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政治、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绝世美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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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1日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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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几千年的政治情况，就是“游民政治”而已。所谓的“学校”、“选举”（古代官制）、科举，都是治养这些游民以免让他们作乱用的。游民的性质（品性），是成事不足，但败家败国有余，所以古代所谓的那些圣帝明王、贤相名吏，都尽其所能地对游民牢笼之，夺万民之肉以彖养之，养的得法，则称“治世”；养的不得法，就会作乱者蜂起。
古代论述秦之所以灭亡，说是因为驱除了“游客”，过去六国贵族的那些宾客们，他们再次起事作乱，这么说的人真是个得到了真知的社会学学者。“游客”的“变相”，为暴君、污吏、豪猾、巨蠹，或者强盗、乞丐；这些人在今天的变相，就是所谓的官僚和政客！
大抵专制的制度、家庭的制度，或者虐人以为食，或者仰人以为食，所以最能大量滋生游民。而法治治国的第一要义，在于使人人都有自治的能力，自己用自己的那份事业来养活自己，而不是通过无义无耻，及一切不正当的财产。
所以自治之国，自己养活自己、并且养活他人，称为“群生相资”。而游民的时代，就是互相率领、成群结队的“吃人”。国体虽然不同、政治形式不同，但游民一直都是一样的，他们“吃人”也一直都没变。哪怕中国的法制和外国的法制相同，中国的一切名目也和外国法治国家的相同，在人家国家就是政客、官吏，在中国则照样是游民；在人家国家是自己养活自己、养活他人，在中国则照样是“相率食人”。为什么？因为人家的官吏和政客大都创建自己的实业，并用自己的实业养活自己，而中国的官吏则吃国家，不创建自己的实业。
游民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官，所以自古以来都以做官为最高追求、第一追求，这就是官越多则吃人的越多。平民毕竟是没有见识的，所以百年或几百年以后，忍受不了“饥饿”（被吃），一定迫不得已地进行“革命”。但是虽然改朝换代了，不过还是过去那帮吃人的人、换成一帮新的吃人的人罢了，只不过大乱之后，百业凋敝，老百姓都能得到休养生息，所以不与这些吃人的人为难。所以没一次革命都能得到差不多百年的休息、或者几百年的休息。再到了休息不了了，就又起来闹革命了。所以真是使人伤心的说：中国那么大，其实就有两种人：盗和丐。二十四史，就是盗和丐相互斩杀的历史罢了。
今天民国义士发起的革命，其言论、理想和古代完全不同，应该在国本大定的时候做点什么，以焕然一新。但是历史的根性太深了，而义士中的主持者又过少，所以现在才有“社会革命”这个说法。
“社会革命”
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革命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除掉贪官污吏，及一切为盗、丐者。但是现在的官僚仍然像以前一样毒害国家，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政客阶级”，他们尤其的不驴不马、不盗不丐，法纪荡然，风俗和以前一样凋敝。
革命的目的，难道就是大总统代替了皇帝，都督代替督抚，国务院代替了皇亲贵族，师长旅长代替了军统标统，主事佥事代替司官，去掉了藩台臬台、粮道运使而用民政长、财政长、司法长和种种的“长”来代替，去掉了翰林举人进士，用理事参事干事来代替吗？但我看今天的政治现象、情况，不过就是把晚晴时期那种走关系、最求奢侈的习气，和东京留学生会馆那样的放纵狂暴混乱的状态，“复制”到了今天而已。以这种情况来讨论治理国家，诸君啊，亡国之罪真是不在别人啊。没别的，就是游民政治的缘故。
这数千百年以来官吏、科举的毒害，已经驱使全国都是游民了。自从过人粗略的解析“维新”两个字以后，士人的风气就变得更加轻浮、风俗大坏。
游民的变相，其中有一种被人称为“新党”。昔日立宪党人当中能自立一帜，以及做官的人有廉能的名声的极其少见，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高谈阔论，嗜于升官而不知羞耻，骗取不义之财，运作没有名分的“官职”。谈佛吟诗，就被看作思维机敏；巧取豪骗，就自负为天才。最近这十年以来，被这些个“新学家”毒害的，遍地都是。对于革命党，还是最好不要去喝这口“贪泉”啦。
今年上海发生反对XX党的事，攻击XX党的一些隐秘的事。事情如果不实，自然会有辩解之词，然而偏袒XX党的人辩解说：往年革命党骗取满人大官的钱，其实是常事，何足挂齿。——革命党是否应该骗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的那种言辞，好像认为革命党不用讲廉洁！咱们国家视“廉洁”为废物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干嘛还要又把它提起来助长流俗呢！
袁大总统是不是天才、阅历深不深？这个我不知道。自从他在晚清就得势以来，在收养游民这个事上就很得法。鸡鸣狗盗之辈，全天下以他袁家最多。顽固党派聚语，评论李鸿章用人，最低层次不过买办、市侩这类；而袁世凯用人，男盗女娼这样的都用。此话有一半是真的。
所以袁世凯昌盛的时候，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满坑满谷。民国既然成立了，但是袁世凯的思路仍然没变。他以为天下人没有谁不能用官职和钱财收买，所以他最得意的手段，就是用勋位来宠信人。如用上将、中将等等，或者顾问、或者赠与，或者其它种种可以得到钱财的。现在袁世凯的这些做法是不是好，我耻于讲出来
。
我私下里认为，这些做法如果真的大见成效，也绝不是国家之福，也绝不是袁世凯之福。袁公这样做的意思是消除、容纳他的反对者，但试问消纳之后，袁公还这样做，要得到什么结果呢？这种策略在满清时期还算可以，但在今天的民国，这些人还能去踏踏实实的做袁公的手下，我可不信。
所以我一方面警告袁总统不要惯于使用这种恶辣的政策，一方面警告现在社会上那些贤人，不要自甘去成为“游民”，而被人利用。必须要有独立的生计，而后人才能独立自尊的活着。生计之道，在于勤俭寡欲。哲人有言，寡欲是改革家的最重要的素质。今天的社会，第一应该去奢存朴，第二在于独立生计，第三是必要的道德，第四是独立自尊。现在那些大谈实业养民的，应该先从自立生计开始；那些大谈改革社会的，请先从独立自尊开始。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发生只原因（杜亚泉）
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成了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称为“政治革命”。经济制度的社会变成劳动制度的社会；私有财产的社会变为共有财产的社会称为“社会革命”。
凡是这种革命的发生和成就，都是因为有能让它发生、能让它成就的原因，而不是通过打算、企图才做成的。如果以打算、企图去革命，那么革命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发生了也不会有所成。我对于欧洲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察了它之所以能发生的原因，那么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社会革命之所以不成的原因就可以很清楚了。
但凡一件事的发生和成功，必须以智慧见识（智识）和时势力量（势力）做基础。比如我吃一个苹果，必须先有“苹果是能吃的”这个思想，然后用手摘下来吃掉。那么“知道苹果能吃”，就是智慧见识；能伸手把苹果摘下来，就是时势力量。这二者相合，这件事才能实现。如果只知道苹果能吃，但不能用手摘下来，就是有智识而没有势力；如果能用手摘苹果，但是不知道苹果能吃，就是有势力但没有智识。这两样如果不相合，哪怕是三尺高的小孩儿，也会知道这件事不能实现。
欧洲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并且成功，就是智识和势力的结合体。所以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就是我所要考察考虑的。
原始社会时的人，各自进行劳动以谋生存生活。其中武力出众的，就渐渐在社会上占有了势力，成为了贵族阶级。而智力上优秀的，又凭借其智识，在社会上自己奋斗，成为了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想用他的势力来支配社会，不能没有智识做他的辅助；智识阶级想用
智识来支配社会，也不能没有势力。所以贵族亲师重道，来吸收智识，这就是“贵族阶级智识化”；有智识的人也会取得权位、拥有了势力，这就是“智识阶级的贵族化”。这二者相结合，人类的“第一期文化”就成就了。
“第一期文化”昌盛，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的五帝三王、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没有不是这样的。希腊、罗马的全盛也是这么回事儿。这一时期的文化是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常带有贵族色彩。以让贵族更尊贵、尊重贤才，崇尚礼仪，重视门阀为标志。
第一期文化开始成就时，社会由治者和被治者两个阶级组成。贵族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成为“治者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治阶级”。不用多长时间，劳动阶级中勤勉且善于储蓄的，渐渐拥有了很多财产，达到了劳动阶级中顶尖的位置。渐渐达到了舍弃了他原先的劳动工作，专门经营财产，从而在社会上生存生活，这就是“财产阶级”。另一方面，智识流布渐渐广泛，多数的智识阶级就不得不被减低、处于了被治者的地位。他们既没有财产、又不劳动，穷屈在底层，担心安危，这就是支持第一期文化的难题。
欧洲的这种智识阶级，因为其时在政治上的地位、阵营很难固定，于是就改变了方向，放弃了在政治方面的希望，专门研究文艺。政治家也用这个来作为取得人心的计策，创立大型学校、学院来奖励这些人。科学于是因此而得到发展，发明家辈出，能用研究结果来应用于社会，增殖、兴盛产业，这就是智识阶级的财产化。财产阶级因为经营产业需要科学知识，所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财产阶级的智识化。这二者相结合，他们自然会主张人权、表扬民治，因而发生了第二期文化。并且凭借其在财产方面的势力，在政治上与拥有武力的势力相抗争。于是以前的治者阶级占有的统治权渐渐失去了，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或者用协调的方式使旧治者让出一部分权利，这就是“政治革命”。经过这个革命以后，第二期文化就成就了。欧洲的近代文化就是第二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为财产阶级的势力和智识相结合而产生的财产阶级的文化，有财产阶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重视科学为标志。
第二期文化成就以后，社会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这两个阶级所组织。财产阶级和智识阶级相结合成为“支配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支配阶级”。但是因为经济竞争非常剧烈，物质文明非常发达，财产势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多数又有些财产又有智识的的中等阶级，有的失去了财产、
或虽然有财产但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不得不投身于劳动阶界，这就是智识阶级的劳动化；劳动阶级中也有因为教育普及，得到了智识的启发促进，这就是劳动阶级的智识化。这两个相结合，于是鼓吹人道，主张公产，依据其在劳动方面的势力在生产商和政治上与财产的势力相抗争。英美等国进行协调，使财产的势力与劳动的势力互相维持。
就世界大势来看，进行的那些社会革命真是惊心骇目。现在第三期文化是否能成，还不敢预言。但二十世纪的社会一定会大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劳动的势力与智识相结合而产生的。它是劳动阶级的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贵贱贫富阶级，实行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爱好和平为标志。
就社会进化的大势而言，由第一期文化发展为第二期文化，更发展为第三期文化，属于“普通顺序”。但因为各个国家社会的情况不一样，进化的方式也不一样。
比如俄国，它因为财产阶级不发达的原因，智识阶级是从贵族阶级出来的，直接和劳动阶级相结合。所以越过了政治革命的这个途径，而发生了社会革命。
又比如德国，它的政治革命还没有成就，贵族阶级和财产阶级因为劳动阶级勃兴的原因，于是互相结合，与劳动阶级对抗。这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处于主动者的地位，就是因为贵族阶级和财产阶级鉴于自己势力减弱了，所以想和外国发生冲突，借以扩张势力，可最后因为劳动阶级排斥军国主义，而发生了社会革命。
至于日本，虽然国会成立了，宪法也发布了，这些事已经三十年之久。但是君主掌握着大权，贵族军阀操纵着政治，势力也没发生过更替。明治维新这一伟业，就是贵族阶级和智识阶级相结合而成的。表面上是第二期文化速成了，实际上就是第一期文化的再次振兴。
再看中国，辛亥革命以后，我一直私下庆幸第二期文化这就能成了。但这8年以来祸乱相寻，我平心静气地仔细观察，才知道中国并没有进行第二期文化的发展建设，而发生的是第一期文化的堕落。我既然陈述的是欧洲社会进化的轨迹，那么我就借镜返观以论述上面这件事的原因。
我想说：中国大多数的智识阶级都是穷屈在社会底层，总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这是支持第一期文化的难题。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善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最暴力的方法，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稍和缓的方法则是用廷对、射策、选举（旧意）、设置科举及其它类似的方法来诱导，使其不会断绝政治生活的希望。
智识阶级既然接受了诱导，人数越来越多，智识的受重视
程度也就越来越降低。除了追求美术一样的文字以外，没有其它技能可以用来过活。这些智识阶级中，稍有些财产的，仅仅“安坐徒食”，没有经营增殖的能力；没有财产的，除了少数的认识精神劳动外，也就是极少数的人能做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和财产阶级、劳动阶级都格格不入，这就是“过剩的智识阶级”。
劳动阶级中也发生了因为人口过多，地产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而生出了“过剩的劳动阶级”，社会上没有他们可以劳动的位置，或者是从事不正当的劳动。比如中国的士兵就是过剩的劳动者中的一类。其他的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一类，也属于这个人。这种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它的势力在中国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与过剩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相结合，和贵族阶级相抗争。
自从秦始皇以后二十多个朝代所发生过的革命，大都是因为这个。革命以后，这些人又贵族化了，重新设置了贵族政治，社会的组织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种革命并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称之为“帝王革命”而已。
这种阶级的势力和智识结合，也会产生一种文化，可称之为“游民阶级的文化”。它带有游民的色彩，即崇尚游侠、喜欢豪放，容易受拘束，不治生计，愤恨官吏，仇视富豪，这些就是它的特征。这种文化自战国以来，到今天逐渐发达。以“时期”来进行区分，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第二期文化。但是这个并不是社会的正常发展，不过是第一期文化的“病变”，可称之为“病态的第一期文化”。
中国社会中的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常是矛盾所在，盛衰更替。即：贵族文化昌盛时，社会沉滞腐败，这时游民文化就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于昌盛时，社会就会发生骚乱，那么贵族文化就起而代之了。这就是历史的循环轨迹。
辛亥革命虽然是从欧洲的第二期文化传到中国而发起的，但是欧洲的政治革命是由财产阶级发生的，而中国的财产阶级大多不理解立宪共和是什么，从没有听说过
这个东西。提倡立宪共和的都是过剩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然后过剩的劳动阶级加入它成为它的士兵。实际上和以前的帝王革命没什么区别。它对欧洲的政治革命的模拟，不过是“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和若存若亡的一些典章约法而已。革命之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而实际上掌握政权的官僚或武官大概都是贵族化的游民首领。政治革命之不成，就不是我能讲的了。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革命虽然不成，大概将来会像俄罗斯、德国一样，超越政治革命，直接发生社会革命。但是欧洲的社会革命，它
的基础在于其哲学思想，它非常深远，它的关于生产上、政治上的运动方法，非常完备，这是中国的智识阶级几乎不可能做得到的，中国的劳动阶级更没有这种智识，所以必然不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哪怕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这种革命，但也一定是出自非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去效仿欧洲，来发起革命，其政治革命可以效仿欧洲，社会革命就效仿不了了，所以只是自欺欺人，有害而无益。也一定和今天（作者写作时）这种模拟欧洲的政治革命的这种情况一样，在文化上一定毫无价值。
中国现在仍然辗转在贵族、游民这两个阶级的势力中不能自拔，第一期文化的病态问题还没有能治疗的方法。这种“社会文化”比欧洲落后了一二百年，一定没有一蹴而就的道理。如果今后智识阶级不肯断绝他在政治方面的希望，不愿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只和贵族化的游民为伍，那么贵族势力和游民势力就会日益膨胀，无法控制。那么哪来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可言！文化的堕落，智识阶级难逃其咎啊。
对智识阶级进行压制，所以他们不能和产业阶级、劳动阶级进行结合，之所以这样不都是因为智识阶级不愿意断绝他们对政治方面的希望，不愿意结合。
近代的智识阶级中的一部分，其倾向已经渐渐变了。比如退职的官僚，革命伟人，因为厌倦了政治而投身于实业，这种人也不是没有。那些贫寒之士，想得到一份劳动的工作来糊口的，为数也不少。但整体大形势仍然“别扭”，就是因为这些阶级的人彼此感情不融洽，性情不相合适。
中国的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在历史上常受到贵族的剥削和游民的蹂躏。所以他们看待贵族和游民如同虎狼，恨他们就像恨蛇蝎，这已经成了习惯心理。而智识阶级，发达了，就和贵族阶级同化；贫穷了就与游民为伍，所以这些人受到的痛恨，和贵族、游民受到的仇恨程度相同。而且因为痛恨智识阶级的原因，连智识都一起予以了痛恨。（作者就曾经见到一位商人在群众中声称，天下最坏的就是读书人；作者还听到过，一个农民说他的家乡绝对不设立学堂。想起往事，作者的家乡曾有一个识字的人，他的乡亲们全因为他而受了害。这种愤恨智识的情况就是这样）
阶级感情的这种麻烦，已经不是短时间所能消融的了而且就性质而言，欧洲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差别也非常大。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都生活在贵族文化和游民文化中，所以其性质，显然分为两种。一种是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对待事情特别武断，喜欢压制人，容易自我欣赏、自以为高贵，看待别人都非常轻视、
不屑；一种是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对待事情都很偏激，喜欢搞破坏，常常心怀愤恨，看谁都觉得可恶，好像所有人都该杀。
往往同样的一个人，违背他的意愿，他就显出了游民性质，他要是“走顺”了，就显出了贵族的性质。或者表面上属于游民性质，根儿上其实是贵族性质。以这种品性来治产业，一定会失败，以这种品性去劳动，一定不能吃苦。所以如果不改良这种品行，虽然想置身于财产阶级或者劳动阶级中，也不可能。
现在的学校教育，如果追求的是能让学生适应社会，就应该对青年学生尽力淘汰这两种恶劣的品性为要。如果提拔了带有贵族性质的老师宿儒、带游民性质的少年，负责教育、法律诉讼等事务，他们都彰显其劣性，在社会上传播，那么社会对于知识阶级的感情就更不好了，其受到的愤恨也就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