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秋三年级语文上册 第八单元 24《司马光》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相关阅读 新人教版

玛丽莲梦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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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23日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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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3日发(作者:温肇桐)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 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
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7岁时,“凛然如成 人,闻讲《左
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
时人称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
夸 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
以德自显,区区 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胆识,立志以仁德建功
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 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律历、天文、
术数无所不通,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 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
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 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
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 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
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司马光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 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排列丛目;然后,编写长编;最后,删
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司马光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
书的发凡起 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的选材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
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 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
休戚。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 、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
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0多卷,3000多万字。
第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
都要 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
别理由加以逐条说 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
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 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
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 ,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
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第 三,编制目录。《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
长篇巨著,为 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


纪事,故没 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
纪、历法、天象、目录、 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
“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 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第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 裂,不易反映全貌。
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代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 、补叙
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
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
发了新的生 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
《通鉴》以通史成书,便 于“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
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 的目的相一致。
第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 ,但
《资治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
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
字优美而质朴 ,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
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 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
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 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第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诫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
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 余
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
发 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
事劝谏的良苦用 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
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资 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翔实、体例精善、
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 。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
量的。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 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
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资 治通鉴》已与《史记》一样,
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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