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余年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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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31日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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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想在鲁国从政，因为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打到于太平盛世，但是是不顺人意啊，在鲁国孔子并不得志于是他选择离开，离开时他还在鲁国边上住了三天，这说明他对鲁国感情很深啊。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灵公虽然对孔子有很高的礼遇，但是他对孔子的观点并不感兴趣，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 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
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
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
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
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著的米，头也
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
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
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位于鲁国之西，当
时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
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
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
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子路》）
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
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
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
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
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
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
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
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
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
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
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
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
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
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囗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
迎。匆匆跑到郑国，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
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
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
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囗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
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
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
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
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
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
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
等待回国的机会。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
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
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
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
“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
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
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
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
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囗，他说：“天
生德于予，桓囗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
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子路愤愤然说：“君
子亦有穷（走投无路）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接著他问子
路：“《诗》曰：‘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听说为
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祝，夫子累德、积义、怀美已经很久了，何以如
此倒霉？”言下有怀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说：“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饿
死首阳山的怕夷叔齐？如果智者必定达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
明知有了好学间、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召
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变主张，降
低高调。孔子坚决拒绝，说：“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论，不能随俗媚世！”
最后召颜回，颜回说：“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
道已大明，而当局者不能用，是有国者之羞。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直乐得孔子恨不得贫穷的颜口成为富翁，自己好给他当管家。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
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
著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
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囗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
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
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
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
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
“滔滔者
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
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
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
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
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
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
一幕。
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
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
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
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
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
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
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
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
（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
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
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
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
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
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
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
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
“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
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
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
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
（《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
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