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金翅鸟-客房服务员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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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科学硕士（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学期考试专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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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考试课程名称： 教育学原理


考试时间： 2015 年 2 月



任课教师打分：





任课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日

1959—1961 “三年经济困难”成因探究综述

摘 要
195 9_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
咎 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兩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
“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通过近年来官方史料的解密以及一些访谈著作的问世、亲历者的
讲述等逐步对1959年—1961年这三年间发生三年自然灾害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 br>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
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决策错误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 程度，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 br>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
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 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
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 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
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 间的缺点错
[1]
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
评了所谓 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
经济困难”的原因被 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
国史著作在 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 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
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 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
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 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
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 证据。然而，中
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
键原因。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
性 ，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一、“三分天灾”：自然灾害频发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 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
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 ，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
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 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
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 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
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 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
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依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 949_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
中的史实进行说明。1959年全国出现了 “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 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其
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 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
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 ﹪,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
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 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
旱达4寸一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 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
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 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
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苞灾害 。进入夏季，旱
灾、洪港情况开始对移。“4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 达
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_9月，
东南 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 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
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鼠灾等。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
灾面积达65 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主要灾害是
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 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1_9月，从1959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 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
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一40 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
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 粮区合计受灾1598.6
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 9%；流经山东、河南的黄
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 扩展到江苏、湖
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 46万公
顷，是建国50年来最高记录。
1960年6_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 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达11次，
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小时一20小时 ，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
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 东、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 地区30多天
内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米_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 没
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
1 960年3-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个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 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
392.26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也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
害更 大。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
部分地区则持续干 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 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
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 94年以前最高,其中14面积绝收(减
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 60年。
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
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
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低水
平 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4-5
月，淮河 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504
万间。
1 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
灾，水淹10个 县市城。7_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
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 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100万公
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 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
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 数占总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
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 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
农田绝收。
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 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市11
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 多的。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的如渔船
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 960年。
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
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1961年9
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
他在分别会见 毛泽东、刘少奇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少奇认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
是80年来没有的。毛泽 东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
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 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
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 饭。”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
常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
1959年中 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全国各
地的粮食、 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
才开始回升。

二、“七分人祸”：“三面红旗”下的“左倾”泛滥

三面红旗，是中共 中央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路 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给
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 且还损害了党的建设，也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
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冒进
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规定这条总 路线的基本点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 所有
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

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
并举，大型 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
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 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 民群众迫切要求改
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主要表现在 ：①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没有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结合
起来。社会主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的,只有按照社会主义的本
质,按照社会 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活动,才能符合人民利益,并能经久不衰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如果过份夸大主观 能动性,违背客观规律,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国民经济的发
展；②片面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高速 度，忽视比例协调。总路线强调的是“多、快、好、省”，
实际上只突出一个“快”字。这和当时提出“ 大跃进”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中国共产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后，正是党的指导思想 发生失误，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
滥的时候，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虽然一度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干劲和积 极性，并取得一定
成果。但从1958～1960年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中国国民经济多种重要比 例关系的严
重失调，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挫折，以致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恢< br>复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 认识不足，更由
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 大
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
动 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
要的左倾错误严 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失误
当 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
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 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
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当时农村 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
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 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
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 下，1958至1959年，中国
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 速发展军事工业。例
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 的最高，
为415.75万吨。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 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
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 心要求（以
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 br>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
捣毁作 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
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 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同时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 姆·李森科的伪科
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 相互
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
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
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
而肥沃的 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
误决策，1958年8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3000亿公斤_3500亿 公斤，比1957年增产60%_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

大“ 放卫星”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足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
早已超过需要 。1959年8月16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
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 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
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 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
斤。
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巳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
策: < br>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
食堂化，肚 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
年1月的统计，全 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人民公社
总人数的72.6%,其中 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第二，大幅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 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
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196 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
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 1957年增加3 24万人。全国农业劳动
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 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
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资和 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而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
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 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
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 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
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 ，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
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 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
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 壮少。这些都造成
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 黍叶
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
现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做出了次年减
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 br>亩下降了,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按照1957年粮食亩
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置的10%。
第五，实行粮食 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
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 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
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 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
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经济消 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
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 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
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1 959年全
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 灾
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与丰收的1958年 相
等。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 为
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有人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
种原因中是相 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
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 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
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 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

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 br>也有人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是触发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
分节省地吃 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
“敞开肚皮吃饭”，再加 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
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 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
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 发生饥荒。
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而的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
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
出口 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
集体、家庭都严 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
到5月，已有55个村25 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三、国际关系的剧变：中苏关系恶化下的中国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 的中
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
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 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
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 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
257个，共计 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
走全部在华专家13 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
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 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
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 键部件的供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
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 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
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 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
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 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
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 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
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 堂的大型陈设山石
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全
[7]
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 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
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 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
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 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
[9]
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 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 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
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 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
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 迫，激起了中国人
民的奋发图强。

四、结语

很多人认为过激 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

是导致这一问题 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
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 《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
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 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
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情况。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
受任 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
大的暴政。” < br>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缓3年再
说。另外 ，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 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通过听取前辈人的讲诉和查阅相关资料，对于“大饥荒”年代发生的种种不幸，深 知今
天生活的美好，在缅怀历史的同时，要放眼未来，珍惜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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