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史通》——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构建与撰史原则
绝世美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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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1日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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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史学的总体方向被统治者牢牢地掌控，并竭力促成历史的撰述为其统治服务。“史事有涉君亲，必言多隐晦，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史官，刘知几的身上既有封建时代文人圆滑的一面，但更多地是他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之一朝，荣辱千载。”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详细的阐述撰史的态度和原则：“拨浮华，采贞（真）实”。提出著名的 “史才三长” 即‘才、学、识’。刘知几提出的史学批评理论经后世的发展和完善，对中国的历史著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
关键词： 封建专制时代 ；《史通》 ；刘知几；“史才三长”；史学理论；撰史原则；评价
作为封建社会一名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武周末便长期预修国史，曾立志对《史记》、《汉书》以来的史书“因其旧义，普加历革” ①，但又唯恐“致警末俗，取咎时人②”。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受到严格的限制，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可能诛连九族。凡居高位者都懂得“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野狗烹”的道理，“大名之下，不可久居”。因此文人都畏于权贵而饰非文过，“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以期明哲保身。
刘知几“三为史再入东观”，在史馆亲眼目睹了修史存在的种种弊端。在官方严格控制的修史制度下，史官根本无法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去写史，“今之所作，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非优，文非闻，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③”。他深刻认识到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何其的困难。唐太宗李世民杀害其兄李建成夺得皇位，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封建秩序，因此李世民最忌讳有人泄露他的秘密，为此他曾篡改了《实录》。
另外，唐朝颁行《五经正义》，儒学依旧居于不可撼动的至高地位。因此，在封建文人的民族情结深处，有种种无法克服的潜在弱点，于是谄谀和曲笔回护必不可免。很少有人能像司马迁那样“隐恶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奋笔疾书，终成一家之言。刘知几受到武三思等人的排挤，最终被迫辞去史职。显然，他所生活的王朝统治阶级不允许他秉笔直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抐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
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疾。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④。但刘知几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⑤或“不掩恶，不虚美”⑥，“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此为实录”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最后写到：“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窑，无闻后代”。⑧。这些源于一名史学家责任的触动和共鸣，激发了刘知几的“叛逆”意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履行一名史官的职责。他认为“盖霜雪之交，始见乏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私撰史书无疑成了他尽忠于国家的最好方式。“中国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学”的私家撰述来推动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⑨
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从初步产生到逐渐系统化与自身博览群书和极高的天赋密切相关。“自小观书，喜谈明理，斯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有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⑩。”也就是说，他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靠的都是自己的悟性，而非因袭前人。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史学的的社会功用、撰书原则：曲笔和直书的独到见解、官修史书的存在利弊、“史才三长”11等理论。
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指出史书具有社会警戒和导向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成书后，特向皇帝上进书表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命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12”。“良史述事，善足以劝奖，恶足以鉴戒13”。都指出历史的社会现实作用。刘知几在此指出史学具有传承文明和教育后人的借鉴功能。“苟史官不觉，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
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有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哉14！”
“彰善贬恶”的直书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新编，善恶偕总，腾褒载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唐代著名史学家刘允济说：“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15”。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鉴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16”。“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书戒人主不为非法。17”刘知几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之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18”。“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19”。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及，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20。”“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宪公，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1”
刘知几对于曲笔回护深恶痛觉，“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22”。他认为史官应该是“拨浮华，采贞（真）实23”，强调史学家要有史德，既不“妄生穿凿，轻究本源”，又能“不因爱而溢其美，不因恨而增其恶24”。刘知几严厉的鞭挞史官趋炎附势，肆意曲笔“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 假奸回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25”。 刘知几觉得这是一名史官的莫大耻辱。他批评《汉书》‘朱紫不分’沈约的《宋书》‘好诬先代’魏收的《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对南国’。他严厉的指责许敬宗写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他批评六朝以后的文人修史“每喻其体，词没其意，无华而失实，流宕而往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26。”郑樵在《通志》写到：“词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熠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入空谷寻声，靡有底止，二者殊途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27”
英国著名的的历史学加约
翰.托什在其著作《史学导论》中说：“过去最通俗的的形式的起点是现实需要，但历史的起点却是重新进入或重新构建过去的渴望。由此可以断定，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视界。”28
但是封建社会从孔子开始的“春秋笔法”，坚持“臣不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的原则鬼谷子也说：“人之有所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所恶也，退而避之”。这是封建社会一种麻痹和欺骗人的潜在意识，这种传统意识极大的束缚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因此他们治学的范围也就无法抗拒的被压缩。约翰托什说：“传统意识是对历史最粗暴的扭曲，因为它删除了随时间发展这一中心观念”。不论史学氛围宽松与否，像刘知几这样的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会遭到权贵的责难和诽谤“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而刘知几本人则认为“流俗之言，难与之言29”，他逐渐具备了以往史学家所缺少的批判精神。他终因“病长官多，意不一”，乃奏请求罢去30”。这也许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乱之所生也，以言语为阶”吧！
另外，从唐朝开始，正式设立史馆，宰相监修国史。但自从设馆修史以来，由于受到监修大臣的干预，历史的是非曲直无法得到真实的在现。这使刘知几这样的史官所无法容忍的。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史学著作。刘知几总结出设馆修书存在以下三个弊端；
其一，从事修史者人数众多，各自自以为是，意见难以统一，“神明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今史司取士，又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计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31。”他认为如此以来无法写出像《左传》《史记》那样“立言不朽，藏诸名山”的著作。因此他说：“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32”。
其二，监修者不止一人，且多推诿，不当此任，即所谓监修者多为“恩君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若画，33”从而导致“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且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34”。 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35”。
其三，修史人员中，有的不遵守保密制度，随意向外泄露所书内容，致使在初
稿中“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36。”这无疑增加了秉笔直书的难度。
鉴于以上诸多的缺陷，刘知几有“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只能离开朝廷，私自修撰史书，从而成就了流芳古今的史学名著——《史通》。
但是，官修史书也有其无法替代优点；政府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以高薪可以聘请到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进行集体纂述。并且对史学的体例和方法的讨论可进一步的深入，对资料的采择可以比较周全，集各家之长于一体，从而写出鸿篇巨著。如宋代的《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在官方的支持下组织人力编撰的，又比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是政府组织人力完成的，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刘知几在修史的过程中逐渐总结着新方法；他倡导修史要广泛的搜集史料，慎重的选材，普加斟酌。“恶道听途说之理，街谈巷议之损实”。他说：“盖珍衾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才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堑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蔗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37”。其次就是“练其得失，明其真伪”。他告诫修史者“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群疑事，学者宜善思之38”，刘知几推崇《春秋》的‘属词比事之言’，《尚书》的‘疏通知远之旨’，进而把‘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作为他写作史书的一种’“师范”。
清代乾嘉考证学以及十九世纪初期在德国兴起的兰克学派，也主张“史料高于一切”。近年来随着考古四大发现( 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址，清代内阁档案馆的发现)的相继问世，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用出土的文物史料佐证书本记载的内容。
“史才三长” 即‘才、学、识’。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一名史官素养的核心和最高标准。他所说的“才”是指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和体例运用能力。“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识”是指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和判断的能力，尤其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他把三者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他说：“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39。”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 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
，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40”这种主张对促进史学家的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最后，刘知几指出在确定史书体例后，就是创新写作方法。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41”要力求做到“文约而事丰”。“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因此他认为写文章要省字省句，叙事要抓住关键环节，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刘知几说：“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钩，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散词，光加闲说，必取其要，不过一言一句耳。”从而达到使“读者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之隅于字外42。”卷六叙事在取材上，他认为必须坚持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的人物。因为这些人“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于那些“不才之子，群小乏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者43”，是没有必要载入史册的。
《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步划时代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其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在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是空前旷古的。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刘知几独特的史学思想，使得他在封建社会备受排挤的同时，也显得熠熠生辉。历史不间断地演绎着，像刘知几类似的史学家在经受着不断责难和非议的同时，被赋予了无以复加的崇高的赞誉,其修史主张在后世得以沿用。“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是围绕着历史撰述和史学功用的一些方面展开的；关于这问题的讨论，大多不能脱离对史学家的评价，这是《史通》作为史学批评著作的鲜明特色。但是它关于史学家的许多评论，一般都是结合历史撰述的某个集体问题提出来的，把许多具体的史家凝聚成一个抽象的史家，并对其作总结性评论这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44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立传，“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45?” 他批评司马迁是“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可以看出刘知几拘泥于明实和和体例，而在史识上远远落后于司马迁。刘知几坚持的是伦理观点，司马迁则坚持的是历史的观点“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46。
但刘知几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史官，他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束缚，他无法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藩篱“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在《或经》篇里说：“夫巨子所书，君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史氏有涉君亲，必言多隐晦，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47！”如此一来，无疑给其“实录直书“打上了时代门阀和阶级的烙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史学批评理论的彻底性大打折扣。但这一切都是时代的局限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可拉张性毕竟是有限的。继刘知几之后的大史学家杜佑，在思想和著作上依然带着浓厚的时代印记。
作为一名史官，刘知几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概括力和严谨的组织能力，他也认识到历史在前进，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矣48”“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49，决不能因循守旧，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视昔。”他能做到“多讥往哲，喜述前非”50已是难能可贵。刘知几的《疑古》《或经》两篇，对唐以前的诸多现象大肆怀疑和批戮，对于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来讲，《疑古》《或经》两篇犹如两把锋利的匕首，在专制思想居主导的社会，不断地搅起汹涌的波浪，时时刺痛着那个时代墨守成规的文人，也引领者他们不断的觉醒和开化。时代迥异，我们不能苛责他略微的不足。
注释：
《史通》卷一0《自序》1 2 4 10 50
《史通》卷六《叙事》3 42 49
《史通》卷一四《或经》5 7
《史通》卷一八《杂说下》6 19
《旧唐书，刘子玄传》《中国史学史纲》9 44
《史通》卷七《直书》8 11 20 25
《史通》卷 二0《忤时》34 35
《晋书》卷82《司马彪传》12
《晋书》卷60《张辅传》13
《史通》 《史官建制》14
《唐会要》15
《贞观政要.文史》 16
《新唐书，褚遂良传》17
《史通》卷七《曲笔》18 21 22 24 47
《史通》卷 《论赞》26
《通志》郑樵 27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第260页28
《史通》卷 《辨识》33
《新唐书，刘子玄传》30 31 32
《旧唐书，刘子玄传》36 37 39
《史通》卷五《采撰》38 23
《文史通义》章学诚40
《史通》卷八《人物》43
《史通》卷二《本纪》45
《史记，项羽本纪》后论46
《史通》卷八《模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