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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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06日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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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内容提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
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
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
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 、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
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
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 br>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
的理性:历史以社会 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
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 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
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
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 要 题】历史理论
【关 键 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性说古希腊历史观 【正
文】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 60—前400)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以下省称《伯战史》)是一部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 影响的著作。在这部著
作中,修氏主要叙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
的、对希腊城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史学思
想。在修氏的史学思想中, 人性说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修氏
视人性为历史的基本动因,并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 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
对西方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人性,古希腊文Φνσιs,拉丁音读physis(注:为排
印方便,本文 所引古希腊文字除第一次引用者外,均用拉丁字母音读表
示。),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 本性[1](P610)。Physis是名词,其
源自动词Φνω,拉丁音读phyo,词义为产生、 成长等。physis一词大概最
早为爱奥尼亚哲学家所运用,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变化及其特征 [2]
(P82—83)。至公元前5世纪,此词更多地指人的本性。从自然的physis转到人的physis,表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巨
大进步。phy sis指人的本性,其涵义较为广泛,包括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
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 、生理特征等等[3] (P351-353)。修氏对
人性的认识,深深地印有时代的烙印。例如,他 称赞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有
天生的政治才能,“能极自信地表现出本性智慧的力量”[4] (Ⅰ. 138)(注: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省称Thucydides。本文所引
Thucydides文字据R. Crawley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Crawley. New York, 1934. 中译文参见徐松岩的译本),亦参考罗易布丛书斯
密司的英译本(Tucydides,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和华尔纳的英译本(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Warner,
Penguin Books, 1972)。)。他记载科林斯人的话:“雅 典人的本性是自己不
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的生活”,“而斯巴达人的本性则是所
做的事少于其实力所能做的,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4] (Ⅰ. 70)。伯罗奔
尼撒战争第二 年,雅典发生大瘟疫。修氏说:这种疾病的特点难以用语言描
述。“它对个人侵害之大,是人性所不能容 忍的。”[4] (Ⅱ. 50)此所谓人
性,指的是人的生理特点。尽管《伯战史》中人性一词的涵义 比较广泛,然而
作为历史学家,修氏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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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说是通过叙史以及对史实的分析表达出来的。 据《伯战史》记载,希波战
争结束后, 雅典不断对外扩张,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十分尖
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斯巴达 曾召开公民大会,邀请受到雅典侵害的
城邦参加,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此时,因处理他事而留居斯巴达 的雅典代表
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为雅典的扩张行为作了辩护。他们说:雅典的行为
“没有 违反人性”,“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是一条早已存在的法则”[4]
(Ⅰ. 76)。在雅典使 者看来,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也就是强者应当统治弱
者,这是一条符合人性的早已存在的法则,所以, 雅典人的扩张行为是完全合
理的。在《伯战史》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对人性有更为深入的阐述。
雅典大举入侵米洛斯,面对强大的雅典军队,米洛斯人承认自己是弱者,企图
说服雅典人放弃入 侵行动。他们说:作为被侵略者,正义在自己一边,神将保
佑持有正义的人。雅典人则答道: 我们的主 张和行为在任何方面与人们对神的
信仰或人们的习惯并行不悖。我们对神灵的信仰,对人的认识,使我们 相信,
来源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统治。这个法则并不是
我们首创的 ,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的。我们发现它早就存在,并且将
使它永远存在[4] (Ⅴ. 105)。 上文提到,雅典使者指出强者统治弱者是一条
一直存在的、符合人性的法则,这里雅典人又 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来源于神的
本性和人的本性的必然法则[5] (P173)。这一法则是必然的、 永远存在的,其
来源的基础—神性和人的本性也是不可能变化的。这种人性不变的观点,是修
氏 特别强调的。 人性一方面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弱者
臣服强者时,却力图摆脱强 者的统治。后者就城邦而言,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
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伯战史》全书。上引米洛斯人为 摆脱亡国命运而提出的
理由,尽管是那样苍白无力,却流露出对独立和自由的深深渴望。曾经臣服于雅典的米提列涅人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在处理米提列涅人的问题上,雅典政
治家克里昂和狄奥多图 斯有不同的意见。前者主张杀死所有的米提列涅人,后
者则主张采取宽大政策。然而他们却有一点共识, 即那些被剥夺自由的国家总
是一有机会就反叛,这是出于人的本性[4] (Ⅲ. 46; Ⅵ. 20 )。受雅典控制的
塔索斯邦摆脱了对雅典的依附地位。修氏对此评论说:“在雅典的许多属国
中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些城邦一旦建立稳健的政府,享有行动的自
由,他们就追求绝对的自由, 不会理睬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有关法律和秩序的
空洞说教。”[4] (Ⅷ. 64)而弱小的城邦获得 自由和独立后,又会顺从人性追
求统治其他弱者的权力。正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所说的:“你们和其他人 如果
有了我们现有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4] (Ⅴ. 105)弱者与强者
的斗争,还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对此,修氏特别关注的是城邦内部的党派
斗争。他详细地叙述了科西 拉城邦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指出党派首领打着
为民众谋利益的旗号,实际上谋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 们力图推翻现行制度,
以取得统治者的地位。这种争夺权力的党派斗争,并非仅发生在科西拉,而是希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修氏认为,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的斗争,都深刻地
表现了人性好斗的特点 。他引雅典政治家克里昂的话说:“人性总是轻视那些
对他们好的人而佩服那些不让步的人。”[4] (Ⅲ. 39)(注:英译文参见斯密
司本和华尔纳本。) 在《伯战史》中,人性还表现为对财富和荣 誉的追求。修
氏指出:雅典的扩张与掠夺财富是密切联系的。雅典不断地搜刮盟邦的财富,
盟邦 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财政的重要来源[4] (Ⅰ. 96, 99)。他叙述希腊早期
历史,指出有的城邦获得大量财富后强大起来,然后把弱小城邦变为附庸[4]


(Ⅰ. 8)。城邦内部斗争也反映出人对财富的贪求。修氏描绘了科西拉革命期间债务人杀死债权人,掠夺其财富的情况[4] (Ⅲ. 81, 84)。对权力、财富的贪
欲与追求荣誉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6] (P193)。他认为,斯巴达决 定对雅典宣
战与捍卫帝国的荣誉不无关系。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极力主张远征西西里。修
氏分析 其动机说:他想获得将军的职位,并希望通过征战的胜利使自己获得财
富和荣誉[4] (Ⅵ. 15)。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人性中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
欲望以及好斗性是修氏特别关注的。这些 并非某些城邦或个人的本性,而有普
遍的意义,是人类共有的本性[7] (P45—48)。还有不少 西方学者注意从心理学
角度讨论修氏的人性说。R·D·卢金比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修氏所< br>谓人性表现为人类心理因素的集合,是“内在于人的自然动力的集合。它推动
着历史的进程”。人 性有激发、冲动的一面(the motivational, impulsive
side),即 其书中之σργη(拉丁音译orge),包括了欲望和情绪(激情、恐
惧、希望等)。情绪产生冲动, 促使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此类行为多有不理
智和冒险的特点。人性还有知觉、评估的一面(perc eptual, evaluative
side),即γνω—η(拉丁音译gnome)。Gno me对欲望作出判断和评估,指导
人们放弃欲望或正确地行动以实现欲望。他认为:修氏人性说表现为一 种“心
理学的程序”、一种“冒险与避免冒险的行为体系”,可纳入行为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ction)[8] (P26,53)。卢金比尔指出欲望与情绪的 关系,确
为卓识。此两者的关系,从修氏描写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发言、米
洛斯对话 、雅典瘟疫发生、雅典人对出征西西里的争论、安菲波里战役后雅典
盟邦的反叛、科西拉革命等许多史实 中都可看出。卢金比尔所说的Gnome,则
是一个涵义非常复杂的词,有思考、判断、决心、意见、观 点、倾向、性情等
意思[9] (P354)。卢金比尔也指出这个词很难译出,所以他一般用拉丁音读
Gnome来表示。对于修氏书中此词词义,卢金比尔作了细致的分析。据他的分
析,Gnom e不仅有知觉、评估意思,甚至还有表示情绪的意思。他还指出:
Gnome中知觉、评估的作用是有限 的。欲望多受情绪的支配,所以修氏引狄奥
多图斯的话说:“人性总是容易犯错误的。”[4] (Ⅲ. 45)这些见解是深刻
的。不过,卢金比尔的说法也存可议之处。修氏的人性说是否是一个“心理学的程序”?按他的说法,欲望、情绪与Gnome均为人的心理动机,欲望受情绪
或Gnome的支 配,形成人的行为的原因。欲望受情绪支配的史实是很多的,欲
望受Gnome指导在修氏描写伯里克利 执政等史实中也有反映。然而,修氏书中
也有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并未依此程序。《伯战史》记载斯 巴达与阿哥斯
的一次战争,谈到双方军队的人数时说:“人性总是夸大他们军队的人数,所
以估 计的数字是不可靠的。”[4] (Ⅴ. 68)人性表现为自吹自擂和战胜对手的
欲望。雅典人远征西 西里前夕,城内的赫尔美斯神像一夜之间几乎全被毁坏。
此即所谓赫尔美斯神像案。修氏说:一些人(即 安多西多等人)[10] (P53—63)
妒忌雅典将领亚西比德在民众中的声望,利用此事攻击他, 指责他操纵毁坏神
像之事。“他们认为,一旦赶走亚西比德,将能掌握最高统治权。”[4] (Ⅵ.
28)赫尔美斯神像案反映的是党派争夺权力的欲望。西西里诸邦面临雅典的入
侵,曾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抗击雅典人。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作了一番精彩的
发言。他说:“我们不谴责那些渴望统治别 人的人,而只是谴责那些早早地准
备屈服于别人的人。因为人性的本能之一就是统治那些屈服者,正如他 们提防
那些想攻击他们的人一样。”[4] (Ⅳ. 61)此所谓人性,在雅典方面表现的是
追求权力的欲望,就西西里城邦而言则是沦为附庸的恐惧。修氏描写雅典发生


大瘟疫,一 些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表现出疯狂的情绪,做出许多违法的事。
这里反映的是情绪的作用。在《伯战史 》中,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都未与
卢金比尔所说的“心理学程序”相符合。实际上,要说在公元前5 世纪下半叶
古希腊人已把人的行为动机视为一个“心理学程序”是很困难的。古希腊至亚
里士多 德才注意研究动物行为心理,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大概在古罗马哲学家
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中才有很好的反 映。卢金比尔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修氏的
人性说,确有独到之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他未重视与 自己观点不合的
史实以及修氏生活的时代背景,其说就难免有一些牵强之处了。 我们认为,修
氏从人性入手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具有心理分析的倾向,但他的人性说并非
一种“心理学程序”。人的 欲望或受情绪支配或受Gnome指导,然而欲望与欲
望、情绪与情绪之间也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联系 并没有形成规律。在修氏看
来,Gnome正确引导人的欲望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立足
于欲望和情绪等方面。天生的、自然生成的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
斗性以及人的 情绪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非理性的。这点,正如P·A·斯塔特
所指出的:修氏的人性说是以非理性的 人性为基础的[11] (P47)。人的非理性
的本性是不变的,然而它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 为表现出来。欲望、好
斗性和情绪,或结合,或冲突,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其最终的动因也就是人性。人
的活动与其本性并不是 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在理解修氏人性说时,这点是应
特别注意到的。 为了做这种理论小饼,为 了在期刊上发表,理论家们只
好屈从于经验工作的评价机制。在已有的理论传统上修修补补的文章才会被 发
表。为了让大家能接受这些工作,理论家们还必须采用正确的理论背景和参考
资料。换句话说 ,理论家被迫得遵守“常规科学”的规程。尽管是理论的艺术
性和创造性消失几尽。 理性化 还导致美国社会学只发一种类型的理
论文章。别指望在这些期刊中发现独特的思想。能发表的文章都是注 来注去的
文章。这种文章只是理论祖宗和欧美理论的解经学。它们是关于理论的研究而
非理论原 著。尽管解经也能解出新意来(一个好例子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
结构》),不过能出新意的文体已不 多见了。 当然了,出版理论书
籍也有同行评议的问题。 不过,评议书和评议论文可有不同 ,审议书的人一
般对不同意见可以比较开发,即使同一个人审书和审论文也有这种区别。简单
地 说,书稿比文稿更能接受非理性。篇幅和格式并不重要时,充分发展新观点
新视角就有了充分的空间。图 书产品也被理性化了,但还不像论文理性化的那
样盛, 所以,美国理论家被迫写期刊论文而不是书籍,成为美国理论过于理
性化和赶不上欧洲理论水平的原因。 造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麦当劳化
的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分重视继承性,一个理论家常常被要求要师出有门。这 造
成社会学理论的分工细致:理论家要么是结构功能主义者,要么是冲突理论
者,要么是符号互 动论者,要么是交换理论者,如此等等。一个人只能在某一
理论传统下建设,和经验社会学的方式很像。 专业化导致了理论发展的过度理
性化。在传统范式中增砖添瓦是多么有效率啊。专业化的弊病是对新生事 物常
常横加指责,不愿取长补短。 欧洲理论就没有这样明确的分界线。
欧洲理论常 常是多个传统的产物。它们要的是与理论祖宗和理论同伴不同的创
见。像在法国社会科学,最大的压力是 与众不同而有创意(Lemert, 1981)。
这种风尚下创造出不少有建树的社会理论家,如布迪 厄,福科,德里达,利奥
塔,巴什拉,和威理奥。这与当代美国理论界患得患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p>


很难想出一个当代美国理论家,在原创性和独特性上能和当代欧洲理论的佼佼
者一 决高低。 当然,美国社会学理论也有重要变化。我们发现理论
分野正在变得模糊,综合情态 正在变得明显(Ritzer, 1990)。但还不够,因
为这些综合常常是在某一传统下的综合,而 不是综合不同的传统。最好的例子
是杰夫理 · 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还被看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承(亚历
山大和Colomy, 1990)。相似的例子还有费恩的建树(Fine, 1990)被看成
是符号互动论的延伸, 库克等的建树(Cook et al, 1990)被看成是交换
理论的延伸,等等。与经验知识的贡 献相仿,它们如在已有理论上的适度增
加,而非蔑视边界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家不光专精于某种理论,
而且专精于理论; 亦即他们无视经验研究来创造理论。布迪厄是这 种专精的
严厉批评者,他相信“与具体研究实践不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对建立社会理
论无用” (Wacquant, 1992: 32)。 尽管我不同意布迪厄的这观点,因为
我觉得纯理论可以 而且已经在社会学中产生贡献,但我只专精于理论或只专精
于经验研究都对社会学有不良影响。 结
论 也许社会学永远不会达到像快餐店被麦当劳化的程
度, 当它已 经而且还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本文讨论的目的是:向读者描述这
个发展过程及提醒社会学家正在发生的一 切和他们所要注意的,或如布迪厄所
说,对此发展保持“认识论警觉”。毕竟,再如布迪厄和华康德所说 (1992:
183),“你们(社会学家)应该学习如何避免成为在你们社会学实践中的社会
势力的玩偶。” 由于麦当劳化的广泛势力,社会学家很有可能成为大势所趋
的牺牲品。 该 谈论本文第三个目的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学的当下危
机。现在有人见到某个社会学系的关闭,或某个社会 学系的缩减规模,都是社
会学深刻危机的表现。学校预算缩减时,社会学可能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尽< br>管这些担忧可能太过了,但社会学的问题确实不少,麦当劳是其一个。简言
之,麦当劳的胜利进军 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学的原创性减少和其学术装配线上产
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如何社会学家的作品变得可 预测及无原创,那么越来越
多的学术管理人员将会发问:为什么要这些人?至少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有创造力的学者无可替代,但那些流水线工人和撞钟和尚会遭人疑问并可能被
取代。 理性化理论可能让人悲观,不过这绝非本文作者的目的。毕
竟,是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个理性化的社会和理 性化的社会学。 人们历史地创
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也在每日地再创造这个世界, 人们有能力改变 其创
造物。具体的社会结构被创造出来,具体的社会结构也会被消灭掉,前苏联的
兴衰证明了这 一点。应该指出,前苏联的结构是非常非理性的,也许正因为
此,它才如此容易分崩离析。理性化的结构 ,在韦伯看来,是难以被攻垮的。
社会学家有能力使这些社会结构消散,他们可以成为高夫曼所云的“危 险的巨
人。”何哉?盖社会学家们通晓各种社会过程,能以社会学工具解析社会学,
在其位也, 故能针砭社会制度,消除其最坏结果。社会学家亦能鞭策大众,使
之不致盲目接受影响其生存的社会结构 。不过,社会学家只有自己克服限制他
们和他们工作的理性系统,才能使他们对大众社会的批评更有效用 。这可以成
为对日益控制我们生活的理性的大反攻的第一役。我承认这只是很牵强人意的
主意。 但是切记: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所有社会系统都是人类建构物从而
也可以成为人类解构物! 本文批评的目的不是消弱社会学本身,而
是如华康德一样,“寻求保护而非攻击社会学的认识论安全性。 ”最终目的是
提醒社会学麦当劳的过程,对如何减少和控制其负作用提出建议, 从而建设


社会学事业。用布迪厄的话来讲(1992:211):“我始终在用社会学来清理我
的著作 中的社会决定因素。”如此说来,本文目的亦即清理当代的主要社会决
定因素—麦当劳化—它如何在整个 世界及社会学发生影响。 最后,
说一下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元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坏 名声问题。如上所
提到,这恶名来自于该领域的许多琐屑无奇的论文。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社会
学家们一直不愿意用他们的工具来研究他们自己, 和研究他们如何也受影响
每一个人的社会力量的影响 。华康德在讨论布迪厄的方法论时提到了这一
点: 社会学的反思性很快惹恼了我们西方人,因为它
直接攻击到有关个体的那种神圣意识, 以及知识分子的光环, 这些知识分
子认为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自由探索的,身份优雅
的。 本文可能也会惹恼一些社会学家,因为本文把他
们和社会学的一个坏趋势联系起来,而他们不喜欢这种联 系,更不喜欢因此挨
批评。但是,有必要让社会学家意识到他们也受这趋势的影响,要反抗这个趋
势,社会学家得死守学科的核心。意识到了这些,社会学家就可以看到,用自
己的工具研究自己,是多 么的重要和必要。 参考资
料 Abott, Andrew. 1999. “The 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7-
209. Alexander, Jeffrey C., and Paul Colomy.
1990. “Neofunctionalism: Re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Tradi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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