谕旨实行监
督;明发谕旨虽能看到,但这表现在政治权力分割上还不是那种监
督关系。
(四)事前请示制度
以上所说的,皆为事后报告制度,然更为重要的当属事前请示
制度。此一制度也确立于光绪帝亲政前。前引光绪十四年十一月
初十日军机大臣世续等奏折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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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一、简放各缺,拟请于召见时请旨后,由臣等照例缮写谕
旨呈进。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臣
等请旨裁定后,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谕旨。
一、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及各省藩、臬缺出,
拟请暂照现章,由臣等开单进呈,恭候简用。①
此中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至
于尚书、侍郎、布政使、按察使的任用“照现章”办理。此时光绪帝
尚未亲政,“现章”当为由慈禧太后作主。
在现有档案中,可以说明光绪帝事前请示的有力材料虽有一
些,但不是很多。②百日维新期间,我仅在《洋务档》中看到了3条
记载。其一为:
五月十三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遵议各国
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拟俟发下后,再行
传旨“依议”。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总理衙门所奏接见外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
使的礼节,此中有慈禧太后接见时的礼节,光绪帝不敢代太后作
主,故让军机处以奏片形式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
天的《洋务档》,
对此有记载:总理衙门各国君后宗藩及头等公使接见款待礼节折,
·229·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举两例:其一为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刚毅上有
1折3片,同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日刚毅面递封奏时事多艰直陈愚
悃折一件,整顿厘金、保甲、仓谷等片三件,一并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分别缮写
寄信、明发谕旨。谨奏。”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上奏,同日军机处给慈禧
太后的奏片称:“徐桐奏请召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俟发下,再行请旨办理。”(以上
皆见该日《上谕档》)刚毅是慈禧太后所信赖的军机大臣,光绪帝对其奏折不敢自行
处理,故先请示慈禧太后。召张之洞进京,当时意味着重大政治变动,也是须得请
示慈禧太后之事。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奉旨:依议。钦此。”其二为:
五月十四日。本日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又会奏筹
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复御史杨深秀
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
单恭呈慈览。
此为军机处奏片。事为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奏开办京师大
学堂,并在大学堂中设译书局。很可能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有
过面谕,光绪帝不敢自专,让军机处以奏片请示慈禧太后。查第二
天《上谕档》,有开办大学堂的明发谕旨。其三为:
六月二十六日。本日张亨嘉奏沥陈亲老丁单,恳请改派
朝鲜公使折,恭拟改派安徽布政使徐寿朋充驻扎朝鲜国钦差
大臣。谨将张亨嘉原折恭呈慈鉴,伏候裁夺。俟发下后,再行
缮定谕旨呈览。
六月二十三日派张亨嘉为驻朝鲜四等公使事,经过慈禧太后,此次
改派徐寿朋,自应再次请示。当日慈禧太后发下,《洋务档》中有派
徐寿朋为驻扎朝鲜钦差大臣的谕旨。
实际上,最为重要且次数最多的不是此类文字形式的请示,而
是光绪帝在面见慈禧太后时的当面请示。光绪帝的亲信大臣翁同
在其日记中留下不少的记载,此举光绪二十四年廖寿恒入值军
机处为例。二月初九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邸论枢垣需人”,
即恭亲王奕讠斤称军机处缺人,第二天,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恒
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在日记中专门注明“昨日请懿旨”。①
然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帝常住宫
中,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在15公里以上。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光
绪帝的行程是乘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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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陈义杰整理:《翁同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98页。然后乘轿由石
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恰好相反。单程的时间约
3小时。慈禧太后则乘船从颐和园至广源闸西码头,至万寿寺拈
香,在御座房少坐进膳后,再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入西直门、西
安门,直抵西苑仪鸾殿。回程也恰好相反。其单程的时间约在5
小时以上。
从《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时
常回西苑。两人同住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长得多。慈禧太后
在颐和园时住乐寿堂,光绪帝去颐和园时,住在玉澜堂,偶尔也
住宜芸馆。①光绪帝在宫内时住养心殿。慈禧太后进城时一般
住在西苑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此时光绪帝也通常不住在养心
殿,而是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也就是说,无论是同住颐和园
还是同住西苑,两人住的距离相当近,步行不过10多分钟。这
种近距离很大程度上与仪礼有关。自道光帝坚持每日早晨向母亲
请安后,皇帝如无重大事件每日早晨向母亲请安渐成皇家制度。
咸丰帝如此,同治帝如此,光绪帝亦如此。除了请安外,光绪帝还
经常“侍”慈禧太后早膳、晚膳(当时只吃两餐)和看戏,而这种今日
看来充满家庭乐趣的活动,当时却是在严格的礼仪下进行的,以示
皇家以孝道治天下。由此,两人居住地太远,会引起时间安排上和
礼仪程式上的许多困难。据《清代起居注册》,从光绪二十四年正
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见面的频繁程度可见
下表:
·231·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玉澜堂是光绪帝的寝宫,宜芸馆是皇后的寝宫。当时,光绪帝与皇后的关系不洽,
皇后经常住在颐和园以“尽孝”慈禧太后。光绪帝曾下旨严厉指责皇后:“光绪二十
四年四月十三日,上传: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
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自
此之后,极力改之。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特谕。”(《宫中各种档簿》,簿4175
号,《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天数同住请安侍早膳侍晚膳侍看戏同阅操
正月30 30 23 12 5 11
二月29 22 20 7 5 4
三月30 17 17 9 5 1
闰三月29 22 22 5 3 3
四月30 19 19 9 5 3
五月30 16 16 11 8 6
六月29 18 17 3 4 3
七月
(至二十八日)28 16 16 9 5 3
合计235 160 150 65 40 31 3
说明:正月同住而未请安共7天,其中3天因祀太庙斋戒,2天因祀谷坛斋戒,1
天因咸丰帝生母生日,1天情况不明(正月初三日)。二月同住而未请安2天,因祀社稷
坛斋戒。六月同住而未请安1天,因祀太庙斋戒。
从上表可见,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光绪帝与慈
禧太后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2/3强,请安、侍膳、看戏、阅操都是
慈禧太后可
以向光绪帝施加影响或直接下令的时刻,按照光绪帝
自己的说法是“朕仰承慈训”。根据当时的礼仪,光绪帝见慈禧太
后要下跪,慈禧太后每次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都得跪接跪送。慈
禧太后可以向光绪帝下旨,在清朝官文书中称“朕钦奉慈禧端佑康
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表现为政治权力上的上下
级关系。①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
同意。
·232·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据《清代起居注册》(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版。又,本文所引
《清代起居注册》,皆为该版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政变前,慈禧太后至少4次对
光绪帝正式下旨,由光绪帝明发。其一是三月二十四日关于在外火器营阅操事宜;
其二是闰三月二十八日阅操完毕保奖事;其三是四月十二日恭亲王去世恤典事;其
四是五月十六日关于菩陀峪陵地事。见该书第60册,第30613—30614、30695—
30697、30733—30735页;第61册,第30855页。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去了几次颐和园?每次去时决定了哪
些事项?就《清代起居注册》并参阅各类档案,从四月下旬到七月
下旬,光绪帝共去了10次颐和园,其间的重大决策可见下面所述:
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其中二十二日决定:荣禄授文渊
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调兵部尚书仍兼军机大臣,
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此次在园期间,光绪帝最大
的收获是慈禧太后同意变法。这在翁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
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可以
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术
尤不可忘。退拟旨意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
小一道。①
此中提到的“退拟旨意”一道,即开始百日维新的谕旨。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其中二十七日颁下朱谕,罢免翁
同;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来京陛见,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命准备
调任四川总督的原福州将军裕禄即行来京;撤消督办军务处;命大
员补授需向慈禧太后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理荣禄所遗之步
军统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授康、张为总理衙门章京。
五月初四日至初九日。其中初五日,下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命
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孙家鼐授协办大学士。初六日,派
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
营事务。
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其中十五日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派
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授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
理译书局事务。
·233·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翁同日记》第6册,第3132页。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①其中二十二日命各省书院改为
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
州县书院为小学。二十三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二十四日授江苏
巡抚奎俊为四川总督,江西巡抚德寿调江苏巡抚,江宁布政使松寿
升江西巡抚,袁昶补江宁布政使。二十五日批准经济特科章程;驳
回总理衙门议康有为条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
议,毋得空言搪塞。二十七日命各省裁兵,命张之洞返回湖北本
任,毋庸来京。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初三日。其中六月初一日批准张之洞、陈
宝箴的科举新章。
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其中十五日设铁路矿务总局,派王文
韶、张荫桓为大臣;允司员士民上书言事;梁仲衡补刑部右侍郎。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其中初二日批准礼部所奏科举章程。
七月初七日至初八日。其中初八日决定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
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天津阅操。
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十四日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
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裁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裁东河总督、
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裁无漕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②
·234·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上谕档》录此旨时有朱改字样,并注“十三日朱”,十三日军机处还有一奏片称:“本
日奉旨饬改明发朱谕一道”,由此可见十三日的明发谕旨经光绪帝朱改,十四日才
发出。
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的行踪各种记录不一:《随手登记档》称“办事后驻跸颐和园”,
《实录》称“上诣颐和园乐寿堂,问慈禧太后安”,宫中《穿戴档》称“办事后外请至颐
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清代起居注册》这一天对此毫无记载,第二天才
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侍早、晚膳毕,驻
跸颐和园玉澜堂。”(《宫中各种档簿》簿1816号)而内务府《杂录档》记:“五月十八
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三日随驾往颐和园去……”(405/5—14/W/杂记类
998,杂257)看来光绪帝原计划是二十三日往颐和园,而实际情况是提前1天。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其中二十二日命裕禄为总理衙门
大臣,李鸿章、敬信退出总理衙门;命裕禄、李端为礼部尚书,阔
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萨廉为礼部右侍郎;命李培元为吏部右侍
郎、刘恩溥为仓场侍郎、曾庆銮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停办昭信
股票。二十三日,电令原湖北巡抚谭继洵来京听候简用。
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慈禧太后共3次离开颐和园来到西苑,其
第一次为六月初八
日至初九日,事为初九日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
日;其第二次为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事为二十六日为光绪帝
生日;其第三次为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事为十七日为咸丰帝忌
日。在此期间决定的重大事件有:七月十六日寿荫补广州将军,色
楞额补热河都统。
以上所述可见,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
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
影。从制度上来看,此应视为是事前请示。惟一的例外是七月十
九日至二十日的两天(十八日慈禧太后离开西苑,二十一日光绪帝
赴颐和园,此两天恰是光绪帝一人住在宫中)。十九日,光绪帝罢
免了礼部六堂官,以主事王照为三品顶带以四品京堂候补,二十日
决定礼部各堂官的署任①,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
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
·235·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决定的署理礼部六堂官的名单为:“礼部尚书著裕禄、李端署
理,礼部左侍郎著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著萨廉、徐致靖署理。”(《上谕档》,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载:“递应升、应调、
应补、应署满、汉尚书、侍郎名单”,并注:“次日朱圈发下,随事交进”。由此可见,光
绪帝于二十一日赴园,是想让慈禧太后对其决定追加认可。而从二十二日的正式
授命来看,“裕禄、李端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萨廉补授礼部
右侍郎”。署理名单中礼部左侍郎寿耆、王锡蕃、右侍郎徐致靖,未得到实授,而寿
耆因阔普通武的任职,连署任资格都丢失了。慈禧太后对寿耆、王锡蕃、徐致靖不
认可。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
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五)从张荫桓弹劾案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实际上最能形象反映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的,
为张荫桓弹劾案。对此张荫桓日记中有相当传意的记录。
张荫桓是光绪帝所信赖的重臣,曾任驻美公使,时任总理衙门
大臣、户部左侍郎。他是康有为的同乡,在戊戌变法时作用甚
大。①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辰上奏参张荫桓,称其在办理英德续
借款时,受贿260万,与翁同平分。②根据重要折片上呈的制
度,胡折当日即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之大怒。五月初五日,军
机大臣廖寿恒到张寓,告之当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同召见,慈禧太
后为胡孚辰折而“盛怒”,并让其第二天早晨递牌子,光绪帝召见。
初六日光绪帝召见张时,军机大臣同在。光绪帝问张看过胡折没
有,张答之:
“阅过。总是奉职无状,辜负朝廷,乞恩治罪罢斥。”随
后又为自己辩解:“胶澳事奉派与翁同同办,旅大事奉派与李鸿
章同办,借款事与敬信、翁同同办。”
上听毕,问廖寿恒:“昨日在太后前说是他一人经办,何以
今日不说?你们甚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人捱
骂。”上词色甚厉,仲山(廖寿恒)碰头不已。上又诘廖寿恒:
“昨在太后前说他行踪诡秘,到底如何诡秘,今日为甚么不
·236·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翁同日记》第6册,第3136页。
可参见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
———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6页);李吉奎:《张荫
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757页)。王照
对张荫桓与光绪帝的关系有下列评论:“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
不时得参密,权在军机王大臣之上。”(《戊戌变法》第2册,第356页)说?”仲山碰头不已。子良(刚毅,时任军机大臣)解之曰:“廖
寿恒说话太呆。”上又诘廖寿恒:“昨言许景澄(原驻德公使,已
奉召回国)回来换他,今日何以不说?”仲山奏言:“昨因太后盛
怒,且亦奏明与张荫桓时有意见不投处。”上顾礼邸(礼亲王世
铎,时任军机大臣,恭亲王去世后为军机领班):“尔传谕张荫
桓不必忧虑。”
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在与慈禧太后同时召见军机时,
虽对廖寿恒等人的言论不以为然,但因慈禧太后在场,诚惶诚恐,
不敢多说,第二天将一肚子的怨气发出。此日记正是显现出光绪
帝在慈禧太后面前和她不在场时的不同态度,尽管他此时还正住
在颐和园。
张荫桓日记另记一件事,又可见慈禧太后政治权力也有其
限制:
关咏琴来为余慰藉,历言昨崇受之(崇礼,时任步军统领)
到署,谓初五日早英年奉太后懿旨查抄余宅,拿交刑部治罪。
与之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受之叩节时趋前跪,冀有懿
旨,寂然无闻。及军机退值,受之询礼邸有无交派事件,礼邸
答以无有。受之又询仲山,亦云无有。受之犹恐不实不尽,复
令提督衙门章京赴仲山寓所询之,仍云无有。受之乃返。德
和园听戏,仲山问受之所询交派何事,受之具以英年之说告仲
山,谓无所闻。豫甫(立山,时任内务府大臣)劝受之以若事则
不宜喧嚷云。①
崇礼于荣禄赴天津后署任步军统领,五月初五日改实授。英年属
正白旗汉军,隶内务府,曾任奉宸苑卿,时任工部右侍郎兼步军统
·237·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以上所引《张荫桓日记》,
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9集第26
卷,“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152页。领衙门左翼总兵,由其来传懿旨,将张荫桓抄家并交刑部治罪,
当属不合体制。正式的谕旨应来自军机处。崇礼由此受到了
提醒,他借授职谢太后恩时,有意前趋,希得慈禧太后当面下旨,
然未与闻。于是他等军机处下值后,向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军
机大臣廖寿恒反复询问,未得结果。但他仍不罢休,派人到廖寿恒
家中核实。最后,崇礼因未得到慈禧太后亲自下达的懿旨,也未得
到军机处传来的正式谕旨,遂将英年所传懿旨搁置。尽管崇礼在
立山的劝告下,将此事不了了之,而不再喧嚷,但消息还是传了出
去。①
综上所述,可略做数语作为本节之小结。
在政变发生之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
两种制度:
其一是事后报告制度,即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
旨连同其“事由”上报慈禧太后;每日将当日重要折件及简要相关
谕旨上报慈禧太后,其中个别折件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有所隐瞒;军
机处很可能未将全部明发、廷寄、交片谕旨上报慈禧太后。
其二是事前请示制度,除个别情况下以军机处奏片的形式向慈禧
太后请旨外,主要是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
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
·238·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张之洞收到的京内密报称:“上月初四日,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贿二百
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管,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舆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
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
闻廖仲山亦若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
探》,第80页)后流亡至日本的王照与犬养毅笔谈时称:“张亦南海人,两宫不和,关
系此人离间。太后于去岁二月(误记,当为五月)遣步军统领抄其家,伊纳银二十万
于中官,免。”(《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马忠文的
论文对此评论,“立山在此事中起了关键作用”。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
“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辰
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
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
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
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七月二
十九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由此至八月初三日,他在
颐和园住了5天。
光绪帝此次住园的时间安排是七月二十五日决定的。①此为
他从颐和园回来的第二天。光绪帝之所以很早便决定其赴园及回
宫的时间,是因为皇帝的仪制。每次出行,随行的太监即有相当大
数量②,此外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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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据内务府《杂录档》,七月二十九日随行的太监及用马数目为:“总管二名,用马二
匹。内殿总管、首领、太监、小太监等二十七名,用马二十七匹。四执事及库首领、
太监二十五名,用马二十五匹,驼马二匹。奏事随侍处首领、太监十三名,用马十三
匹,驼马一匹。乾清宫太监二名,用马二匹。自鸣钟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懋
勤殿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尚乘轿首领、太监十三名,用马十三匹。鸟枪三处
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御茶房首领、太监十七名,用马十七匹,大车二辆,抬挑
苏拉八名。御膳房总管、首领、太监等四十五名,用马四十五匹,大车四辆,抬夫二
十二名。御药房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敬事房首领、太监八名,用马八匹。打
扫处太监一名,用马一匹。船坞首领、太监二十二名,用马二十二匹。南书房太监
三名,用马三匹。做钟处太监二名,用马二匹。”(杂记类1002,杂261)
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记:“七月二十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二十
九日随驾往颐和园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顺贞门外预备,并随
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等用连鞍马匹,照例在西三座门外预备。于八月初三日还
宫。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在东宫门外预备。”(杂记类1002,杂261)众多机构与人员。由此,每次光绪帝去颐和园都提前3至8天不
等,预先发出通知。
(一)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光绪帝此次去颐和园,其目的之一是请示慈禧太后批准开懋
勤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3称: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
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
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
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
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
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下矣。
而在该书的卷6《谭嗣同传》中说法稍有异,“懋勤殿”后称“设顾问
官”,“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改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并称:
“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
不下,于
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①康有为声称,懋勤殿一
事是其一手策划。②
康、梁的这一说法,有其破绽,其中最重要的是,光绪帝当时与
谭嗣同、宋伯鲁并未相见。③
·240·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仅在七月初八日召见过宋伯鲁,七月二十
日召见过谭嗣同,此后再未召见过此两人(《召见单》见《宫中杂件》〈旧整〉,第915
包)。
康有为称:“……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
人。王小航又上之,举幼博及孺博、二徐并举宋芝栋。徐学士亦请开懋勤殿,又竟
荐我。复生、芝栋召对,亦面奏请开懋勤殿,上久与常熟议定开制度局,至是得诸臣
疏,决意开之。乃令复生拟旨,并云: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饬内监捧三朝圣
训出,令复生查检,盖上欲有可据以请西后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册,第159页)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3、107页。然而,康、梁所言光绪帝有意开懋勤殿,却是可以证实的。据
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湖北补
用知府钱恂。钱于第二天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
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①此中的“议政局”,与懋勤
殿功能相同。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九日,
光绪帝召见北洋候选道严复。严复于八月初一日告诉总理衙门章
京郑孝胥:“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
政。”②与严复甚有关系的《国闻报》,八月初二日更是登出了消
息。③钱恂、严复之所以如此认定此事,很可能是在召见时,光绪
帝有所透露。
召开懋勤殿的说法,自然引起各位研究先进的注意和引用,而
孔祥吉先生依据康有为的说法,指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七月二十
八日宋伯鲁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二十九日徐致靖的《遵保康有
为等折》、同日王照的《遵保康广仁等折》为康有为所拟,皆是关于
开懋勤殿的文件,并据王照的书信及与犬养毅的笔谈进行考订。④
然而,此3折至今尚未在档案中检出,关于懋勤殿的设计及人选,
现在仍是无法完全确认。
据《清代起居注册》记:
·241·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
③
④《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5—169页;《救亡图存
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243—244、247—251页。
《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页。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681页。严复为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以“通达时务人才”相保,奉旨:荣禄饬令该
员来京,“预备召见”(《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戊戌变法》第2册,第614页。钱恂为张之洞、谭继洵以使才保荐,奉电旨:分省补
用知府钱恂,“来京预备召见”(《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钱恂于七月
二十四日前到京(《总理衙门片行军机处钱恂到京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
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03)。二十九日庚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皇
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景福阁,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
玉澜堂。①
此一材料说明,光绪帝这一天动身很早,其与慈禧太后见面交谈时
间较多,即乐寿堂请安、景福阁侍早膳、景福阁侍晚膳。然而,《清
代起居注册》的这一记载似为有误。据内务府《记事珠》:七月二十
八日“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用早膳、召见后,诣皇太后前
请安、侍膳毕,驻跸颐和园等因”。由此可见,光绪帝此日动身较
晚,但仍有请安和侍膳。②此文献所记是事先的安排。而宫中《穿
戴档》称:“卯正,上请至乾清宫见大人,毕,还养心殿……办事后外
请至颐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③而该档
属事后的记录。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也可以证实,该日光绪帝“办
事后驻跸颐和园”。
由此可以确定,光绪帝是在这一天政务处理完毕后去颐和园
的。这一天的政令与慈禧太后没有关系。这一天两人的见面为
“请安”,也有可能“侍膳”。然在这一天见面中,光绪帝有没有向慈
禧太后请示懋勤殿的设计与人选,以及如何请示,档案中自然无记
录。而若孔祥吉先生关于宋、徐、王三折为懋勤殿之设计与人选的
考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即使不谈这三件奏折,懋勤殿一
事也已经报告了慈禧太后。据《上谕档》军机处奏片,二十八日宋
伯鲁折奉旨“暂存”,二十九日徐致靖折、王照折均奉旨“存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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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穿戴档》,光绪二十四年。
内务府《记事珠》,光绪二十四年七月,405/5—14/W/杂记类242,日242。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199页。日即将原件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①
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既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
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先是自己上奏设制度局(二月
十九日、五月初四日),后代宋伯鲁上奏设议政处(二月初八日),再
后代阔普通武上奏设议院(七月初三日,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
构,实为议政机构),又再后代徐致靖上奏设散卿(七月二十日),与
徐致靖同时上奏的张元济,多少也受康有为影响,要求设立议政
局。形式虽多变,然性质大体相同。此时的
懋勤殿,最初由梁启超
于六月初六日代李端上奏时提出,光绪帝交奕劻、孙家鼐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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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对于宋、徐、王3奏折上送慈禧太后一事,孔祥吉先生的论文语意不清,而房德邻先
生2000年的论文对此有误。孔先生文称:“据军机档记载,宋氏此片于七月二十八
日‘随事递上,八月初二日发下。’这说明宋折递上后,光绪于次日赴颐和园就开懋
勤殿事向慈禧请命,故迟迟未发下。”“据军机档记载,徐、王二折于二十九日‘随事
递上,八月初二发下,分别抄交归箍’。军机大臣分别将二折‘恭呈慈览’。”(《康有
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7、169页)此中的“军机档”,
分别是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与军机处《上谕档》。若严格从文字上说,孔先生的话
也不算错误。但很容易给人以感觉,即宋折未上送慈禧,徐折、王折是八月初二日
以后才上送慈禧太后。我以为,孔祥吉先生对《随手登记档》中的注记,有所误读。
“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之意是,军机章京随上送慈禧太后之“事由单”而递给慈禧
太后,八月初二日由慈禧太后“发下”。只要将《随手登记档》的“随事递上”的记录
与军机处上报重要奏折的奏片相应对照,即可知其意,同时也可知“发下”非光绪帝
通过军机大臣发下,而是慈禧太后退回后经过军机大臣发下。很可能是孔先生论
文叙述不清,房先生文称:“慈禧太后对此也很敏感,对开懋勤殿事要查个究竟。据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载,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荐折和二十九日王照
的荐折均当日‘奉旨暂存’,这是因为开懋勤殿尚需征得太后同意。二十九日光绪
帝遭太后严斥,这两折已无意义。但《随手登记档》又记这两折于‘(八月)初二日发
下’,并且由军机大臣‘恭呈慈览’。这很可能是太后在调阅有关奏折。”房先生的说
法当误。宋折、王折奉旨“暂存”、“存记”载于《上谕档》。《随手登记档》对宋折、王
折均无奉旨字样。又据《上谕档》,宋折、王折分别各于当日进呈慈禧太后,所称初
二日“恭呈慈览”,不知何据?至于太后调阅奏折,似为没有根据的想像。结果还是驳回。①可以说,当时高层政坛对康有为的用意看得十
分清楚,进行了全面的阻击。光绪帝尽管对康有为的建策有赞同
之意,但对康党接二连三的提议,其处理方法仍是按旧制办理,即
交总理衙门、军机处或其认为态度比较缓和的孙家鼐等人核议具
奏,同时将康党的各种提议作为重要折件上送慈禧太后。由于康
党的此类提议在交议时全部被驳或被拆解而失其意,慈禧太后无
须直接出面干涉。在百日
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
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
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当光绪帝将开懋勤殿一事直接向慈禧太后提出时,对权力十
分敏感且权术十二分精深的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此事会导致什么样
的最后结局。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
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
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原有的负责咨询和议政功能的
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将会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是对现
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若同意开懋勤殿,将
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产生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
的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对
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
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尽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大争论并没有档
案记载,但争论的问题及最后的结论,却从光绪帝三十日给杨锐的
密诏中清晰地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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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以上的描述,我参考了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七章第三节,辽宁教育出版
社1988年版,在此致谢。各奏折所注时间为光绪帝收到日期,排列是按康有为写
作日期。黄彰健先生1970年的著作,对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进行了考
证,得出结论:此诏发出时间为七月三十日,最好的版本为赵炳麟
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康有为对此诏进行了篡改。黄先生考证
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
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
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据此,摘录赵氏所记
此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
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
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
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
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
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
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
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
意……(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此诏中,光绪帝两提到了“议政”,即设懋勤殿的核心;两次提到
了“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
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朱谕”,即罢免礼部六堂
官,慈
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即处理“过重”;提到了“朕
之权力”,也就是上节所讨论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
系;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可以
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
结论:(1)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对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
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
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2)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
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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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3)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其越出
权限,其皇位“不能保”。①
光绪帝的密诏显示了政治异动,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
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
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可能在此时她已在
考虑走向前台。
光绪帝的密诏也显示了其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下的退缩。他虽
没有放弃全变旧法、罢免老臣、登进新人议政的想法,但以“不致有
拂圣意”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又已决定他必然再次后退,直到交
出权力。
除了这一密诏外,七月三十日,档案上所反映的政治情况还属
基本正常。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召见了崇礼、
杨锐、军机。②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堂见大人,毕,
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
堂。”由此可见,光绪帝发给杨锐的密诏的时间似在该日见慈禧太
后之前;由此还可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可能发生于二十九
日请安时。光绪帝于七月三十日向慈禧太后请安时有何内容,档
案中自然不载,但这一天所发出的谕旨数量比前几天为少。③
(二)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召见后,光绪帝
于当日发下两道谕旨,其一是明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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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参见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上谕档》、《洋务档》等。
据军机处《早事》,召见崇礼的原因是“崇礼谢抵销处分恩”。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孔祥吉先生《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七章第三节、房德
邻先生2000年论文,对该密诏均有分析,其中孔先生的分析直接谈到了“议政”而
最为深入。我在做以上分析时,也参考了他们的研究。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
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
惟
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
至意。
其二是交片:
交候补侍郎袁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袁世凯著于本
月初五日请训。钦此。”相应传知贵侍郎钦遵可也。①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一事,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论及,分析也较为深
入。但还有一些情况,我以为需要在此进行补证。
其一是袁世凯的提升有无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这里面首先的问题是,袁世凯的提升,属于光绪帝权力范围之
内,还是应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据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嗣后在廷
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
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
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此中提到的“文武一品
暨满汉侍郎”,当属须由慈禧太后批准的重要人事任命,而袁世凯
的候补侍郎,正在边缘,袁升任后也无谢太后恩折。②也就是说,
此事可经慈禧太后,似也可由光绪帝自行作主。
至于此事是否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虽然没有直接的档案材料,
但也有一些痕迹值得考虑。(1)慈禧太后知道召见袁世凯一事。
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保袁折上,当日发出电旨给荣禄:“著传知袁
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军机处也于当日将徐折及该旨上送慈禧太
后。此事的处理符合当时的办事程序。(2)此时光绪帝一直住在
园中。《清代起居注册》是年八月初一日记:“上诣乐寿堂慈禧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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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又前引光绪十四年军机大臣世续的奏折,对于“候补侍郎”也无明细的规定。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黑体字为引者所标。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早、晚膳、看戏毕,驾还玉澜堂。”①
这一天,他与慈禧太后见面的时间超过二十九日和三十日。(3)七
月三十日光绪帝发出的密诏,承认自己在“登进通达英勇之人”方
面“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并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态度。(4)最
重要的是,戊戌政变后,荣禄于八月初十日奉到电旨:“著即刻来
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行护
理。”②由此,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总督裕禄到达,袁世凯共
护理了9天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对袁有恶感,依其
性格,宁可费时费力,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权放在袁手中。也因
为以上几点,我以为,袁世凯的晋升,很可能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
禀过。
其二是袁世凯的晋升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按察使为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从品级上说,袁世凯是超擢。
但就当时人的观念来说,实缺要比候补好。当时清朝的候补官数
量相当大,正二品虽说是高
官,但此衔在当时已滥。若不是袁世
凯,其他的实缺按察使升候补侍郎,一般并不认为是太大的好事。
可袁世凯不同,他以浙江温处道“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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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207/3—50—3/1576。从当时的官规而言,由
袁护理属正常现象。首先是因为袁的品级最高,其次是当时的直隶省会在保定,荣
禄以北洋大臣常驻天津,若由直隶布政使护理,人员往来须花费几天的时间。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207页。不过,该记载中“侍看戏”的情节还是可以
提出疑问的。据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日记档》,这一天颐和园内没有演
戏。又,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殿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
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由此似可认为,光绪帝是在政务处
理完毕后,才去见慈禧太后的。那么,如果袁世凯的晋升事前曾获慈禧太后同意,
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七月三十日(或以前)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已得到批
准。二是当天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得到批准,再召军机写旨。从军机处的办事程式
来看,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宜”,在甲午战争前夕回国,一度派往东北清军前线营务处。甲午
战败后,仍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
前往小站接练“定武军”,将之改造成有7000人之众的“新建陆
军”。①光绪二十三年,袁由正四品的道员超擢正三品的直隶按察
使,仍专办练兵事务。也就是说,袁世凯的浙江温处道、直隶按察
使虽为实缺官,但并不赴任,仅仅是品级而已。他由正三品超擢正
二品,是因其本缺是文官。②而侍郎一旦补缺,也可以不上任,各
部堂官共有6员,其中有人差使在外,在清朝也是经常之事,如以
往的外派学政和此时的外派公使。也就是说,对袁的晋升,只是品
级的变化,其事务并无变化。当时驻在直隶的三支主力部队,聂士
成为直隶提督,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皆为武官的从一品,相较之下,
袁世凯的文官正二品,与之相差不多,尽管文官的地位在当时要比
武官高出许多。
而袁世凯此次晋升,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谕旨中所称的
“著随时具奏”。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
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
其三是袁世凯的晋升光绪帝有无深意?
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均已证明,康
有为及其党人,早就对袁世凯进行工作,以期待在今后的政治变化
中袁能拥帝倒后。尤其是戴先生的论文,以徐世昌日记揭示了戊
戌年六月徐仁录在天津、小站的活动以及徐世昌、袁世凯的表现
。
但是,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光绪帝对康党的军事策动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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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二品的文官为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各省布政使。内阁学士一般需由进
士出身,袁非也,翰林院职位更是须由进士出身;布政使一旦候缺,须得上任,不合
光绪帝用袁专办练兵的目的。由此只能超擢正二品的侍郎。
《电寄档》中有一记载: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奉旨:廖寿丰电悉。袁世凯现在
留津,有应办事件。其温处道本任,仍著派员署理。钦此。”知情的。由于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与光绪帝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
面对面的交谈,而此类情节也难以用文字方式上奏,似又可以反过
来推断,光绪帝对此一无所知。由此看来,我以为,梁启超后来的
回忆可能有几分道理。周传儒先生1980年文章称:“据新会所说,
慈禧拟于天津阅兵之顷,实行废立是事实。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觐
见,企图引袁自卫,亦属事实。”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天津废立、并
光绪帝发现其谋。今日的各位研究先进,如赵立人先生、杨天石先
生对后党的天津废立阴谋,均持否定态度,认为此是康有为的想像
或为军事策动而制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
变的想像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
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①。我同意各位研究先进
的说法。就前节所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无论是
训政还是废帝,慈禧太后都无庸跑到天津借荣禄之力,更何况天津
阅操决定于四月二十七日,具体时间决定于七月初八日,当时光绪
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危机。②但我仍以为,梁
启超的说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似有“引
袁”之意。对此,也有一些痕迹可供今人思索:其一是,当日谕旨中
“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似有鼓励袁有事不必经荣禄,而直
接上奏之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
见时,据袁世凯的记录,光绪帝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
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③后一句话明显的是让
袁摆脱荣禄的控制。其三是据袁世凯称,他在被召见的当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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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49页。
四月二十七日字寄荣禄、胡:“本年秋间,朕奉慈禧……皇太后舆由火车巡幸天
津阅操”;七月初八日上谕决定阅操日期为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见同日《上谕
档》。我认为荣禄与王文韶互换职位,与天津阅操也有关系。
《被调整的目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求尽快请训,以
便其回天津为阅操准备。而当日发下的交片谕旨
是初五日请训,也就是说,光绪帝在召见的当时,知道其后还会再
见两次,一次为谢恩,一次为请训,而请训之日,光绪帝已回宫而不
在颐和园。
光绪帝“引袁”的目的是否如梁启超所称,企图“自卫”,即与慈
禧太后将来以武力相抗?这似为不可能,因为前一日给杨锐的密
诏中还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想法;但他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
各事”,却透露出其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他想摆脱老臣们的
包围,用新派人士开出一些缝隙。
这里还有必要介绍荣禄与直隶境内三支主力部队的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其督办为恭亲王奕
讠斤,帮办为庆亲王奕劻,会办为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
藻、步军统领荣禄、礼部左侍郎长麟。在这个名分极高的机构中,
其灵魂人物为荣禄。在此期间胡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隶
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接任后,其隶属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他后
来超擢直隶按察使,但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并不能控制袁部“新
建陆军”。随着奕讠斤和李鸿藻去世,奕劻更多注重总理衙门事务
(其为总署领班),翁同罢斥,长麟革职,督办军务处成了荣禄的
一人天下,其下属的军队也只袁世凯部一支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百日维新开始的第4天,光绪
帝根据慈禧太后的意图,进行了人事调整,荣禄替代王文韶,出任
直隶总督。也就在同一天,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军务各有专
司,督办军务处著即裁撤。”①五月初九日,督办军务王、大臣奕劻
等上奏《遵旨裁撤督办军务处折》,奉旨“知道了”;奏《袁世凯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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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节制折》,奉旨“依议”。①袁世凯部的隶属关系由此转归
直隶总督管辖。按照当时人的思考方式,既然督办军务处不再存
在,袁世凯部交给其老上级同时又是其驻地的军政长官节制,也是
顺理成章之事。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已建立,御史胡
景桂参劾袁时,荣奉旨调查而保全之。②荣出任直隶总督后,奉旨
保举人才,开列了32人的大名单,袁世凯亦列名其间。③尽管袁世
凯与康有为及其党人也有相对频密的政治关系,但他与荣禄的关
系似更深一层,何况甲午战争后荣一直是其顶头上司。
直隶境内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共30
营,约万余人,驻在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这是他长期驻防的地
区。按照清代制度,直隶总督有权节制其境内的武力,聂士成部长
期归直隶总督管辖;又按清代制度,提督有直接上奏权,聂士成也可
以向光绪帝上
奏,并由光绪帝直接发下谕旨。但后一种现象,清代
很少出现,在档案中也看不到戊戌年聂士成直接请旨的奏折。
直隶境内还有一支主力部队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共20
余营,约万余人。当其镇压河州回民之反叛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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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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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其名单颇有意思,不妨开列于下:“前四川总
督鹿传霖,湖南巡抚陈宝箴,河南巡抚刘树堂,内阁学士张百熙,内阁学士瞿鸿礻几,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甘肃提督董福祥,广西提督苏元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新疆
提督张俊,直隶提督聂士成,陕西固原提督邓增,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福建汀州
镇总兵宋德胜。”“湖北布政使员凤林,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江
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太仆寺少卿裕庚,江苏苏松太道蔡钧,湖南盐法道黄遵宪,陕
西渭南县知县樊增祥,兵部员外郎陈夔龙,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山西泽州府
知府陈泽霖,候选知府寿山,前伊犁镇总兵王凤鸣,候补总兵田玉广,降调珲春副都
统恩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荣和,金州副都统寿长。”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5页。
《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奉命率军东向,驻在山西。①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因德占胶澳、俄
占旅大、英俄关系紧张,据督办军务处的提议,光绪帝调董军驻直
隶正定府一带,以防不测。②董军入直隶后,当然受直隶总督节
制,但董有上奏权,也经常使用此权。
袁世凯获上奏权后,其与荣禄的隶属关系虽不能因此改变,但
若其运用得当,也可与荣禄分庭抗礼,即如光绪帝所说的“各办各
事”。这当然需要光绪帝的出面支持。清代此类事件也有先例,最
为人们熟悉的是,曾国藩以侍郎衔领兵交战于江西,根本就不买江
西巡抚的账,不过那是战时。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口谕袁世凯“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其
内心世界究竟为何,今人无从知晓。但他还将与袁世凯再见一次,
时在八月初五日,或许他准备那时再说些什么。然至其时,局势已
经大变。
其四是袁世凯的晋升是否引起了慈禧太后及其后党的警觉?
梁启超称:
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
参谋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得独将
……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
战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荣禄
·253·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督办军务王、大臣:《董福祥一军宜移扎正定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董福
祥:《移防日期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
二十八日)。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
类》,3/121/6033/31、36。
督办军务王、大臣:《酌拟甘军移扎山西以资捍卫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
日);董福祥:《至防山西平阳情形拟再募十营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陶
模:《董军调至山西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见《军机处录副:光
绪朝·军务类》,3/121/6033/13、26、30。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天津
……①
康有为亦称:
荣禄见袁世凯被召,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
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②
苏继祖称:
天津督署调武毅军十营,即日来京,声言用备皇差弹压。
实因闻袁世凯赏以侍郎,颇觉骇异,先诈称英俄开仗,调袁回
防,预调聂军,防袁有变。袁到津时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
出,次日亦未回防。③
赵炳麟称:
署直隶总督荣禄调提督聂士成举兵来津,提督董福祥移
军长辛店,屡电促袁世凯还营。先是怀塔布、立山等皆至津言
宫中事,怀、立久领常侍,太后党也。怀被革,尤怨上,思制之。
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出
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
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编修
林开谟,旭(林旭)同族叔也,素恶旭所为,而因旭多知内事,亦
在荣禄座上,赞崇伊言。荣禄乃称英俄开仗,珲春英舰七艘窥
大沽,调聂士成兵二十营来津,董福祥移军长辛店,三电总署
促袁世凯还营。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
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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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
④《赵柏岩集》,1922年印本,第29页。
《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45—346页。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60页。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56页。以上说法,多为各位研究先进所引用。其基本意思是袁世凯
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也开始发动,准备以武力来制服
袁。对此,袁世凯亦称:
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
口,接荣相传令,饬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
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
盼即日回防。①
袁世凯证实荣禄有电报来,让其回任;并证实聂士成军已奉命而调
动。天津《国闻报》八月初六日称:
聂军门以九月望圣驾幸津阅操,所有武毅军步、马、炮各
营队,均须先期移扎天津,闻左右两军计十营,已于初四、初五
等日由芦台拔队来津。有见之谓各军士均系行军装束,手挺
枪,背负囊,系腰子
药包,步骤井井,与别军开差形境,迥然不
同。即此行路一端,亦见军容之整肃矣。②
《国闻报》证实了聂军的调动,但称是为阅操而动。然而,此外还有
一些疑问尚未证实:(1)荣禄的电报是否造谣,即为其制袁提供借
口? (2)荣禄调军的目的是否为制袁,以配合京中的行动? (3)董
福祥军是否也同时调动?
首先看荣禄是否造谣英俄开仗。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引
荣禄于八月初三日给总理衙门的3封电报,并引盛京将军依克唐
阿的电报,称英俄开战系依克唐阿提出,由此证明荣禄未造谣。此
中的考证应当说是完备的。但黄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关于荣禄造
谣的说法在各种著述中依旧不绝。林克光先生1987年在《近代史
研究》的论文中,引苏继祖的说法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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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戊戌变法》第3册,第411页。
《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49—550页。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查《电报档》荣禄确实在八月初
三日连发三个电报,伪称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并以此
为借口,一面派专弁遗书袁世凯,令“即日回防”;一面进行周
密的军事部署……
此处不妨再看看黄先生著作中所引的3封电报。由于黄先生在引
证时有若干笔误(虽不妨碍其结论),以下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清档》及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
处《电报档》,再次引证如下:
初二日戌刻,接聂提督电称,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轮
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王岛。风闻系英国兵舰,何以
突来如此之多等语。复于亥刻又接该提督来电称,查沽子药
库在塘泊〔沽〕南,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泊〔沽〕口内,系在大沽子
药库背后,相去太近,求饬罗镇严加防备各等情。除电饬罗镇
不动声色暗为防探,并一面派委黄道建密赴塘沽查探。特
先电闻,务望询明英使何事,即先电示。一俟黄道查复,再行
电达钧署。禄。萧,亥刻。
顷电想达。复于子刻接李镇大霆电称,顷据榆防袁统带
飞禀,前电言洋河口、金山嘴来兵轮四艘,距岸二十里,查系英
艇,复问来由,直谓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云
云。同时又接该镇来电言,复接袁统带电称,今日来英国鱼雷
艇二、兵轮一,连前共计七艘,内有提督座船一艘,齐泊定远炮
台前面,离岸约八里许。职镇准于初三日搭车赴关各等情。
查俄国现在并未开衅,该兵船所称俄意不善,来此保护等语,
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抑或他国捏称英船,均不可知。特此电
闻。禄。江,子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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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昨据聂提督电称,外国兵轮泊入塘沽口内,当派黄道建
密往探视。顷据复电称,职道已于初二日到塘沽,详查
口内并
无英兵船,塘沽只泊日本兵船一艘,查系前两月所来。现口外
亦无兵船等情……(已)电饬大沽炮台、山海关各口确实查探
究竟何项兵轮,共有几艘,现泊何所?俟查复到时,再行电闻。
禄转。江,午刻。
以上3个电报于八月初四日由总理衙门呈光绪帝。①
从上引电文可见,荣禄的电报虽是初三日收到,但最早的一份
却是初二日半夜发出,第二、三份是初三日早晨、中午发出。如果
荣禄决心造谣的话,也就是至迟于初二日做出决定。袁世凯晋升
的上谕初一日明发,荣禄于初二日得知消息是有可能的。但荣称
其开战的消息来源于直隶提督聂士成、通永镇总兵李大霆、在山海
关防卫的袁统带,并称聂士成的第一个电报于初二日晚上收到,在
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荣与聂、李、袁统带订立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
的。荣禄的电报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发给总理衙门的,并要求总
理衙门向英国公使诘问,若其是造谣,总理衙门很快便可核对,更
何况荣已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天津海关道黄建核明,塘沽并无英
国军舰,军事紧张的区域在山海关方向。而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
作继续引荣禄初四日两电,指明山海关方向的军事紧张八月初四
日到达最高点后,于当日下午6点钟英舰队离开了山海关。也就
是说,最晚在初五日早晨,总理衙门已得到荣禄的报告,直隶所辖
的大沽、山海关两个防区的军事紧张已经解除。而此时的军事紧
张区域转移到了海参崴、珲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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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记:“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荣禄电信三件,
依克唐阿电信一件,照录呈览。谨奏。”(207/3—50—3/胶号13)同日《随手登记
档》也有相同的记载。如果说聂士成、李大霆、袁统带均为荣禄的下属有可能助荣造
谣,那么,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作同时引八月初三日盛京将军依
克唐阿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明确指出金州副都统寿长向其报告“日
内传闻英、日、俄在海参威开仗,旅大两口俄人颇形慌乱”,这就是
荣禄所不能控制的区域和官员了。①黄先生认为“不能说是荣禄
造谣”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对此我还可补充一条材料,八月初
九日,总理衙门收到荣禄的电报:“顷接沪道来电,闻英领事言,英
将踞大沽、烟台以拒俄。不知钧署有所闻否?若袭胶澳故智,何以
御之?祈荩筹密示。荣禄。青,巳。”②沪道即上海道蔡钧。他也
听说了英、俄军事对抗的消息,并因事关大沽,将此消息转告荣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争夺,日本采取了联
英拒俄的外交方针。三国干涉还辽后,英、日与俄国在中国的争夺
相当激烈。就历史真实而言,
当时英、俄两国并未开战也无意开
战,但英、俄决裂的消息却时有传闻,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
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事实上当时此类流言甚
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北京的康有为对英舰到达大沽、英俄即将
开战的消息是认可的,并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此作为论据。③而在
乡间闲居的杨度,也在其日记中称:八月初八日,“电报:英吉利兵
船四艘泊大沽口,云俄将不利于中国,故为保护”。十五日,“英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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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康有为八月初五日为杨深秀所拟《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中称,德、法、俄共
会于彼得堡,“碎裂中原”。“兼闻英舰七艘已至大沽……”初六日他为宋伯鲁所拟
《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中称:“昨闻英国兵舰七艘已驶入大沽口,声称俄人将大
举南下,特来保护中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170页)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本文所引总理衙门各档案皆藏于台北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该电又见于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207/3—50—3/2047)。于海参威开战,又曰广东海面,未知孰是”。①
如果认定荣禄并未造谣的话,那么,他调动聂士成的军队,就
有可能是针对将会出现的英、俄开战。然此时的荣禄有无乘机调
军制袁的打算?现有的材料还是不确切的。
如果荣禄有制袁之意,最佳方案当然是隔绝袁世凯与光绪帝
的联系,同时也隔绝袁与其所部的联系,即将袁控制在天津。从前
引袁世凯的日记来看,荣禄的方法于此是吻合的,即令袁由京急速
返回,而袁到津后,也未让袁立即返回小站。但若荣禄调军只是防
袁从天津走脱回小站掌兵,当然以秘密行动为佳,荣没有必要告诉
袁世凯聂军已行动。更何况天津的发动须与北京同时进行,否则
调军就不是针对袁而是针对光绪帝了。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慈禧
太后发动政变的时间似要晚一些,而且一开始的目标也不太确定
(后将详述)。
如果说,荣禄仅凭初一日袁世凯晋升,而于初二日就已形成武
力制袁的计划并开始实施,且已与北京方面商妥协同动作,同意此
论的各位研究先进于此似还无法证明。由此,黄彰健先生1970年
著作称:“聂军的调动固然可能为了应付大沽局势,但也可能是为
了防袁”,对此我是同意的,因为黄先生提出了两个“可能”;而对后
一个“可能”,我的怀疑程度大于黄先生。
称荣禄调董福祥军进占长辛店乃至进入彰仪门(广安门)之
说,档案材料可以证明并无此事。
前已叙及,董福祥军于闰三月由山西移驻直隶正定府一带,其
部最南驻在获鹿,最北驻在保定,绵延300里。四月,董福
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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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杨度日记》,杨念群点校,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其军一部移驻近畿,未能实现。①五月,董军在保定与传教士发生
冲突,光绪帝命直隶总督荣禄查办。②六月,荣禄处理完保定教
案,提出建议:“此案现虽议结,甘军仍驻保定,既与教士有嫌,日久
恐再寻衅,殊难防范。可否饬下董福祥将现驻保定各营,移驻他
处,更为妥协。”③光绪帝批准了这一提议。此后董军以正定为中
心,分扎各处。④。从档案中,我未看到董军在八月初有调动的记
录。董福祥此时尚不完全顺从于荣禄,荣若调其军,董必有奏报。
与此恰恰相反,八月初八日董福祥出奏,称其得知光绪帝将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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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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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六月初三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甘军驻扎保定,诚恐日久生衅。著荣禄就保定省
北涿州一带地方,酌量移扎处所,与董福祥电商。”(《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是月
底,荣禄致函董福祥:“贵部团扎处所,现经何分统等赴各处相度营基,实无合式相
宜之处。尊意拟在保定扎大营,而以分营分扎附近,或将新旧各队调至正定团扎,
以便训练。目前暑雨尚多,道路沮洳,一时既难定议,应俟秋后由执事察度情形,奏
明办理……贵军移驻近畿,目前并无战事,此举似不相宜,请勿妄请。管见所及,并
以附陈。”(《荣禄函稿底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
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七月初七日,董福祥上
奏,称涿州难以安营,仍请在省城保定以西至定州、正定扎营,奉朱批:“著照所请”。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53)七月底,荣禄致董信亦称:“贵部
迩来分扎各处。”(《荣禄函稿底本》,《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08页)
总理衙门收直隶总督电(六月初二日),《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
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电(两件,五月十九日)、总理衙门发北洋大臣电(五月十九
日)、电寄北洋大臣旨(五月二十三日),以上见军机处《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五
月,207/3—50—3/2082;电寄荣禄旨(五月二十日),见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
四年;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电(五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五日),以上见军机处《电报
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董福祥:《请移营分扎近畿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八日奉朱批:“著督办
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督办军务王、大臣:《遵议董福祥一军移扎近畿有俾训练
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奉旨“依议”。由此,董军可移驻涿州。后,董福祥
再奏:《新募回部五营移至涿州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
“著俟秋凉
后再行酌夺情形,奏明办理。”(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42、
46、48)董军由此未及北移。慈禧太后于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校阅各军,请求担任宿卫。该
折称:
伏查奴才所部前经议准移扎涿州,近因查明涿州不便驻
扎,奏请仍留正定,毋庸开赴涿州,蒙恩允准。各营自操演外,
实皆无事。恭遇銮舆巡幸,奴才岂敢自安。拟敬选派队伍,躬
自率赴天津,以备宿卫。如蒙允准,奴才拟早日成行,余营仍
留正定,暂且派员经理。①
董福祥于此时发出此折,说明他对北京已经发生的政变尚不清楚。
但该折明确表明,直至八月初八日,董本人尚在正定,其部也未有
任何调动。董福祥此折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光绪帝已处于无权之
地位,在该折上朱批“另有旨”。当日发下的上谕称:“董福祥奏恭
遇銮舆巡幸请选派队伍亲赴宿卫一折,该提督应将所带队伍选派
在营预备,听候谕旨遵行。”②也就在这一天,荣禄到达北京。第
二天,荣禄进见,又下达了一道谕旨:“现在芦台以北山海关以南秦
王岛一带地方,颇嫌空虚,著董福祥于所部甘军藉前往演习洋操为
名,不动声色,酌拨数营,择要驻扎,以资镇摄。并谕令荣禄知
之。”③秦皇岛一带,就是前次传闻英舰队游弋地区,故董部的这
次调动很可能是荣禄根据上次的经验所做的军事补救行动。④八
月二十一日,董福祥派何得彪率六营移驻秦皇岛的奏折到京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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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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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二十一日记,董福祥《遵调六营移扎秦王岛折》,并注明:
“报,四百里,八月十八日正定发。无夹板。印封马递发回。”该折奉朱批“另有旨”。
除调董部外,八月十五日,军机处电寄驻扎营口一带的宋庆旨,调数营派得力将弁
马玉昆、宋得胜统带,移驻山海关,归荣禄节制(《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董福祥:《恭遇驾幸天津请旨宿卫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补
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7/10。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该折注明:“报,四百
里,八月初八日发。无夹板。印封马递发回。”日下发的谕旨称:“董福祥所部甘军,分扎正定、保定、定州一带,形
势散漫,不便操练。除何得彪所统六营移驻山海关南,其余所部
各营均著董督率即行移扎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
时校阅,俾成劲旅。”①根据此一谕旨,董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起陆
续开进,董福祥本人于九月初八日率亲军步队从正定出发,
移驻南苑。②前引康有为、赵炳麟称董军的调动,很可能他们将
事
后的调动当作荣禄当时的密谋了。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一、荣禄没有造谣;二、荣禄调聂士成
军防英俄开战的可能性大,制袁的可能性很小;三、董军并未出动。
当然,前两个结论是由黄先生最先做出,我在此不过稍有补证
而已。
由此再检视前引梁启超、康有为、苏继祖、赵炳麟各说,可以得
出这样的印象:梁、康因当时对袁有策动,因而对荣的各种行动难
免过敏,将荣分散的行动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有预谋的行动;苏、赵
是看到了事情的结局,由此将荣禄的行动进行“合理”的推论,而他
们当时不若今日历史学家可以占有更充分的材料。
另一位对袁世凯入京十分敏感的局内人是王照。他曾受康党
之托运动聂士成,也与闻康党对袁的军事图谋。他回忆称:
七月二十八日(当为二十六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
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
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
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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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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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董福祥:《所部陆续开拔前进片》(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遵旨移扎南苑折》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3/121/6033/64、69。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军的调驻南苑,与当时英国等国派兵进
京似有关系。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实为三十日),太后已知之。①
王照是根据自己的底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思路,也无确据。孔祥
吉先生据《随手登记档》查出王照于七月三十日确有《敬陈管见
折》,称王照此说可信,但没有说光绪帝看到这一令人奇怪的奏折
有何反应。②在此我还可以再做一点补证,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
后的奏片称:“本日四品京堂王照等折件,俟拟议办法,陆续恭呈慈
览。”③看来光绪帝看到此折尚不明王照之用意,当日未作处理,
也未送慈禧太后。又据军机处《上谕档》,王照的这份奏折,后来一
直未有处理意见,也一直未送慈禧太后。
(三)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八月初二日,军机处《早事》中记载: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军机。皇上明日
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各有其原因④,召见军机是每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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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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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召见袁世凯乃因其为授候补侍郎而谢恩。召见成勋乃因其为补吉林副都统而谢
恩。召见福建兴泉永道周莲,是因其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詹事府
少詹事王锡蕃先后所保,六月十四日明发
上谕命闽浙总督边宝泉饬令周莲来京,
“预备召见”(见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七月十
三日)。召见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是因礼部左侍郎、顺天学政张英麟的保荐,七月
三十日明发上谕称:“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著该部传知预备召见。”(见《上谕档》,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据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是日
张英麟上保举人才折,当日该折呈送慈禧太后。谕旨是第二天下达的,不知此旨与
慈禧太后有无关系。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三十日驻日公使裕庚也有一片
《陈春瀛等恳请给奖》,朱批“览”,也不知该片对此有无影响)此一召见名单与宫中
《召见单》完全一致。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此折尚未在档案中检出。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69页。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公事,而召见林旭,却是一政治异常现象。同时,军机处也得到了
正式的通知,第二天将按原计划由颐和园还宫。也就是说,虽有异
常,但非严重。如果当时出现了重大事件,就不会有此回宫时间的
确认。①这一天宫中《穿戴档》记:
卯正,外请至仁寿殿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
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
此一记载与以往几天的日程完全一致。从此记录来看,光绪帝应
先召见林旭,后向慈禧太后请安。这一天的《早事档》、《随手登记
档》记录了光绪帝共收到58件奏折及附片,下达了18道明发、交
片、字寄、电寄谕旨。而军机处《上谕档》中由内阁发下了一道明发
上谕,却表现出极为异常的现象: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
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
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
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
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这一道谕旨,正如一些研究先进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发给康有
为的,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
从谕旨中透露,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有过一场交锋,其中
的关键是康有为,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此事因何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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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初二日,适向侍卫处询得,明日皇
上办事后还宫。已缮手折呈崇(光)、文(琳)堂,并缮禀帖给启(秀)、立(山)、世(续)
大人及奎公,发宅……”(405/5—14/W/杂244/日244)又,内务府《杂录档》(颐和
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明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看
戏,毕,乘轿出东宫门,由石路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出
东三座门,进神武门、顺贞门还宫。(八月初二日时候底)”(杂1003/日262)由此可
以认定,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内务府已经确认光绪帝于次日回宫。我个人以为,仍是慈禧太后对“懋勤殿”之类议政机构的反应。这
一天有两个情况应引起注意:一个是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前叙
宋伯鲁、徐致靖、王照有关懋勤殿的设计及其人选的3道奏折,于
这一天由慈禧太后发下;另一个是当日吏部代奏主事关榕祚一折,
要求重用康有为,“畀以事权,待以不次之位”,而此折当日立即呈
送慈禧太后。①争论是否因上述两个原因所引起,我现在还是不
能肯定。因为如果称上述两个原因引起争论,那么,光绪帝应在请
安后再召回军机撰写上引之旨。这在军机处的流程中是不合常规
的。但若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于康有为的争论不是发生
在八月初二日,而是发生在八月初一日请安时,那么,军机处当日
将关榕祚的奏折上呈慈禧太后,岂不是火上浇油。很难想像军机
处一面拟命康有为迅速出京之旨,一面将要求重用康有为的奏折
上呈慈禧太后,因为关榕祚的奏折属司员士民的上书,按照当时军
机处的处理,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日收到当日上送也属异常
(后将详述)。若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发生在八月初二日,
也有一个问题,即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间。按前引《穿戴档》,“见
大人”在“请安”之前,若争论尚未发生,则光绪帝召见林旭的用意
一下子显得不清晰了。我个人还以为,《穿戴档》所记的目的,是记
录光绪帝的穿戴,并非是其日常工作的流程,若光绪帝未换衣装,
有些活动负责记录的太监是有可能忽略不记的。由此,光绪帝与
慈禧太后关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时间以及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
间,就我所见的史料,尚不能予以确定。
从上引谕旨来看,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
清楚,从而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光绪
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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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7页;《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在北京。光绪帝此处是不诚实的。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于六
月初八日发下,七月初五日还有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奏折。至
于汪康年拒交《时务报》的官司,也因刘坤一的电报,一直打到御
前。光绪帝于七月初六日命黄遵宪顺道查办此事,到了八月初三
日,也就是命康出京的第二天,黄遵宪才电奏查办《时务报》的情
况。可以确认,光绪帝知道康有
为尚未离京,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
抗,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有一次。
根据当时的谣言,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
看来慈禧太后也听到了一些谣言,由此而质问光绪帝。光绪帝不
敢当面为自己辩解,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其三是
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使用了“毋得迁延观望”的严厉词句,以向慈
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
我个人以为,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让康有为离京,是因其已经
觉察到康对光绪帝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此最为警惕。她坚定地认
为,能够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只能是她本人;此外的
一切,都应当除掉,就如先前放逐翁同一样。然而,赶走康有为,
似乎又在表明,慈禧太后反应是有限的,她只是加强了对光绪帝的
控制,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类的“清君侧”,恢复和巩固其与光绪帝的
政治权力关系,似还没有考虑自己立即走上前台。其中明显的证
据是前引军机处《早事》,“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据康有为称,林旭带下了光绪帝的密诏,此即康有为所称的第
二道密诏。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康此处必有篡改;房德邻先
生1983年论文据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小注,称第二道密诏是由林
旭传来的口诏,康有为据此伪造;汤志钧先生1985年论文,考证了
第二道密诏的版本,认为确有第二次密诏,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
日《新闻报》所刊为其最初的版本,康有为有所改窜;房德邻先生
2000年论文,放弃了口谕的说法,而是采用了汤志钧刊布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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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报》该诏言词。
以上各位研究先进,所据资料大体可录于下:(1)王照称:“另谕
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①
(2)梁启超称:“先生于八月初二日奉朱谕命出京,初四日复由林暾
谷京卿传口诏促行,初五日遂行。”(3)梁启超又称:“先生当国变将
作时,曾两次奉朱笔密诏……第二次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
者。两诏启超皆获恭读……其第二诏末数语云:‘尔爱惜身体善自
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②在第一条材料中,
王照承认有第二诏,但对其内容仅认定了“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
用”,而“以待他日再用”六字是该日明发谕旨中所没有的。在第二
条材料中,梁启超提到了口诏,也提到了八月初二日的朱谕。如果
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上引该日明发上谕看待,那么就没有密诏,
而只是口诏;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第二次密诏,那么,除了第
二次密诏,还另有口诏。光绪帝初四日并未召见林旭,若有口诏,也
只能是初二日对林旭所言。在
第三条材料中,梁启超称其亲见第二
诏,十分委婉地否认康所称“出外求救”等语,但称有“共兴大业”一
语,汤先生的论文对此表示了疑问,黄先生的著作更是指出,此语与
光绪帝的身份不合,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
由此,我以为,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也有可能并无密诏下
发,只是让林旭传达他的口谕;如果光绪帝真有第二道密诏,也不
能相信梁启超的说法,只能认定王照所称的“速往上海,以待他日
再用”。
(四)八月初三日参预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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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戊戌八月纪变八首》、《戊戌八月国变记事》之梁注,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
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页。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
异常,由于该件十分重要,特引其全文:
本日陈兆文奏保举人才片,奉明发谕旨一道。闵荷生奏
请将会馆改学堂片、耿道冲奏请设保险公司折,又二十七日胡
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均签拟办法,恭呈
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总理衙门代递张元济条陈折一
件、户部代递闵荷生、耿道冲条陈折各一件、濮子潼条陈折片
各一件,均奉旨存。都察院代递柽格等折呈,俟拟定办法,再
行签呈慈览。谨交陈兆文等各原折、片、呈并昨日因应行钞录
未及呈递之孙家鼐、阔普通武、陈季同、金蓉镜、暴翔云、霍翔
各原折恭呈慈览。谨奏。①
其中最要害的是“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一语,
也就是说,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
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最先注意到这一奏片的是林克光先生。他
于1987年写了两篇论文,称此日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从
这一天起,光绪帝“失去了单独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房德邻
先生2000年论文也支持林先生的看法,称“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
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只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
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移至太后手中。”
应当说林先生在此有重大的发现,但他放大了这一发现,其结
论是不正确的。从《上谕档》来看,上引军机处奏片中侍讲学士陈
兆文保举李稷勋片,就奉明发谕旨一道,“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著
预备召见”,即没有经过慈禧太后而下发了。而据军机处《随手登
记档》,陈兆文的正折是《请召张之洞入直军机折》,光绪帝甚至就
没有上送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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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除了八月
初三日军机处奏片外,林先生的重要佐证之一是当
日《上谕档》仅记李稷勋预备召见一道,“而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
却记有派李盛锋〔铎〕代理驻日公使的上谕,《光绪朝东华录》记有
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二道谕旨《上谕档》均无记载,可见
非光绪所发,而是慈禧撇开光绪直接下发的。”“光绪帝已于六月二
十四日令维新派黄遵宪任驻日公使,这时慈禧以李盛铎代之,证明
初三日慈禧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
林先生在此犯有错误。军机处记录上谕有多种档册,其中《上
谕档》只是一种,派李盛铎为代理驻日公使是用电报发给驻日公使
裕庚的,而《上谕档》是不记录电旨的,有关电旨则记在军机处另一
档册《电寄档》中,同日还记有光绪帝发给四川护理总督文光、广西
巡抚黄槐森电旨各一道。此3道电旨皆未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而由
光绪帝下发了。①李盛铎的继任,也非因慈禧太后,而是出自驻日
公使裕庚的提议。早在六月十七日,总理衙门就收到驻日公使裕
庚的电报:“庚自上月久病,弱不能步。东西医谓:非内渡不能治。
田贝(卸任美驻华公使Charls Denby)到卧室所目睹。使必筋力为
礼,岂可卧治,焦灼之至。求早定人,请旨简放,速来接替,以免贻
误。”②为此,光绪帝以黄遵宪接替之。可是黄遵宪由湖南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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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3道电旨的内容如下:电寄裕庚等:“裕庚电奏,现患腿疾,九月万不能愈,请赏假派
员代理等语。日邦庆典,不可无人将事,著派御史李盛铎暂行代理使事。该御史务
当小心练习,联络邦交,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见,稍涉疏懈。”电寄文光:“前经明降谕
旨,令各省地方官保护教堂,不准再有教案。四川大足一案迟久未了,乃合川、遂
宁、内江等处又有闹教事。该地方官防范不力,实难辞咎。著该护督即行查参,并
将起衅缘由,详晰电复。一面迅饬认真弹压,持平办理。毋任延宕,致滋口舌。”电
寄黄槐森:“黄槐森电悉。岑盛霭行踪诡密,查拿未获。著该抚严饬迅速密拿,务获
到案,审明办理,毋任稽延。”(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此3道
电旨都有重要的实际内容,光绪帝单独下达政令的权力并未受限制。后,一路生病,多次请假。裕庚见黄接任无期,遂于七月初九日电
总理衙门,称其腿疾已不能上楼,“仰求奏明先派员前来代理”①。
而七月二十九日,黄遵宪在上海电总理衙门,称患肺炎,难以就道,
九月二十日日本天皇诞辰“似须仍由裕使庆贺”。当总理衙门将此
意电告裕庚时,裕大怒,回电称:
卅电祗悉。庆贺大典,但能勉强
,岂敢有意忽略,惟腿疾
非别病可比,众所共睹。九月万不能愈。庚陈知已久,实不敢
任贻误邦交之咎。且黄使来既无期,使署公事病躯难以支持。
现患已入膏肓,前代奏赏假两个月赴沪调理并请旨派员代理
数月,譬如现看学校之四人中似皆可备选择。黄使新病,仰邀
格外体恤,庚三年无功,亦无同乡相助,诚不如黄使。惟久病
就医,圣朝所曲宥,亦求垂怜万一,幸甚。②
此中的“现看学校之四人”即为派往日本考察大学事宜的江南道御
史李盛铎、翰林院编修李家驹、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记名御史工部
员外郎杨士燮,而李盛铎先期赴沪准备行装。③总理衙门于八月初
二日收到裕庚大发怨怒的电报,初三日又收到荣禄帮裕庚说话的
电报④,正是在此背景下,光绪帝选择了李盛铎暂行代理。此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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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
④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荣禄电:“顷准裕使电称黄使在沪患病,到京尚须请假。日本
庆典钧署令其勉强,不准忽略。惟腿疾一时难愈,深恐贻误邦交。拟请派员代理,
给假两个月等语。未审钧署曾否允准?如黄使赴任尚早,可否代奏请旨派员代理?
仍祈酌核办理。荣禄。冬。”(《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七月十九日,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致函总理衙门:“本大臣奏派大学堂办事人员
赴日本考察学务。本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等因。除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已先赴
沪部署行装外,相应片行贵衙门,照会日本驻京大臣,约定日期,派翰林院编修李家
驹、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士燮同往会晤,并请其电本国,妥为
照料。即希转行知照可也。”(《总理衙门清档:西学》,01—01—1—5)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慈禧太后似无关连。
至于称《光绪朝东华录》中有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
系林先生之误读,将荣禄奏折中照录六月十二日之谕旨,误为当日
下达荣禄的谕旨。且《光绪朝东华录》收入此折的日期也有误。查
当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并无荣禄奏折,而在七月十九日记有荣
禄《办理保甲渔团折》,奉朱批:“知道了,著严饬各属切实办理,毋
得徒托空言,仍属有名无实。”①此为收到荣折的准确日期。林先
生称《光绪朝东华录》有慈禧太后给荣禄谕旨,是其未细察史籍和
档案所致。
林克光先生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失去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
的权力,其主要证据是将前引军机处奏片与初二日的军机处奏片
相比较,初二日奏片称:“又,本日内阁代递曹广权等条陈,现在拟
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是很明显的事后
报告制度。然林先生
又称:“必须强调指出,《上谕档》自光绪二十
年十二月十八日有‘恭呈慈览’的记载起,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初二日止,从行文格式到对奏折的处理办法完全相同,‘均俟分别
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有时仅简单记本日某某折恭呈慈
览)。”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沿用了林先生的说法:“自光绪十五
年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日常事务就由光绪帝处理,虽
然不时向太后请示,但大多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上谕档》有这
种记录,通常记有某日某些奏折‘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
行陆续恭呈慈览’。这种记录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林、
房两先生的上述说法,涉及到我在前节所言明的重要奏折须当日
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应进行仔细查考。然对照《上谕档》,
林先生的提法语意不清,而房先生的提法则是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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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荣禄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44—346页。我虽未查明重要奏折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始于何时,仅就我
所见到的《上谕档》、《洋务档》而言,军机处向慈禧太后报告上送奏
折的奏片,大体上如同林先生所称的“简单”方式,即称本日某某奏
折及相关谕旨“恭呈慈览”,并无“分别办理后”之类的词句,这里面
牵涉到重要奏折上送须在当日的制度。最初出现“办理后”再呈送
慈禧太后的说法,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①该日《上谕
档》中军机处奏片称:
本日户部奏代递主事宁述俞折一件、王凤文呈二件、彭谷
孙呈一件、陶福履呈二件,宗人府奏代递主事陈懋鼎折一件,
现在酌拟办法,拟明日再呈慈览。再,二十日总理衙门奏代递
知县谢希傅条陈呈一件,谨于今日呈递。谨奏。
该奏片称,当日收到的折件,因来不及立即处理,无法上送慈禧太
后,表示“明日”再呈。而前天收到的一折,今日上呈。这是对重要
奏折当日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制度的一个修正。第二天,军机处
将上述折、呈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②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
奏片提到了各种折、呈57件,其中14件奉有相关谕旨,“谨将原折
·272·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与二十二日奏片相较,多出4件,即户部代奏主事程式谷呈1件、谷如墉呈1件、闵
荷生呈1件,国子监代奏学正学录黄赞枢呈1件。
七月二十二日之前,军机处奏片中虽也有“发下后再行分别办理”的提法,但情况有
所不同。如七月初七日军机处奏片称:“本日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敬陈管见折,
奉交片谕旨:‘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俟发下后再行会
同办理。谨将原折恭呈慈览。”此处的“俟发
下后再行会同办理”一语,当属俟慈禧
太后发下后由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办理。参见当日《上谕档》有一记载:“交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敬陈管见》一折,
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原折俟发下后,再行钞
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其中的“原折俟发下后,再行钞交”是指俟
慈禧太后发下后再抄一份给总理衙门。由此可解军机处奏片中“俟发下后再行会
同办理”是指俟慈禧太后发下后,抄交总理衙门,再与总理衙门会同办理此事。与
此类似的情况还有七月十二日、十九日。恭呈慈览。其余折、呈,俟核议奏明办理后,再行恭呈慈览。”也就
是说,另43件折、呈应当上送慈禧太后,因未及时处理而无法上
送,且也没有说明处理的期限。该奏片中的“核议”、“奏明”、“办
理”三词,也流露出此类折、呈的处理流程。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处
只上送了本日的奏折,未提及二十四日未上送的各折、呈。七月二
十六日的军机处奏片,上送了本日折呈9件,二十四日的折呈23
件,并称还有几件折件“俟核议办理”,也未提及处理期限。此后,
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的提法是“俟陆续核议办理后”,二十八日的
提法是“俟筹议奏明办理后”,二十九日的提法是“俟核议办理后”,
三十日的提法是“俟拟议办法”,八月初一日的提法是“现在拟议办
法”。由此可见,类似“分别办理后”再上呈慈禧太后的现象出现于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初二日,共计只有8次。这与林克光、房德邻
两先生论文中提法是不吻合的。
自雍正帝建立军机处之后,其办事的基本方法是当日收到的
奏折当日处理,只有极个别的奏折会拖上几天;所有的奏折都由皇
帝亲拆亲理,一切决定出自圣裁。而上述军机处奏片提到的“酌
拟”、“核议”、“筹议”、“拟议”以及“奏明”、“办理”,与军机处的办事
规则并不符合,又由谁来进行“酌拟”之类的工作?就“核议”、“奏
明”、“办理”的工作程序来看,此一文件处理方式有如内阁的“票
拟”。
为此将《上谕档》、《洋务档》、《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参核对照,
可以看出,凡属于“酌议”之类的折件,都是没有直接上奏权而由各
衙门代奏的司员士民的条陈、折、片、呈。惟一的例外是七月三十
日四品京堂王照的《敬陈管见折》,前已说明,此折是王照奏请将袁
世凯军调往河南剿匪之折。而有直接上奏权的督抚疆臣、六部九
卿、翰詹科道的奏折,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则,当日处理当日下旨的,
并未进入“酌议”之类程序。由此可以看出,自七月二十二日
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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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绪帝收到的奏折分成两类:有上奏权的衙门或官员之折件,仍由光
绪帝朱批、下旨;而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之折件,则交到军机处
进行“酌议”,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送光绪帝,有如内阁的“票拟”。
而负责处理后一类折件的,我以为,正是于七月二十日奉命“参预
新政”的4名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
在杨锐等4人入值前,军机处的构成是,军机大臣6人,军机
章京分满、汉各两班共38人。①其班子已经是很大的了。原本军
机章京的员额数量是固定的,出缺1人,补入1人;每次补人,均由
军机处上奏片请旨即可。②杨锐等4人入值,与以往做法有所不
同。从档案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载:“递
保举业经召见人员名单”,《上谕档》中有此名单:“内阁候补侍读杨
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西候补道恽祖祁、江苏
候补知府谭嗣同”,并在杨、刘、林、谭名上有朱圈。③由此可见,光
·274·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除在《上谕档》有该名单的抄件外,该名单的原件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
其他项》,3/111/5736/14。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因此名单而改变命运。《军机处
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中有一件档案,称:“明保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旨:
著以知府仍发江苏,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3/111/5736/13)
如连文冲补章京事,军机处奏片称:“查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徐士佳现补授御史,所
遗章京员缺应以额外行走之户部郎中连文冲充补。谨奏。”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
一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又如林开章补章京事,军机处奏片称:“查军机章京兵
部郎中濮子潼现补授江苏松江府知府,所遗章京员缺应以额外行走之户部候补郎
中林开章充补。谨奏。”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军机处
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3/59,3/111/5735/19)
军机大臣为礼亲王世铎、刑部尚书刚毅、工部尚书钱应溥、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尚
书王文韶、礼部尚书裕禄,其中钱已多次给假,王文韶、裕禄为新任,主要人物为世、
刚、廖。军机章京为,满头班:孚琦、多寿、志朴、惠兆、丰升额、庆连、麟绪、恒斌、英
凯;汉头班:继昌、郭曾、郑炳麟、王彦威、胡祖谦、甘大璋、张嘉猷、孙笥经、李象
寅、鲍心增;满二班:特图慎、和尔庚额、荣霈、承、文年、英秀、来秀、桂荫、锡嘏;汉
二班:李荫鸾、王嘉禾、孙朝华、连文冲、郭之全、林开章、杨寿枢、凌福彭、王庆年、何
葆麟。绪帝命军机处将已经召见过的被保举人员开
出名单来,而当时只
有5人,光绪帝在5人中选取4人。①当日下发的谕旨与普通的军
机章京授职大不相同:“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弟、内阁
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
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②
杨锐等新章京奉旨“参预新政”,又是如何“参预”呢?对此,梁
启超称:
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
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命也。命下之日,皇上赐
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
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
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③
康有为对此亦称:
上以枢臣老耄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
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
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上以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为章京,特
加“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
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④
康、梁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多被引用。由于军机处的工作在当时
·275·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
③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57页。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2页。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
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
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
(《戊戌变法》第4册,第157页)对照档案,可知康说并无根据。而此次未入军机章
京的江西候补道恽祖祁,后于八月初二日替代升迁的周莲,出任福建兴泉永道。
(见《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是保密的,而“参预新政”四字并无明确的界定,因此杨锐等人的工
作实情,外人并不知晓。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显然只是从字面上理
解杨锐等人的工作。他于八月初七日电奏称:
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
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以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
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至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
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
置施行。杨锐等四员,虽为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须阅历。
方今危疑等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
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陈宝箴电奏的主旨是请命张之洞入值军机处。①他对杨锐等4人
在军机处的作用显然估计过高
。
杨锐等人对他们的工作,也留下了其私人的记录。杨锐于七
月二十八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遂奉命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三人,同在军机章
京上行走,即日入直。朱谕云:“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
走,并命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
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
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
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
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
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签有甚不妥当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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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该电还称:“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
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本年春间,曾奉旨召令入
都,询商事件。旋因沙市教案,由沪折还。今沙市案早结,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
新政各事,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以仰副
我皇上宵旰勤求至意。”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
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
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
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
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也。①
刘光第在八月初一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
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此同杨锐、谭嗣同、
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预新政”
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兄本拟明
岁节省得余钱为买山之资,便可归田。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
且又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
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
急切不忍去耳……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
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
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但学术不明久矣,上书者多
可笑,且有讦告恶习,斯为流弊耳)。汝于交游中,如见有欲上
书者,必须真有建白方可,否则不如其已也(盖目下条奏既多,
即好者亦多与人雷同,便无足观)……兄二日一班,每日须于
三更后入值,忙迫极矣。②
这些均是杨锐、刘光第在入值之后写给亲人的私信,言词中没有避
讳。他们称自己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每日发下条
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而在当时的公文用
语
中,“条陈”与“奏折”、“附片”是有区别的。前者多指没有上奏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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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7—288页。
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4,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司官士民进呈之件,后者已有固定的书写格式以及对应的处理方
式。从上引私信可见,司官士民的时务条陈并未由皇帝亲拆并伴
随旨意下发军机处,而是直接下发给新进的军机章京,由其加签
语,其工作方式与内阁的“票拟”大体相同。
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每日的奏折不过
10余件至20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则不同,数量开始增加。四
月“百日维新”开始,奏折数量再次上升。六月准司员士民上书言
事后,又增加了新的部分。而七月王照超擢三品衔四品京堂后,似
乎开出了一个登进之门,涌入了潮水般的条陈,军机处每日收到的
折件已是正常情况的几倍,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最明显的事例
是,此一时期的军机处各种档册,尤其是《随手登记档》,不像以往
那样井井有条,而是有些零乱。对于数量急增的司员士民的条陈
上书,军机处的工作已处于饱和,有点处理不过来了。①在此情况
下,由新任“参预新政”的四章京专门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也是很
自然的办法。
虽说杨锐等4人入值军机章京时是以四品卿衔,地位不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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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如七月十二日军机处奏片称:“本日都察院代奏总兵张绍模《敬陈管见折》(呈一
件)、又代奏已革道员何应钟《条陈时事折》(呈一件),均俟发下后再行分别办理。”
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对张、何的上书一时还处理不过来,另一方面,又有重要折件
当日呈送的制度要求,于是先上呈,俟慈禧太后发下后再行处理。十四日《上谕档》
中有一记载:“交兵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兵张绍模著于十六日预备召
见。钦此。’”这可能即是对张绍模条陈的处理意见。又如七月十九日军机处奏片
称:“本日都察院代递条陈折,知县缪润绂呈一件、范敬清呈一件、从九品王子麒呈
一件、举人李文诏呈三件、李文诏等呈一件、贡生陈保勋呈一件、举人赵铭恩呈一
件、教职李长生呈一件、拔贡延嵩寿呈一件、民人高如清呈一件书四本;兵部奏代递
笔帖式珠英条陈折(呈一件)。以上各呈内,李文诏等呈一件奉寄信谕旨令陈宝箴
查办,缪润绂呈一件奉旨‘存’,余均奉旨‘暂存’。俟发下后分别办理。”条陈如此之
多,当然办理不过来,很可能因此而在“暂存”的名义下,先行上呈慈禧太后,俟其发
下后再处理。这仍是遵行重要折件当日上送的制度。当时原有的军机章京,皆由
京内衙门得力司员调任,地位也相当
高。在当时的滥保下,军机章京的头衔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
化,如“尽先即选道员、得道员后加二品衔、花翎三品衔、兵部郎中
惠兆”。当时的军机章京中,三品衔达14名、四品衔达12名,杨锐
等人的品级比起来也不算高。杨锐等4人的任职指明“参预新
政”,由此并不在原有的军机章京中排班。①他们4人分成了两
班。他们的工作与原有的军机章京班底并不混在一起,工作中也
有不合拍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经常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与
代奏的机构搞错。例如,七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章京郑孝胥
条陈,当日的军机处奏片称奉旨:“军机大臣议奏”,而因郑的条陈
需抄录,只能第二天再呈。第二天的军机处奏片却称郑的条陈上
于二十八日,奉旨“存”。诸如此类的错误甚多,我在处理七月二十
二日之后的军机处奏片时,常常难以下手,只能与《随手登记档》等
档册反复核对,才能查出此类司员士民条陈的实际上奏时间与代
奏机构。②以上的差错还出现在军机处附送当日重要奏折给慈禧
太后的奏片中,如果不细心核对,一般不容易发现;更严重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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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郑孝胥条陈代奏时间出错,是因为郑原呈上写明为二十八日,总理衙门代奏时间为
二十九日,只看了原折未查其代奏时间,就不能不出错。又如,七月二十七日军机
处奏片将顾厚、沈兆、林辂存、孔照、杨增荦、广德、黄遵楷、李文诏等条陈的
代奏时间皆误为二十五日,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实为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军机处
奏片将当日户部代奏的司员谢启华、韩印符、聂兴圻、程利川、齐令辰条陈误为二十
六日;八月初一日军机处奏片称:“二十日宗人府奏代递主事陈懋鼎折片各一件、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代递通判董毓琦条陈折一件”,查陈的条陈是三十日由宗人府代
递,而董的条陈是二十八日由神机营代递。诸如此类的错误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有一记录:“递满、汉章京衔名单(初
七日交案)”,同一天军机处《上谕档》中有章京名单,并无杨锐等4人。如果说初八
日杨锐被捕,那么,初七日准备的名单应当有其名。可见他们的情况与普通章京不
同。光绪帝名义下发的谕旨中也有此类的差错。如七月二十七日,“交
农工商总局。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等代奏刑部主事杨增荦条
陈农政利弊一折,著农工商总局议奏。钦此。’相应传知贵局钦遵
办理可也。”查《随手登记档》,杨增荦条陈是由刑部代奏,而农工商
总局大臣恰是端方,端方一奉旨,即可发现其中之错。又
如八月初
二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刑部代奏郎中霍翔呈请推广游学章程
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霍翔的本官是刑部郎中,
差使是总理衙门章京,霍翔的条陈是于七月二十八日由总理衙门
代递的。当总理衙门大臣奉到此道谕旨,很可能是哭笑不得,分明
由其代递的条陈交议时却成了刑部代递。①堂堂圣谕竟然出错!
在以往的军机处工作中,此类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发生
的。我今天之所以能发现其错,也只是将军机处有关档册做了核
对。“参预新政”四章京,作为军机处中的新手,出现一些差错也是
难免,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原来有经验的军机章京的帮助,如果他们
查一下军机处的有关档册,此类的错误就会大大减少甚至避免。
反过来说,上呈慈禧太后的条陈,也有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注
明代奏时间和机构的,如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中的“沈博青折一
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查出其出处。②造成此类差错的原因,当
是新章京与原有章京之间在工作中缺乏配合。这使得刘光第、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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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吏部于七月二十七日代奏条陈折中称:代递“本部候补主事沈博青、候选员外郎王
宾基”条陈(见《军机处录副奏折》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而在该日《早事档》记“吏
部代奏员外郎王宾基等封奏二件”,在《随手登记档》中记:“吏部折,代递王宾基等
条陈”。如果不找到户部的原折,根本无法查出沈博青条陈的上奏时间与代奏衙
门。
以上所引交片谕旨见该日《上谕档》。霍翔的条陈上自称是“四品衔刑部候补郎中、
章京霍翔”(《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2页),很可能处理此件的新章京只看了前
面的头衔而未查其差使。锐都感到卷入旋涡的中心,私信中称“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
流露出退身之意。
而杨锐等4人入值后,正值司员士民上书汇成高潮。从军机
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来看,七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工部、
军机处代递条陈6件;二十二日,户部、宗人府、国子监代递条陈
10件;二十三日未有代递;二十四日,内阁、翰林院、吏部、刑部、农
工商总局、大学堂、都察院代递条陈共48件;二十五日,总理衙门、
户部代递条陈5件、书2种;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条陈12件、图
1件;二十七日,内阁、吏部、兵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17件、
图3件、气枪1杆;二十八日,宗人府、户部、刑部、总理衙门、都察
院、农工商总局代递条陈24件;二十九日,神机营、内阁、兵部、户
部、工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41件、图1件;三十日,宗人府、
兵部、户部、内阁、工部代递条陈9件;八月初一日
,户部、礼部、都
察院、翰林院代递条陈13件;初二日,兵部、内阁、翰林院、吏部、刑
部、国子监代递条陈13件。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原本都是
候补官员,并没有担负过实际的政治责任,每天遇到如此多的条陈
(且这些条陈动辄数千字)而签出供光绪帝参考的处理意见,作为
生手,其工作强度是可以想见的。当日不能处理完毕这些条陈,也
是很自然的,于是,七月二十二日以后军机处给慈禧太后上报重要
奏折的奏片中出现了留待处理的字样“酌议”、“核议”、“筹议”、“拟
议”等等。
对于杨锐等新章京的此类工作,孔祥吉先生在其论文中引用
了杨锐、林旭在满人奎彰条陈上的“签拟”条:“所陈是否属实不可
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于造言欺罔,所请应候圣裁”;并称:“在清
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然而,笔者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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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过任何一条签注意见与维新派的主张相左”。①孔先生所称的奎
彰是刑部候补笔帖式,其奏折我也找到,但上面并无孔先生所引杨
锐、林旭的签拟。孔先生称“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
见是比较多的”,此处的“清档”可能是“清代档案”,但我所看见的
档案中,军机新章京的“签拟”条并不多见,只发现了9件,且上面
也没有注明杨锐、林旭的名字。为此我无法对孔先生的判断进行
验证。②然孔先生与我所发现的这些“签拟”条,已经提供了实证
可以说明前引杨锐、刘光第在其私信中所谈到的他们实际工作的
情形。康有为、梁启超称军机新章京们包办了军机处的拟旨、原有
的军机班底不过伴食而已的说法,是为了宣传而在有意说谎。按
照清代制度,军机章京不同于军机大臣,即平日无法见到皇帝③,
杨锐等4人入值后,仅杨于七月三十日、林于八月初二日为光绪帝
召见,刘、谭两人入值后未能见到光绪帝。不能见面又如何拟旨?
康、梁与谭嗣同、林旭交密,应完全知其工作性质,他们不负责任的
宣传迷惑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对此便知
情知底。他与杨锐关系甚深,以致杨被称为张之洞的在京坐探。
当他得知杨锐被捕后,于八月十一日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
瞿廷韶,让其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援救,其理由一是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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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梁章钜、郑智称:军机大臣召见时,“军机章京亦皆随入,祗候于南书房”,待军机大
臣出而授旨意。(《枢坛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136页)杨锐等人的工
作与普通军机章京不同,恐怕还不能到南书房。
奎彰奏折见《军机处录副:专题补遗·戊戌变法项》,其编号
为3/168/9449/56。孔
先生在论文中记杨锐、林旭的签注条的出处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锐林旭
签条。”此种出处让人根本无法进行对证。我所见到的9件签注意见,我拟在《百日
维新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中具体说明。在此,我还想说明,我对孔先生在其研
究著作中从不标明所引档案的卷宗,感到很不理解,并认为此非为可以赞赏的处理
方式。
孔祥吉:《关于杨锐的历史评价》,《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15页。由陈宝箴所保,与康党无涉,二是“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
闻”。①前者是言组织联系,后者是谈工作性质。“要事概未与闻”
一语,若非知其底里是不可能也不敢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由此再检视本小节一开头所引用的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
太后的奏片,可以分析出几层意思来:(1)上报了翰林院侍读学士
陈兆文的一片,并附告了光绪帝的谕旨(未经慈禧太后批准而已下
发);(2)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户部学习主事耿道冲的奏折(据《随
手登记档》系由户部代奏),内阁候补中书胡元泰、山西介休县附监
生宋汝淮(据《随手登记档》由都察院代奏)的奏折,共4件,已由军
机处(即新章京)签拟出办法,呈交慈禧太后审定后再下发;(3)侍
读学士陈兆文正折、松江知府濮子潼折片各1件,总理衙门代递的
张元济、户部代递的闵荷生、耿道冲奏折,共6件,因奉光绪帝旨
“存”,即算处理终结了,也只是呈送慈禧太后(不再由其审定下
发);(4)本日由都察院代递的柽格等奏折(查《随手登记档》,共有
14件),留待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送慈禧太后审定。也就是
说,只有那些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奏折,其由军机处签拟意见
时有实际举措的,才须由慈禧太后审定;而此类条陈若奉光绪帝旨
“存”,即没有实际举措,只须上送慈禧太后即可。光绪帝并没有失
去单独决策和处理政务的全部权力,而是失去了单独对新军机章
京签注的司官士民条陈的决定权力。至于其他权力,光绪帝一如
其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不厌其详地查据军机处《早事》、《早事
档》、《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寄档》和宫中《召见单》,以说明
八月初三日这一天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形:在早朝时留下了户部、
总理衙门、都察院及翰林院侍读陈兆文、松江知府濮子潼的奏折共
·283·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致京湖北臬司瞿》,《戊戌变法》第2册,第615页。21件,当场批准了户部奏折2件,批准了载濂、钮楞额、李端、德
寿、锡露、钟亮6人的病假;召见了周莲(新任直隶按察使谢恩)、玉
贵(新任福建知府谢恩)和军机;办事时朱批了云贵总督崧蕃、云南
巡抚裕祥
的3折,朱批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漕运总督松椿、江苏巡
抚奎俊的4折2片2单,独立处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兆文、松江
知府濮子潼、军机章京鲍心增、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的4折2片
(其中上递慈禧太后3折2片),独立处理了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奏
折各1件(上送慈禧太后);发出了明发谕旨1道、电寄谕旨3道。
只有本日户部代递的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另两件奏折和七月二十
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的中书胡元泰、附监生宋汝淮的两件奏折,由军
机处签拟意见后呈送慈禧太后,“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并表示本日
收到的都察院代奏的柽格等奏呈等到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呈
慈禧太后。由此表现在政治权力上,只是原来由军机处签拟意见
而交光绪帝决定的司员士民的上书,从此移交到慈禧太后手中。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军机
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奕等奏编辑约章通行给领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孙
家鼐等奏顺天中学堂筹办情形折片各一件,奉明发谕旨一道;
孙家鼐奏四川京官设立蜀学堂据呈代奏折,奉明发谕旨一道;
御史李擢英奏州县征收钱漕折价浮收片,奉寄信谕旨:著各直
省督抚饬属核减,又奏河南州县办理昭信股票扰民片,奉寄信
谕旨:著刘树堂查明具奏;徐桐等奏宗室等四学向隶宗人府等
衙门请旨饬议片,奉交片谕旨:即著该大臣转咨宗人府、内务
府议奏,又奏八旗官学改为学堂折,奉旨:依议,又奏参玩视公
务之笔帖式片,奉旨:依议;孙家鼐奏河南筹办学堂折,奉旨:
依议,又奏酌核大学堂科目,奉旨:依议;李擢英奏变通武场
折、翰林院代奏编修黄曾源奏借才非现在所宜折、伊藤不宜优
·284·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礼片、和俄以疑英日片,均奉旨:存。又,二十七日翰林院奏代
递阎志廉条陈折,内阁代递中书王景沂请训饬大臣折、请州县
久任片、请考试部员片,户部代递笔帖式周祺请筹饷办团练
折、谨拨备敌之策片,兵部奏代递主事梁旭培胪列矿地折、矿
务章程三片,笔帖式棠耀请变通时务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
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奕等原折片二十六件恭呈慈
览。其余各折呈俟拟议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①
从军机处的这一奏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初四日签拟办法送慈
禧太后审定的,只是由翰林院、内阁、户部、兵部代递司员条陈折共
11件,而翰林院代递的编修黄曾源1折2片因奉光绪帝旨“存”,
也只是上送。②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来自林旭的证据。据
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五日,林旭、严复来到郑的住处,林旭称:“上势
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今日悉呈太后览之。”③郑记中“
今
日”的时间有误,但“新章京所签诸件”一语,却说明了八月初三日
政治权力异动的范围。由此,我以为,林克光先生1987年两篇论
·285·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
③《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对照八月初四日军机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洋务档》、《交片档》、《电寄档》,
光绪帝此日在宫中独立发出了4道明发上谕、2道电寄上谕、2道字寄上谕、1道交
片上谕,另在23件奏折上有朱批字样。又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
帝该日召见了孙家鼐、张荫桓、袁祖礼、奕劻和军机大臣。其中袁祖礼为湖北候补
游击,此时任职神机营。八月初一日有两份交片谕旨:“交神机营。本日军机大臣
面奉谕旨:著传袁祖礼于本月初四日预备召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进呈候选
守备张震所著《炮法演题》一折,著将原书发交袁世凯、袁祖礼阅看,各具说帖,由该
衙门呈览。”(见该日《上谕档》)召见孙家鼐很可能是为了当时的学堂事务,召见张
荫桓很可能为次日伊藤博文觐见事,召见奕劻当是为其通报慈禧太后回西苑事。
由此可见,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权并没有被剥夺。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称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已经发动政
变,光绪帝失去单独理政权力的结论,是对部分事实的放大,是不
正确的。
问题在于慈禧太后为何对司员士民的上书及其处理感兴
趣,而对有上奏权的官员奏折及处理却放在一边?我以为,这是
针对“参预新政”新进4位军机章京的。如果说,外间可能对杨
锐等四章京的工作性质不知情,但慈禧太后应当是了解内情
的。前已提及,有直接上奏权的官员奏折,是由原来的军机班底
来处理,那么,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
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罢免礼部六堂官是
光绪帝的朱谕)。而司员士民的上书,却是先由新进四章京签
拟的,有如“票拟”,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不算最为
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
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进四章京是先有意见,
然后奏明,形成旨意。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
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
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难以更改。前节已言明,4位新进的军机章
京并未经过慈禧太后的同意,而当时的新旧党争使慈禧太后对
之充满了敌意,统统视之为康党,这从后来她不分青红皂白将4
位新章京全部抓起来全部杀头中可看出她的心情。于是,慈禧
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
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
的主观推测。如果再放胆一些,前节提到的曾廉奏折已经被研究
先进们证明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有预谋的,或许慈禧太后听到了
什么,以收集康、梁的罪证。当然,这么说,主观猜测的成分就更
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军机新章京“签拟”意见交由慈禧太后最后
决定,出现在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上,但慈禧太后让光绪帝交
·286·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出此项权力却发生在前一天,即八月初二日。八月初二日,内务府
所得到的消息是:“明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
侍膳、看戏,毕,乘轿出东宫门……”①将此与该日下发的令康有
为出京的明发谕旨相联系,可以推测到这一天光绪帝与慈禧太后
发生争论的核心———康有为与康党。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七月二十九日至八
月初三日,即光绪帝住园期间,他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出现
了一系列的异动,首先是慈禧太后否决了光绪帝设立议政机构的
提议,并发出了对其皇位的威胁;其次是慈禧太后迫光绪帝赶走了
康有为;再次是慈禧太后通过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意见”审查,监
控了参预新政的新进四章京。光绪帝在此期间表现出“引袁”之
意,后党对此似未采取军事行动以制袁。在此过程中,光绪帝的政
治权力在缩小,而慈禧太后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作为
此一政治异动的外部表征,此一时期维新政令的数量与要求都明
显放缓。
八月初三日,是光绪帝预定由颐和园回宫的日子。宫中《穿戴
档》这一天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
青江绸单褂,束绿玉钩褡线革呈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玉
澜堂见大人,毕。巳初,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
戴伽南香朝珠,挂带挎。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
请安,毕,至颐乐殿看戏。午初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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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杂记类1003/杂262。此一日程安
排还可得到宫中《穿戴档》的证实。由此可见,八月初三日,光绪帝是在政务处理完
之后,才见到慈禧太后。由此也可以认定,限制四章京“签拟”权一事,是据八月初
二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见面时下达的指令。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完整的记录,时间的刻度很详细。光绪帝早晨6点开始
在其寝宫进行早朝,单独进行了当日的政务活动后,来到了乐寿堂
向慈禧太后请安。至于在颐乐殿的活动,《清代起居注册》中还有
一项“侍早膳”①。而从内务府升平署的档案来看,这一天演戏是
于
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决定的。②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
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
请了“义顺和班”演了6出。太后颁下的赏银为403两,与平时相
比,也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开戏的时间因为这一天的重大政治变
动也显得十分重要,升平署档案称,戏班是卯正二刻进门,“巳正五
分开戏,戌正二刻十分戏毕”③。也就是说,上午10点多开戏,当
戏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半了。从光绪帝“侍早膳”的举动来看,他
应在10点之前就来到了乐寿堂。据上引《穿戴档》,光绪帝“午初
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也就是中午11点多吃晚餐,下
午2点离开颐和园。而慈禧太后这一戏迷,并没有因光绪帝的离
去而叫停,仍让戏一直演到晚上。请安、侍早膳、看戏,从表面上看
起来,两人的关系上还飘着一丝亲和的风,而实际上已是危机
四伏。
光绪帝此时回宫,虽是早在七月二十五日所定,但也是其政务
所必须。据清代礼制,每年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坛,八月初七日正
是戊子,光绪帝须亲祭。又据清代礼制,皇帝亲祭社稷坛,须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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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②
③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记:“敬事房传旨:八月初
三日颐乐殿伺候戏。”七月二十九日记:“奉旨:义顺和班颐乐殿伺候戏。”(423/5—
32—1/107)
《清代起居注册》第61册,第31219页。3日斋戒,即初四日开始斋戒。①又据当时的政务安排,光绪帝初四
日将接见带领引见人员,其中宗人府带领引见22名,吏部带领引
见17名,正白旗蒙古带领引见4名。②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将相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此事将引发一场风暴。
回到宫中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决定,八月初十日由
宫中再去颐和园,十七日由颐和园返回宫中。③
〔作者茅海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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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
①
②
③内务府《杂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记:“八月初四日,总管宋进禄等为于本月初十
日随驾往颐和园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顺贞门外预备……于
本月十七日还宫。”(杂记类1004/杂263)
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又,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引见
档》称,该日吏部带领引见只有5名。造成此一差错的原因不明。
此事可见两件咨文:“太常寺为祭祀事。八月初七日祭社稷坛,皇上亲诣行礼。于
初四、初五、初六此三日皇上斋戒。不祭神,不还愿,不上坟,不会筵席,不作乐,不
理
刑名。照常办事。其斋戒牌照例设立……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
日。”“太常寺为祭祀事。八月初八日秋分酉时祭夕月坛,皇上亲诣行礼,于初七、初
八日斋戒……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内务府来文·礼仪》,光
绪二十四年四月至七月,441/5—50—1/N第322包)1930s and 1940sWang Yuesheng(157)………………………
Based on sample survey data and dass status materials, this artide systemiatically exam-
ines household division in the villages of south the 1930s and 1940s,rural
south Hebei was still a heavily traditional gh big families were highly praised,
in real life it was not easy to maintain them for long brothers in most families,
property division was unavoidable after difference from family to family was
only in the length of time from marriage to system and ideal of equal inheri-
tance ate away at the base of existence of big course,the forces for household di-
vision and coherence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families had no financial base
to hold all members together,so it was common for each to fend for peasants’
families placed greater demands on cooperation in production,so it was easier for them to re-
main r,when the head of a family died,division was always
families which could hire laborers,conditions were suitable both for maintaining the house-
hold undivided and for dividing the household.
The Timing, Process and Detail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Understanding, Correcting, and Improving on Past
InterpretationsMaoHaijian(197)……………………………
Using archives in the China No. 1 Historical Archive, and referencing archives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and the Diplomatic Archive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his article subjects the various views of past re-
search to scholarly examin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makes improvements and cor-
rections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detail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provides author’s own ideas about past interpreta-
tions.
A Report on Studies in Republican China on Overseas Chinese
Li Anshan(290)………………………………………………
Eng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Du Jidong and edited by Alexander B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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