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巡山小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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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2日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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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曹操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众所周知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然后又是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他的贪欲和权势欲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的人生信条巧妙隐藏,用“假仁假义”网罗人才,为他所用，但也做到了先圣们的任人唯贤。曹操是中国文学上，史学上少见的争议巨大的形象。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曹操的形象又经过了那些颠覆性，戏剧性的演变，本文将对此进行一定的探讨和论述，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曹操；奸雄；英雄；历史性；演变
1曹操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差异
曹操在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三国志》中主要张扬其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开启了尊曹贬刘的先河。而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塑造成了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人物，并对后世以及民间形象中的曹操产生了绝大的影响。这其中不同的历史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由于《三国志》是正史，其书写也更加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而《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文学性，可读性更强，其民间受众群体更为广泛。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陈寿生活的年代距离曹操生活的年代更接近，很多的历史真实尚未抹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说阐述的历史事实抛却政治因素而言可信度更高。然而《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更多的地方是在强调小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表达的更多的是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三国志》书写的是曹操的历史形象，而《三国演义》则表现的是曹操的文学形象。从今天大众对曹操的形象认知来看，文学性形象的对普通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1.1《三国志》中的曹操
陈寿笔下《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具有济世之才。并为桥玄和何颙所赏识。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里“机警，有权术”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都是用来表现其奇特才能的。中平六年，董卓占据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不同意同董卓合作，“乃变异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变异姓名
，间行东归”，正是曹操好谋，机警
聪明的表现。(能不能换个材料如经略青州等 表现曹操的好的地方就可以 不一定需要表现他的机警聪明，有孝行)。
曹操的机警和魄力在他政治能力军事才能上都有体现。如兴平三年，曹操同刘表张绣战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曹操）军前后受敌。公乃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加攻，大破之。”这里的曹操不仅有着不仅有着卓越出众的军事才华，又具有孝行。“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任兖州牧时，别驾毕谌母弟妻子被张邈劫掳，曹操即“遣毕谌，众为谌惧”，曹操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其次，《三国志》中的曹操的政治才能已为史家所肯定。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上的重大成功，是他高明的政治谋略的很好例证。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自至洛阳朝见献帝，并挟持献帝迁都许昌。自此，曹操取得了他人无法比拟的的政治优势和资本，汉献帝成为他蒸发伐的旗帜与筹码。诸葛亮曾评价曹操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谋略给予肯定。”
1.2《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三国演义》则毫不避讳书纪曹操缺点，甚至把曹操塑造成了狡猾奸诈、自私残酷的反面形象。如《三国志》中乔玄、何颙对曹操的评语，在《三国演义》中被改写为：“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还有许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以“能臣”“奸雄”并举，褒贬兼有，这是对曹操能力的肯定，对人性的否定。《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的基础上，参考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而写成，它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人物颇多。诸葛亮卓越千古，曹操则遗臭万年，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小说第一集中就有所披露“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少时的曹操奸诈在此已无可争议。长大后的曹操的奸诈则更加是变本加厉。
自私残忍，是《三国演义》曹
操的另一特点。曹操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作为人生哲学
，其自私的本质已毋庸置疑。曹操在这样的人生信条指导下，表现出的是极端的奸诈。同样一个吕伯奢事件在三国志中也有记述，但是与三国演义却颇有出入，其中三国演义中描写到这一段时曹操似乎是理直气壮的说了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三国志则这样描写操悲怆泪下言到“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这句话按正常的理解应该是曹操因为自己错杀了好人而很伤心，但事已至此，已无可挽回，只能这样自己安慰自己。这其中的微妙不可小觑，虽然只差在天下一词，但是罗贯中为了表述自己为曹操设定的文学人格则将天下人拉了进来，如果说曹操为了自保，误杀了吕伯奢一家那么观众一般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把天下人也拉进来的话，那就又不一样的效果了，无形间激起群愤，就是这天下一词的巧妙之处，曹操本是就事论事，但是三国演义却将这一句话扩大了影响范围，制造了一个更加不一样的曹操形象。[2]可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已经被定位为自私、奸诈、残酷、的位置上，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另外，从作者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对曹操的态度看，《三国志》是尊曹，《三国演义》是贬曹。这是因为陈寿是晋代朝臣，而晋承魏而得天下，而《三国演义》贬低曹操的根源，可能就要从曹操的文艺形象说起了。正是这样的文学形象制造了积重难返的民间偏见。
2 曹操形象的历史时代性与文学演进
2.1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形象演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曹操褒贬兼有的时期，也是其文艺形象启蒙的阶段。后代文学形象起于此，承接于此，发展于此。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虽有帝魏寇蜀或帝蜀寇魏的思想上的冲突，这是对国体的一种评价不影响对曹操人物本身的欣赏。士人阶层对曹操的历史功过能正确认识，既赞扬其英雄本色，又批判其害民罪行，但仍以褒扬为主，显示出在南北分裂的动荡时期，统治者和士人阶层对能安定社会的英雄人物的渴望。民众阶层对曹操也可谓“爱恨交加”，既欣赏其聪明才智，又痛恨其滥杀无辜，可以说此时曹操形象为其后文艺形象的定型定下了基调。[3]这时期，南朝记述魏晋时期人物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的曹操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用自己的话阐述一下可以不，就同样的意思你换个话说不要跟别人的一样）
2.1.1 乱世奸雄
《世说新语·识鉴》首条记载：“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
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乔玄预料到曹操会在社会动
荡之中成就事业。二，曹操的功业的建立是破坏性的，绝非是治世所用之人。三，乔玄愿以子孙相累。这条是对自己判断准确定的绝对肯定。（这段不多说了注明引用就好）
2.1.2谲诈典型
《世说》反映曹操最典型的部分是《假谲》。《假谲》总共十一条，前面五条均为曹操材料。《世说》在一个门类中如此集中地展示一个人的特定性格，实不多见。由此来看，假谲实是曹操最典型的特征，现分析如下：1.“魏武与袁绍观人新婚”条：此条中曹操骗人两次，一次是骗新婚主人，夜呼叫“有偷儿贼”，而后抽刃劫新妇。二次是骗袁绍，“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如果说前面体现了曹操行为早有预谋，后面则体现的是应变。典型性不言自明。2.“望梅止渴条”：此为骗军士，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行军目的而进行的权变之术。但行军号令岂可为假，常此以往，何以信军？此种做法，虽是风趣，但更多的突出了曹操以权诈为常的性格。3. “ 心动杀人”条：此为骗亲信，为达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去残害别人的性命，这是曹操谲诈中最阴暗的一面。早已嘱托好别人，说是“勿言其使，当厚相报”，结果无故而杀人，以至于“此人至死不知也”。利用他人的诚信来骗人，此种权诈，可谓恶劣之极了。由上可见，《世说》对曹操假谲的记述，有的反映了曹操的机智，有的则反映了他的诡诈，曹操已然背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也为曹操形象谲诈性格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做了铺垫。
2.1.3 妒贤代表
英雄忌人是中国文化阴暗面的反映。中国历代王朝均有这样的事例，韩信言：“狡兔死，良狗烹；雕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然历代帝王诛杀英雄，不仅是妒其才能，更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世说》中所反映的曹操的妒忌贤才，却绝无权位威胁的顾忌。仅是因为对方才能高而忌妒。《世说》中有三组材料反映了这一性格特征。《方正》第二条：“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分析此条，有两个细节值得玩味，其一是“从容问曰”，可见曹操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其次是“ 可以交未？”直指问题的根源，也揭示了曹操以权压人的心态，而最终结果是宗世林因忤旨而见疏，可见曹操妒贤之心重（找
不到材料用杨修如何？）。
2.1.4 好色之徒
《世说新语·惑溺》首条：“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
右曰：‘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很明显，将此条列入《惑溺》首条，正是为了讽刺曹操迷恋女色。细品此条，突现曹的好色有两个细节。其一是“令疾召甄”，这说明曹操久已知甄氏美貌，而且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其二是当左右告诉他说：“五官中郎已将去。”他说：“今年破贼，正为奴。”体现了一种他特有的无赖心理。所以这两点便将曹操的好色之心刻画得活灵活现。
2.1.5 功业千载
尽管《世说》描写的均为曹操的反面形象，但是不可否认，《世说》中还是有几条侧面展示了后人对曹操功业由衷的赞颂之情。其一是《轻诋》第十一条桓温与袁宏的一段对话：“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回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此条材料拿曹操与刘表作对比，充分展现了桓温对曹操功业的无限敬仰，以及他的羡慕之情。这种慷慨之风，在低靡软弱的魏晋时期，的确能给人以奋发有为的力量。其二是《豪爽》第四条：“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这里表现的也是王敦对曹操的崇敬之深。（这一段的表达古文材料你可以使用这些或者添加些 但是白话不用一字不改吧，还有这五个分类换成其他的分类 分成奸和忠 两个大概的就行了 不要一点不变用人家的论文表述吧）
总而言之，《世说》的确在曹操性格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效果。作为笔记体小说，它一方面用审美眼光来审视这一特定历史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名士风流与曹操主流性格的不一致，书中更多反映的是他性格的反面，但这是他性格中闪光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征成了以后文艺作品中曹操形象的典型特征。
2.2唐代曹操形象演化。
唐代是曹操形象进一步丰厚化的时期。唐代统治者尤其唐太宗虽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曹操的篡逆行为也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对曹操的“匡正之功”仍评价很高。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唐代士人对曹操的英雄业绩较为崇拜和景仰，尤其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关曹操事迹的诗歌，对曹操进行渲染，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唐代
民间大众对曹操虽时有批评之言，但不为大家之言。唐朝乃至北宋之前，曹操在上层统治集团和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名声仍然很好。北宋时真宗命令重修曹操庙宇，左丞相穆修在《毫
州魏武帝帐庙记》中颂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显盛大之业于来世”。 可以说当时人们对曹操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著名诗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见，杜甫对曹操的“文采风流”亦是极其推崇。
2.3宋元时期曹操形象演化
宋元时期是曹操形象由英雄圣主到篡逆奸臣的大转折期。从上层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到民间大众，“尊刘贬曹”渐渐成为主导思潮。元《三国志平话》及众多宋元戏曲作品都极尽贬抑之能事，从相貌描写、军事胜败等各方面，一味贬损、嘲弄曹操，传达了民间大众心目中对仁君的渴望，对暴君的憎恨情绪。此时期曹操的文艺形象与其本来而貌有较大偏离，曹操的奸雄形象基木定型。(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
<东坡志林>就有这样的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 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下层人民群众对曹操的态度。进入南宋以后．曹操的命运进一步恶化。由于金兵入侵，康王南渡．岌岌可危的国势促使汉族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发生变化。史学家李秀可首先提出司马光正魏伪蜀不符合“春秋大义”．接着理学家程颐、朱熹等人继续鼓吹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指责曹操是汉王朝的乱臣贼子，最后朱熹编写的<通鉴纲目>就重新以蜀国为正统。这样，人们就把对金兵侵略中原的仇恨，对专权误国的卖国贼的怨忿都发泄在曹操身上。于是曹操就成了南宋举国泄忿的文化符号了。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一文中竟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大诗人陆游也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剑南诗稿>卷四十二)的名句。
元代的历史和南宋时期的北方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受少数民族统治。元代的汉人尤其是南人受到严酷的种族歧视。因而许多元杂剧常常流露出浓重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反映在三国戏中。
2.4明清时期曹操形象演化
明清时期，曹操形象由英雄到奸雄彻底颠覆，清代的地方戏《灞桥挑袍》，更改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在灞桥替关羽饯行的情节，极力丑化曹操的形象
。作品中写道：“曹孟德，八里桥前把行饯，谋害圣贤。关老爷，刀挑红袍。药酒祭天把火光现，曹操胆寒。”其中曹操从历史人物逐步演变为文艺中的典型形象。从英雄豪杰逐步沦落为薄情寡义，乱臣贼子式的人物。
在这一时期的
两部三国题材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本三国演义更可以看出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曹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罗贯中对前代源于史书、杂传、诗歌、平话、三国戏中的有关曹操的各种文献记载、传说故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能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来服务，便皆取而用之。兼收并蓄的同时势必造成史实的失真，同时，这些民连流产的轶事经过技工作用于曹操这一人物身上。(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不仅形成多元的统一，而且明确地表现为不同于任何一个的艺术典型。这一艺术典型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统一的。[4]
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来看，毛本《三国演义》有很多与其情节、文字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必然会影响人物形象的表现。就曹操人物形象来说，在情节文字的变化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结构逐渐向集中表现其道德丑的方向发展了。试举数例说明：
例如前文所述曹操义释关羽一事，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数次下令沿途关卡不得阻挡关羽；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关羽却因为缺少曹操的一纸文凭而遭遇重重困难。这一情节的细微改动使曹操全关羽之义的大度成了阳奉阴违的阻挠。
再以曹操对待刘备为例：曹操引刘备见献帝后，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曹操的部将都认为这件事于曹操不利。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而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则换了另一副嘴脸：“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言语上的些许变化使一个心胸宽广，有王者之风的曹操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阴险虚伪的小人。
还有曹操在书中的出场，毛本也与罗氏原本大异其趣。罗氏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而毛本中则是“为首闪出一将”。在毛本《三国演义》中，用“英雄”来指代曹操当然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正文还是回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指代曹操的称呼，有很多都是诸如“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辞。例如罗本中的“曹操勒死董贵妃”，到毛本中是“
国贼行凶杀贵妃”；而“祢衡裸衣骂曹操”则成了“祢正平裸衣骂贼”等等。可见，称呼的变化可以使赋予人物的情感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曹操的国贼形象在毛本当中基调之深，足以见之。
毛本《三国演义》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毛氏父子的评点。他们以回前批语、文中
夹评的形式对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符合其道德及审美倾向的评点，极力地深化曹操奸狠虚伪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对曹操的贬抑之情。例如，在曹操残忍杀害吕伯奢灭口的正文之后，毛氏有一段激愤的评点：“乃翁之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瞒!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毛氏先激烈地控诉曹操“既杀其家，复杀其身”的无情无义之举，又将此举与刘、关、张的结义之情作出比较，以更加突显曹操的奸诈凶残。而在陈宫患曹操之奸狠，拔剑欲杀曹操之文后，毛氏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该杀!”这两个字虽然简单，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文中本写曹操之奸之残的情节之后贯人这样的评点，更加能引起读者对曹操的反感和对其无义行为的痛恨，并同时在对比中进一步牢固尊刘贬曹的审美倾向。
就是在毛氏父子如此的修改、评点之下，曹操的形象失去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多层次性、复杂性，而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国贼奸雄的典型。“奸绝”正是这一艺术典型的典型性所在，这一典型性形象经过再塑造之后，人物性格重点突出了，但丰富性相对弱化了。他因为性格中的一绝—— “奸”而同样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但在性格的绝对化中又显得不够真实。然而毛本《三国演义》毕竟是今天离普通大众最近的一个阅读版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这个“奸绝”曹操也是时至今日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中的曹操也许会对这个被艺术化的自己不甚满意，但是，从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说，这种定型化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你能使用这些材料但是你不能一点不变的用人家的表达方式啊 “因为它终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绝版的精彩人物，”这种表达都不改别人会认为是引用？）
3 曹操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差异性分析
从魏晋至金元，在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帝魏寇蜀”和“尊刘贬曹”之争，对曹操的态度也有多次大的波折。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尊曹贬刘”之风气，相对刘备、孙权仅仅被尊为“先主”、“吴主”，却尊曹氏为“帝”，在书中给予“纪” 的规格，可见他对曹操的评价是非常之
高的。但作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陈寿在赞美曹操之余，也记载了曹操的一些恶行，在《武帝纪》里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曹操奸诈和残暴的零星记载。但无论是“帝魏寇蜀”还是“尊刘抑曹”，都是中国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局限下的反映
。而所谓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谁正谁不正，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个人品质如何，都不可超越时代和现实，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曹操形象在史学家笔下的反复，也说明这一形象在史书中就已经社会化了。与相对社会化的史学相比(同样的意思能改成自己的话吧)文学有着更大的随意性，和个体性，在文学作品中任务的具体形象受作者个人观点，观众喜好的影响更强烈。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反曹之风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金的成胁，这种局面就十分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于是，无沦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活，至说三国事， 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怏，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民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是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文学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像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这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
总体而言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要高于文学形象，这是因为历史形象追求的是对相对史实的确定，而文学形象因为其特殊的需求，更多的是对民间形象的一种迎合。
参考文献前加上注释好不 比如文中用了这句话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1)
这个位置就写上 （1）《三国志 武帝纪》 XX出版社 XX。。。
参考文献：
[1] 黄高松. 奸兮雄兮 是也非也——曹操形象分析[J]. 才智, 2009(21)
[2] 梁建邦,张晶. 《三国志》与两晋南朝小说野史曹
操形象之比较[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01)
[3] 丁启阵. 曹操是什么时候变成坏蛋的[J]. 意林, 2010(05)
[4] 董红梅. 曹操形象的多维解读[J]. 中州学刊, 2009(05)
[5] 钟志强. 曹操的被误解与再理解——兼谈曹操形象中不可忽视的一面[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