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女部长-大一入党申请书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不仅仅是一个
理想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
知远，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制
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
“以道德代替法 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引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
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 脖子、细腰，无论
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
海瑞、戚继光、李 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
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
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
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 争的失败，使他
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
朝、经筵、日讲、谒陵 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

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 立储问
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 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
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
和彰显礼仪 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
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 局
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
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 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
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 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
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 型工程、
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
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一是
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 ”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
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 人。张
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
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 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
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
阳为道 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
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 下的贪
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

嘴上还不得不 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
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
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
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 ，进入私人派系，相互
关照，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
特别鲜明，称 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
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
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
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 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
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
时依然如此 ，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
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 840
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
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 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
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上层建筑反作用
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
颠倒规则。明朝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
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 br>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

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
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 水艇夹肉面包”。
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
农民构成的长面包 ，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
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
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 进制度无从发展，
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
上下层之间的沟通 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
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
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
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
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 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
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
等于变相减 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
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 央
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
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 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
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
作战更加难 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
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 务

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
征收“常例”“火 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
“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
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 宿饮食摊派到当地
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
累。就连度量衡， 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 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
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 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
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 莫以“半
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
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 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
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
拔高 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
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 出现税收
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
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 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
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 精英人物，聪明才
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

< /p>

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
治，充实了府库，夯实 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
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
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
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 让制度拥有自
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
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
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 走在公共道路
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
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 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
们倾家荡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制度不仅仅是一个
理想

“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 万历
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
知远，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 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
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
“以道 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 ，引
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
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 ，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
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
海瑞、戚 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
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 腐朽
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
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
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 争的失败，使他
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
朝、经筵、日讲、谒陵 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

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 立储问
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 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
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
和彰显礼仪 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
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 局
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
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 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
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 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
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 型工程、
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
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一是
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 ”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
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 人。张
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
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 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
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
阳为道 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
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 下的贪
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

嘴上还不得不 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
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
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
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 ，进入私人派系，相互
关照，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
特别鲜明，称 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
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
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
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 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
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
时依然如此 ，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
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 840
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
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 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
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上层建筑反作用
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
颠倒规则。明朝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
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 br>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

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
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 水艇夹肉面包”。
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
农民构成的长面包 ，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
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
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 进制度无从发展，
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
上下层之间的沟通 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
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
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
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
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 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
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
等于变相减 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
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 央
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
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 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
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
作战更加难 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
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 务

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
征收“常例”“火 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
“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
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 宿饮食摊派到当地
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
累。就连度量衡， 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 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
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 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
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 莫以“半
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
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 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
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
拔高 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
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 出现税收
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
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 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
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 精英人物，聪明才
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

< /p>

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
治，充实了府库，夯实 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
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
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
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 让制度拥有自
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
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
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 走在公共道路
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
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 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
们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