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克劳莱本作in the course of human thing，斯密司本作in all human
probability，此三种译文均为古希腊文το ανθρωπλνον之意译。三
种译文均能成立，参见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1996，p128。据此段文意，华尔纳本的译文更为妥帖。参见修氏书3. 82；
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Oxford, 1956，
p373。《伯战史》Ⅳ. 61中此词，斯密司本和克劳莱本亦译作an instinct of man'
s nature, man' s nature。又，引文中“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并非表示
历史 循环演化的思想，克劳莱本此句话译作 things must resemble if it does
not reflect it。参见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Oxford, p373。）[4] (Ⅰ. 22)。
这段话包含了三点意思：其一，因为人性总是人性， 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
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其二，既然根据人性能< br>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那么这些事不仅与人性有关，是人类的活动，而且能
通过人性联系起来 。其三，从人性入手叙述历史，可使读者鉴往知来。此为其撰
史目的，也是其书能垂诸永远的原因。这三 点意思表明修氏是以人性说为认识历
史的基础。这种思想在他叙史中有充分的反映。
修氏撰史，致力于叙述人的历史，在他那里，宗教神灵是没有地位的。他引
伯里克利的话：“人是第一重 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4] (Ⅰ. 143)
《伯战史》虽然记载了尊奉神灵之事， 但那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行为。修氏自己分
析和解释历史事实，断然地将神灵的作用排除在外。伯罗奔尼撒 战争期间，雅典
人入住雅典卫城下一块被称为“皮拉斯基人的土地”。据传说，这块土地受到神
的诅咒，是不许人居住的。彼提亚的阿波罗的神谶也说：“住在这里的人灾祸临
头。”[4] (Ⅱ. 17)修氏则指出：雅典人入住此地，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他们遭
受的祸害是战争引起的，并非因为在此 地安置了居民。战争期间，雅典发生大瘟
疫。人们提起一句神谶：“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 之俱来。”[4] (Ⅱ.

54)修氏指出：神谶中死亡一词，也可释作饥馑。现在发 生瘟疫，死了很多人，
自然主张释作死亡的人占多数。如果再爆发一次战争，发生了饥馑，很多人又会< br>释作饥馑了。在他看来，神谶与人事的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附会而已。修氏叙史，
提到地震、水灾 、月蚀等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或多或少对人事有影响。例如，
优卑亚的奥罗比伊、佩巴里修斯等地发 生大水灾，对城市造成重大破坏。修氏从
自然界本身寻找水灾发生的原因，认为水灾是地震引起的，并解 释了地震引起水
灾的原因[4] (Ⅲ . 89)。对于把自然现象作为占卜或预言吉凶的做法，修氏 作
了无情的抨击。西西里战役期间，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为月蚀而不敢行动，贻误
撤军时间，遭 到叙拉古人的毁灭性打击。修氏认为，尼西阿斯的行为是十分愚蠢
的[4] (Ⅶ. 50)。在修氏思 想中，自然界的自然(physis)与人的自然(physis，
即人性)是有区别的。自然界事物的 自然是客观外在物的本质，人的自然则是内
在于人的本性。自然现象虽然对人事有一定的影响，但那只是 一种外在物的影响，
与人事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修氏对人与自然界的认识，受到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影响。不过，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不仅区分人与自然界，而且还力图探寻万物
的本原，或多或少说 明了自然界的演化，表现出对自然理性(自然界自身发展的
理路、客观自然秩序)的思考（注：刘家和先 生《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及其关 系，对于理
解古代中西历史观念之异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2期，后收入《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伯战史》几乎未涉及 这种自然理性。尽管如此，修氏否定宗教神灵对人事的影
响，区分天人之别，对神灵与自然界的认识较之 希罗多德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表
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修氏叙史，着力于分析历史事 件的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他分析伯
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描写了雅典支持科西拉与斯巴达 的盟友科林斯争夺对
爱彼丹努斯的控制权(即所谓爱彼丹努斯事件)，雅典为加强对波提狄亚的控制与< /p>

科林斯发生冲突(即所谓波提狄亚事件)，以及雅典侵害其他斯巴达盟邦的事实等
等。希腊人一般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修氏则认为，这些事件只
是战争的表面原因。斯巴 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而
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4] (Ⅰ. 23)。他将诸多城邦的矛盾
归结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而此两者的矛盾表现的则是人性中的 权力欲望和被
沦为弱者的恐惧。实际上其他国家卷入冲突的原因，在修氏看来，也可以从人性
中 寻求解释。爱彼丹努斯事件最初由内部的党派斗争引发，波提狄亚城邦欲摆脱
雅典的控制而与科林斯交好 ，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在于争夺海上交通的控制权等
等。在希腊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林斯革命是修氏特 别关注的，他用大量的笔墨
描写了革命期间发生的种种暴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罪恶产生 的
原因是贪欲和野心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党派斗争的暴行表现出的激情。”[4] (Ⅲ.
8 2)科西拉革命的原因是党派的欲望、激情的冲突。西西里战役是伯罗奔尼撒战
争期间的一次重要战役。 修氏说，从来没有哪一场战役有如此之多的国家和部族
聚集在一个国家(雅典或斯巴达)之下。他分析这 些国家支持雅典或斯巴达的原
因：“不是因为友谊的原则或种族的联系，而是因为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和 需要
而团结起来的。”[4] (Ⅶ. 57)据修氏的描写，此所谓的“利益和需要”不外乎
是人性的表现，是对权力、荣誉和财富的追求，对获得自由的渴望或丧失自由的
恐惧等等。修氏亲见自己 的祖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向惨败的结局，深感悲痛。
他不无愤怒地指出：伯里克利之后领导者多关注 自身的利益，忙于党派之争，从
而导致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现。雅典领导者对权力的争夺，是雅典战败的 重要原
因。总之，修氏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核心问题，
并着力 从人性入手分析事件的原因。不过，《伯战史》中多处提到命运(Tyche)
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 运只不过是人事中无法用人性解释的一种偶然现象[15]
(P16-18)。用伯里克利的话说：“ 当事件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时，我们常归
于命运。”[4] (Ⅰ. 140)修氏谈到杰出政治家 如伯里克利等人具有杰出的政治

才能，能正确指导人们的行为[16] (P69)。但他意识到，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历史
上是太少了[17] (P89)，他们的出现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插曲，历史主流的
原因最终要从人性中寻找。
修氏据人性解释历史，也表现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伯战史》第一章略
述了希腊世 界的早期历史。修氏叙述早期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古今之比较，说明
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伟大的时代”，他所描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战争”[4] (Ⅰ. 1) 。他的叙述清楚地反映了对
历史进程的认识。他说，早期希腊无定居的居民，没有商业和农业。人们耕种 土
地，仅限于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居住在沿海地区
和岛上的居民 则以海上掠夺为谋生手段。米洛斯帝国建立后，希腊社会有了迅速
的发展。米洛斯的军队镇压海盗，使海 上交通便利了。航海业的发展，使沿海居
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城市也出现了。修氏谈到希腊城邦政体从君 主制到僭主制的
过渡。他认为：僭主们倾向于发展海上势力，获取更多的财富。这一时期，希腊
社会经济更为发展。不过，修氏指出：甚至到了僭主时代的希腊社会仍有很大局
限性：“希腊诸邦不能联 合起来，做不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4] (Ⅰ. 1)（注：
英译文参见华尔纳本和斯密斯本。） 有两件事使希腊人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一是斯巴达镇压了除雅典和西西里以外的希腊各地的僭主， 有力量干涉其他国家
的事务；二是希腊人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走向联合，逐渐形成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尽管修氏没有全面论说希腊历史发展的意图，然而他的叙述清楚地
表达了历史进步的观 念：历史的进步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希腊诸邦之间联系
的加强[16] (P69)[18] (P 126—127)。据修氏的叙述，还可以看出另一点认识，
即古今的比较是建立在古今联系之上的。当 代的社会经济是从古代逐渐发展而来
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的矛盾由来已久。“从波斯战争 终结到伯罗
奔尼撒战争开始，中间虽有些和平时期，但就整个情况而言，这两个强国不是彼
此间 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的暴动”[4] (Ⅰ. 18)。从古今的联系中，修

氏 有力地说明他所生活的时代较之古代“伟大”，他所描写的战争是一场前所未
有的“伟大战争”。
那么，联系古与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修氏指出：是人性，是人
的欲望、好 斗性和情绪。他说：早在部落时代，占有肥沃土地的人因拥有较多财
富而扩大权势，从而引发“纷争，导 致公社瓦解”[4] (Ⅰ. 2)。米利都帝国清
除海盗，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维护自身的安全[19] (P153)。僭主们追求的
是“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4] (Ⅰ. 17)。斯巴达早就 干涉他邦事务，
要把自己的政体形式强加给它们，等等。不仅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而且古往今来
的历史变化都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而且由于“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
的，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也 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所以他断言：读他的书可以“理
解过去的事和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他的书是 一部鉴往知来“垂诸永远”的著
作。修氏对人性与历史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于客观历史中的理性， 即历史
的理性：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反映。历史的本质就是
人性。历 史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路，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联系的不断加强。
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修 氏对历史理性的认识之深刻，是希罗多德所无法
比拟的。实际上，修氏的历史理性说，还蕴含了十分深刻 的矛盾：人的行为出自
自私的本性，然而人类社会的联系却不断加强；人类历史表现出人欲横流和种种< br>恶行，然而历史却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人出自非理性的本性相互争斗，然而其
行为却促使了历史 的进步。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
这些矛盾是修氏本人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 的。然而，可以认为，这些近代西方思
想家苦苦思索的历史哲学问题，已经萌芽在修氏的历史理性说中了 。
对于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R·G·柯林武德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古
希腊 人的历史观念受“知识”论的影响，表现出实质主义和反历史的倾向等特点
[20] (P22—35， 48—61)。在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中，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柯林武德所说的特点[ 21]。不过，修氏的历史观是否有反历史的倾

向，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修氏看来， 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
素(欲望、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 体的、变化的历史
事件中认识。本质与现象并没有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历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描
述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个别事实的经验教训，具有“实用的价值”(柯氏语)，
更重要是揭示人类历 史的普遍真理：历史是人性的产物！历史学并非仅限于描写
某些重大事件，其时间的“跨度不得超过一个 人一生的年限”(柯氏语)，它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描写过去的史实[4] (Ⅰ. 1)，从时间方面表达历史进步的观念[18]
(P127)。柯林武德所说的实质主义与反历史倾向 与希腊“知识”论之“真理”与
“意见”的区分密切相关。这一区分始于爱利亚学派。不过，“知识”论 在哲学
思想上占主导地位则是在修氏之后的柏拉图时代。在修氏时代，盛行的是智者和
自然哲学 家的思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在智者那里并不鲜见。自然哲学
家恩培多克勒的“四根”(即存在 有)[21] (P253)，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作
为万物的“本原”，虽吸取了爱利亚学派的某 些因素(如本质不变，“存在”不
能从“非存在”产生)[1] (P1093)，然而“本原”与由其 结合或分离产生的万物
没有处在两个世界。甚至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中，“真理”与“现象”也没有< br>绝对分离[1] (P1056—1058)[22] (P38)。按柯林武德的说法，希罗多德的思想
被修氏“掩盖并窒息在实质主义与反历史的动机之下”。我们认为，修氏探寻历
史的本质，视其 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
化。至波利比乌，实质主义与反历史倾向 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23]。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希腊史学观念的变化并非古希腊人思想的倒退，而 是从另一方面反映
其哲学思维的巨大进步。
在修氏思想中，历史理性与伦理道德是背 离的。古希腊的伦理道德包括正义
观念、法律观念等等。古希腊人一般认为，正义源自于神。赫西俄德说 ：“宙斯
制定了人类的法律。人与野兽不同，他们应该拥有正义。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智
者时代 。”[13] (P55)古希腊正义的基本涵义是公道与和谐，表示建构个人公平

地获 取应得利益的社会秩序的原则。法律或法规也体现了正义的原则[24]
(P37)[25] (P1 50)。在《伯战史》中，这种神所赋予的正义不仅与人性对立，而
且在人性面前成为不屑一顾的东西。 米洛斯人以为自己是被侵略者，拥有正义。
雅典人则明确指出：“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的均衡。”[4 ] (Ⅴ. 89)这就是说，
正义是以双方的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为基础的[26] (P64—66 )。如果失去均衡和
制约，无需提及正义。修氏叙史屡屡提及正义，那只是表达人性的一种托词。例如，斯巴达高喊正义的口号，要把其盟友从雅典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其亲密
的盟友科林斯人则说 ：自希波战争结束以来，斯巴达人不仅剥夺那些已被雅典奴
役的城邦的自由，而且也剥夺了同盟者的自由 。对于正义，狄奥多图斯有一句十
分精辟的话：谈人性时而顾及正义，“那只是简单头脑的产物”[4] (Ⅲ. 45)。
既然正义在人性面前不屑一顾，那么表现正义原则的法律也必然如此。《伯战史》叙述科西拉革命说：“现在，人性超越于法律之上，甚至习惯于不顾法律而去犯
错误。它乐于显示出 其激情是不可控制的。它比正义更强大，敌视一切胜过它的
东西。”[4] (Ⅲ. 84)（注：英译文参见斯密司本和华尔纳本，此段文字是否修
氏所写，学术界有不少争议。参见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3, p373, Oxford, 1970。不过，此段文字 中反映的人性之贪
欲、激情以及人性与正义、法律的对立等思想，无疑与修氏的思想是一致的。参
见Thucydides, Ⅱ. 53; Ⅲ. 82—83. M. F. Williams, Ethics in Thucydides,
the Ancient Simplicity, pp43—44, Lanham, New York, Oxford, 1998。）
修氏对其他道德观念的认识，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评述希腊世界普遍发生的革
命上。他概括革命期间发生的 种种反映人性的行为，贪婪、鲁莽、暴虐、背信弃
义、自吹自擂、结党营私等等。他接着说：“古代的淳 朴之风，原是高尚品质的
标志，那时却被人耻笑，逐渐消失了。”[4] (P83)M·F·威廉姆斯 认为：这种
淳朴之风是与上述行为对立的道德品质，即节制、深思熟虑、谨慎、谦虚、虔诚、
爱 国精神等等[27] (P17—43)。这一见解是可取的。修氏所描写的杰出政治家伯

里克利、赫摩克拉特斯、阿基达马斯等人身上，都以不同形式表现出这些优良品
质。修氏断然否定神对 人事的影响，其书中反映的伦理道德无疑是人所制定的，
或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行为准则， 可谓之道德理性。在修氏看来，
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是背离的。尽管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可归结为道德的 作用
(如伯里克利的执政)，然而伦理道德对历史自身发展的理路并没有重要的影响，
推动历史 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性。《伯战史》有关人性与伦理道德的认识，深刻
地反映了修氏所生活的时代古希腊 思想界关于“自然”与“人为”的重大争论。
总之，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 表现了对历史理性、自然理
性和道德理性及其关系的深刻认识。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相 背
离。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显示自身发展的理路。人性
是推动历史发 展的动因。修氏视不变的人性为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
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 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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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5年06期第7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