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看到希望的曙光》及点滴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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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看到希望的曙光》及点滴联想
在今年《钢琴艺术》第3期上
，我读到周广仁先生的
《我看到希望的曙光》――文。作者以翔实的材料，高屋建
瓴地叙述了新
中国钢琴事业从小到大、国际地位从低到高的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并以几个鲜活的例子，为读者展现了当
前我国琴坛上的新气象和大好形势，读后很受鼓舞。
我是个钢琴艺术的门外
汉，由于爱好音乐，对祖国的音
乐事业时时都在关注中，对五十多年来钢琴界的老师们艰苦
跋涉
的情况也略知一二。现在周先生对这一段历史做了精辟
的介绍，使我对中国的钢琴事业的过去、现在和光
辉的前景
有了一个更为深刻全面的了解，深感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
章。
诚然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正副主任边工作边深造的精
神十分可贵并必将弘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中青教
师同
台演出堪称榜样；多位在国外学有所成的青年钢琴家，怀着
一片爱国热忱回国报效令人欣慰
!他们有广阔的天地自由发
挥才干，再不会像“老海归派”那样，碰上一个接一个的政
治运动，
陷于有志有才也难以施展的苦闷。读这篇文章，最
令我感动的是叙述1957年到1976年的那段文字
。在那样封
闭和困难的条件下，我国钢琴界竟然还培养出了那么多出色
的青年钢
琴家，个中的艰辛苦乐，只有亲身经历的老师们才
能体会到。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
1985年秋到波兰参加第11届
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两位选手何琪和刘忆凡的一些情况。当
年
，出国参赛人员由国家选派，费用由政府负担，尚无私人
自费参赛一说。据悉，当时国内能弹下全部“肖
邦比赛”作
品的只有他们两人。他们抵达前，我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就
代他们租了一架三角琴，
连同使馆的另一架三角琴(早年为李
其芳留学所购)供他们使用。那时我在使馆文化处工作，为他
们安排吃住和请人调律等事就由我来负责。记得调律师边调
琴边说：“意大利使馆三个月调一次琴，中
国使馆五年调一
次。”(因为1980年刘忆凡首次来参赛时就是请他调的琴)听
得我心里十分
酸涩、难过。我还记得当时由于日本选手蜂拥
而至，一下子租走了好多琴，把租琴价格抬得很高。我们是
费了很大劲才租到一架质量算不上很好的琴，价格太高的我
们也租不起啊!
何
琪、刘忆凡抵达波兰后，由于吃住都在使馆，我们便
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我了解到何琪毕业于上海音乐学
院，其
时已在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她给我讲述了小时候学琴
的不易。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
，弹琴几近“反动”。她是先
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再用厚毛毯蒙在窗户上才敢练琴的。
还在钢
琴上方的墙壁上贴上毛主席语录“鸡毛也能飞上天”
作为护身符……刘忆凡当时是四川音
乐学院的高才生，他的
同学都以他为荣。为准备此次比赛，他们两人既在上海音乐
学院请吴乐懿
先生指导，又要到北京请周广仁先生等“过耳”，
还得回本校练琴。两个孩子都诉苦说，一年来不断地奔
波于
三个城市间，把他们都弄穷了。何琪还对我讲述了她的失恋，
说这一年她是时常流着泪练琴
的。这些情况使得文化处的工
作人员更加关爱他们了。不过，他们的情绪是饱满的――能
请到国
内顶级老师指导并得以出国参赛，他们已很知足并感
到庆幸了!
当时适值国庆，大使让
两位选手都参加国庆招待会。当
晚评委会主席艾凯尔教授和一些关心中波文化交流的音乐
界人土
均应邀出席，他们都一致看好刘忆凡。一位叫纳符罗
茨基的热心音乐事业的波兰贵族后裔，在招待会上就
对刘忆
凡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因为1980年他就十分赞赏刘忆凡的
弹奏，他出资设立的特别奖
也授予了刘忆凡。艾凯尔先生
1983年在上海讲学时，听完何琪的弹奏曾说：“你的手这么
小
，还能弹到这样的水平，真难为你了……”
第一轮比赛很是顺利。当刘忆凡弹完后，观众席上传
来
了热烈的掌声，几位在左侧第一排就座的波兰老太太强行到
后台给刘献花，嘴里呼叫着“我的
心肝宝贝”，一面拥抱着
刘忆凡，一面亲吻他的脸颊。波兰媒体和一些友好人士对两
位中国选手
评价颇高。不少参赛的外国选手及一些热情的波
兰姑娘也纷纷到使馆来祝贺和看望这位才
华横溢、相貌英俊
的刘忆凡，把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在第二轮比赛中，刘
忆凡一开始就显得不安，出了错音
后，他就更加紧张了……何琪虽然表现正常，但毕竟弹出的
音
乐显得较弱。结果两位选手都未能进入第三轮。刘忆凡事
后说，上次他就栽在第二轮，因而对此心存畏惧
。人们都为
他惋惜!特别是那位热心的纳符罗茨基，还专门要我向刘忆凡
转告他弹奏中存在的问
题。事隔多年，波兰音乐界并未忘记
刘忆凡。就在李云迪获大奖的第十四届“肖赛”开始之际，
波兰音乐评论界看到有大量中国选手参赛而表示高兴时，就
提到他们还记得“刘忆凡优美的琴声”。
现在分析起来，刘忆凡未能进入第三轮，还是由于实力
不够雄厚。他们虽然幸运地赶上了改
革开放，得以到国际赛
场一展才华、开阔眼界，但较之今天的钢琴学子，从社会环
境、家庭经济
状况到国内或到国外学习提高的条件等方面来
说，都不能同日而语了!周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新气象”和
“大
好形势”给学生们带来的福祉，他们都没遇上。这只能说自
己“生不逢时”了。
青年音乐者的命运和国家开放、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
最近我偶然地认识了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学生赵雪戎，她刚一
毕业就赴美报考大学，同时被曼哈顿、朱利亚、曼尼斯音乐
学院和德州大
学音乐分院录取并获得相当数额的奖学金待
遇。这令我十分惊喜――这样的求学自由、这
样的好成绩，
十几年前大概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周先生文章中提及的“大
好形势”的一滴，“
希望的曙光”中的一缕。我相信，许许
多多的“一滴”不断汇聚，青年教师们奋斗不息，中老年教
师们继续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学到老干到老，在他们的共同
努力下，那么外国人预言的那个局面在中国
出现的时间便不
会非常非常遥远了!这使我想起首丹麦民歌的结尾：
不远了呀不远了，
只要心儿没有老，
幸福的时光一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