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危机
沈阳韩国大使馆-心得
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危机
王敦之乱给琅琊王氏家族政治所带来的影响,王导在其
族兄拥兵据重,
废乱朝政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大义灭亲”,还是“姑
息纵恿
”,有关这个问题以下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分析研究的佐
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记王敦谋
反后,刘隗曾劝明帝尽诛
王氏,刘隗此议,既是为东晋朝廷计议,同时也包含了其与琅琊王氏之
间的矛盾。王导为此曾亲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
成帝不仅以王导素有忠节为由还朝服
召见,而且还诏曰:“导以大义灭
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这就是我们所见有关史载王导“大义<
br>灭亲”的情况。王导所谓“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迫于刘隗奏事率二
十几位群从昆弟去台辅作出的
一些请罪的样子,而实际的情况是,王
敦不仅没有因此而获罪,反而又有数年控制朝廷政治的历史。王导
政
治由于受其族兄王敦影响的确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却并没有发生,也
不可能发生像刘隗奏请明
帝尽诛王氏那样的结果。除刘隗外,卞壶等
人也曾因王导称疾不予成帝嗣位之事而弹奏之。“是时王导称
疾不朝,
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 壶奏以导亏法从私, 无大臣节。⋯⋯并请免官。
虽事寝不行
,举朝尽肃。”成帝即位后虽仍以殊礼待王导,但由于此时
成帝之元舅庾亮参与辅佐朝政,故王导不予成
帝嗣位之典,显然与其
政治上自感失落的情绪有关。王导面对其族兄王敦的篡乱之举,的确
很难
在其家族与朝廷二者之间处平,像前明帝诏中所说“大义灭亲”,
只不过是朝廷为主动化解与琅琊王氏矛
盾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
措施。从有关的记载来看,王导对王敦叛乱虽未见纵恿之举,但姑息迁
就本身即是对此事的默许。王氏遭刘隗弹奏后,王导曾希望周在明帝
面前为之释罪,
周虽见明帝“言导忠诚, 申就甚致。”但由于周并没
有事先向王导透露这方面的情况,故“导知不救己
,而甚衔之。”王敦
得志后,曾向王导提出诛杀周的建议,王导之默许无疑又是促成周丧
命的重
要因素。王导后料简中书故事,发现周救己之表奏,虽然持之悲
切,自责不已,但当家族利益受到损害时
,其虚静大度的胸怀无论如何
也是体现不出来的。另据《晋书》卷六十五《王敦传》记载:“时王
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
也,敦谓__导曰:‘不从吾
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由此看来,在涉及到王氏家族利益与朝廷关系的一些关键
性问题上,
王敦与王导是彼此沟通的。因此王敦外掌兵权,王导内为宰辅,这也是
形成王敦叛而
不乱,王导恩崇有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王导用人不
当所造成的朝野怨愤之情。“是时王导辅政,主幼
时艰,务在大纲,不
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常欲起兵废
导,
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
许。”王导所奉“网漏吞舟”的为政标
准,对主幼时艰的东晋政治的
建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用人不尽其才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又
成为诸别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干预朝政过甚的主要借口。此问题
若仅就事件之本身来论似乎远不能
解决问题,如果从士族间政治对抗
的角度去分析则更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成帝即位后,作为帝之元<
br>舅的庾亮与王导、卞壶、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共辅朝政,后成帝太
后庾氏临朝称制,故庾亮居舅
氏之首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
王敦之乱以及王导对王敦之乱所表现出的暧昧态度
,使东晋朝野对琅
琊王氏有了明显的戒备心理。加之成帝即位后外氏权重,故士族政治
格局的变
化又使权倾一朝的琅琊王氏成为士族政治分化组合所关注
的点。与庾亮同辅朝政的卞壶,于成帝即位后曾
先后两次弹奏王导,
其中有一次便是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赴任徐州一事。郗
鉴与王
导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前文所载陶侃与庾亮意欲废黜王导
的行动均因郗鉴而未获实施。实际上,这其
中同样存在着一个士族政
治重新分化与组合的问题。王、郗政治结合的许多环节往往通过婚姻
的
形式体现出来,有关此问题,我们将另当别论。有关王导任人非贤的
问题,孔愉也曾与之发生过冲突,并
深为王导所忌恨。王导曾对虞评孔
愉说:“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王导评其才用的言论,是孔愉怨
忌
王导用人非当的主要原因。成帝咸和八年,朝廷以尚书令陆玩、左仆
射孔愉,恪居官次,分别
赐其亲信三十人、二十人。孔愉上书固辞不受,
并认为国家贫乏,强寇未殄,政繁役重,暴人肆虐。孔愉
此话引起王导
的不满。“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
为患是谁
?’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而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
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
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
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 ⋯⋯其首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实际上
刁协、刘隗用事,王导见疏于朝廷时,孔愉曾因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
而除为司徒左长史。由此
可见,王导用人非贤,也并非为士族权力之争
中的派系之谈或一家之见。有迹象表明,成帝之世,尤其是
庾亮以元舅
之重辅政以来,诸大臣反对王导政治,与庾亮政治上裁限琅琊王氏的
举措有关。如孔愉之子孔坦,对成帝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如同家
人一事便提出切谏,对成帝纳后因
左仆射王彬卒而欲却期一事也提出
不同的看法。“及帝既加元服,犹委任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
,
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咨诹善道。’
由是忤导,
出为廷尉, 怏怏不悦, 以疾去职⋯⋯”孔坦建议成帝“博纳
朝臣,咨诹善道”,与孔愉所谓“奸吏擅
威,暴人肆虐”一样,都是对王
导专持朝政,用人非贤的不满。孔坦政治上受到王导的贬抑,而情绪上<
br>则通过庾氏得以慰藉,孔坦疾笃,庾冰省之,二人相对流涕,孔坦临终
前,也曾遗书庾亮申泄自己
才不遂志的遗憾。丹阳陶回,雅正不惮强御,
“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昵。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
,不宜亲
狎。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
逊位以厌其谪
。’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
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
之。”王导用人,有时往往
表现出过多的个人好恶与情绪。“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
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
不宜枉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
讨都督,果败绩。” 后王导也不得不
以举荐非才而请求自免。王导曾想援引参与苏峻之乱的匡术之弟匡
孝,
为此“蒙致笺于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
将澄清彝伦,崇重名
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泾渭混流,亏清穆
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形海内!’导不答。”可见,
王导在用人方面的确
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是造成琅琊王氏与诸别姓士族之间政治矛盾,
或诸别
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琅琊王氏自
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以来,至
王导晋成帝咸康五(339) 年卒,前后凡二
十二年。其家族政治曾因朝廷疏忌,经历过刘隗、刁协用
事以及庾亮
秉政所带来的两次冲击。但由于东晋朝廷与琅琊王氏有着比较特殊的
政治关系,故刘
隗、刁协、庾亮等政治势力的形成,只不过是朝廷欲平
衡削减琅琊王氏政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此,即
使是琅琊王氏有王
敦等人觊觎朝政,这似乎也未对其家族政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晋成
帝以后,
颖川庾氏以帝后之重居宰辅之任,朝廷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此后虽有庾、王二族经营江州的相
互争斗,但对于琅琊王氏
来讲,因前嫌所引发的朝廷对之所采取的疏忌以及士族政治势利的重
新
分化组合,故其政治的鼎盛时期已基本结束。自晋太宁三年(325)
成帝即位,庾太后临朝,庾亮辅政,至咸康八年(344) 成帝死,庾冰立
成帝弟琅琊王岳为
康帝止,其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颖川庾氏基本上掌
握着对朝廷的控制权。康帝在位二年病故,太子司马丹
即位,由于穆帝
司马丹即位时只有两岁,故褚太后临朝执政。褚太后为河南褚褒的女
儿,其母谢
氏是陈郡阳夏谢尚的姊妹,故褚太后为谢尚之甥。褚太后临
朝期间,陈郡谢氏政治渐趋强盛,故围绕着东
晋政权,又逐渐形成新的
士族政治派系。其中拥兵占据建康上游的方镇势力桓温,成为继王敦
之
后觊觎朝廷政治的一支新的蕃镇力量。穆帝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
桓温篡代以及围绕篡代所展开的士族与
士族之间,士族与朝廷之间的
政治磨擦及相互牵制。此时,琅琊王氏由晋元、明二代“王与马共天
下”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化为依附强权的缺乏独立的政治活动。也就
是说,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意向已
不可能通过其家族自身直接体现出
来,而是通过士族群体的政治磨擦与争斗间接地发挥作
用。许多迹象
表明,琅琊王氏自敦、导兄弟相继去世后,其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
力呈现出明
显衰颓的趋势。王导卒后,其子王恬服阙,除豫章郡。“允
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
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
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
史。”可见,在琅琊王氏任职方面,王敦、王导之后,的确受到了一些
冲击。王舒父子在王敦乱时不仅表
现出不与其合作的态度,而且还主
动将王敦与钱凤逆乱之谋告知明帝。及王敦败,亲附王敦的王含父子<
br>具奔王舒,舒不仅遣军逆之,而且还将王含父子二人俱沉江中。因此,
王舒子王允之,其后能与庾
氏就江州任职展开争夺,说明朝廷并没有
因王敦之乱而对其疏绝,这也是王允之能于琅琊王氏政治衰落时
继续
在士族权力之争中立足的主要原因。王敦之乱,无疑是东晋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但其逆
乱平息后对琅琊王氏家族有关成员的清算与评
估,同样也引人注目。“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
之,并是敦
亲,宜皆除名。诏曰:‘司徒导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 犹将百世
宥之, 况
彬等公之近亲。’乃原__之。”朝廷之所以诏原诸王氏成员,
自然有王敦事件既平不愿再人为制造与琅
琊王氏矛盾的意图,但后人
因王敦之乱对诸王之评价,似乎则带有更加明显的匡清是非的意图。
“王敦之恶,不足矜其美。⋯⋯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
厚,较之优劣,断可知乎。”舒
优彬劣,大概是王舒父子能够摆脱王敦
祸患,为朝廷政治所宽容的主要原因。但庾、王政治争斗中的庾强
王
衰,使王舒父子演化成为琅琊王氏宏扬家族政治基业的最后一支插
曲。其后的
琅琊王氏成员,虽有许多尸禄耽宠之辈入史之纪传,但在新
的士族政治群体,诸如颖川庾氏、太原王氏、
陈郡谢氏等与蕃镇桓氏
的斗争中,成为只能参与而不能主导左右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支地域性
宗族
势力。晋孝武帝以后,桓氏政治在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群
体的联合裁抑下得以有效的控制。从“淝
水之战”前后桓氏成员任职
的情况看,这种裁抑的倾向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太元十年后,
随着谢安等人的相继去世,朝政因王国宝、司马道子等人昏奢不理而
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加之此时
亲桓氏的王等人在朝廷政治中的地
位的加强,故桓温之子桓玄与王恭、殷仲堪等人借此发展各自的势力<
br>以求牵制朝廷政治的时机也逐渐成熟。桓玄二十三岁始由王援引出任
太子洗马,此前在荆楚积年,
优游无事,因此对朝廷裁抑其家族势力的
发展有着很深的积怨。他曾在由太子洗马出补义兴太守,弃官归
国后
向朝廷上疏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思想,认为“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
自己不能靠仕进功名
回报先人之功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当然,桓玄
十分清楚朝廷之所以屡屡折自己为素官的真正原因,所以
他不仅指责
那些限制他的士族是“杌门日盛”,同时也指斥朝廷是“丑政实繁”。
王在桓玄由积
怨朝廷到起兵逆乱期间所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史无明载,
但其对桓氏爱昧难舍的情感无疑对桓玄积怨的伸发
起到了一定的催
化作用。晋安帝隆安初年,王恭、王国宝、司马道子等人之间矛盾的
日益显化,
从而为桓玄继踵父业逆乱朝政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此后,桓
氏成员纷纷登临显位,故桓氏控制朝廷政治的
局面也便逐渐形成。从
有关的历史记载看,桓玄乱政比其父亲桓温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凭
实力享受到其父桓温在朝廷难以享受到的特权,而且在篡逆过程中甚
至还得到“百官到姑孰劝
玄僭伪位”的特殊的礼遇。他改元、立庙加
封大臣,篡位盗政达八旬之久。桓玄死后仍有人伪谥其为“武
悼皇帝”。
桓玄乱政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政治背景:一是孝武帝以来随着王、谢
等士族群体中的
一些重要成员的相继去世,对桓氏政治裁抑牵制的力
度明显减小;二是王国宝、司马道子、王恭等人之间
的矛盾所造成的
朝政混乱,为桓玄乱政提供了借口。在桓玄之乱前后,琅琊王氏供职于
桓氏者仍
有其人,王氏供职于桓氏,虽大都怀有戒惧的心态,但其中也
有像王谧那样竭力效忠桓玄的人物。王谧为
王导之孙,桓玄乱中受到
桓玄的特别礼遇,他是桓玄篡盗的直接谋划与受益者,是琅琊王氏自
王
敦以来受史家非一议较多的人物。《晋书》卷六十八《王导传》史
臣曰:“恬、踵德,副吕虔之赠刀;谧
乃聩声,惭刘毅之征玺。语曰:‘深
山大泽,有龙有蛇’实斯之谓也。”琅琊王氏自西汉王祥因才望受吕
虔佩刀相赠以来所形成的盛德政治,至此已丧失殆尽。当然这其中既
有不同时代政治世风对之所
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有琅琊王氏家族成员
政治人格之失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世风政治的特征决定了士族
文人
参政的风格与标准及家族门风的内省与自励,有时还须去适应世俗政
治的需要。这样,一个
延续几百年之久且又始终处于政治前沿的士族
群体,保持并维系家族的伦常政治标准及人格标准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
事情。
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危机
王敦之乱给琅琊王氏家族政治所带来的影响,
王导在其族兄拥兵据重,
废乱朝政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大义灭亲”,还是“姑
息纵恿”,有关这个问题以下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分析研究的佐
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记王敦谋反后,刘隗曾劝明帝尽诛
王氏,刘隗此议,既是为东晋朝廷计议,同时也包含了其与琅琊王氏之
间的矛盾。王导为此曾亲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
成帝不仅以王导素有忠节为
由还朝服召见,而且还诏曰:“导以大义灭
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这就是我们所见有关史载王导
“大义
灭亲”的情况。王导所谓“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迫于刘隗奏事率二
十几位群从昆弟去台
辅作出的一些请罪的样子,而实际的情况是,王
敦不仅没有因此而获罪,反而又有数年控制朝廷政治的历
史。王导政
治由于受其族兄王敦影响的确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却并没有发生,也
不可能发生像刘
隗奏请明帝尽诛王氏那样的结果。除刘隗外,卞壶等
人也曾因王导称疾不予成帝嗣位之事而弹奏之。“是
时王导称疾不朝,
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 壶奏以导亏法从私, 无大臣节。⋯⋯并请免官。
虽
事寝不行,举朝尽肃。”成帝即位后虽仍以殊礼待王导,但由于此时
成帝之元舅庾亮参与辅佐朝政,故王
导不予成帝嗣位之典,显然与其
政治上自感失落的情绪有关。王导面对其族兄王敦的篡乱之举,的确很难在其家族与朝廷二者之间处平,像前明帝诏中所说“大义灭亲”,
只不过是朝廷为主动化解与琅
琊王氏矛盾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
措施。从有关的记载来看,王导对王敦叛乱虽未见纵恿之举,但姑息
迁
就本身即是对此事的默许。王氏遭刘隗弹奏后,王导曾希望周在明帝
面前为之
释罪, 周虽见明帝“言导忠诚, 申就甚致。”但由于周并没
有事先向王导透露这方面的情况,故“导
知不救己,而甚衔之。”王敦
得志后,曾向王导提出诛杀周的建议,王导之默许无疑又是促成周丧
命的重要因素。王导后料简中书故事,发现周救己之表奏,虽然持之悲
切,自责不已,但当家族利益受
到损害时,其虚静大度的胸怀无论如何
也是体现不出来的。另据《晋书》卷六十五《王敦传》记载:“时
王
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
也,敦谓__导曰:
‘不从吾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由此看来,在涉及到王氏家族利益与朝廷关系的
一些关键性问题上,
王敦与王导是彼此沟通的。因此王敦外掌兵权,王导内为宰辅,这也是
形成
王敦叛而不乱,王导恩崇有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王导用人不
当所造成的朝野怨愤之情。“是时王导辅
政,主幼时艰,务在大纲,不
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常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
许。”王导所奉“网漏吞舟”
的为政标准,对主幼时艰的东晋政治的
建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用人不尽其才所造成的政治混乱,
又
成为诸别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干预朝政过甚的主要借口。此问题
若仅就事件之本身来论似
乎远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从士族间政治对抗
的角度去分析则更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成帝即位后,作为
帝之元
舅的庾亮与王导、卞壶、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共辅朝政,后成帝太
后庾氏临朝称制,故
庾亮居舅氏之首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
王敦之乱以及王导对王敦之乱所表现出的
暧昧态度,使东晋朝野对琅
琊王氏有了明显的戒备心理。加之成帝即位后外氏权重,故士族政治
格局的变化又使权倾一朝的琅琊王氏成为士族政治分化组合所关注
的点。与庾亮同辅朝政的卞壶,于成帝
即位后曾先后两次弹奏王导,
其中有一次便是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赴任徐州一事。郗
鉴与王导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前文所载陶侃与庾亮意欲废黜王导
的行动均因郗鉴而未获实施。实际
上,这其中同样存在着一个士族政
治重新分化与组合的问题。王、郗政治结合的许多环节往往通过婚姻<
br>的形式体现出来,有关此问题,我们将另当别论。有关王导任人非贤的
问题,孔愉也曾与之发生过
冲突,并深为王导所忌恨。王导曾对虞评孔
愉说:“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王导评其才用的言论,
是孔愉怨忌
王导用人非当的主要原因。成帝咸和八年,朝廷以尚书令陆玩、左仆
射孔愉,恪居官
次,分别赐其亲信三十人、二十人。孔愉上书固辞不受,
并认为国家贫乏,强寇未殄,政繁役重,暴人肆
虐。孔愉此话引起王导
的不满。“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
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而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
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
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
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 ⋯⋯其首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
”实际上
刁协、刘隗用事,王导见疏于朝廷时,孔愉曾因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
而除为司徒左长
史。由此可见,王导用人非贤,也并非为士族权力之争
中的派系之谈或一家之见。有迹象表明,成帝之世
,尤其是庾亮以元舅
之重辅政以来,诸大臣反对王导政治,与庾亮政治上裁限琅琊王氏的
举措有关。如孔愉之子孔坦,对成帝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如同家
人一事便提出切谏,对成
帝纳后因左仆射王彬卒而欲却期一事也提出
不同的看法。“及帝既加元服,犹委任王导,坦每发愤,以国
事为己忧,
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咨诹善道。’
由是忤导
, 出为廷尉, 怏怏不悦, 以疾去职⋯⋯”孔坦建议成帝“博纳
朝臣,咨诹善道”,与孔愉所谓“奸
吏擅威,暴人肆虐”一样,都是对王
导专持朝政,用人非贤的不满。孔坦政治上受到王导的贬抑,而情绪
上
则通过庾氏得以慰藉,孔坦疾笃,庾冰省之,二人相对流涕,孔坦临终
前,也曾遗书庾亮申泄
自己才不遂志的遗憾。丹阳陶回,雅正不惮强御,
“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昵。回常慷慨谓景非
正人,不宜亲
狎。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
逊位以厌
其谪。’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
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
深愧之。”王导用人,有时往往
表现出过多的个人好恶与情绪。“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
不宜枉使。导不纳,强启授
以征讨都督,果败绩。” 后王导也不得不
以举荐非才而请求自免。王导曾想援引参与苏峻之乱的匡术之
弟匡孝,
为此“蒙致笺于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
将澄清彝伦,崇
重名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泾渭混流,亏清穆
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形海内!’导不答。”可
见,王导在用人方面的确
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是造成琅琊王氏与诸别姓士族之间政治矛盾,
或
诸别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琅琊王氏自
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以来
,至王导晋成帝咸康五(339) 年卒,前后凡二
十二年。其家族政治曾因朝廷疏忌,经历过刘隗、刁
协用事以及庾亮
秉政所带来的两次冲击。但由于东晋朝廷与琅琊王氏有着比较特殊的
政治关系,
故刘隗、刁协、庾亮等政治势力的形成,只不过是朝廷欲平
衡削减琅琊王氏政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此
,即使是琅琊王氏有王
敦等人觊觎朝政,这似乎也未对其家族政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晋成
帝以
后,颖川庾氏以帝后之重居宰辅之任,朝廷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此后虽有庾、王二族经营江州
的相互争斗,但对于琅琊王氏
来讲,因前嫌所引发的朝廷对之所采取的疏忌以及士族政治势利的重
新分化组合,故其政治的鼎盛时期已基本结束。自晋太宁三年(325)
成帝即位,庾太后临朝,庾亮辅政,至咸康八年(344) 成帝死,庾冰立
成帝弟琅琊王岳为
康帝止,其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颖川庾氏基本上掌
握着对朝廷的控制权。康帝在位二年病故,太子司马丹
即位,由于穆帝
司马丹即位时只有两岁,故褚太后临朝执政。褚太后为河南褚褒的女
儿,其母谢
氏是陈郡阳夏谢尚的姊妹,故褚太后为谢尚之甥。褚太后临
朝期间,陈郡谢氏政治渐趋强盛,故围绕着东
晋政权,又逐渐形成新的
士族政治派系。其中拥兵占据建康上游的方镇势力桓温,成为继王敦
之
后觊觎朝廷政治的一支新的蕃镇力量。穆帝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
桓温篡代以及围绕篡代所展开的士族与
士族之间,士族与朝廷之间的
政治磨擦及相互牵制。此时,琅琊王氏由晋元、明二代“王与马共天
下”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化为依附强权的缺乏独立的政治活动。也就
是说,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意向已
不可能通过其家族自身直接体现出
来,而是通过士族群体的政治磨擦与争斗间接地发挥作
用。许多迹象
表明,琅琊王氏自敦、导兄弟相继去世后,其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
力呈现出明
显衰颓的趋势。王导卒后,其子王恬服阙,除豫章郡。“允
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
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
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
史。”可见,在琅琊王氏任职方面,王敦、王导之后,的确受到了一些
冲击。王舒父子在王敦乱时不仅表
现出不与其合作的态度,而且还主
动将王敦与钱凤逆乱之谋告知明帝。及王敦败,亲附王敦的王含父子<
br>具奔王舒,舒不仅遣军逆之,而且还将王含父子二人俱沉江中。因此,
王舒子王允之,其后能与庾
氏就江州任职展开争夺,说明朝廷并没有
因王敦之乱而对其疏绝,这也是王允之能于琅琊王氏政治衰落时
继续
在士族权力之争中立足的主要原因。王敦之乱,无疑是东晋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但其逆
乱平息后对琅琊王氏家族有关成员的清算与评
估,同样也引人注目。“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
之,并是敦
亲,宜皆除名。诏曰:‘司徒导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 犹将百世
宥之, 况
彬等公之近亲。’乃原__之。”朝廷之所以诏原诸王氏成员,
自然有王敦事件既平不愿再人为制造与琅
琊王氏矛盾的意图,但后人
因王敦之乱对诸王之评价,似乎则带有更加明显的匡清是非的意图。
“王敦之恶,不足矜其美。⋯⋯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
厚,较之优劣,断可知乎。”舒
优彬劣,大概是王舒父子能够摆脱王敦
祸患,为朝廷政治所宽容的主要原因。但庾、王政治争斗中的庾强
王
衰,使王舒父子演化成为琅琊王氏宏扬家族政治基业的最后一支插
曲。其后的
琅琊王氏成员,虽有许多尸禄耽宠之辈入史之纪传,但在新
的士族政治群体,诸如颖川庾氏、太原王氏、
陈郡谢氏等与蕃镇桓氏
的斗争中,成为只能参与而不能主导左右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支地域性
宗族
势力。晋孝武帝以后,桓氏政治在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群
体的联合裁抑下得以有效的控制。从“淝
水之战”前后桓氏成员任职
的情况看,这种裁抑的倾向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太元十年后,
随着谢安等人的相继去世,朝政因王国宝、司马道子等人昏奢不理而
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加之此时
亲桓氏的王等人在朝廷政治中的地
位的加强,故桓温之子桓玄与王恭、殷仲堪等人借此发展各自的势力<
br>以求牵制朝廷政治的时机也逐渐成熟。桓玄二十三岁始由王援引出任
太子洗马,此前在荆楚积年,
优游无事,因此对朝廷裁抑其家族势力的
发展有着很深的积怨。他曾在由太子洗马出补义兴太守,弃官归
国后
向朝廷上疏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思想,认为“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
自己不能靠仕进功名
回报先人之功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当然,桓玄
十分清楚朝廷之所以屡屡折自己为素官的真正原因,所以
他不仅指责
那些限制他的士族是“杌门日盛”,同时也指斥朝廷是“丑政实繁”。
王在桓玄由积
怨朝廷到起兵逆乱期间所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史无明载,
但其对桓氏爱昧难舍的情感无疑对桓玄积怨的伸发
起到了一定的催
化作用。晋安帝隆安初年,王恭、王国宝、司马道子等人之间矛盾的
日益显化,
从而为桓玄继踵父业逆乱朝政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此后,桓
氏成员纷纷登临显位,故桓氏控制朝廷政治的
局面也便逐渐形成。从
有关的历史记载看,桓玄乱政比其父亲桓温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凭
实力享受到其父桓温在朝廷难以享受到的特权,而且在篡逆过程中甚
至还得到“百官到姑孰劝
玄僭伪位”的特殊的礼遇。他改元、立庙加
封大臣,篡位盗政达八旬之久。桓玄死后仍有人伪谥其为“武
悼皇帝”。
桓玄乱政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政治背景:一是孝武帝以来随着王、谢
等士族群体中的
一些重要成员的相继去世,对桓氏政治裁抑牵制的力
度明显减小;二是王国宝、司马道子、王恭等人之间
的矛盾所造成的
朝政混乱,为桓玄乱政提供了借口。在桓玄之乱前后,琅琊王氏供职于
桓氏者仍
有其人,王氏供职于桓氏,虽大都怀有戒惧的心态,但其中也
有像王谧那样竭力效忠桓玄的人物。王谧为
王导之孙,桓玄乱中受到
桓玄的特别礼遇,他是桓玄篡盗的直接谋划与受益者,是琅琊王氏自
王
敦以来受史家非一议较多的人物。《晋书》卷六十八《王导传》史
臣曰:“恬、踵德,副吕虔之赠刀;谧
乃聩声,惭刘毅之征玺。语曰:‘深
山大泽,有龙有蛇’实斯之谓也。”琅琊王氏自西汉王祥因才望受吕
虔佩刀相赠以来所形成的盛德政治,至此已丧失殆尽。当然这其中既
有不同时代政治世风对之所
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有琅琊王氏家族成员
政治人格之失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世风政治的特征决定了士族
文人
参政的风格与标准及家族门风的内省与自励,有时还须去适应世俗政
治的需要。这样,一个
延续几百年之久且又始终处于政治前沿的士族
群体,保持并维系家族的伦常政治标准及人格标准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
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