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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字究竟怎么读

中国网 时间： 2007-07-28 发表评论>>
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1966< br>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和文献学大家张舜
徽先生，获文 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文献语言的研究工作。曾任台湾东
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训 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名讳中的“恪”字究竟应该读什么音，是 kè还是què，已经
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讨论了好几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 小
如先生也都参加了。我以为吴、周两先生的论证有些可以讨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
起了理论 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
四、从这些问题 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先生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先生生 于1890年，时为光
绪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据说，陈先生的 祖
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定了谱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
振采复 西江”，陈先生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
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 陈封可等，是“封”字辈。“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
史书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 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
于陈。用这三封，来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义。据此说来，陈氏 的远祖，就是虞
舜了。“恪”字本来写作“愙”，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恪”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吴
小如先生 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所以“恪”读què
是有根据的。陈先生本 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津大学的英
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 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 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
多音字），所以还保存了入声尾h。据此是难以断定陈 先生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
（国语中没有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陈先生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 ，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读kè，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 br>“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
反问“ 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据说，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
说而已，羌无实证 ），所以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这些都是口耳相

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 是了。
“恪”究竟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
的问 题，也就是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
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 ：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
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 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
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 存在相当普遍，二
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 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
这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 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
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 字。
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 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
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 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
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 体字，而“確”
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確”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 声)，
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
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
多数是颚化的，但 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
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
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音是 kè。“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
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 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
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 念
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
方，如 南京、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
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 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丹”
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 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
国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 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
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 些不同
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
言材 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 音。这种状况，音韵
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
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通之处。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
如果确实 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可”是一等字，
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 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
曲语辞 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
可同调”，《西厢记》“可 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
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 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

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 ，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
节，是果摄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 角去寻路径呀！
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 一种特例。为什么可
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先生说“愙”字京津 读为
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
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
què了。《集韵》 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
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就是q ià了。吴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
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 “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应该仍为kè，读què则
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 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
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 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事
实。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 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
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 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
而居”的状态。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先 生经过多年
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正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
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
只要这个过程还没 有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的字中，有
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 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
置没有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 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颚化过程，也
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 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
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 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
了（友人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 况，吴语中也
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
州大学马贝 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
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
韵位置又不太明确 ，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
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 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
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 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
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 再看陈先生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
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 者的眼光呀。（王继如 光明日报）

“恪”字究竟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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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 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1966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 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和文献学大家张舜
徽先生，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文献语言的研究工 作。曾任台湾东
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训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
史 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名讳中的“恪”字究竟应该读什么音，是kè还是què，已经
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讨论 了好几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小
如先生也都参加了。我以为吴、周两先生的 论证有些可以讨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
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讨论是 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
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 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
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 先生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先生生于1890年，时为光
绪十六年庚寅；“恪” 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据说，陈先生的祖
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定了谱派—— “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
振采复西江”，陈先生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 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
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陈封可等，是“封”字辈。“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 ，
史书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
于陈。用 这三封，来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义。据此说来，陈氏的远祖，就是虞
舜了。“恪”字本来写作“愙 ”，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恪”
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著名的音 韵学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吴
小如先生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 斋”，所以“恪”读què
是有根据的。陈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 津大学的英
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 001年版），
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还保存了入声尾h。据此是难以断定陈先生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
（国语中没有 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陈先生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读kè，据说，清 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
“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 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
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据说，陈先 生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
说而已，羌无实证），所以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这些 都是口耳相

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 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
的问题，也就是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 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
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 口必
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
开口大 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当普遍，二
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 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
这个 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
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 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
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 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 br>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
字，常组 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体字，而“確”
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 。所以“確”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
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 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
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 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
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说其家 中的保姆读
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 br>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音是kè。“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
àn，但 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
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 。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
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 》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
方，如南京、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 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
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 丹”
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
国 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
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 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些不同
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 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
言材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音。这种状况，音韵
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 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
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 通之处。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
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 ，“可”是一等字，
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 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
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 》“吾亦澹荡人，拂衣
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 。
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

< br>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
节，是果摄 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
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 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
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 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为什么可
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 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先生说“愙”字京津读为
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 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
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 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
què了。《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 是个二等字。
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就是qià了。吴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
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应该仍为kè ，读què则
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
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 常有意思的语言事
实。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 br>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
而居”的状态 。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先生经过多年
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 纠正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
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 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
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 的字中，有
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
置没有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 颚化过程，也
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
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
了（友人马 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
如是，“龟”、“鬼”、“跪” 、“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
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 ，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
州大学马贝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 没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
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 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
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 ”却是二等，
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
的正读 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再看陈先生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 读是kè，而又不去纠
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光呀。（王继如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