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可能在具体行动上，没有了特别的规定性，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贯彻“阶级斗争”“路< br>线斗争”的命题，泛泛而言，抽象而论，然后再去寻找或者制造敌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文言词语
再说到杨岚对于文革作品成语、谚语、歇后语和经典性语言的统 计和研究。这也是个非
常有趣但难度颇大的题目。谁说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文化”呢？从这四类语言看， 除了谚语一
项基本持平，文革小说比前文革小说普遍有了新的提高。两组作品的对照（以每10万字中< br>所占比例为依据——10万分之）：
前文革小说：成语140.15，谚语25.24，歇后语3.44，古典作品语言引用0.67。
文革小说：成语223.67，谚语24.14，歇后语6.49，古典作品语言引用1.21。
那么，这些数字后面有什么蕴含呢？就以成语为例。成语的大多数都是以四字一组为基
本结构方式的。在 历史的传承中，成语作为汉语的特有方式，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扩展了
汉语的文化内涵，也使得它具有 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恰当的时候采用成语入文，会强化
文本的表达，也显示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但是 ，成语的频繁使用，也钝化了人们对它的感受
性，失去了新鲜感。黄子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遍体鳞伤 ”，我们几乎对其熟视无睹，但在
翻译成英文时，它变成了“被殴打的全身像鱼的鳞片一样到处是伤”， 就把它“擦亮”了，拂去
遮蔽其鲜活形象的积垢，还原了其本意。在杨岚看来，文革小说对于成语的使用 ，许多时候
都是只顾其表面上的装饰作用，恰恰是语言贫乏的一种标志。同出自浩然的《金光大道》和< br>《艳阳天》，两者使用成语，每10万字的比例，分别是217.58和161.57。在数字后面，显< br>然是江郎才尽的窘迫。如杨岚所言，“在《艳阳天》中从来没有发现在叙述者的不到30个字
的一 句话中，竟然会采用3个成语，《金光大道》则不然。”
他觉着这封信语无伦次，通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故意捣乱，真是岂有此理。
哪想到出师不利，遇上了这样的疾风暴雨，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为了补充成语的使 用，文革小说喜欢使用四个字的词组或者准成语。它加强了文革小说
的套话、空话，而失去了文学语言的 鲜活生动。杨岚再次列举了两个例证作为对比：
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懵懵懂懂，像是 罩上了头纱……圆圆的月儿挂在又高又
阔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辉抛洒在水面上，河水舞动起来，用力 把这金子抖碎；洒上了，
抖碎，又洒上了，又抖碎，看去十分动人。（《艳阳天》第357页）
今夜呀，虎龙荡上，春风轻拂，微波拍岸，满江里不见了半人高的白头浪，真个是细浪
前冲 ，流水涓涓，像在倾诉，像在吟唱……天上繁星眨眼，月亮铺洒下万里清辉，映照着一
江春水，陡峻岩壁 ……（《长虹》第532页）
在横扫一切中外文化传统的文革中，有一种复古主义或者说古典主 义风格成为时尚。对
仗、骈偶、散文体向诗歌体靠拢（后来推出的几部样板戏《杜鹃山》《平原作战》《 磐石湾》
等就尽力把台词诗歌化了），这在文革小说中也是一种新的现象。与之相照应的是，古典文学名句在文革小说中的使用增加了。如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相比，就是以五句
比两句了 。这些作品所引诗句，分别出自李白、王维、李贺、罗隐、王之涣、王实甫、关汉
卿、曹雪芹等人的作品 。不过，在作品中引用这些古典诗句的人物，大都是那些反面角色的
走资派，或者具有很浓的学生味而缺 少实际工作经验的新干部，他们因为家庭境况，受过较
好的教育，引用一些古典名句，是为了刻画他们的 性格。在具体文本中，《红楼梦》被引用
率最高，那些句子也是经常在报刊上被应用的，如“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这当然和文
革中后期毛泽东推荐干部读《红楼梦》，使得《红楼梦》阅读合法化和流行 化密不可分。至
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和“心有灵犀一点通”，则常常离开其本意，被染上了政治化的且 带有否
定性的色彩。这也让我们对文革话语的意识形态化有了更贴切的体认。 借用与延伸
杨岚的语言学分析，使用英文写作，她的预期读者是那些对汉语并不具有多么了解的人。
为 此，在其论著中，融入了大量的对现代汉语知识的阐述。有的时候会显得琐碎，但考虑到

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中可以得到双重收获，了解了文革小说的创作态势，也普及了汉语的有
关常识，是一 箭双雕。
那么，在文本之外，还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论题呢？杨岚做了那么多的语言学统计，而
且能够在数字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有深度的讨论，非常难得。不过，在统计资料的应用上，
或许 还可以做出一些文章。她把十部小说都分解开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和阐述，我想在
此基础上，借用其 成果，对《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也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 里，至今都把《创业史》看作是1949—1966年间最优秀的小说，
杨岚的数字统计显示，在意识形 态话语方面，它不但是高于《山乡巨变》，而且也高于《艳
阳天》，三者分别为6.08‰，2.81‰ ，3.57‰。作为作品主人公的梁生宝、刘雨生和肖长春，
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应地 分别为2.81%，2.82%，2.12%。刘雨生在《山
乡巨变》第一部中，位置并没有那么显赫， 工作组长邓秀梅和李乡长，并不比他分量轻，而
与他成为三足鼎立，因此，要统计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识形 态话语，就不应该只讲刘雨生。而
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中，梁生宝和肖长春可是绝对的主角了。他 们的意识形态话语讲
出来，其比重和刘雨生差不多，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增量，主要是体现在其他人身 上，这
能够说明，作家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可以有多种手段。前文革小说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
注意，不会让其主要英雄人物满口都是“讲政治”。这与文革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之间，有着
许多差别 。
杨岚指出，意识形态话语内部进行区分，在“改造”“共产党（员）”“集体”“阶级”“毛 主席”“党
中央”“总路线”和“单干”“道路”“斗争（斗）”“资本主义”等褒贬分明、内涵对立的 两个组别的高
频词上，《创业史》和《艳阳天》各领风骚。据统计，“毛主席”“共产党”“党中央”及 相关词语，
在《创业史》中出现了420余次，《艳阳天》中的“斗争”“道路”等则是高频词。至于引 用毛泽
东语录，《山乡巨变》是37字，《创业史》是240字，《艳阳天》是0。
在 使用两组不同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上，我也有补充推测。在柳青的预想中，《创
业史》作为多卷本的 长篇小说，斗争的激化或许会在其后的某一卷中出现，如《山乡巨变》
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描写上，从上 卷的和风细雨到下卷的明火执仗。所以，《创业史》第一
卷所描写的主要内容，不是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而是如何组织互助组，在生产效
益方面体现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以证明其历史的必然趋势，因 此是一部强调正面力量的作品，
用各种描写去肯定和强化集体化的势在必行。“毛主席”“党中央”和“ 总路线”云云，都是要从正
面去强调集体化道路的“政治正确”。1956年之后，尤其是“反右派”运 动后，毛泽东反复论述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上述那一段出自1957年2月而在公开发表 时经过对阶级
斗争问题的强化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引文。而《艳阳天》实际
上是接着《创业史》往下写，选取的正是1957年夏天，城里有“右派翻天”，乡下有敌人鼓
噪，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直至穷凶极恶地杀人和聚众抢粮，因此而将“斗争”之类用语反复使
用，也是情 理使然了。
语言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1960年代初期，周立波曾经被赞誉为语 言大师。《山乡巨变》中有个段落，盛淑君在纠
集一群姑娘捉弄和惩罚符癞子之后，被团支部书记大春黑 着脸批评一通，因为沟通不畅，大
春愤愤然走开，盛淑君在后面边追边叫着：“团支书！大春同志！大春 ！”一句话里，换了三
个称谓。有论者分析说，首先，盛淑君先叫“团支书”，因为大春是以团支书的身 份在和她谈
论如何正确地对待落后分子，要帮助他提高觉悟，积极进步，而不是恶意地捉弄之；但是，< br>在盛淑君，这是因为符癞子不自量力地向她示爱，而且对她纠缠不休，这里就不是简单地用
先进应 该帮助落后的大道理可以摆平的。次之，她和大春都是进步青年，她有权要求大春了
解事情的真相，她不 能接受大春那武断的批评和生硬的态度。所以她又怀着埋怨的感情称呼
他“大春同志”。再次，她喜欢这 个有刚性、有威严的陈大春，她热恋着他，所以在这被误解

的时刻，她企求他理解她，她 无法遮掩自己的真情，亲昵地求援似的叫着：“大春！”
但是，比这样推敲而成的语言更为精彩 的，还是周立波对湖南益阳方言的充分发掘和化
用。《山乡巨变》的文学语言学研究为此提供了若干思路 。在使用地方方言上，它的比重是
19.60‰，远远高出《创业史》的5.91‰，《艳阳天》的3. 51‰，在成语、谚语、歇后语和
古典语言方面，也都成就可观（以每10万字占比为例）：
《山乡巨变》：成语143.26，谚语49.3，歇后语4.65，古典语言0.93，粗话50.23。
《创业史》：成语110.03，谚语11.14，歇后语0.28，古典语言0.84，粗话27.58。
《艳阳天》：成语161.65，谚语25.00，歇后语5.30，古典语言0.42，粗话30.93。
周立波的语言艺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量的鲜活上口的湖南益阳方言的采用。周立
波认 为，采用方言可以使全民语言“词汇丰富，语法生动，使它更适宜于表现广大人民群众
的实际生活”。{ 6}50年代中期，写毕《百炼成钢》，周立波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扎下根
来，工作生活近10年。 本来是陕北人的柳青，为写《创业史》而扎根长安县皇甫村。本来
是唐山人的浩然后来主要是在北京郊区 采访和体验生活，都缺少周立波的家乡语言优势。何
况，周立波的语言自觉，他对于益阳方言的悉心掌握 ，都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他经常是随身
带个小本子，把听到的生动口语记下来。这种刻意追求的态度也非 他人可比。而且，他还不
顾当代文学中语言逐渐“净化”的特点，把那些表达人物情感的粗话也都纳入自 己的话语体
系，生活的气息和人物的性格，也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有趣的是，据杨岚研究，在列< br>入研究对象的作品中，《山乡巨变》中的粗鄙话语是最多的，例如：“你要死了，你这个鬼崽
子！ ”（第273页）“我操你的妈妈！”（第83页）也许这和作家高度重视人物口头语的地域
化、方言化 、原生态化，而少了些“净化”“过滤”分不开。 由此再延伸出去，就是湖南方
言和益阳方言丰富 表现力的特征。湖南在语言学的区划上，是在大陆使用人口最多、流布最
广的北方方言区，比起粤语和客 家语，它的可接受性要大得多。同时，它又是处于北方方言
的边缘地带，其语音和词汇，都有很多的地方 特色。在湘方言支下的益阳方言，据有关资料，
“益阳话也是新湘语中与普通话差异最大的方言，至今仍 然保留了一些独特的特征。对于被
官话腐蚀严重的新湘语区来说，益阳方言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益阳方 言位于长株潭小片的
北方，却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古语特点，受北方方言影响较前者小，也为官话者所不懂 ”。除
了语音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在词汇上也很有特色。有一篇在互联网上被许多益阳人转引的，女散文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就列举了若干益阳方言中讲颜色和味道的词汇，让我们感
受到一种 特别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益阳话形容颜色一般是：彤红的、浸黄的、刮绿的、嫩白的、抹黑的、 翡蓝的。也喜欢
用叠字。如：黄灿灿里、蓝映映里、绿也也里、白飘飘里、黑浸浸里、皮皱皱里、肉它它 里、
毛丛丛里、劲板板里、汗巴巴里、脚叉叉里、肿泡泡里、气鼓鼓里等。
益阳话形容 味道与气色的词更多，用起来似乎更顺手更贴切。例如：挖苦的、沁甜的、
津咸的、万酸的、巴甲（涩） 的、攀捞（膻）的、喷香的、攀臭的。若用叠字，便是：苦阴
阴里，甜浸浸里、酸就就里、巴甲甲里。益 阳话形容感觉更有味：巴厚的、拎薄的、崩硬的、
韧软的、滚嗫（热）的、冰冷的。我想若用普通话写来 只能是：很厚、很薄、特软、特硬，
如此而已，比起益阳话来，那味道全变了。
中国作 家写乡土，一般都会采用一些地域方言，但是像湖南作家这样，对家乡方言感受
如此之深，得家乡方言如 此之助，却不多见。再举个例子，韩少功对方言的热爱，对人物口
头语的大量采用，堪称一绝。他的“马 桥”，在同样是湘北而与益阳隔洞庭湖相望的汨罗，一
部《马桥词典》，全是用本地方言搭建起来，方言 而有底蕴，方言而有文化传承，此等作为，
很难有人步其后尘。这样丰厚的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资源，对几 代湖南作家来说，都是得天独
厚了。
注释：

{1}郭 熙《中国社会语言学》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当代语言迷信的顶峰，人们
相信语言可以操控现实、 指认现实的超凡力量，举凡赞颂（如“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诅咒
（“罪该万死”“彻底砸烂”） ，自我命名（凡事都冠以“革命”二字）乃至紧急关头用毛泽东语录
激励士气克服危难等，就都是这样的 例子。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53—257页，浙
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林予（1930—1992），原名汪人以，江西上饶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创作员，
北大荒军垦战士，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哈尔滨市作协专业作家，哈尔滨市作协主席，中国作
协黑龙江分会 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雁飞塞北》
《寨上烽烟》《有情人难 成眷属》（合作），短篇小说集《勐铃河边春来早》，电影文学剧本《孔
雀飞来阿佤山》《奸细》等。电 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合作）获国际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奖。
谢树（1926—1998）， 笔名严瑟，山东聊城人。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政治系，
1946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军大吉林 分校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大总校编辑，黑龙江日报社副
刊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小说组长、 副主任，北方文艺出版社社长，编审，中
国作协黑龙江分会理事、名誉理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
有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合作）《诱敌出山》《惊雷》（合作） ，短篇小说集《野菊花》
《追击路上》《渡江前后》，散文集《雪莲》《槐花冠》《冰灯虹影》等。《有 情人难成眷属》
（合作）获黑龙江省文艺大奖二等奖、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赛创作一等奖。
朱剑（1949—），江苏东台人。1965年毕业于东台市廉贻中学，1968年从军，1983
年转 业到江苏盐城，历任部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盐阜大众报社编辑、记者，海霞杂志社编辑
部主任，江苏盐城 文联专业作家。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
长篇小说《青石堡》《儿 女三部曲》《酒红酒白》，长篇系列《人间烟火》（《太平庄白话》《唐
山人家》《集仙巷纪实》），长 篇纪实文学《黄海大躁动》《面向大海》《通榆河巡礼》《高涌海
东头》《从士兵到董事长》，短篇小说 集《警钟长鸣》等。电视剧《喊魂》（编剧）获第十三
届飞天奖中篇奖，报告文学《老百姓的饭碗比天大 》获中国第二届时代新闻人物优秀报告文
学二等奖，报告文学《大禹壮歌》获1992年江苏省报告文学 奖。
{3}田东照（1938—），山西兴县人。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西 大学校
刊编辑，兴县文化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吕梁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山西作协常务副主
席，专业作家。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长虹》
（上 、下集）《龙山游击队》（合作），中篇小说《跑官》，长篇纪实文学《异国情缘》，作品
集《黄河在这 儿转了个弯》《河缘》等。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获山西省第二届
文学创作金牌奖，作品还获 多种刊物奖。
{4}据“广西文联网站”文章《广西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创和艰难曲折（1949 —1976）》：《雨
后青山》创作组由陈肖人、饶晓、梁学、赵宗两四人组成，陈肖人执笔。陈肖人， 宾阳县人，
1940年生，1961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理论专业，时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现 为广
西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著有长篇小说《雨
后青山》（执笔者）《斜阳脉脉水悠悠》《我这把生锈大刀》，中篇小说集《黑蕉林皇后》《实
习在荒年 》《举步》《命祭》，短篇小说《我与母亲》（是他1962年发表的处女作）《仲夏夜
之谜》等。据陈 肖人回忆，创作组的三位同志饶晓是“文革”中大学毕业的，时为中学教师，
参加《雨后青山》写作组之 前，参加了反映广西山区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专集《三陇新画》
（这是《雨后青山》的蓝本之一）的写 作组。梁学是百色地区文化局干部，热爱写作，但也
似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赵宗两是县委宣 传部新闻报道干部，参加过《三陇新画》
写作组写作。参看陈肖人《长篇小说？骉雨后青山？骍创作前后 》，《南方文坛》2009年增
刊第1期。
{5}周立波《方言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0期。

{6}见 《百度百科·益阳话》词条。“百度百科”我经常会查看，其科学性和可信性高下各
异。这一条“益阳话 ”的词条，也很有意思。上半部非常专业，应当是从某专业论著中摘引而
来。下半部却是把当下非常活跃 的益阳籍作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拼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