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补-方法4

社会学研究
进化视角下的间接互惠行为
——评《道德体系生物学》及其开启的
间接互惠行为研究

杜 月

按照自然选择的理论，个体只有拥有更多的资源才能在选择中胜出。那么为何损人利己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风气，利他行为互惠美德，我们人类祖先很早就开始实践这种美德。但是这
种互惠 并非局限在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因为看到你送他桃子，所以我送你李子，这时第三
者即观察者出场并 参与了互动。这就是所谓的“间接互惠”(Alexander, 1987) 或“第三方利他”
(Trivers, 1971:35-57)。这种行为在近年来引发了大量相关的实验和理论思考。
亚历山大在1987年出版的
《
道德体系生物学》(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中首次提出了
间接互惠的概念，来解释人类大规模合作行为：助人者为受 助者提供帮助，对这种恩惠的报答
不一定来自受助者，而可能来源于被其他助人者帮助的其他受助者，即 间接互惠的机制
(Alexander, 1987)。除了提出间接互惠的概念之外，亚历山大还创造 性地提出了他人在场所形成
的名誉机制，蕴含了一种进化的视角。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启了学术界延续至 今的对于间接互
惠行为的不断思考，间接互惠行为在深入的研究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今年恰逢
《
道
德体系生物学》出版20周年，本文拟用一种进化的视角来详细评论它所开启的间 接互惠行为研
究领域的当代发展。本文的评论专注于近年来间接互惠行为的研究进展，详细梳理间接互惠 研
究的当前理论论争：名誉问题、人类的复杂心智、公共物品的悲剧，以及人类宽容的美德。间
接互惠作为一种在自然选择中胜出并不断延续的行为策略，人类在其中体现了与任何物种相同
的对于适应 性的追求；与此同时，间接互惠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又涵括了人类卓越的智
慧与复杂的心智。
∗
一、间接互惠行为在当今的研究价值
首先在经济领域，长期与固定熟人交易的情 况越来越少，全球经济逐渐趋向于频繁快捷的、
一次性的交易方式，与陌生人交手的情况越来越多。个体 无法完全依据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
他必须求助于其他个体来了解陌生的交易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 个体在群体中的声誉以及
他给对方带来的信任感成了成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部分经济学家逐渐提倡与 实践进化生物
学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给他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Hammerstein & Hagen, 2005:604-609)。
进化生物学感兴趣的问题是：人类独特的道德情感究 竟源于何处？与其他完全社会性
(eusocial)动物物种（如蜜蜂和蚂蚁等）不同，人类展现了大 规模的非亲属间的互助(Wilson,1975，
Trivers,1985)，和一种强烈的道德情 感，如对背叛者的唾弃和助人者的颂扬。人习惯于评论他人
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和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并且能够有效利用舆论做出决策。因而这种
间接互惠行为有可能指示了人类道德系统的起源。亚历山 大提出“人类的道德系统就是间接互
惠的系统”，并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Alexander,1 987)。
在政治科学中，法律中心论曾经占据重要的位置，国家被认为是执行规则的主要渊源。由
于个体根据纳什平衡而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合作成为不可能。个体无助地陷于社会困
∗



感谢方文老师的信任和指导；应星老师也给予了中肯的评论和修改意见。文献的收 集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月雯同学的帮助，北
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一然同学提供了制图方面的意 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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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陷阱之中，完全理性 的个人无法组成社会，外部力量的干预是必要的。然而大量社会事实
表明，人们并不完全依赖于法律制约 ，体现在互动过程中的非中心化的社会力量对于社会构成
也具有强有力的影响(Ellickson, 1991)。基于名誉机制的间接互惠行为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它
启示了自我管理和民主的可能性(O strom, 1998:1-2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对于间接互惠模型的建立有重大贡献，这 种人类美德也向建模的技术发
起了挑战。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间接互惠行为涉及到名誉的评估、流 言、信息不完整等
等深奥的智慧和复杂的心智。如何在模型中有效体现和操纵这些变量是一个很具有挑战 性的问
题。
二、间接互惠思想的萌芽:亚历山大的洞察力
根据威尔逊(Wilson, 1975)和特里弗斯(Trivers,1985)，利他行为是指付出一定的 代价给对方
带来一定的利益。在进化生物学中，这些代价和利益都是以适应性，即繁殖能力来衡量的。直
接互惠是指两个个体间利他行为的交换，从而达到两者共同受益的结果(Trivers, 1971: 35-57)。
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个体付出c使对方获得收益b，b>c以保证互助的情况下达到双赢 。在重复博
弈的情况下，这就是很著名的“囚徒困境”(Axelrod, 1984)：当双方都选择 帮助时，都可以得益
b-c，而都拒绝帮助时只能得到0，但当一方提供帮助而另一方拒绝时一方的收益 为b而另一方收
益为-c。因而在对方付出时拒绝帮助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当两方都拒绝时谁也得不 到任何
收益。在这种语境下，“以牙还牙”(tit for tat)策略，即在第一轮互动中选择合 作，在此后的每
一轮中严格复制对方的行为，是达成合作的一种有效手段。触发策略（trigger strategy)是另一种
可能的策略，它是指个体保持合作，但一旦对方拒绝合作一次，个体从此拒 绝合作到底。因此
个体必须要仔细衡量一次掠夺对方的利益和从此失去对方帮助的损失孰轻孰重，以此迫 使个体
选择合作。
现实社会中人群的流动性很大，两个个体长期重复博弈的几率很小(Boyd & Richerson, 1988:337-356)，因而个体间的重复博弈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大规模的合作行为。亚历山大在《道
德体系生物学》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大规模合作的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助人者为受助者提供帮助，
对这种恩惠的报答不一定来自受助者，而可能来源于被其他助人者帮助的其他受助者，即间接
互惠的机制 (Alexander,1987)。从此一批学者致力于从直接互惠到间接互惠模型的过渡研究。博
伊 德和里谢尔森用一种触发策略的变体(Boyd & Richerson,1988)和环状的互助结构模型(Boyd &
Richerson,198 9:213-236)都没能够达到整个群体的合作，他们于是认为只有在互动密切的小群体
中间接互惠 才可能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现象。然而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并不能完成过渡，它在等待
一种新的机制的出现— —名誉机制。还是亚历山大，在同一本书中启发式地提出：“间接互惠
是在有兴趣的观众在场情况下直接 互惠的结果”(Alexander,1987)，这些“有兴趣的观众”起着
名誉评定的作用。在此启 发下，波洛克和迪加特因(Pollock & Dugatkin,1992:25-37)在以牙还牙策略中引入名誉的机制，即个体在对对方毫无了解的情况下依据以牙还牙策略进行互动，但是一
旦发现 对方在上次互动时拒绝提供帮助就拒绝帮助对方。这种以牙还牙策略的变体被证明是一
种进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在此基础上诺瓦克和西格蒙德提出了更加精确
的间接互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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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碑评定策略及其批评
诺瓦克和西格蒙德(Nowak & Sigmund,1998a:573-577)突破了以囚徒困 境为代表的典型的直
接互惠模型，他们将亚历山大(Alexander,1987)提出的间接互惠中 非常重要的因素——声誉，引
入模型，用计算机模拟出几种不同的策略相互博弈的过程。在相当于一个古 代人类社会群体人
数的个体(100人)中分布运用三种策略的行动者：合作者(cooperator )、背叛者(defector)和辨别者
(discriminator)，每个个体在一生中随机地 被指定为助人者和被助者，两个互动过的个体重逢的
可能性被排除以保证相同两个个体重复博弈的直接互 惠不能发生。每个个体都有被量化的口碑
分数(image scores)，在生命起始时s=0。当 两个个体互动时，若助人者提供帮助则其s增加一个
单位，其收益减少c，受助者的收益增加b(b>c );若助人者拒绝提供帮助，则其s减少一个单位，
助人者与受助者的收益都不变。辨别者按口碑评定策 略(image scoring)决定是否提供帮助：每个
个体都有不同的策略（计为k），当受助者 的口碑分数s大于等于k时才提供帮助，否则拒绝提
供；合作者运用合作策略，总是无条件地对所有人提 供帮助(k值很小)；背叛者运用背叛策略，
拒绝帮助所有人（k值很大）。在生命结束时，个体留下个 数与其适应性（用收益表示）成正比
的子代。子代继承亲代的策略，继续进行博弈。经过166代之后， 其他两种策略消失，使用口
碑评定策略的辨别者胜出并稳定进化。然而引入突变这一进化因素之后，在数 千代的博弈中，
辨别者策略被合作者取代，而后者又被背叛者策略取代，辨别者策略接着取代背叛者策略 ，这
种浮动反复且规律地出现，口碑评定策略并不能稳定胜出。在真实的互动中，除非在很小因此
互动异常频繁的群体中，个体的口碑分数是不太可能被所有群体成员感知的。这篇论文也分析
了口碑信 息的不完整对于互动的影响：使用口碑评定策略的辨别者胜出的可能性与群体人数呈
反比。
这 篇论文虽然依旧利用简单的二人互动模式来研究互惠行为，但已经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
基于追求适应性 这一永恒的进化主题，声誉与信任对于互动的影响以及语言传递信息的独特作
用向着人类的独特性更迈进 了一大步。其开启的若干研究命题，如信息的不完整性、突变与自
然选择的相互作用、自身口碑对于互动 策略的影响，以及信任的进化意义等都成为此后研究的
突破口。
计算机模拟适于分析各种因素 的加入对于结果的影响，而更精确的量化分析则依靠两极化
模型(two score)来完成。在另一篇论文中，诺瓦克和西格蒙德(Nowak & Sigmund,1998b:5 61-574)
利用两极化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口碑评定策略的稳定性。个体的口碑只有“好”与“坏”两 种，
取决于其上一次作为助人者是否提供了帮助。
口碑评定策略最容易被质疑的一点在于：如 果个体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完全取决于个体自身
的口碑分数，理性的个体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选择合作而 不顾及对方的口碑是好是坏。莱马
尔和哈默斯坦认为口碑评定策略之所以成为稳定策略是诺瓦克和西格蒙 德(Nowak &
Sigmund,1998a,b)所构造的孤立小群体中基因漂移所致，而在进 化过程中基因漂移的作用又是很
微小的。他们对口碑评定策略的另一点疑义在于只有当付出c相对于收入 b足够小的情况下，
该策略才成为稳定的策略(Leimar & Hammerstein,2001:745-753)。
莱马尔和哈默斯坦认为口碑评定策略失败的 主要原因在于出于正义拒绝提供帮助的个体承
受了不公正的惩罚。他们依据萨格登(Sugden,20 04)提出的“好名声”的概念提出了另一种名声
策略模型(standing)：起初所有个体都拥有 好名声，拒绝帮助名声好的个体会使助人者丢掉好名
声，即拒绝帮助有坏名声的个体并不给助人者带来任 何名声上的损失。失去好名声的个体可以
通过助人（不论受助者名声好坏）来重新获得好名声。
①
所以一个助人者应该在以下两个条件具


①
在另一种同时提出的严格评定策略(judging)中，失去好名声的个体只 能通过帮助名声好的个体赢回自己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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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其一或是同时具备时帮助受助者：1.助人者本身失去了好名声；2.受助者有好名声。
我 们在生活中并非作为完全的理性人在活动，各种行为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模型中加入
偏差是使模型更加 接近真实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在各种偏差（表1）的作用下是否依然可以
成为稳定的策略是研究的一项 重要命题。口碑评定策略与名声策略的较量中偏差分析是很重要
的一环。
表1 执行偏差与认知偏差


执行偏差：个体根据自身运用的策略意欲提供帮助但由于各 种原因无法提供帮助。在这里一般不考

虑无意提供帮助客观上却提供了帮助的情况。

认知偏差：助人者对于受助者的名声认知存在偏误，进一步对自身的名声估计错误。如助人者 拒绝

帮助一个他认为名声坏的（实际上是好的）受助者进一步导致自身丢掉好名声而却没有意 识到这一

点。认知偏差会使分析过程变得十分复杂，所以大部分研究都会忽略它。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偏差更应该看作疾病或意外等不稳定的状况，阻止了个体按其真实意愿行

事，而非可遗传的特征。



资料来源：Panchanathan & Boyd, 2004:499-502; Leimar & Hammerstein, 2001。

当模型中没有引入各种行为偏差时，只 要采取口碑评定策略的辨别者在群体中所占比例高
于某值则背叛者策略将消失，无条件合作策略和口碑评 定策略将占据人群；相反，若辨别者的
比例低于此值则背叛者将会战胜其他两种策略（图1a），在无条 件合作策略和口碑评定策略间
自然选择是中性的，二者的适应性相当。当引入执行偏差时，两种合作策略 的适应性发生变化，
自然选择在二者之间确定了一个稳定点，而这个比例恰好也是背叛者入侵的条件。因 而任何轻
微的干扰如基因漂移等等都会使辨别者的比例发生浮动从而导致背叛者入侵并统治(图1b)， 口
碑评定策略不再是进化稳定策略。当加入执行偏差时，名声策略却依然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图
1c），合作者的比例同样也要高于一个特定值以剔除背叛者。




a b c
注：e
1
—合作者策略 e
1
—合作者策略 e
1
—合作者策略
e
2
—背叛者策略
e
2
—背叛者策略
e
2
—背叛者策略
e
3
—口碑评定策略
e
3
—口碑评定策略
e
3
—名声策略
资料来源：图1a引自Nowak & Sigmund, 1998b，图1b与图1c引自Panchanathan & Boyd, 2003。
图1 两种策略的比较

使用名声策略的个体需要有效地辨别拒绝提供帮助者的意 图，即是出于自私（为节省自己
的资源而拒绝提供帮助）还是出于公正（拒绝帮助名声不好的受助者作为 对其惩罚）。因而与口
碑评定策略相比，名声策略需要更高的认知能力，需要同时辨别行动者的行为及其 深层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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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这种对于认知能力的更高要求呼应了间 接互惠行为只见于人类的局限性，甚至也很可能有助于
揭示间接互惠行为的进化起源（Panchana than & Boyd, 2003:115-126)。但相关的质疑也接踵而至。
首先，一个个体 要想分析其互动对象拒绝他人的意图，就还要了解其互动对象的受助者的名声
如何。在如此紧密的环环相 扣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一旦发生认知偏差，整个认知系统就会一塌
糊涂。其次，个体在运用名声策略进行 互动时所需要的信息量明显增加，在实际互动中人类是
否能够掌握如此大的信息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 后，人类真的会自觉加工更深一层的信息么？
米林斯基等(Milinski et al.，2001 :2495-2501)在实验室实施的真人试验却发现个体并不会自觉地
利用更深一层的信息去辨别拒 绝提供帮助者的意图，他们趋向于同等对待公正和自私的拒绝提
供帮助者。不过也许这种辨别失败是由于 实验设计者的失误：只提供了行动者的行为历史而忽
略了语言这一具有进化意义的交流工具（Panch anathan & Boyd, 2003)。
随着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出现了一些整合性的工作（Brandt & Sigmund,2004:475-486，
Ohtsuki & Iwasa, 2004:107 -120）。把个体决定是否提供帮助的前提与系统评价行为的方式组合起
来得到许多种不同策略。大月 和岩狭(Ohtsuki & Iwasa,2004)通过分析4096种策略的稳定性得出
了八种稳 定策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1.帮助名声好的受助者会获得好的名声，相反名声会受
损；2.拒绝帮助 名声坏的受助者应该被看作是好的行为，获得好的名声（见表2）。
名声策略在每方面都显得比口碑评 定策略要强，那是因为当惩罚行为没有任何代价时，基
于惩罚的合作必然会得以加强。但是勃兰特和西格 蒙德(Brandt & Sigmund, 2004)要强调的是，
有代价的惩罚才是真实的，而口 碑评定策略即使在有行为偏差出现的情况下还足以支撑间接互
惠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指出潘查南森和博伊 德(Panchanathan & Boyd, 2003)借以质疑口碑评定策
略的两极化模型对行 为偏差极其敏感和脆弱，因而是一种阻碍合作行为发展的人为限制。
口碑评定策略的提出开启了间接互 惠行为的深层研究，在对它进行讨论和批评的过程中，
大量的研究面向涌现出来，如行为偏差，信息的不 完整性，以及实验室中用于检测理论的真人
试验。这些真人试验在后期突破了检验理论的思路，用于独立 研究或提出新的命题与理论，有
了很大的发展。

表2 整合工作——帮助前提与评价方式的组合
何时提供帮助?







无
条
件
合
作
无
条
件
拒
绝
提
供
帮
助

或
对
方
声
望
高
于
某
对
方
声
望
高
于
某
值
值

值







彼
此
组
合


自
身
声
望
低
于
某
值
自
身
声
望
低
于
某
值
自
己
声
望
低
于
某
值
且
对
方
声
望
高
于
某




口碑评定策略：
者名誉遭到损
失，不论其意图

名声策略：
出于公正拒
绝提供帮助
者不会受到
严格评定策略：
出于公正拒绝提供帮助者不
会受到惩罚，且帮助名声不好
的受助者会受到惩罚
拒绝提供帮助
如何评价行为？






资料来源：Brandt & Sigmun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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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拟人群与互动的结构
为防止小群体中基因漂移现象的过高频率发生，莱马尔和哈默斯坦(Leimar & Hammerstein,
2001)提出了一种模拟人群的构造方式，人群由n个小群体组成，每个 小群体含有g个个体。在
产生子代个体时，计算出某种基因型在本群及在全部人群中的适应性，并成比例 地留下相应的
子代个数。一个子代个体的基因有p的可能性取自本群，而有1-p的可能性取自于全体人 群。
由此繁殖能力强的群体将会对全部人群的基因有更大的影响，但每一个小群体对于个体产生作
用的p是相同的。
根据亚历山大(Alexander,1987)，间接互惠行为的互动结构对 于理解人类大规模的合作行为
是有重要意义的。间接互惠模型中常见的随机抽取一对助人者和受助者的方 式确实有待改善。
依循亚历山大提出的两种间接互惠模型（见图2），间接互惠行为可以在闭合的环状结 构中模拟
——间接互惠就是“长短不一的相互连通的环” (Boyd & Richerson,19 89)。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一个闭合的环中，个体接受来自左手边个体的帮助并决定是否为右手边的个 体提供帮助
(Greiner & Levati, 2005: 711-731)。很有意思的是穆赫塔奇米和梅(Mohtashemi & Mui,
2003:523-531)提出的一种名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 网状互动结构。社会互动结构
就像一张信任的大网，结点代表了每个个体，网的边则代表了朋友和熟人之 间信任的多少。个
体获得信息的一个关键来源就是咨询朋友和熟人的意见。这张信任之网是包含顺序的， 因此信
息的取回和发散都是选择性而非随机性的。网状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增长性。当一对互动者互动时，助人者成为受助者及受助者熟人的单向熟人（助人者并没有从互动中得知受助者
的信息 ），根据集体记忆的定义，助人者的熟人也会成为受助者及其熟人的单向熟人。在受助者
下一回合作为助 人者时可以咨询新旧熟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但是这种网状结构也存在问题：助
人者在拒绝帮助时也会成为 受助者的熟人，受助者在做出决定时会同等地参考背叛者和合作者
的意见么？熟人与熟人之间的信赖程度 也是不同的。另外在一对熟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信任程度
不对等的情况。因此个体对于不同熟人不同程度的 信赖以及信任关系的不对称性将是未来研究
的方向。



B
A
然后C帮助A A先帮助B A先帮助B 然后B帮助C

AC
B
C
资料来源：Nowak & Sigmund, 2005:1291-1298
图2 两种间接互惠模型
五、对于名誉的深入探讨
经过试验验证，有助他行为历史的受助者确实得到更多帮助（Wedekind & Milinski,
2000:850-852）。这表明有两个动力可以促使个体进行利他行为：1 .实施利他行为给个体带来的
名誉；2.由好的名声进一步得到的实际利益。那么究竟这两个动机孰轻孰 重？为了研究这个问
题，研究者将助人者分为两组，一组可以通过给与帮助获得好名声而另一类不可以， 前一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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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率达74%而后一组达37%(Engelmann & Fischbacher, 2002)。可见人类对于两者的诉求处于
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
孔雀开屏，鸟类殷勤地为对 方梳理羽毛，这些过于铺张浪费的求偶行为无疑降低了个体的
适应性，然而这些行为作为一种信号却可以 诚实地反映个体的生命质量，即其适应性(Zahavi,
1975:205-214)。扎哈维(Zahavi, 1995:1-3；Zahavi & Zahavi, 1997)坚持人类的利他行为符合与上
述动物行为相同的阻碍原则，即通过牺牲短期 的适应性（如帮助他人或向集体捐赠）来获得长
期的更大的适应性补偿(如高质量的配偶与同盟)，且利 他行为应该看作是竞争性而非合作性的。
间接互惠理论与这种理论的最大差别在于名誉在互动中的作用 。在间接互惠模型中，个体
通过帮助他人获得好名声，以进一步得到他人的帮助，而在扎哈维的理论中， 个体如果拥有了
好名声，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作为回报的帮助，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利益，如特权、配 偶与
好的联盟。间接互惠理论中名誉只是获得回报的帮助的一种手段，而在扎哈维的理论中，当额
外获得的利益远大于回报的帮助时，短期内名誉就是个体追求的目标。个体通过各种利他行为
竞争获得 稀缺的名誉资源，这时受助者的名声好坏已不再重要，利他行为以这种竞争而非互惠
的形式进行着。帮助 行为的回报与支出的比例也不再重要，个体只需确定最终所获的利益足以
偿还利他行为降低的适应性即可 (Roberts,1998:427-431)。
最近的一个试验发现在有其他顾客鱼观察的时候一 种清洁夫鱼会干活分外卖力和小心，而
。这就
顾客鱼在观察后趋向于选择为其他顾客鱼热情服务 的清洁夫鱼
②
(Bshary & Grutter,2006）
很有可能是一种种内 竞争压力促成的利他行为。两个物种之间（如顾客鱼与清道夫鱼之间）的
直接互惠共生关系有可能沿着这 条竞争的轨迹过渡到间接互惠这一更高的层次。这种围绕名誉
而展开的利他行为的竞争性对于间接互惠理 论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好的配偶、特权、或联
盟等不同于一般回报性帮助的行为，有助于大幅度提高 适应性的事物应该受到的重视；其次，
竞争性利他行为理论通过利他者的集聚与对背叛者的排斥来模拟行 为，这种联盟的形成更贴近
人类真实活动过程，也很值得借鉴。

六、人类的复杂心智
间接互惠是人类独特的利他行为，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复杂的心智，对于 自己处境的分析与
对于外部环境和气氛的感知都会通过人类独特的心理因素发挥作用并影响其行为。
除去常见的基于对方名声的间接互惠模型外，亚历山大曾经提出过间接互惠的另一种可能
的形 式：个体只知道自己受到帮助的状况而并不知道其要帮助的个体或群内任何其他个体的名
声即合作的态度 。个体依据自己的经历决定是否对受助者给与帮助及给予多少帮助。相比之下
这是一种较难以理解的形式 （Alexander,1987; Boyd & Richerson, 1989）。这种情况下个体做出 决
策的意图源于对于公平而非对方名声的考虑。博尔顿等(Bolton et al., 2005: 1457-1468)在真人试
验中发现上一轮得到帮助的助人者提供帮助的比例达71.0%，而上轮 没有得到帮助的助人者提
供帮助的比例为32.9%，可见个体自身的经历是其考虑是否给与帮助的必要 因素。在一项环状
网络结构的间接互惠模型的真人试验中，个体只知道其左手边的个体给与其帮助的多少 ，并以
此决定是否提供帮助给在其右边的个体(Greiner& Levati，2005)（见图2 ）。试验结果表明，无
论如何改变决策的环境，如互动群体的大小，决策的顺序和个体重新组合的方式， 平均给与的
实验货币数（稍后可按比例兑换成实际货币）都是正数，由此证明了排除一切策略性考虑，仅


②

清道夫鱼帮助顾客鱼啃食掉其体表附着的寄生物，但同时要面临将其美 味的黏液层一起咬下来的诱惑。实验发现顾客鱼在观察后
会选择干活更加卖力的清洁夫鱼，而清洁夫鱼一 旦感受到有顾客鱼在场则会挡住诱惑只啃食寄生物（啃食黏液层引起的骚动会吓
走其他顾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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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据公平原则形成和保持间接互惠行为的可能 性。由于个体自身的经历可以潜在地反映合作
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引发人类关于公正的心理机制，这基 于公正的第二种间接互惠模型也是
极具启发性的。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间接互惠模型的实验 室真人试验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由最初的验证
间接互惠理论在人群中的真实存在(Wedekind & Milinski, 2000；Milinski et al.,2001)到独立研究
间接互惠理论架构下的问题，如互动的结构（Greiner & Levati，2005）、信息可知性对互动的影
响(Bolton et al.,2005)、间接互惠与公共物品(Milinski et al., 2002: 424-426)等等，再到对于传统的
试验方法进行反思和有力的质疑(Haley & Fessler, 2005:245-256)：人类真实的心智使真人试验具
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 正是基于这种真实的心智，实验室试验也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无可置
疑的是，在实验室试验与真实生活 中都存在一些无法用基于名誉的考虑来解释的个体行为：在
试验中，个体能够根据实验条件提供的形成自 身好名声的机会适当改变自己的行为，然而即使
在一些消除名誉形成机制的试样中，一定程度的利他行为 依然存在。一些学者趋向于用早期人
类社会发生的某种群体选择过程来解释这一现象(Gintis,2 000:169-179;Gintis et
al.,2003:153-172)，然而在一个近 期的实验室试验中，黑利和费斯勒(Haley&Fessler,2005:245-256)
验证了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他者在场的机制导致了利他行为。亚历山大也曾经提到“间接互惠是
在有兴趣的观众在 场情况下直接互惠的结果”。这种在场的也许并不一定是有兴趣和意向的观察
者，人类基于长期进化而发 展的视觉或听觉上的刺激也许就足以促成他人的在场。黑利和费斯
勒就是利用耳塞与电脑屏幕上的眼状图 标来进行验证的：戴上耳塞可以略微降低合作的程度，
而眼状图标却可以激发多达两倍数量的帮助。由此 试验设计中除去外显的试验环境，最微小的
操作细节也可以影响到个体的决策。他者的存在，这种人类在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断显现的影
响因素应该在实验设计和理论研究中受到重视（方文，2006）。
不断推测外界环境对自身未来行动的反应也是人类复杂的心智之一。在实际的互动中，我
们免 不了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回不提供帮助对我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用模型表达出来
就是：每个个体 都在度量当自己的口碑分数为s时得到他人帮助的可能性Q
S
，和不提供帮助这
每个个 体都有一个承受
一举动在避免降低适应性的同时损失的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即Q
S+1
-Q
S-1
，
限度ΔQ，当损失超过这个限度时就提供帮助(Leimar & Hammerstein, 2001)。
七、如何解除“公共物品的困境”？
分享食物 、共同狩猎和战争等等活动都涵盖了大规模人群，根据定义，公共物品可以为群
体中的任何成员所享用， 无论其是否对公共物品做出了贡献。因此每个个体都有搭便车的动力，
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物品的困境” (public good dilemma)。个体只有在认定其他个体会投资的
情况下才会对公共物 品做出贡献。在一次性的公共物品试验中，尽管预料到自私的个体会不做
任何付出，但一般个体通常会贡 献出自己在试验开始时所得到的财产的40%-60%(Dawes,
1980:169-193, 转引自(Fehr & Fischbacher, 2003:785-791)，然而当试验连续重复10次 时，个体
投资普遍处于很低的水平(Isaac & Walker, 1988:179-199)。 由于个体会基于他人的投资而考虑自
身投资的多少，一小部分自私的群体就足以使一个起初合作者占大部 分的群体达到零合作率的
均衡(Fehr & Schmidt, 1999:817-868)。
如何才能解除“公共物品的困境”？对于名誉的追求和对于惩罚的畏惧促成了最核心的解
决方 法。如果可以将惩罚直接指向在公共投资中表现自私的个体，即在直接互惠行为中对其进
行惩罚，群体的 合作水平将有很大的提高(Fehr&Gachter,2000:980-994)。另一种惩罚不是直接的，
而是依靠在互动中拒绝为在公共投资中表现自私的个体提供帮助，即对背叛者的排斥来实现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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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罚，这种间接的惩罚借助了间接互惠中的名誉机制。真人试验表 明，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加入间
接互惠博弈的环节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合作水平(Milinski et al., 2002:424-426)。潘查南森和博伊德
(Panchanathan & Boyd, 2004: 499-502)运用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揭示了间接互惠与公共物品投资
之间 的关系：首先，不光是公共物品的投资，只要个体实现一种行为的损失小于其在稍后的间
接互惠环节中的 所得，这种行为与间接互惠行为连接在一起时都可以达到稳定。其次，将间接
互惠与公共物品投资行为连 在一起的策略并不能取代单纯进行间接互惠行为的策略，因此尽管
间接互惠行为有助于提高公共物品的投 资水平，但两者并不能作为一个混合体同时进化。因此
我们还需另外寻找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来源。

八、宽容的美德
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生活状况（体现了其适应性的高低），这种 质量的差异很可能通过合作
行为显现和交流(Leimar, 1997: 1209-1215)。莱马尔和哈默斯坦(Leimar & Hammerstein, 2001)提出
了一种依据状态的间接互惠模型(state-dependent reciproc ity)，即个体处于较好的生活状态时其给
与他人帮助时自身的损失相对较低，这时个体会选择提供帮 助，而状态较差时则相反：即使按
照名声策略个体应该提供帮助，也因为代价过大而放弃提供帮助。这种 行为差异有助于体现个
体的质量，当个体的状态相对稳定时，依据状态的间接互惠行为将导致同类质量的 个体汇聚形
成小群体。与互惠行为显示个人质量的观点相对，费什曼(Fishman,2003: 2 85-292)强调同一个个
体在生命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状态，一个很有力的问题是：无辨别能力的 合作者如果能在任
何时候为他人提供帮助，这样的人自己又怎么会需要他人帮助呢？因此间接互惠是这样 一个行
为系统：当提供帮助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很低的时候个体提供帮助，并在获得帮助收益很高的时候寻求他人帮助。当个体处于较差的境遇，即自己处于需要他人帮助的状态时，即使他主观上
愿意提 供帮助也无法实践，这就是所谓的无意背叛(involuntary defection)或表型背叛(phenotypic
defection)(Lotem et al., 1999:226-227; Fishman et al., 2001::87-95; Sherratt & Roberts,
2001:313-317)。这种背叛与上文提到的执行 错误相似，会导致在有辨别能力和无辨别能力的合
③
作者之间进行选择时偏向前者.
但 有意思的是，当引入这种无意的背叛时，辨别合作策略只有
与非辨别合作策略共存时合作才能达到稳定。 这两种策略的混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1.信息不
④
完整，群体由有辨别能力的合作者组成，但 当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声时会采取信任策略
，即非
辨别合作策略，从而达到两种策略的混合；2 .群体中存在与两种策略的比例相应的行动者（即
有辨别能力和无辨别能力的合作者）。不论是信息的不 完整还是存在无条件合作者，都说明一
定程度上对于口碑评定策略的偏离有助于合作行为达到稳定，即间 接互惠是基于不完美个体的
互动行为，一定程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道金斯(Dawkins, 1976)提出的绿胡子效应(green beard effect)启示了另 一种合作进化的可能
性，即个体不但继承了长绿胡子的基因，同时继承了为其他绿胡子个体提供帮助的基 因，这种
基于亲缘选择理论的相似个体间的互助可以为合作行为提供一种解释。廖洛和阿克塞尔罗德(Riolo & Axelrod, 2001:441-443)进一步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每个个体 都被赋予一个固有的特
质，即容忍限度，零容忍限度表明只帮助与自己极其相似的个体，最大化的容忍限 度表明帮助
任何人，这种特质被子代所继承。电脑模拟的结果显示，一定程度的合作可以建立起来。一定
程度上的非随机安排，比如相似个体的聚集和互动，可以促进合作行为的发展(Axelrod &


③

试想一个人群只由这两种合作者构成，由于他们都有好的名声因而总是 为对方提供帮助，这时选择是中性的，而一旦引入这种无
④
意的背叛，无辨别能力的合作者将会 因为无意的拒绝合作而受到有辨别能力的合作者的惩罚，而非相反。
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个体不了解对方的名声时，采取信任的态度更有利于个体的适应性发展(Noark & Sigmund,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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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Hamilton, 1981:1390-1396)。因此当容忍限度适当时，通过同类个体的聚集 可以使群体的合作行
为达到稳定；但是当容忍限度过低时，有辨别能力的合作者很有可能不再用全部力量 去惩罚背
叛者而是毫无意义地将矛头指向合作者内部(Sigmund & Nowak, 2001: 403-405)。因而，在间接
互惠的环境中，一定限度的宽容有益于合作行为的稳定。
总 之，亚历山大的
《
道德体系生物学》，开启了间接互惠行为研究的进化视角。我们已经
发现这是一个在对适应性普遍追求的框架内不断填充人类独特性质的过程。处于进化树最高端
的人类将从 根求所，以共通性与特异性的双重眼光去了解和审视真实的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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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罗 琳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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