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象山县-踏春作文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
吏 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
通鉴论》一书， 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
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 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政治镜鉴。郭树伟《古代中 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 ，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
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 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
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 本版从今日起，
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
王夫之（1 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
大思想家”，世称 “船山先生”。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
《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 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其中，对历朝
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 ，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所揭示的历
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 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
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

（一）

《读通鉴论》一 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
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 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对此，王夫之揭示了
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他指 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
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 “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
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 侈”的官员文化
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
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
而 唐朝实行“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
家覆亡。这两种 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

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 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其财政
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 怒人怨、国家败亡。“大
俭之后，必生奢男”。随后，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 财政政策的
一种报复。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因朝廷过度聚< br>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
高祖李 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
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 。”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
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 其必然结果。

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 于民的财政政

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 歌舞相尚，……
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朝士以贿而容奸， 逆
臣亦以贿而自固”。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却导致了世风日下、道德
滑 坡。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元载、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而姚崇、张说、韦皋、李德
裕等高层官僚， 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官员风尚败坏。即如该书所说：“唐之乱，贿赂充塞
于天下为之耳。凡三百余年， 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为官廉洁称为
‘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 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
如鸩之必死”。王夫之认为，这是统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 的缺陷导致的恶果。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各级官吏层 层盘剥，老百姓无疑
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最后为贪腐“买单”，进而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国 家安全。
因此，反贪腐、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

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 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继而是作为
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财务透 支，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即如唐诗所云：“二月
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身陷囹圄、
“死于桁杨（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再其后是百姓“ 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这
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墨吏得此以张其威 焰，猾胥得此
以雠其罔毒。”最后是“国日蠹、民日死”。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唐朝“安史之乱”
之后的江南局势，亦复如此。因贪腐而亡国的情形，在历朝演变的路径大致相似。由此可见，
廉 洁政治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应当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廉洁 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国家的财政政策、思想文化、官员风尚等，统治者
应通盘考虑，切不可顾 此失彼。王夫之总结了隋唐两朝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为统治阶级的
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

（二）

《读通鉴论》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贪腐现象 的观察上。王夫之由表及里，深入挖
掘了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根源，为廉洁政治建设开出了一剂良药。

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结构，使皇帝过分考虑皇族利益，为一己之大私。隋文帝过分顾< br>及自己的“家天下”，厚敛于民，于是有了“贪吝”的报应。而官员则考虑自己“天下之家”
的 利益，为一己之大私。唐朝大臣元载过分考虑自己的“天下之家”，则有“蝜蝂”之祸。
王夫之从分析“ 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结构入手，揭示了官员贪腐的社会学原因：“故贪墨者，
其人也；所以贪墨者，其子 孙也。”

王夫之认为，由于官员贪腐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所以，反贪腐应标本兼治， “拔本塞
源，施以禁锢之罚”。换言之，既要反贪腐，也要加强官员廉政教育，要对官员子弟的吃穿用度，从法制和道德等方面予以监督和制约，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一种廉洁的社会风气。应
该让官员 及其子弟懂得，如果自己享用贪腐之财，则将被社会所谴责。“为子孙者，虽拥肥
奡立，而士类弗齿；… …人士羞与为朋侣”。

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官员子弟受到约束，“子孙先怵，妻妾内忧 ”，官员就不会有过分

的贪念，贪腐行为就会收敛。如果官员没有贪腐行为，又会减少朝 廷与百姓争利，“亦可藉
手以寡怨于百姓”，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采取这样的防治措施，可以消除 社会不稳定
因素，同时也是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保护，是国家移风易俗、反贪腐、打造和谐社会的有益途< br>径。“非但弭生民之蟊贼，且以旌则善类，曲全中材，而风俗亦由之易矣”。

（三）

《读通鉴论》一书在建立高层廉政战略方面，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分配国 家高层
反贪腐所得的财货？而这类财货的数量往往很大。比如，清朝大贪官和珅贪腐事发，世人称
之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这种处理贪腐财货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
虽然是王夫 之以后的事情，但王夫之对此类问题确有先见之明。

王夫之认为，国家反贪腐所得的财 货，本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而来，国家不应苟得，应
该还之于民，或减税于民。他在书中说：“乱国之财 赋，下掊克于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
国乃益贫，民罔不怨，天子闻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无不 快其发觉者。然因此而句勘
之以尽纳于上，则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剧矣，是所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 夺之牛’也。
假公科敛者，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发觉矣，上顾因之而收其利，既无以大服其心，而
唯思巧为掩饰以自免。”通俗地说，贪官污吏的“乱国之财赋”，如果被收缴上来，老百姓
当然 高兴，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能据为己有。因为，这样做，很难赢得民心。

如果皇帝经 常以反贪腐之名增加国家收入，实际上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税外之税。朝廷又
会形成一种印象：国家税赋已 经收了一部分，而反贪腐又能获得这笔财货，看来，老百姓还
能再拿出一些税。于是，统治者就会滋生增 税的念头：“有句勘之赢余，列于正供。”这也
正如俗语所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者因 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人家把牛抢
走了。因为牛踩了别人田地，牵牛者确实有罪，但抢牛者的罪行更为严 重。如果国家占有反
贪腐获得的财货，实质上是在“抢别人的牛”，是变相鼓励贪腐。因此，老百姓会怀 疑你的
本意不是反贪腐，而是聚敛财货，会导致社会舆情恶化。政府贪恋小利，甚至将其作为制度
来执行，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

王夫之认为，如果国家得到反贪腐的财货，就应视其 为“诚恶墨吏之横征”，这也是取
之于民的财富。朝廷应该量入为出、为生民计，体恤百姓完税之难；应 视具体情况，减少以
后的赋税。“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句勘得实，以抵来岁之赋，可以纾一时之急，而 民亦苏
矣”。这样做，既能取悦于民，又能减少百姓之困，从而使“民知税有定额，而吏亦戢”。
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没有额外之税，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会有所收敛，从而扩大反贪腐的社会效
果。这才是 处理反贪腐所得财货的正确方法。
二、应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朝廷官员（包括皇帝）的道德操守如何，始终是反贪腐 的重大
课题。“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
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基于这种认识，
王夫之认为 ，统治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廉政教育，高层官员尤其要不贪苟得之财，注意自身

的清廉。 接着，王夫之阐述了贿赂公行的社会危害性：“贿行于中涓（亲近之臣），而天子
慑；贿行于宰相，而百 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这就是说，如
果贿赂发生在朝廷，皇帝就应该惧怕 ；如果宰相收受贿赂，其臣下就不敢驳斥；国家行政系
统普遍贪腐了，政务就会壅蔽，那么皇帝、宰相也 无可奈何。书中说：“唐之乱，贿赂充塞
于天下为之耳。”唐朝的衰亡，贿赂公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皇帝和权臣坚持清正廉洁，
是对一般官员廉政教育的源头之水。

皇帝和权臣 不仅要自身清廉，还要选好身边的“十数人”和“二三人”，抓好身边官员
的清廉。“上官则九州之大， 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
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侍御史别称 ），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
风者，止在一人”。皇帝固然不能具体抓每一起贪腐案件 ，但应选好身边人，抓好身边人的
清廉。皇帝应从身边官员的选拔抓起。“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 吏”，“举直错诸枉”，
努力造成一种廉洁的风尚，取得以小搏大、以寡驭众的效果。所谓“慎之于选任 之日，奖之
以君子之道”，是说在官员选拔之初，就应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们，用道德廉耻观教育他们，
引导官员走清廉之路。

在这本书中，王夫之批评了东汉灵帝、北齐高洋帝“不 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禁之
而民之枉也益甚，灵帝之世是也。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又无足论已”。 灵帝、高洋帝的反
贪腐举措，在王夫之看来，并不值得称道，只是“以其非本治也”。这种临时性“不教 而杀”
的反贪腐举措，只是皇帝哗众取媚天下的噱头，并非治本之策。只有平时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才是反贪腐的正途。

同时，《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打造清廉大环境对吏治清明的 重要性。“至乱之世，守
宰专利于己，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 “至治之世，
在官有养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王夫之认为，时逢乱
世，官员会以秉公守法的名义，主动索贿；反之，如果形成了清廉大环境，官员就会远离贪
腐、 自觉“养廉”。由此而来，官员的清廉美德就会受到社会尊重，请托和受贿现象就会减
少。

（二）

《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官员铨选的三条标准：“论守令之贤，曰 清、慎、勤，三者修，
而守令之道尽矣乎？夫三者，报政以优，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贤，未有能置焉者也 。”也就
是说，优秀的官员应具有三项操守要求：“清、慎、勤。”官员只有清廉、谨慎、勤政，才能取得好的政绩，获得好的官声。而舍弃这些标准，就无法对官员的作为进行恰当考核。

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把清廉作为铨选官员的首要规范：“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
也。 而清其本矣。”强调“清其本”，是说清廉为政是官员铨选的第一要则。接下来，王夫
之给出了具体的解 释：如果一个官员能够清廉，而不能谨慎和勤奋，可以让他居于清要之地，
其有可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 ，避免陷入事务主义，更多地从战略层面思考国家问题，甚至
可能成为社稷之臣（栋梁之才）；如果一个 官员不清廉，同时也不勤奋、不谨慎，那么他犯
错误所构成的危害相对会小一点，犯了错误也容易被人发 现。最可怕的是一个官员不清廉，
却能勤奋和谨慎，其“乃为天下之巨奸”。朝廷对他进行考核时，还会 因其勤奋、谨慎而原
谅他的贪腐行为。实际上，这种官员的勤奋和谨慎是“勤者非勤”、“慎者非慎”， 其是“孳

孳为利”的“跖之徒”，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应将其剔除出官员队伍。

（三）

在考察官员清廉为政方面，王夫之深刻分析了官员“清 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
等不良现象，反映了他对廉洁政治的独特思考。

王夫之说：“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虽然，持之
以为标准，而矜之 以为风裁，则民之伤者多而俗以诡，国亦以不康。矜其清，则待物也必刻；
矜其慎，则察物也必细；矜其 勤，则求物也必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的清廉有骄矜
之气，人们就会怀疑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如 果一个官员表现为“清而矜”，也必然是“清而
伪”，这种官员的清廉并非发自内心，一遇合适时机，其 “清廉”假象就会褪尽。“君子之
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 图”。换句话说，官
员的清廉应当出之内心自觉，不能有“位外之图”，不能沽名钓誉。

王夫之还批评了东汉和宋朝某些官员的“清矜”行为。东汉时，有些官员以清廉自我标
榜， 其中虽然不乏清廉之士，但也出现了伪清廉的人。那么，后来到梁朝、陈朝时，就没有
清廉的官员吗？不 是。因为这时，朝廷并不对清廉官员特别褒宠，所以，那些“伪清廉”的
人就没必要标榜自己了。清廉是 官员对自己的道德诉求，应以爱民为出发点。如果清廉仅仅
是为了获取好名声，即如“清而矜”、“清而 伪”的官员，其清廉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沽
名钓誉，也就起不到劝善励后的作用。

《读通鉴论》一书指出，在官员清廉为政方面，还有一种“清而钝”、“清而朋”的官
员， 这种人实为国之巨蠹。他们“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类多刻核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
以不得有为，亦非 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
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 、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这种“清官”，以清廉为旗号，
“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阻碍了国家经济 发展；他们以清廉而标榜，引起党争，招致人们
反感，其危害比贪腐之害更大。此类“清而钝”的大臣， “以清节著闻”，对别人提出过高
的道德要求，干扰国家政策执行，以小节害大局。他们除了“以清节著 闻”外，还以结党内
讧为能事，遇事则颟顸踟蹰，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妨碍别的官员有所作为。这种大臣 在“汉、
宋之世，多有之矣”。

王夫之指出的这种“清而钝”的官员，在后来 的康熙年代得到了应验。康熙皇帝的用人
标准是“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察 ，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
了解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倾听民间舆论。康熙重视官员清廉的实 践，收到了一定
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然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出现“清而钝”的官 员，
妨碍了国政的推行。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在纠正其父之弊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雍
正认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为了消除官员好名
的恶习，雍正 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禁止为卸任官员建祠树碑。他
不仅贱视清官，且对沽名钓 誉的官员深恶痛绝，反对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此等清官，无
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 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
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 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
称屈”。当时，像李卫等能吏，因敢于触犯各种人的利益，结果却“ 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
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对此，雍正认为，“舆论全不可信 ”，甚至

舆论皆称廉者，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 应备加呵护。
这可以说是“剥极而复”、“物极必反”。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对事物
发展的洞察力，对官员清廉的思考和辨析，是十分深刻的。

（四）

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树立正面榜样，比单纯的社会批评效果要更好。为此，王夫之在《读
通 鉴论》一书中指出，唐朝时的三位宰相可以作为官员的楷模。

“唐多才臣……以清贞位 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
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 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
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 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
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以清廉立身，使“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 以又安”。这三位宰相
以自身清廉引导官员，纠正了永徽（唐高宗李治第一个年号）之后的奢淫贪纵之风 ，为开创
“开元盛世”作出了贡献。

王夫之同时认为，唐朝这三位宰相的清廉 行为，有别于汉宋两朝时一些官员的“清而矜”、
“清而伪”。这三位宰相清廉为政，不“刻核其下”， 不“掣曳才臣”。他们“和者不流”，
能主动搞好与同僚的关系，“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 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崇
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他们不因 清廉引起党
争，而徒惹君主厌烦，秉素志以立朝，同心为国效力，君臣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同时，
唐朝这三位宰相既有别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苞
苴 指送礼行贿；竿牍即竹简，此指请托信）之间”的人，也有别于“为清而清”的骄吝的人。
他们才是“真 清廉”。王夫之于此称道说：“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唐
朝这三位清廉为政的宰相， 是官员学习的榜样。

作者 郭树伟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