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二次伤害与自我矫正 以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为例
玛丽莲梦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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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31日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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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半月后何以成新闻
《底层的懦弱》是我发表在2011年第45期《新民周刊》上的报道，聚焦了2011年10月22日发生在深圳市宝安区河东社区的一起“联防队员”强奸案。我在文章的开篇中就提到“这起强奸案从三名涉案当事人命运发生交集开始就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迹发展”，其实，回顾这起新闻事件发酵的过程，我们亦可发现，这个新闻从媒体介入之初开始也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迹发展。概括地说，对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充分暴露了媒体三个方面的问题――新闻采访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新闻报道的尺度与新闻解读的能力。
请恕我用“新闻事故”来定义这次新闻报道事件。按照新闻“5w”原则，我们有必要先在这里以最简洁的方式梳理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脉络：2011年10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河东社区，安徽籍外来人员王娟（化名）被同乡杨喜利当着丈夫杨武（化名）的面强奸，杨武报警，杨喜利归案。
如果依照目前新闻媒体的新闻价值评判标准，这样的案件根本就算不上是新闻，这正是事件发生后长达半个月，尽管受害者的丈夫杨武多次向驻深圳的多家媒体报料，却始终没有一家媒体前来采访的主要原因。但这个案件后来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直至蜂拥而至，并随着媒体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闻事件，是因为案件除了上述最基本的“5w”之外还存有几个“敏感点”――1.杨喜利是联防队员；2.当晚杨喜利在杨武家打砸，暴力胁迫、调戏王娟时长近一个小时，杨武始终躲在杂货间不敢出来搭救，直至最后目睹妻子被强奸，才犹豫再三报了警。
有了这两个敏感点，新闻的价值骤然凸显，联防队员的“恶”与丈夫的“懦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人性中的两个极端。我后来的调查发现，杨武在案发后不断向媒体报料只是出于一个最朴素、最无奈的目的，那就是杨喜利的家人因为杨喜利的被抓不依不饶，追到杨武家门口辱骂、威胁，杨武想摆脱这个困境。但杨武没想到的是，当他屡遭媒体拒绝最后求助到南方都市报时，这两个敏感点被记者成希捕捉到了。
按照成希后来对我做的介绍，他在发稿前曾努力就案件的相关细节做过多方的反复求证，但最终由于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种种不可抗拒力，新闻元素的采集未能尽善尽美。
2011年11月8日，关于此案的报道在网络上被冠以《女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标题火热传播，这是关于此案的第一篇报道，平
静由此被打破。读者们对杨喜利这个有着公权力色彩的联防队员的暴戾义愤填膺，但更不解于杨武何以如此“懦弱”。
在看到这则新闻后，人们对杨武这个“史上最懦弱的男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显然超出了对杨喜利的憎恨，针对杨武的恶评如潮。新闻价值置于今天的社会生态，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强奸案已经算不上是新闻，甚至联防队员作恶也已算不上是新闻，倒是杨武所表现出来的懦弱实在是“非常人所及”，最大的新闻价值恐怕还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社会背景，就是人们的无力感在加剧，也就是说当这个新闻中出现了“杨喜利是联防队员”这个元素后，人们会很快发现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杨武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喜利的恶尤其是杨武的懦弱便被不自觉地放大，媒体人首先也是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也会遭遇普通人一样的不如意，因此，当遇到这样的新闻信息时，恐怕也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从情绪中跳出来，冷静、客观地还原并思考新闻本身。
必须承认，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在新闻基本事实方面并未失真，采编人员也准确地把握住了新闻点，但正因看到了这个新闻的真正价值，在处理过程中为了突出它而过于刻意地从细节上强化了杨喜利的恶与杨武的懦弱，以至于在报道尺度上出现了偏差，比如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强奸案发生时的场景、声音、动作、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等等。
也许记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声音来证明强奸的行为当时确实正在发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并非新闻本身所需，即便动作，除非它关系到案件的定性，一般也不必多作描述。至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当时主要集中在杨武身上，确实，弄清他的心理活动对这个新闻而言至关重要，但显然报道过于草率地给杨武的行为下了懦弱的定义，并直接加入了记者的感情色彩，斥责杨武：“你太懦弱了！”
因此，我认为这个新闻从一开始就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道发展，成希本想做跟踪报道，深入挖掘更多杨武、杨喜利的生活背景，以探寻杨武“懦弱”的根源，只是后来不得不停止报道。
新闻采访应回避二次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希第一篇报道的欠缺或可理解。但2011年11月8日，也就是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诸多媒体的表现却不由地让人失望、寒心，甚至愤怒。前来抢新闻的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生硬地闯进杨武家，将20多个平方米的电器修理铺围得水泄不通，录音笔对准了杨武，话筒与镜头更是逼向了精神已近崩溃的王娟，既然是奔着“懦弱”的新闻点而来，王
娟被强奸时的心态以及杨武当时的心理活动自然都是这些记者关心的话题，有记者甚至逼问王娟“你是怎么被强奸的？”
王娟躺在床上，躲避不及，拼命拿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措手不及的杨武哀求记者们离开，别问了。可是，记者们并未就此止步，哪怕王娟在绝望地哭泣，失控地撞墙。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幕幕，因为这些场景很有画面感，可以增强新闻的表现力。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新闻暴力，媒体人为了获取新闻信息，很多时候不得不私闯民宅，可以理解，但仍是有一些基本底线存在的，比如对强奸案这样的新闻，采访与报道过程中本应遵循避免二次伤害的原则。
我认为，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尤其是有多段录像以及其他叙述者存在的情况下，媒体记者应尽量避免让直接受害者重复不断地按照媒体的需求去回忆、复述案发过程，除非当事人主动要求。遗憾的是，现实操作中，总是有一些媒体人习惯于将自己伪装成拯救者，“我是来帮你的”，而后生硬地揭开受害者的伤疤，循循善诱，让受害者说出她们内心里最脆弱最不愿意面对的一部分，当受害人泪流满面、甚至情绪失控时，这些媒体人便会亟不可待地使眼色给后面的摄像，让后者赶快摄录，一旦素材拿到，他们往往又决绝地离去，扔下苦主独自消化因这次采访勾出的痛楚。
二次伤害不仅在采访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在报道中也应该注意规避，但在这起强奸案中，媒体将杨武夫妇的现住地、老家地址，甚至杨武的照片这些本应做技术处理的隐私细节全部刊登了出来，这无异于将王娟以及她的亲人们拉到了全国人民面前进行第二次羞辱。
媒体记者们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他们站在道德的高点试图通过此案探讨人性的灰暗时，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一脚跨出了新闻的基本伦理底线，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令媒体人蒙羞。
至此，关于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新闻报道在不正常的轨迹上已经走到了极端，可以说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新闻报道事件、一个新闻报道丑闻。杨武夫妇出于躲避媒体的自我保护需要，也是出于宝安区政府的安排，在11月8日夜搬至政府安排的秘密住所，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王娟也开始接受妇联、卫生系统的救助。
然而，新闻报道在不正常的轨迹上并未止步，在缺乏专业性的调查的情况下，媒体继续先入为主地对杨武的懦弱与杨喜利的“联防队员之恶”口诛笔伐。
11月9日，《江淮晨报》对此事的整版报道配上了这样的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如此草率、直接的道德审判，引来了如潮的
谴责。第二日，《江淮晨报》在官方微博上作出道歉：“在制作标题时，我们只是浅薄地对受害人杨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给受害人及读者带来了伤害，在此表示道歉。”
唯一让我们略感安慰的是，媒体的自我矫正在此次新闻报道事件中表现得还算及时，在自我反省的同时，媒体人开始平息对杨武懦弱的愤怒与不解，转为理性的反思，试图寻找其根源，并开始给予他必要的理解与同情。
到这里，新闻报道才逐渐开始走向正轨。然而，寻找恶与懦弱的根源却是一个考验媒体人新闻剖析能力与调查技巧的硬活，因为当事人或因被捕、或因被政府转移都已无法取得联系，要想弄清三名当事人此前的人生轨迹变得异常艰难，所能拿到的信息也是相当琐碎，说法不一，之所以说是一个考验，还因为即便拿到所需的素材，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学知识才能进行相对专业的剖析。
我是这个时候介入展开调查的，通过社区内大量与三名当事人曾有交往的形形色色的人，我完成了琐碎而又需要不断去伪存真的拼图工作，基本还原了事件的真相。《底层的懦弱》厘清了三名涉案当事人从命运发生交集之初开始向后延续的那条不正常的轨迹，也通过事实澄清了杨武非“设局擒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梳理这个不正常的轨迹发展的过程，找到了杨喜利身上的“底层相残”与杨武身上的“底层的懦弱”。
不要轻信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在很多时候总是距你一步之遥。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调查方式，《底层的懦弱》自然也有它的缺陷，我想强调的是，越是具有挑战性的新闻事件，媒体人越是要避免被自己的同情心或者义愤左右，保持独立、冷静的思考至关重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走近新闻最真实的一面。就像这个案件，最终人们发现，杨武的懦弱其实情有可原，并不应该受到人们草率地唾弃，而杨喜利的恶其实也有他的可怜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谁都无法说清楚，他的恶与他的联防队员身份究竟有多少关联。
纷繁嘈杂中，一个瘦弱无助的角色始终被淹没着，我在报道中说：“杨武与杨喜利这是两个既可怜又可恨的男人，谁也无法预料王娟这个因这两个男人而受伤的女人，命运会就此发生怎样的转变。”
其实，我本想说的是：“谁也无法预料王娟这个因这两个男人而受伤的女人，在遭受了媒体的二次伤害后，命运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要学会自我矫正
对这起因联防队员强奸案而引发的“新闻报道事故”的分析，让我想起了很多熟悉的场景。新闻界必须从这起事故中汲取教训
，正视新闻采写过程中的二次伤害问题，上一次的集体反思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一些媒体人穷追不舍、反复不断地让失去孩子的人在镜头面前痛苦陈述，不断勾起他们的回忆，直至泪流满面达到所需要的新闻画面效果。争议性更大、更不可取的，还有另一些媒体人的极端做法，因为没有及时拍到获救的画面，一些媒体人嚷嚷着要求暂缓救援或者让救援人员把伤者送回废墟中，再拍一次。
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样做过的同行是否有过愧疚，且不论这样做是否有新闻造假之嫌，起码这样的二次伤害已经触及了最基本的新闻伦理底线。2008年5月14日，在北川中学废墟上，被压在废墟下52小时的北川中学女生雷小凤获救，我清晰地记得，因为她是北川中学最后一名被挖出的幸存者，在发现她后，所有救援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就在雷小凤快被救出的一瞬间，几名摄影记者为了抢拍到画面从我身边快速越过，那是一个至今仍深深刺痛我的画面，因为他们的脚下，就是趴在废墟中的遇难的孩子，我甚至看到一名摄影记者从一具遗体上直接踩过，他的举动激怒了我与在场的另一些同行，大家大声喝斥。
那些都是在地震特殊的新闻环境下，新闻二次伤害的极端表现。事实上，新闻的二次伤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事故报道、灾难性报道、伤害案报道中，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媒体人为了拿到新闻素材做出出格之举。就像这次联防队员强奸案，我始终认为，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的情况下，媒体应该尽量避免让苦主去重复不断回忆，更不能为了画面的需求，故意刺激当事人。
记者采访新闻要学会发现并记录新闻，而不是介入新闻、导演新闻。采访不是非要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才能完成，媒体其实可以有很多弥补的方式，比如通过外围的了解、比如通过同行们已经取得的录音录像证据，要尊重受访者尤其是受害者的沉默权。当然，纸质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的难度不大，电视媒体较难操作，但我认为即便出于新闻需要或者新闻竞争所迫，必须将镜头、话筒再一次对准受害者，采访也应该尽量以最人性化的方式进行。
媒体人其实也很纠结，因为他们的职责很多时候就是要将最残酷的一面呈现出来以促进社会进步。但我们仍要学会甄别什么才是新闻所需要的，对于一些细节，或灾难过于血腥的场景，要尽量避免触及，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很多受众因为接受了媒体过多血腥场面的报道而心理受到创伤，这也是新闻二次伤害的一种表现。
隐私，对于媒体人而言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媒体人为了满足新闻的需要，总是要
去做一些挑战隐私的事情，但还是要注意对受访者最基本隐私的保护，尤其是预见到这些隐私暴露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
媒体除了需要学会在新闻采访手段、新闻报道尺度上自我矫正外，还要学会在新闻解读上自我矫正。发生在广东的小悦悦事件与深圳的这起联防队员强奸案，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杨武的懦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每个人也都对冷漠感同身受，懦弱与冷漠是这个社会客观存在并让人普遍焦虑的问题，因此新闻事件一旦牵涉这两个元素就很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媒体人在报道这类事件时对于新闻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所做出的新闻呈现，尤其需要谨慎。
比如小悦悦事件，18个路人视而不见是一种冷漠，但更让大家寒心、对善心更大的伤害恐怕还是挺身而出的拾荒阿婆救人后遭到的非议与压力。18个路人视而不见是一个新闻事实，然而，就已有的新闻报道而言，对阿婆救人非议的呈现并非事实的全部。
有谁会主动找到记者说阿婆救人是为了炒作？事实很可能是记者在采访时询问人们对阿婆救人的看法，并设置命题“你认为这是否是一次炒作？”当偶尔出现一个受访者表现出疑惑并基于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炒作现象作出合理推测时，这个“冷漠”便被媒体坐实并着重报道了，客观上起到了放大冷漠的效果。
于是，我们便看到此后关于此事的报道重心转移至阿婆救人还遭炒作的非议上来，这样做释放出来的信号以及由此给社会冷漠症扩散带来的后果不可小觑。我们不能否认存在冷漠，但按照社会学样本调查的方式以及新闻真实性原则，媒体在呈现施加在阿婆身上的这种冷漠时，要一并呈现出它的真实环境。比如，你采访了多少人，有几个人表现出这种冷漠，冷漠在这个社会从来只占一定比例，而非全部，这才是新闻最真实的一面。而后，去分析这种冷漠才能更为客观。
但遗憾的是，在小悦悦事件以及联防队员强奸案上，媒体的表现本质上如出一辙，媒体不专业的解读与新闻呈现，导致强奸案“设局说”、“通奸说”甚嚣尘上，并对杨武的懦弱与杨喜利的“体制之恶”都起到了放大的后果。
除了传递信息，媒体还肩负着引领社会的使命，这个使命在今天有着此前从未有过的迫切。
媒体必须学会自我矫正，否则，损害的不仅是行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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