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恶

一、谋臣世家出名门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三国时期的魏 文帝黄初三年（222），杜
预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谋臣世家之中。

杜氏家族自 西汉以来就是名门望族。杜预的十世祖杜周，在西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曾
长期担任廷尉，为 官尽心竭力，大公无私，后来官至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杜周所担任过的
廷尉史、御史中丞、廷尉以至御 史大夫，都是执掌刑狱和司法的官职。他跟随酷吏张汤多年，
本身也以用法苛严著称。
杜预的九世祖杜延年，昭宣时期（前86~前49）任九卿之一的太仆一职长达十余年。杜延年
曾数 次向大将军霍光献策，建议实行顺天悦民的俭约宽和政策，为西汉“昭宣中兴”局面的
出现作出了积极贡 献。昭帝死后，杜延年在谋立宣帝中立有大功。宣帝五凤（前57~前54）
中，其官亦至三公之一的御 史大夫，与其父杜周并称为大、小杜，父子二人名重一时。杜延
年秉承父业，以“宽厚”缓解父亲的苛法 ，以适应已经渐趋安定的西汉社会。他所解释的法
律被称为“小杜律”，与杜周的“大杜律”并称于世， 这父子二人对于当时刑律之学的精通
由此可见一斑。就杜氏家族而言，杜周、杜延年父子处于汉代京兆杜 氏的顶峰时期。

杜预的祖父杜畿，是汉魏之际的名臣，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东汉末年，杜 畿帮助曹操平定
河东，并任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太守达十六年之久，且政绩显著，使得河东地区 郡
境安定、家家丰实，文化教育、农业生产、社会风气等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曹操西征韩遂、
马超，军粮供给即依赖于河东郡。杜畿为曹操平定汉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曹操常
把杜畿与西汉 定关中的萧何及东汉平河内的寇恂相媲美。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杜畿
曾官至尚书仆射， 深受曹丕的信任。杜畿死后被追赠为太仆，谥号“戴侯”，并被列为曹魏
死于王室的“忠臣”。魏晋时期 的京兆杜氏，正是自杜畿开始，从东汉后期的低谷状态走出
并恢复了在政界的显赫地位。
< br>杜预的父亲杜恕，也是曹魏时期的著名谋臣，魏明帝太和（227~233）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后
又历任弘农太守、赵相、河东太守、淮北都督护军、御史中丞、幽州刺史等职。杜恕为官时
屡陈时政， 评论人物得失，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得罪了司马氏集团，这让他难以在朝
中站稳脚跟。太和六年（ 232），杜恕上书提醒魏明帝应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因此而
触犯了司马懿，遭到排挤，被出为 外任。齐王芳时期（240~254），司马氏集团势力显赫，把
持朝政，杜恕在上书言天下选举得失时 抨击选官趋炎附势，反对司隶校尉孔羡辟用司马懿轻
薄无行的五弟司马通为官，因而再次得罪了司马懿等 人。嘉平元年（249），杜恕遭到依附司
马氏集团的征北将军程喜的陷害，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幸赖 其父杜畿有大功于曹魏政权而
免于死罪，但仍被免为庶人，发配到章武郡（治今河北黄骅市西北）。在那 里他发奋著书，著
有《体论》八节和《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252）病死在那里。从杜畿和杜恕的 任官及著
述情况来看，他们父子二人仍然和祖上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一样精于律学，并且是儒学的推崇者，都有一定的经学修养。这些对杜预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西汉到魏晋时 期，京兆杜氏的政治地位有所起伏，甚至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丧
失爵位，在整个东汉时 期几乎没有子弟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地位。但是，京兆杜氏家族的文化
传承却一直没有间断过。从一定意义 上来说，这个家族谋臣辈出，称得上是一个谋臣世家。
杜预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因此他自幼就深受家 风的熏陶，胸怀远大的志向。他博学多通，
明于兴废之道，一生中对政治、经济、军事、律令、历法、工 程、经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和

很高的造诣。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 曹魏政权内部逐渐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
马氏集团。由于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 于曹魏政权的人，与司马懿不和，因而受到了司马氏集
团的排挤。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 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
全掌握了曹魏政权的实权。杜预因受父亲的牵连，仕途艰难 ，很不得意，一直到三十多岁也
未能出仕。而且这对杜预影响深远，即便是到了后来他当上镇南将军，仍 有羊琇、裴楷这样
的高门士族不肯与他同坐在一起，认为这样有失身份。曹魏末年，司马懿、司马师父子 先后
死去，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执政。这时，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已经被消灭，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司马氏伐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
昭想通过 与名门世族联姻来扩大统治基础，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时又恰逢杜畿
的故吏、河东郡名儒乐 详出面歌讼杜畿生前的功德，于是，司马昭在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
重新起用了杜预，拜尚书郎， 并袭封了祖父杜畿丰乐亭侯的爵位，封邑一百户。司马昭还把
自己的妹妹高陆公主嫁给了杜预。四年后， 杜预又在司马昭的相府中当上了一名参军。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大将钟会 、邓艾等率兵伐蜀时，把杜预作为心腹安插在钟
会的手下，任钟会镇西将军府长史。但是在平蜀之后，钟 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
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反而自己 被乱兵杀死，魏军监
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邓艾，钟会的许多僚佐也在这次变乱中遇害，只有杜预依靠他的 智谋而
幸存。不久以后，杜预以随从平蜀的功臣身份顺利地回到了京师洛阳，被增封邑一千一百五
十户。

二、撰修《晋律》黜陟法
曹魏末年，司马氏集团加紧了伐魏建晋的步伐 。咸熙元年（264），司马昭逼迫魏元帝曹奂封
自己为晋王，并着手找人为他改朝换代起草礼仪、官制 、法律等典章制度。司马昭借口《魏
律》过于繁杂，令中护军贾充主持修订法律，并让太傅郑冲、司徒荀 顗、中书监荀勖、中军
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 、齐相郭
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人共同参与。杜预作为朝中学识渊博之人，< br>成为修律的主要人员。

这时的杜预刚刚步入政界，还没有建立大的功业，在学术上也 没有形成像后来他的《左传》
注那样的显著成果。他之所以能够以守河南尹的身份参与魏末晋初的这次修 律，主要是由于
他的家学背景。据考证，上述参与制订《晋律》的主要人员大多与两汉以来的刑律世家有 着
密切的联系，受过相当深厚的家学熏陶。杜预之所以能够成为撰修《晋律》的主要人员，并
且 还担任了注释《晋律》的重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自世善刑律之学的京兆杜氏家族。
同时，杜氏家族 的儒学传承使杜预也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成为当时洛阳的名儒。总之，杜
预能够与众多的名儒一起参与 制订《晋律》，其出身和学识是一个重要条件。

汉儒常以经文和谶纬解说律令，而且学派各 异，有时仅一家的注文就有几十万字之多，这些
“穷性尽理”的说教，只能增加律令的繁芜和使律令神秘 化，对社会的稳定没有起到什么好
的作用。三国时期，各国基本上是沿用汉朝的律令，而汉律发展到东汉 末年，法令滋蔓，十
分繁杂。魏、蜀、吴三国虽然对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没有能够解决汉律繁杂的问 题。相
反，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的律令变得更加严酷和繁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律令繁杂的
问题，杜预将这些“穷性尽理”之说全部删掉，还对法令条文及文字进行了简化。

封建律令历来都是地主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魏晋之际正是门阀士族和门阀制度的
形成 时期。司马氏集团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提倡以名教治天下，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
《晋律》的修订上 ，便是杜预所强调的立法要“审名分”。所谓“名分”，就是人们在社会
中的名位及其应恪守的职分。强 调名分，实质上就是强调封建等级特权，主要是维护门阀士
族的特权。从《晋律》将“八议”、“赎罪” 之类列入律令，以及对荫户、佃客和奴婢等人
残酷压迫的条规来看，都是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所谓“八 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
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根据“八议”制度的规定，对皇亲国戚、 皇帝故旧、德行修
养高的圣贤、才能卓越者、功勋卓著者、高级权贵、勤谨辛劳者，以及前代国宾等八类 特殊
人物犯罪者，不适用普通诉讼审判程序，一般司法人员也无权直接审理，必须上报皇帝进行
议决，予以宽宥或赦免。

《晋律》的修订工作，自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至晋武帝泰始 三年（267），历时三年有余。
因颁布于晋武帝泰始年间，所以也称《泰始律》。它以汉《九章律》为 基础，参考了曹魏《新
律》的篇目体例结构，最终定为二十篇，共六百二十条，总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 字。其中
保留《九章律》七篇，新增或修改十三篇。《晋律》的制定，吸收了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法经》
以来的立法经验，无论从篇章体例结构或具体的条目内容方面来说，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立
法成 就。

《晋律》修好以后，博学多通的杜预还逐条详细为之作了注解，明确解释了许多名词、 概念、
术语的含义与区别，阐述了立法的宗旨与意图，不仅为人们使用《晋律》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及解释，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条文的缺陷和不足。杜预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
中说道：“ 法律应该像绳墨一样作为准则，而不是一般的穷理尽性的书籍。绳墨留下的印纹
虽然很细，但它是一条直 线；法律条文虽然简明通俗，但它形式统一，可以防止混乱，使人
们不敢去触犯它。如果条文过于繁杂， 文字也很艰深，就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了。古代的刑
书之所以要铸造在钟鼎或金石之上，正是为了杜绝异 端淫巧，使天下尽人皆知的缘故。我现
在为《晋律》作注解，正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杜预的《晋律》 注正符合晋武帝统治的需
要，于是晋武帝于泰始四年（268）正月下诏，将其与《晋律》一并正式颁行 全国。杜预在撰
修《晋律》和注解《晋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他成为我国法制史上著名的律学家。 西
晋时期另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律学家张斐也对《晋律》作有注解，因而后来有人将《晋律》
及 张斐注与杜预注合称为《张杜律》，可见他们二人对《晋律》所作的贡献之大。

总之，杜预 等人删除两汉以来苛繁的律令，制定出了一部比较简明而切实可行的新律。《晋律》
适应了西晋即将统一 中国的需要，有其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正名分”，起到
了维护门阀士族特权和维持门阀制 度的作用。《晋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间唯一一部曾
经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不仅是两晋政权使用 一百五十多年的国家基本大法，而且还被南朝
的宋、齐、梁、陈四代长期沿用达一百七十年之久。北朝即 使制定了新律，但也在一定程度
上对《晋律》有所借鉴。《晋律》注重总结汲取古代刑法理论与立法经验 ，因而取得了较高的
立法成就，它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律疏议》便是受它的直接影 响而诞生
的杰出代表作。

晋武帝伐魏称帝后，对作为其政权支柱的世家大族实行放 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
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而且还互相包庇。担任京师洛阳长官守河南尹 的杜预认为，京师是
“王化之始”，应该为全国做出表率，于是在泰始四年（268）受晋武帝之诏制定 了考课制度，

建议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这种对在职 官吏进行监督考
评的办法，自西周以来的各个朝代大都有所制定，但也都没有认真执行过。杜预向晋武帝 上
书陈述他的考课之法说：“我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各自虚心接受意见，以至诚之心待
人 ，那么百姓就信服顺从，精神感化、心灵沟通，天下就得到治理。及至纯朴的风气逐渐消
散，表彰善的、 揭露恶的，设立官职、授以爵位、颁发俸禄，宣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
刑典、事典等六种典制，以 便详尽考察官员。然而仍要倚赖明哲的官吏，建立忠贞的机构，
使名位不能超越功绩而过分显赫，使功劳 不能落后于名位而埋没，都要广泛征求意见，让人
陈述意见而加以采纳。到了国政衰乱之世，不能建立长 治久安之制，而专求严苛细密之法，
怀疑官吏就相信耳目，疑惑耳目就相信文书。文书越是繁多，官吏们 越是虚伪，法令细密，
虚伪更多。以往汉代的刺史，也是年终奏报述职，没有统一规定的考查办法，政绩 清浊仅列
大概情况。曹魏考核官吏，也就是西汉末年经学家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其条文可以说是极< br>为细密。然而过于细碎也就违背了本意，因而在汉、魏两代都行不通。我看不如重申唐尧时
考核官 吏的旧法，摒除细密而取简要，也就简单而易行。尽量宣示万物本性中所包含的‘天
理’，去心领神会， 这是由人来实现的，离开了人而单单依靠法令是行不通的。如今分科别
目评定优劣，以升贬官吏，还不如 委任显要官吏，各自考核所统辖之人。各级官吏在任职一
年以后，评定出优秀的一人为上等，差劣的一人 为下等，到时上报并公布姓名。如此六年下
来，由尚书吏部曹进行汇集考察，对那些六年来政绩优秀的官 吏越级任用，对六年来处于劣
等的免职，对那些优多劣少的进用，劣多优少的降级。如今各地、各部门考 核官吏所定的品
级上报中央，其间有不平衡之处，确实有考核时标准偏高偏低的情况。如果有的用高标准 而
举荐出优秀的官吏，有的用低标准而举荐出平庸的官吏，吏部曹一定要衡量轻重，略加降等，
不能不公平地全盘依照课吏的法规去执行。《己丑诏书》认为考核难于行得通，便依照通常荐
举的惯例。 荐举的缘由，也是出于其风格和声望。六年突然荐举，没有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
又不符合古代三年一考 核的本意。如今每年一考核，积累了优的评定就升迁，积累了劣的评
定就罢黜。以正派的士人之心相推求 ，不会出现六年六次黜退的清官或六次晋升的劣迹之官，
监察的官吏也将会随时对之进行弹劾。假如上下 官吏公然互相容忍、包庇过失，那便是舆论
完全败坏，那么，官吏的考核、升贬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 一番有关考课黜陟的办法言之
有理，且简便易行，显示了杜预不凡的才智和计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杜 预所说的黜陟法
并没能在当时得以实施。

三、多次献计安边境
西晋时期 ，鲜卑秃发部在陇右地区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泰始六年（270）六月，秃发部首领
树机能起兵，将西 晋首任秦州（治今甘肃甘谷县东）刺史胡烈杀死于万斛堆，并在金山打败
了西晋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 州区）刺史苏愉。为了平定那里的叛乱，晋武帝司马炎任命
司隶校尉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 并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及马一百
匹。到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以后，杜预又被任命为 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由于形
势危急，杜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秦州。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到秦州，他 的顶头上司安西将
军石鉴就命他立即率兵出击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的树机能，这无疑是要置杜预于死地。 当时，
鲜卑秃发部的势力很大，西晋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杜预识破了石鉴的阴
谋，不肯去送死，但又得给石鉴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他向石鉴以献计的方式说：“现在正
逢秋天，陇 右地区水草肥美，鲜卑人兵强马壮，加之他们屡战屡胜，士气非常高昂；而我们
的官军则是刚刚远道而来 ，粮草供应不济，如果贸然出击，势必会劳而无功。不如我们先全
力以赴储运粮草，等到明年开春野无刍 草之时，再出兵打击人疾马乏的鲜卑骑兵，这样我们
定能取得胜利。”杜预还向石鉴具体陈述了当前的“ 五不可”、“四不须”，这下可惹怒了
石鉴，于是诬告杜预不听调遣，并且擅自盗用军资修饰城门官舍， 将杜预送交给廷尉治罪。

幸亏杜预是晋武帝的姑父，在能够减免刑罚具有司法特权的“八 议”之列，所以免去一死，
但丢掉了爵位。

安西将军石鉴不听杜预的建议，没有按 照杜预给他谋划的军事策略用兵，贸然发动了对树机
能的进攻，结果被树机能打败。而他回到洛阳后却虚 报战功，称自己打了胜仗。杜预揭穿了
他的谎言，结果石鉴被免了官。他们之间的矛盾更深了，闹得朝廷 上下沸沸扬扬。

泰始七年（271），南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反晋，自并州（治今山西太原 市西南）西及河东（今
山西运城市一带）、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一带）。此前一年，杜预的军事才能虽因 石鉴的嫉恨
而未能得以发挥，但陇右地区的军事形势诚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所以朝廷上下都深知杜预< br>善于谋略，因而晋武帝下诏令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在朝中出谋划策，以平定并州地区的战事。
这一回 ，没有了石鉴这样的政敌的干扰破坏，杜预的军事谋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西晋很快
就遏制了边患，而且 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务、经济、生产等都得到了整治和发展。

在陇右和并州地区的两次退敌安 边军事实践中，杜预深思远虑，足智多谋，显现出了他作为
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能和远见卓识，为日后他 在平吴战争中出谋划策、建立奇功做了演练。

四、度支尚书“杜武库”
泰始七年 至咸宁四年（271~278），杜预出任度支尚书，其间，虽因石鉴的报复而一度被免职，
但为时很短 。在七年的任期里，杜预对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财政收支等进行了治理，共向
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 国治军的建议。杜预非常重视工农业生产，对处理经济问题颇有一
套高明见解，其发展农业及手工业经济 的主张有“奏立藉田”、“兴常平仓”、“定谷价”、
“较盐运”、“制课调”等。他还积极出谋划策进 行救灾，解决了当时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历来被认为是 国家立足之本。相传古时的天子和诸侯都拥
有藉田，天子藉田千亩，诸侯百亩，但实际上都是征用民力耕 种的，只是每逢春耕前，由天
子和诸侯执耒耜在藉田上举行耕作仪式，称为“藉礼”，以示对农业生产的 重视。古时所谓
的圣王们无不躬耕于田亩，并将收获物献给宗庙用于祭祀，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并 对
全国起到表率作用。但到了魏晋时期，皇帝亲耕成为一种空泛的形式，没有起到训农的实际
作 用。有鉴于此，杜预建议扩大藉田面积，让皇帝和大臣都去参加实际的耕作，以体验稼穑
之艰辛，这样一 来，农业生产就不怕搞不上去，粮食产量和国库收入自然也会增加。晋武帝
司马炎接受了杜预的这一建议 ，并下令在洛阳城东建立了面积达千亩的藉田。晋武帝和王公
百官每年都定期到田中劳动，为全国的农业 生产树立楷模。

西晋初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 象，这很不利于
农业的长远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杜预建议朝廷效法古代，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常平仓 ”，
用国库所藏的布帛去换取农民手中的粮食，以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晋武帝采纳了杜预的建
议，在全国推行常平仓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发
展。

此外，杜预还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进行了修改，并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李修、卜显共< br>同编定了《二元乾度历》，于咸宁（275~280）中向晋武帝奏上，不久晋武帝将其颁行于全国，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任度支尚书期间，充分展示杜预 多智善谋的事件，要数他为救灾出谋献策这件事了。晋武
帝咸宁三年（277）秋，兖、豫、徐、青、荆 、益、梁七州发大水，庄稼受灾严重。晋武帝诏
令大臣们献计献策设法救灾。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 灾计划。他的两篇收在《晋书·食
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魏晋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由于杜预 对当时的灾情作过调
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在第一篇上疏中，杜预首先指出，朝廷救灾的方针政策要有根本的改变。他说：“现在全国< br>的水灾，尤以东南地区最为严重，不仅庄稼没有收获，连老百姓的家居产业也都被损害。那
里低洼 的田地里到处都是积水，高处的土地又大都坚硬瘠薄，像这样的困苦局面，老百姓来
年也一定还会遇到。 我常常想，即使诏书谆谆告诫地方官员们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若不
改变根本大计，确定有关的正确方 向，恐怕诏书也只是一纸空文，真正的作用很小。现在正
是夏秋蔬菜食物最多的季节，可是老百姓已经不 够吃的了。接下来冬春两季就要到了，到那
时野外连青草都没有，老百姓就只有指望依靠政府的救济粮来 活命了。这可是治理一方的大
事，不能不预先认真考虑啊！”

紧接着，杜预又针对 灾民的日常食品供给具体说道：“我认为，这些地方既然因水而受灾，
应当把鱼虾螺蚌等水生物作为食物 来维持生活。然而洪水泛滥，贫穷的老百姓始终无法得到
它们。如今应该大规模破坏兖州和豫州东部边界 的各个堤坝，并根据水流的方向加以疏导。
这样可以使饥民们都能利用丰富的水产品，老百姓不用走出本 地边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
食物，这是眼下救济灾民的好办法。洪水退去以后，对填满淤泥的农田略加 整治，到明年春
天种上庄稼，一定会有好收成。可见，这样做对明年也大有好处啊！”杜预认为宣泄旧堤 坝
不仅仅是救灾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有利于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针对一 些地区农民种地缺乏耕牛的实际情况，杜预向晋武帝建议道：“我以前上奏曾经说过，
典牧所管理的种牛 不供耕田套车用，一直到老死也不穿鼻孔套缰绳，没有实用价值，却白白
占用了人力和粮草的开支。实际 上这些牛每年送去驾车运粮的很少，又不加以调教训练，所
以最好将它们大量出售贷给农民，用来换取粮 食和作为军队的赏钱。”晋武帝经过询问主管
官牛的部门，最后同意了杜预的建议，将其中的三万五千头 官牛作价贷给了农民用于耕种。
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的当务之急，更有利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 展。

杜预再次上疏指出，火耕水耨、粗放滥垦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那
些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为便利。其实并非完全是那样。这种方法只不过适
用于新开垦的田地和荒地，是在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离的情况下罢了。以前东南地区初
步开发时人口 稀少，所以有放火烧荒的便利。近年来，那里的人口与日俱增，可是陂堰每年
都决口，致使良田里长出了 蒲草和芦苇，人们居住在水泽岸边，水陆失调，放牧绝种，树木
枯死，这些都是由堤陂所造成的。如此密 集的堤陂，导致土层较薄和地下水位升高，这样一
来，积水往往不能下渗。所以每当天降大雨，这里就会 积水横流，并且影响到了旱田。”

杜预还谴责了某些部门和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彼 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
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他说：“议论的人不考虑其中的缘故，便说这 样的土地不适合种植
旱地作物。我考虑到汉代的户口数，以之核验现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当年的旱田。 那里有
一些汉代的旧陂旧堰，都是坚固完好的，不是现在所说的危害人民的。我以前见尚书胡威上
奏说应当毁掉堤陂，他的话诚恳至极。我又见到宋侯相应遵上书提议，请求毁掉泗陂，改变
运河的路线 。现在都督和度支各自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不听从应遵的意见。我考察了应遵上

书说的事 情，运河路线往东到寿春，有旧的水渠，可以不经由泗陂。泗陂在应遵管辖的地界
内毁坏耕地达一万三千 多顷，危害到了已耕种的田地。应遵的辖区里管理的佃户有两千六百
口，可以说是非常之少，却还担忧土 地狭小，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都是水害所造成的。有关
部门应当共同关心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 意见不同，他们不是难以发现问题的所在
的，而仅仅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各人所想的不同，利害关系 也有差异。军队方面和地方
郡县，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认识没有一点相同的，这都是因为偏重它的好 处而忘记了它
的害处。这正是事理之所以还不被了解，而实际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难的原因。”

杜预在经过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陂堰宣泄与否的标准：“我认为，豫州界内两
处度 支所管理的佃户，都是州郡的大军杂士，共有水田七千五百多顷，算起来三年用水的田
亩数，也不过两万 多顷。根据常理来说，没有必要过多积存没有用的水，何况如今洪水成涝，
造成了大灾害。我认为与其失 当，不如泻掉它而不蓄积。应该发布明文诏令，命令刺史二千
石，凡是汉代的旧陂旧堰以及山谷里的私家 小陂，都应当修缮好以便积水。凡是曹操屯田以
来所建造的，以及各种因为雨水冲决后而建的蒲草马肠之 类的小陂，全都拆毁它。”杜预提
出的这种以宣泄旧的水利设施来救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历史上确 属罕见，但却是符合
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杜预接着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地方主要官员应亲自 到现场
加以督导，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听从号令，赶在冬天结冰之前能够大致宣泄完毕，其中参加
整修有实际功劳的人都要加以鼓励。凡是旧的水塘沟渠需要修补的，都要查找出微小的险象，
一律依照 汉代的原貌，预先将它们分类备案，到冬季东南一带休兵交接的时候，各自留出一
个月来做这件事。”杜 预还进一步指明了其中的道理和意义：“山川河流有不变的流水，地
势形貌有一定的样子，汉代居民众多 ，尚且没有问题，如今根据遇到的问题而把它们宣泄掉，
考察古代的事情而了解了眼前的问题，根本的道 理是很明显的，可以很轻易地明白。我不胜
愚钝，窃以为这实在是如今最大的实际利益所在。”杜预言之 有理，因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
议，对东南地区汉魏时期的旧堤坝分别进行了修整和宣泄。
< br>杜预还在孟津主持建造了一座黄河浮桥。西晋都城洛阳北边的孟津，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的
重要渡 口。相传武王伐纣时，曾在此与诸侯会盟渡河，因此称为盟津，也称为孟滓、富平津、
小平津或陶河渚。 黄河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碍，而孟津则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之一。
它不仅是洛阳的北大门，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联系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
区的交通枢纽。西晋定都洛阳，这里更成为沟 通大河南北的要津。然而，每当上游有较大的
降雨，或是刮大风的时候，这里的黄河便往往水流湍急、风 波险恶，人们在这里渡河也因而
非常危险，常常出现船翻人亡的悲剧。曹魏时期，杜预的祖父、曹魏尚书 仆射杜畿受诏制造
了一艘御楼船，有一天在盂津一带的黄河里试航，由于风大浪高，不幸发生了翻船事故 ，杜
畿也因此而丢了性命，令朝廷上下都感到十分惋惜。到了西晋时期，这里交通更加繁忙，因
此杜预建议在富平津修建一座浮桥，以克服这里风涛大的危害，方便广大官民渡河。但他的
这一合理建议 却遭到了朝中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对，他们的借口是，这里自古以来就没有人造
桥，盂津一带的黄河两岸， 曾是殷周的都城所在地，殷商建都的河内在黄河的北边，周朝的
都城洛阳在黄河的南岸，那时的人们就经 常来往于黄河两岸而在孟津渡河，但殷周的圣贤们
却都没有在这里架桥的想法，可见孟津一带的黄河上是 不适合建造桥梁的。知识渊博的杜预
引经据典，反驳道：“你们说殷周的圣贤们没有在黄河上架桥的想法 ，这是毫无根据的。《诗
经》中‘造舟为梁’就是指在黄河上建造浮桥的事。”一句话，使得反对他的人 无言以对。
很快，杜预的建议便得到了晋武帝的默许，于是由杜预亲自负责，开始在富平津建造黄河大< br>桥。泰始十年（274）九月，仅用了短短几个月，大桥便正式落成了。为丫庆祝这一空前盛大
的 工程竣工，晋武帝亲率百官前去视察，并专门为杜预举行了庆功宴会。宴会上，晋武帝举

起酒杯向杜预祝贺道：“要是没有你杜预，这座大桥是建不成的啊！”杜预谦虚地恭维道：
“没有陛下您 的神武圣明，我也就没有机会显露这点雕虫小技啊！”晋武帝听了杜预的话后
更加高兴。孟津浮桥建成后 。大大方便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往来。

杜预在任度支尚书期间，还有不少发明创造，为上 至朝廷、下至百姓作出了贡献。比如，杜
预曾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相传欹器是一种倾斜易覆倒之器， 最早见于周代，传说为人君
者常把这种器物放在座位右侧以为戒，使人君见到此器便能够居安思危，时刻 不忘社稷大业。
杜预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复制出了在汉魏之际失传的欹器，并献给晋武帝，受到晋武帝的 夸
奖。西晋时，利用水力作动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杜预对当时盛行的水碓进行了改进，发明了
连 机水碓，利用水力带动好几个碓同时舂米。这种连机水碓的动力装置是一个安装在江河岸
边的巨大的立式 水轮。水轮的长轴上装有一排滚角不动的短横木，就像一排角度不同的齿轮，
当水流冲击水轮时，轴上的 横木一个接一个地打动一排碓梢，这样使得水碓舂米。这种连机
水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产品加工业的 动力。相传杜预的这一发明曾令京师洛阳米价大跌。
杜预还发明了“人排新器”，虽然史籍没有详细记载 这种人排新器的构造和功能，但推断其
为一种新型的农田水利灌溉工具是没有疑义的。杜预的人排新器很 有可能是在东汉杜诗的水
排和三国时马钧的翻车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人排新器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农田 水利灌溉的
效率，加速了西晋农业生产的发展，晋武帝时期余粮栖亩、家给人足的“太康之治”的繁荣< br>局面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在任度支尚书的七年间，杜预损益万机，奇谋不断，于 是朝中的同僚们给他起了个绰号
——“杜武库”，称赞他的博学多通，就像古代储藏器物的仓库一样无所 不有，其意思类似
于人们常说的“智囊”。

五、以计代战一当万
随着西 晋政权的巩固和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加之孙吴政局的动荡，灭亡东吴从而实现中国的
统一大业被提上日程 ，这给深谙军事谋略的杜预提供了一次施展军事才能的绝好机会。

晋武帝司马炎有平定东吴 统一全国的志向，成宁年间（275~280）更是加紧筹划。但在当时的
朝廷上下，大部分人都对此存 有异议并加以反对，只有杜预、羊祜和张华积极支持晋武帝灭
吴。这其中以羊祜的资历最老，又有军事才 能，晋武帝就让他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积
极进行灭吴的军事准备。后来羊祜病重，便竭力推荐杜 预继任自己的工作。羊祜举荐杜预，
固然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 吴战争，更为重要的是
因为杜预确确实实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晋武帝让杜预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 征南军司。
咸宁四年（278），羊祜病死以后，晋武帝又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率 兵
镇守襄阳。据史书记载，杜预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甚至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
糟 糕。但他善于运用谋略同敌人斗智，所以每当国家有大的军事行动，朝廷都要让他出谋划
策，有时还任以 将帅之职。灭吴之战便是杜预一生中军事谋略充分得以发挥的顶峰。

杜预所镇守的襄阳是西 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
对峙的局面。杜预的首要任务便是夺 取孙吴的荆州，控制长江上游，为进一步攻占长江下游
的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做准备。杜预到任后 ，立即整顿部队，并加紧训练，积极加强
战备工作。为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和试探吴军情况，他制定了偷袭 东吴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东
南）的作战方案。西陵是荆襄地区的战略要地，位于长江北岸，守将张政又是 东吴的名将。
杜预挑选精锐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袭西陵。东吴守将张政在毫无准备

的情况下仓促抵抗，结果很快以惨败而告终，大量将士被晋军所俘虏。张政耻于此次无备 而
败，又怕吴主孙皓降罪于己，所以没有把自己的败绩如实禀告于孙皓，并竭力封锁消息。杜
预 深知孙皓的暴虐恣意，决定施计离间其君臣关系。于是他写信给孙皓，告诉孙皓晋军获得
了西陵大捷，并 特地派人将所俘将士归还给东吴。孙皓果然中计，非常气愤，立即将张政撤
职问罪，另派能力不强的武昌 监刘宪（亦作留宪）代替张政镇守西陵。当时正值晋军大兵压
境，东吴撤换守边主帅犯了兵家临战易将的 大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东吴群臣离心、将士动
摇，东吴边防遂成倾荡之势。杜预这次离间计的成功，巧 妙地达到了削弱东吴边防的目的，
从而大大有利于西晋伐吴的整个战争，为西晋立了一大功，他也因此被 增封三百六十五户。

东吴的边将在西晋大军压境的临战前夕被撤换，其边防大大地被削弱了 ，这等于是把西晋灭
吴道路上的拦路虎给拔掉了。杜预认为灭吴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咸宁五年 （279）
八九月间，他上书晋武帝，请求立即定下伐吴日期。然而，晋武帝虽雄心勃勃，早有灭吴的< br>计划，却受到了保守派官员太尉贾充等人的竭力反对和阻拦，因而晋武帝此时没有立即出兵
之意， 便敷衍说等到明年再出兵。杜预对此十分焦急，担心成就统一大业的时机稍纵即逝，
遂上书鼓励晋武帝说 ：“自闰七月以来，虽东吴多次下令要加强西部的防守，但却不见吴军
兵船沿江而上。可以推断，在国力 日衰、兵力匮乏的情形下，东吴的长江中上游和下游必不
能两相保全，只有在战略上采取重下游、轻上游 的决策，全力保卫夏口（今湖北武汉市）以
东地区，以苟延残喘，而不会轻易抽空其国都建业附近的兵力 来顾及西部。我知道陛下是想
等到完全有把握的情况下再出兵，但这样的考虑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不妨现 在就出兵灭吴，
如果胜利了，天下就统一了；即使失败了，也不过是锻炼了一下我们的军队，为何不去试 一
试呢！如果我们错过时机，说不定以后就很难了。陛下现在可以命我们这些大臣率兵随界分
进 ，让各路大军齐头并进、东西同举，密切协同，互为呼应。现在有这么好的征伐机会，出
兵灭吴实在是万 全之策，根本没有失败的后顾之忧。如果陛下错过战机，放过东吴而留下后
患，实在是非常可惜和不明智 的。我是不敢将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的，我已经过深思熟虑，
还请陛下早下出兵灭吴的决心。”

可惜的是，杜预的这一番恳切呈词仍未打动晋武帝的心，十几天都没有回音。杜预心急如焚，
便冒险再次上书晋武帝，措词也更为直率。他说：“羊祜生前只把灭吴的想法说给陛下一个
人知 道，而没有向朝中百官说明，所以大臣们多有异议。现在出兵灭吴，有利因素占十之八
九，所剩的十之一 二也未必是不利因素，只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现在朝中反对出兵的官员
也说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他们 的用意不过是因为平吴之计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一旦灭了
东吴，他们得不到一点好处，还要落得个缺乏 先见之明的埋怨。近来朝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争论不休，只不过是那些自认为受陛下信任的人妄生异 端罢了。今年入秋以来，我军讨
伐东吴的迹象已完全暴露。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及时讨伐，吴主孙皓趁此 时机紧急动员全国，
一面整理内政，一面加强边防守卫，同时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并迅速筑起坚 固的防御
工事，迁移百姓，实行坚壁清野，做好抵抗的准备，等待我军的征伐，到那时我们再出兵，大军渡江之后，不仅攻城不下，而且粮食又无处可寻，最后，数十年的灭吴大志终不能成就，
会留下 千古的遗恨啊！”

杜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上两表，逐步坚定了晋武帝的灭吴决心。当 杜预的第二次上书
送到晋武帝那里时，晋武帝正在与中书令张华下围棋，一向积极支持出兵灭吴的张华趁 机推
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张华对晋武帝说道：“陛下
圣明神武，当今我们晋朝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而吴主孙皓荒淫骄虐，随意诛杀
贤能。现在讨 灭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啊！”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反对派贾充、萄勖

等人仍在大 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还强词夺理地说道：“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东吴，可以
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 好事呢！”但毕竟晋武帝也早有统一全国之志，杜预的再三陈谏，
已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 加之张华的协助，晋武帝终于定下了灭吴的决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依据 杜预提出的“随界分进”的战略设想，发兵二十余万对
东吴发起了总进攻。晋军共分六路：镇军将军司马 伷出涂中（今安徽、江苏境内滁河流域），
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威将军王戎出武 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
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唐 彬率巴蜀之众顺长江
而下。贾充为大都督，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以节度诸军；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 ，统筹
军运。各路大军，东西并进，同时进军。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晋军成功地组织并实施
了大规模的水陆协同作战。在杜预的全力促成之下，灭吴战争终于全面展开了。

太康元年 （280）正月，杜预统领荆州军马，陈兵于江陵城下。江陵为东吴荆州的治所，是东
吴长江中上游与下 游联系的枢纽，它与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市东北）隔江相望，共同控
制着长江中游水面，直接关系着 东吴的整个西部边防。杜预率兵包围江陵的军事行动，立即
引起了整个长江中上游东吴守军的恐慌和混乱 。吴军误认为杜预即将攻打江陵，于是从附近
各地抽调兵力，加强对江陵的防守。而这又恰恰中了杜预之 计。杜预趁东吴江陵守军紧张恐
慌之际，派兵遣将，命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人率兵沿 长江西上，一路之
上战无不胜，与从巴蜀沿江而下、受杜预节制的王浚水军一起东西夹击东吴江陵以西江 面水
军，十来天的时间，相继取得了克西陵、破荆门（今湖北宜都市西北）、夷道（今湖北宜都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江陵以西的沿江据点。为彻底孤立江陵，杜预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指
向了与江 陵隔江相望的乐乡。乐乡西靠巴山（在今湖北松滋市西北），北临长江，防守非常严
密，而且外围还有对 岸江陵水军的增援，易守难攻。杜预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取奇袭智取
的战术，他令将士在乐乡四周沿江 要地遍插旗帜，在乐乡侧后的巴山一带遍燃烽火，造成强
大声势，派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领八百 勇士，乘轻舟夜渡长江，对乐乡发起偷袭。
乐乡守军闻之丧胆，以为四面皆为晋军所包围，守将都督孙歆 急忙写信给江陵守将伍延说：
“北来诸军，恐怕是飞过长江的吧！”于是吴军仓忙迎战晋军。攻克乐乡的 战事完全依照杜
预的精心安排进行着。王浚率水军从江面猛攻乐乡，诱孙歆出城厮杀，交战不久，孙歆果 然
抵抗不住，大败而还。这时，率兵乔装埋伏于乐乡城外、专待孙歆兵败回城的周旨、伍巢等
人 ，遂依杜预之计率伏兵随溃军进入城内，而只顾逃跑的孙歆及其将士却根本没有察觉到。
就这样，周旨、 伍巢等人尾随孙歆直至其军营中。当孙歆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已经被
晋军所俘虏。杜预的巧妙谋算 ，使晋军以非常小的代价便攻克了东吴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战
略要地乐乡。由于杜预足智多谋，出奇制胜 ，军中将士深受鼓舞，欣喜地称赞杜预“以计代
战一当万”。

杜预攻克乐乡，等于 拔掉了东吴设在江陵外围的一颗钉子，致使东吴江陵守军陷入了孤立的
状态。东吴江陵守军都督伍延在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企图玩弄诈降的阴谋。他一面派人出城
诈降，暗地里却把精兵埋伏在城楼上的矮墙里， 企图在晋军进城时进行突袭。杜预识破了他
的阴谋，不为其所骗，但也不揭穿他的阴谋，指挥军队继续猛 攻江陵。很快，晋军便攻克江
陵，阵斩都督伍延。晋军占领了东吴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江陵，这使得吴 军上下为之震撼，
杜预率晋军所至，东吴官兵争相归降。沅湘（今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广（今广东 、广
西及越南北部等地），东吴的各个州郡都望风归命，纷纷将印绶送给杜预，表示归顺晋朝，杜
预随后便奉晋武帝之沼对之进行安抚。这次战役，共斩首和俘虏东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
官吏十四人 ，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其他人员更是不计其数。同时，

西晋的 其他几路大军也按照预定计划攻占了东吴的沿边城池，消灭了东吴军队的大量有生力
量。自此，晋军完全 控制了武昌以西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在整个战役中，由于杜预的精心策
划，并施以计谋，使得晋军迅速地 夺取了灭吴战争的阶段性胜利。

杜预的军事才能令吴人闻风丧胆，谈“预”色变。相传在杜 预进攻江陵时，东吴将士非常害
怕他的足智多谋，他们听说杜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便在狗脖子上系上 一个葫芦，以宣泄
对杜预的怨气。吴人还把那些树干上长有疙瘩的大树砍去树皮，在上面写上“杜预颈” 三个
大字。从此可见，吴人是多么的怕同时又是多么的恨计谋多端、为西晋灭吴出谋划策的杜预。

在攻克以江陵为中心的东吴西部地区以后，灭吴战争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时，西晋朝中< br>的贾充等人不赞成继续对东吴用兵，怕杜预等人消灭了东吴，而自己没有立功，便出来反对
说：“ 孙氏立足江东已近百年，估计短时间内是不会很容易被消灭掉的。现在夏天快要来到
了，江南地区的雨季 即将到来，那里空气潮湿，我们的将士都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一
旦军中疾疫流行起来，我们将陷入 十分被动的境地，不如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则主
张乘势灭吴，针对那些反对继续进军的言论，他 尖锐地指出：“战国时期，乐毅凭借济西一
战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如今，我们晋军雄威已振，一鼓作气 去消灭东吴将会势如破竹，一
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在杜预合情合理的分析和主张之下，晋武帝下令乘 胜进军，彻底平
定东吴。随后，西晋的灭吴作战转入了对长江下游的攻取，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吴都建业 进
军。

在灭吴战争的这一新阶段，晋武帝诏令杜预去镇抚原属东吴的零陵（治今湖 南永州市零陵区）、
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市）、衡阳（治今湖南湘潭市西）等荆州南部各郡，只承担战争 后一阶段
的出谋划策工作，而不再随军征战。同时命王浚、唐郴与胡奋、王戎率军队共同攻占夏口和武昌，进而顺江而下以攻取东吴都城建业。在灭吴战争的最后阶段，杜预虽未亲自率军作战，
但他时 刻关注着战争的进程，适时谋划乘胜进攻直至夺取建业的每一步作战方案。东吴境内
河湖众多，根据这种 与北方完全不同的地理特点，杜预建议以王浚的水军作为进攻建业的主
力，并赋予其相应的指挥处置权。 晋武帝认为杜预的这一建议非常合理，便予以采纳。

西晋大军顺江而下，王浑、周浚所率部 队与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三万将士交战于版桥，大获
全胜，斩张悌及其部将孙震和沈莹，并传首京师洛阳 。东吴方面因忙于北面陆路的抵抗，而
放松了长江水面的防御，使得都城建业一带守备空虚。为了抓住这 一有利战机，杜预为王浚
谋划了一个乘虚而入、轻取建业的策略，他写信对王浚说：“将军已经攻下东吴 西部的半壁
江山，理应顺长江而下，一举攻下吴都建业，去征伐东吴这个几代的叛逆，以拯救那里的老< br>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将军如果能够攻下建业，我们晋朝就完成了统一大业。灭吴之后，将
军可以 率领军队自由自在地从长江经运河进入淮河，然后通过泗水和汴水，最后溯黄河而上，
凯旋京师洛阳。这 可是千古传颂的大功大德啊！”王浚得计后非常高兴，将杜预的信呈交给
晋武帝，并立即率水军浩浩荡荡 直逼建业，以实现杜预乘虚轻取的战略意图。杜预在这作战
的紧要关头，又分自己所统领的部队一万人给 王浚统辖，以增强其作战能力。当王浚的水军
快到建业时，坐镇江北的王浑怕王浚抢了自己的功，还想阻 挠其东下攻城。王浚以风大不能
停船为由拒绝停留，继续向建业进军。

太康元年（ 280）三月，王浚统帅的八万水军攻克吴都建业，东吴皇帝孙皓感到大势已去，被
迫到王浚军营投降。 至此，在杜预的精心安排和策划之下，西晋的灭吴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自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 局面遂宣告结束，中国又重新恢复了统一局面。西晋灭吴

战争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 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

整个灭吴战争的过程表明，晋 武帝建立的这一千秋功业，与杜预的倾心努力和多谋善断是分
不开的。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杜预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使灭吴战争能够继续顺利进行。
杜预的军事才能在灭吴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他 的足智多谋使西晋朝野上下无不叹
服。特别是在平吴战争后期的作为，更体现了杜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宽 广眼界和胸怀。太康
元年五月，杜预以平吴之功晋升爵位为当阳县侯，增加封邑加上原来的共九千六百户 ，其子
杜耽也被封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绢八千匹。

六、治理荆州为“杜父”
在平吴之后，完成了战争谋划和指挥任务的杜预理应返回京师洛阳，但晋武帝司马炎却命他
继续 带兵留在荆州，以治理百废待兴的荆州。起初，杜预对这样的安排并不乐意，于是他多
次上书晋武帝，陈 述自己家中历代都是文职官员，不适合做武将镇守地方，请求晋武帝能够
让他回洛阳做一名文官。可是晋 武帝始终都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因此，杜预只好留在荆州，
尽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他的聪明才智在治理 地方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杜预首先将原来南北对立设置的东吴荆州和西晋荆州合二 为一，并对其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
整，重新建立了荆州地区的行政体系。当时，虽然东吴已平，但荆州境 内仍有一些地方势力
危及社会的安定。杜预居安思危，他清醒地认识到，州境的政治稳定是头等大事。他 反对一
些人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对部队的训练。针对荆州中南部地区少数民
族较多的实际情况，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安抚当地少数民族方面，并在少数
民族地区建 立了一系列的军事据点，以防止他们再作乱。杜预还在荆州境内设立了各级学校，
用儒家思想来教化当地 百姓，使他们听从西晋的封建统治，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与杜预长期生活的北方的地 理环境大为不同，地处南方的荆州，境内江湖众多，既有著名的
江、汉、湘、沅等江河，又有洞庭、云梦 等湖泽。这里的耕地以水田为主，农田水利设施和
水运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长期 遭受战乱的破坏，这里的水利设施大
都破败不堪，因而当时急需对之进行修缮。

两 汉时期，南阳郡有两位著名的太守：一是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他在任南阳太守期间，大兴
水利，使得三万 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被南阳人民称为“召父”；另一位是东汉时期的杜诗，
在南阳地区修治陂塘，灌溉 农田，还发明了水排，大大节省了人力，并以之冶铁，铸造农具，
使这里的人民生活得比较殷实富裕，因 而南阳人民称杜诗为“杜母”。杜预在任荆州刺史期
间，也在境内积极兴修水利工程。在南阳地区，杜预 实地考察了召信臣和杜诗兴修水利的遗
迹，并修复了这些水利工程，引滍、淯二河之水灌溉农田万余顷， 使得南阳地区的农业生产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使国家的屯田和普通民田 都能得到灌
溉。从中得到了实惠的当地农民，非常感激杜预的恩德，亲切地将他称为“杜父”，与召信< br>臣和杜诗并称。

在荆州中部地区，杜预开凿了两条重要的水道。一是开杨口，凿运河 。江陵和襄阳都是荆州
的重镇，以前从荆州中部的江陵到襄阳的水道只能是先顺长江而下至汉口，再溯汉 水而上抵
达荆州北部的襄阳，路程长达一千多里。杜预从江陵城东起凿运河，引江水东流至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凿杨口入汉水。这条运河直接沟通江汉二水，大大缩短了自江陵至襄阳的
水道，有 利于国计民生。杜预建造的另一重要水利工程是疏通古夏水。古夏水是长江的分流，

它自 江陵城东南三十五里的夏口分江水东南流，至监利（今湖北监利县东北）东南折向东北，
至沔阳（今湖北 仙桃市西南）东北的猪口入汉水。古夏水本来流量不足，往往是冬枯而夏流。
杜预疏凿夏水出江的夏口， 从而大大增多了夏水的流量。运河与夏水的疏凿，不仅仅是沟通
了汉水流域与今洞庭湖流域的一系列河湖 的联系，而且还沟通了与其相联系的荆州南部零陵、
桂阳诸郡的漕运，对荆州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无怪乎当时南土人
民歌颂杜预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意思是说 南土人民世世代代都不会
背叛朝廷，这都是杜预的智慧和勇功啊！

杜预在荆州兴修 水利工程，不仅适应了那里农业生产的需要，对荆州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
展，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后来，荆州经过刘弘、陶侃等人的相继经营，逐渐超越江
州、扬州而成为南朝举足轻重的重镇，其奠 基人应该说是杜预。

杜预治理荆州有功，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 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
们。他曾对别人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希 望那些
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古人认为不朽之业有三：立德至上，立功其次，立言又 其次。杜预常常说道：“德不可以企
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也就是说，创立德业他不敢企及，而期望 自己能够建立功勋和著
书立说。杜预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确，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立功”和“ 立言”这
两者都做得很好。史书记载杜预热衷于为后世留下功名，认为《诗经》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话讲得很有道理，于是便立了两块石碑来记载自己的功绩，其中一块沉到襄阳万山
之下，另 一块立在岘山之上，并洋洋得意地说道：“有谁能够知道这里以后会是高山还是深
谷呢！”也就是说，如 果今后地壳发生变动，两碑也会随之上升和下降一一即使山顶的碑看
不见了，山谷的碑仍然会屹立于上升 的高地上，这样，他的功绩就永远不会被埋没。杜预的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辩证法思想，这种思想也充 分体现在了他的政治、军事及经济谋略中。

七、熟读经书“《左传》癖”
京兆杜 氏家族一向对经学很重视。杜预本人也熟读经书，对经书的研究非常透彻，这尤其表
现在泰始十年（27 4）关于礼制的一次争论中。

晋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即将迁葬到峻阳陵，依照 旧制，安葬完毕后，皇帝和群
臣除去丧服而改穿礼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奏请按照博士张靖的意见，皇 太子也依规定一
起除去丧服。而博士陈达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现在所依照的制度，是汉文帝的权宜 之
制而非正礼，皇太子不用处理国事，与皇帝不同，因而应当服满丧期。”晋武帝不知所从，
下 诏让群儒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熟读经书的杜预认为：“古代天子及诸侯服父母之丧开始与
齐衰、斩衰相同 ，安葬之后不用穿丧服，但要在心里悼念即‘心丧’，直到服丧期满，与士
人平民的礼制不同。到了汉代 ，继承秦朝的做法，全国人民都要为皇帝服丧三年。汉文帝考
虑到这种制度不能长久实行，也不知道古代 的做法，就另外按照自己的意旨规定安葬完毕后
即可除去丧服而改穿礼服。曹魏只以到下葬为限，嗣君不 在居丧的地方服满丧期。学者们很
久以来就认为这样不对，然而却始终不从经传中去推究，只说王者为三 年的服丧期，应当穿
衰麻满二十五个月。嗣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有志于专心 服丧，
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到现在君王都依照汉文帝的规定，是由于居丧守孝的人
不守礼制。现在皇太子与皇帝同礼，应当恢复古制，在卒哭之祭后除去丧服，以‘心丧’的
方式服满丧 期。从道理上来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取法汉文帝，才是行丧礼的正礼。”

< br>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听了以后不得其解，便进一步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杜预
说：“ 古书上说三年之丧期从天子起，这是说天子没有一年的丧期，只有三年的丧期，并不
是说天子要穿丧服居 丧三年，与士人平民同礼。所以皇后、世子之丧，而叔向说有两种三年
之丧。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 说谅闇三年，这是不穿丧服而只是‘心丧’的文字。叔向
不讥讽景王除去丧服，而只是讥讽他宴饮奏乐太 早，他做到了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只是违反
了居丧期间的礼节。《春秋》中记载，晋侯设宴招待诸侯，子 产相郑，而当时郑简公还未下葬，
请求除去丧服以后再听取命令，君子认为这样是符合礼制的。宰咺前来 馈送惠公仲子的助丧
之物，传中说‘吊生不及哀’。这些都是安葬之后除去丧服而只是‘心丧’的明证。 先儒既
有的说法常常可以见到，学者们可以好好地去思考一下。《丧服》规定，诸侯为天子也穿斩衰，< br>难道能说他们一直要穿满三年吗？向前考察七代，不见帝王君臣上下穿丧服三年的有谁；推
论将来 ，恐怕百代帝王也会是一样的不穿丧服三年吧。并不是一定办不到，而是情况不允许，
所以我们理解了圣 人不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的缘由所在。孔子言‘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卢钦、魏 舒听了杜预的解释以后，认为杜预说得很正确，于是就让杜
预写奏议，把这次关于礼制的讨论情况和最后 的决定上奏给晋武帝。最终，皇太子按照杜预
的说法，除去了丧服，只是“心丧”三年。
< br>当时朝廷内外猛一听到杜预的说法，无不感到奇怪，甚至有人说他是违礼以趋和时事。当时
杜预自 己也并没有去解释，回去以后让博士段畅广泛收集典籍中的有关议论，作为证据，要
使大义昭彰，足以流 传到将来。段畅接受杜预的意旨，把经书中记载的事实和成说一条条列
举出来，作为确凿的证据，以证明 杜预说法的正确性。传记中有与现在的议论相同的，也列
举出来，广泛列举两种说法。表明所凭借的准则 ，以证明这件事。可惜的是，这些文辞后来
大都亡佚了。

杜预一生勤于治学，著述 甚丰。据史书记载，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释
例》十五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春秋左氏传评》二卷、《丧服要集》三卷、《女记》十
卷、《律本》二十一卷、《晋令》四十卷、《 杜预杂律》七卷和《善文》五十卷等。但流传于后
世的只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二书， 其他或已亡佚，或仅片言只语散见于
后人辑录的书中。明代张溥辑有《杜征南集》，可作为参考。

西晋时期，王济懂得相马，又善解马的性情。有一次他骑着一匹马，马身上披有连乾鄣泥，< br>前方有水，这匹马便始终不肯渡过去。王济说道：“这马一定是舍不得鄣泥。”于是让人解
下去， 马这才肯继续向前走。因此，杜预说王济有“马癖”。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
而他却生性十分吝啬 ，所以被世人所讥讽，杜预也因此称和峤有“钱癖”。杜预对王济、和
峤的这种特殊称呼传到了晋武帝的 耳朵里，晋武帝便问杜预：“那你有什么癖呢？”杜预不
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有《左传》癖。”他已把 研究《左传》当成了自己的嗜好。的确，杜
预对《左传》的研究十分精辟透彻，达到了无人能比的水平。 儒家经典众多，杜预为何会对
《左传》情有独钟呢？京兆杜氏是一个以世善刑律著称的家族，而儒学自西 汉以来一直与刑
律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春秋决狱”之风的盛行，使儒学与刑律之学互相渗透， 甚
至融为一体。在众多的儒家经典当中，杜预对解释《春秋》中的《左传》喜爱成癖，应当与
杜 氏家族精于刑律之学的家学特色有关。

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首推《春秋左 氏经传集解》一书，该书有时也简称为
《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左传集解》、《集解》或径称杜注。《 集解》征引了先秦两汉的大量文

献，这既体现了杜预学术修养的深厚，又保证了他对经传 解释的准确翔实，同时也保存了大
量的文献资料，对文献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杜注具有求实、简明、通 达的特点，是流传至
今的古代《左传》注释本中最好的一种，世所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收录的就是 杜注本。
杜预认为，此前传世的《左传》注尽管多达十几家，却都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在注释中多引《公羊》、《毂粱》的传文，造成混乱。而他的注解则要忠实贯彻左丘明以史为纲的意图，
以突显 《左传》的史学性质。于是，杜预注《左传》摒弃了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进而形成
了从史学角度作注的 学术特色。杜预的《左传》注，将经传合并，相互比照起来进行注释，
开启了经注的新体例。杜预的文化 观念来源于魏晋时期玄学发展、儒玄兼综和史学繁荣的学
术大背景。杜注清通、简要的风格，适应了魏晋 学术发展的需要。由于杜预“博学多闻”，
从而使注释的内容更为翔实、易懂，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杜 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
秋释例》、《春秋左氏传评》、《春秋左氏传音》四部著作，除阐发义 例外，还从词语、名物训
诂以至天文、历法、地理、医卜、氏族、音乐等方面作了注释，因而被后人誉为 读《左传》
的门径。同时，杜注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杜注之所以流传至 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创新。除了上文所说的体例方面的创
新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有关地 理和历法两个方面的注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对《左传》
的古（春秋）今（魏晋）地名都作了注释。 杜预还绘制了古今地名对照地图和春秋会盟图，
可惜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在历法方面，杜预参照东汉 天文学家刘洪的《乾象历》，推算出
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甲子、朔闰和日月蚀。并编定为《春秋长历》， 不仅校正了《春秋》、《左
传》在历法方面的错误，还驳正了西汉刘歆等人以《三统历》对春秋时历的穿 凿附会。杜预
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在东晋南朝广为传习。到了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
义》，确立了杜预《左传》注在官学中的地位。杜预为经书作注，不仅为儒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对历代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晋著名经学家挚虞曾高度评价杜预 的《春秋释例》说：“当年左丘明作《左传》，本来只是
为《春秋》经作注的，但因为其书的内容超出《 春秋》经很多，后来便单独成书而流行于世。
杜预的《释例》本来是因《左传》而作，但它所解释的又岂 是《左传》本身，超出的东西实
在是太多了！将来《释例》也一定能与《左传》齐名。”后来的历史事实 证明，挚虞的预言
并非溢美之词，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杜预还善于把读经书时所学 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他认真学习和领会了《春秋》、《左传》
所宣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军事经验 ，从中得到了重要的启迪，并以之作为实践的指针，对
他为国家建立功勋密切相关。如《左传》所记载的 丰富的战争经验，使爱读此书成癖的杜预
在军事上显得足智多谋。《左传》中有许多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 关键所在的论述，又有许多关
于战争之前如何充分准备以及如何抓住有利时机的论述，这些都给杜预以重 要启示。杜预在
平吴战争中之所以能建立卓著的功勋，应当说，与他精通《左传》是分不开的。《左传》 中的
以礼治国、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有关法制的思想等，都对杜预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
说，杜预的足智多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获益于他的熟读经书和“《左传》癖”。

八、智谋遗嘱永安眠
晋武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1月），杜预被征调到洛阳任司隶校 尉，加位特进。多年以
来回京师任官的夙愿马上就要实现了，杜预自然异常高兴。但当他从荆州治所襄阳 启程不久，
刚行至邓县（今湖北襄樊市北）却突然病故，享年六十三岁。噩耗传到洛阳，朝中无不为他< br>感到悲痛惋惜，晋武帝下诏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以寄托对他

的哀思。

杜预生前曾以他过人的智慧，给子孙们留下了长篇遗嘱，以安排自己的后 事。他在遗嘱中写
道：“上古时期人们不实行合葬，其用意在于表明终始之理。因为人是不能同生同死的 ，所
以也没有必要埋葬在一起。到了中古时期，圣人们一改往日的做法，提倡合葬，这只不过是
要向人们表示虽死犹生的道理。从此以后，大人君子们有的选择合葬，有的选择分葬，都是
根据自己的意 愿来选择一种安葬方式。过去在我任尚书郎时，有一次因公事出差，路过密县
（治今河南新密市东南）的 邢山（在今河南新郑市南），山上有座古墓，我向当地人询问，回
答说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祭仲或子产的 墓冢，于是我就带着同行的人前去拜祭，并详细察看
了这座古墓及其周边的环境。这座墓居于邢山之巅， 由此向四周望去，视野极其开阔。整座
墓呈南北稍偏东北走向，正好指向郑国的首都新郑城中，意在表示 虽身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
国家。墓道的后半部垫实，而前半部则完全敞开着，似在向人们表明墓中没有什 么珍宝，不
必来此处盗墓取财。密县邢山一带出产美玉，而墓主人却一无所取，修墓时只取用了山下洧< br>水河滩里的鹅卵石，其用意显然是不想劳民伤财。后世的正人君子们到此来凭吊以寄托哀思，
贪图 利益的小人到此也无利可图，所以这座古墓虽历经千载，岁月沧桑，却依然完好无损，
这正是当年墓主人 崇尚节俭而深谋远虑的结果。我去年入朝京师时，因夫人郭氏去世，根据
大臣之家属死后要陪陵的制度， 我已上表皇帝在洛阳城东北的邙山的最高处首阳山南为自己
选择了一片墓地。我所选择的墓地是一座小山 ，山上没有古墓。虽然其高度不能与密县邢山
相比，但它东与帝陵相邻，西可瞻望洛都宫阙，南有伊、洛 二水，北可望伯夷、叔齐之墓地，
视野也比较开阔，是埋葬我的理想之地。在那里略加营建，使之粗具规 模即可。到我百年以
后，建墓就用洛水河滩里普通的鹅卵石，墓道朝向西南方向的洛阳城，墓葬形式以郑 国大夫
子产墓为准。至于棺椁之类的物品，也要与墓相适应，总之，一切都应当以节俭为原则。”

杜预要求子孙对他的丧事一切从俭，这在奢侈糜烂之风盛行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是不多见的。< br>他之所以留下如此的长篇遗嘱，是怕子孙们尽孝道而厚葬自己，从而引来贪图小利的人盗掘
墓葬， 使自己死后也尸骨不安，不能长久安眠于九泉之下。杜预对自己的后事都考虑得如此
周全，真是智谋渊博 啊！杜预的灵柩运回洛阳以后，子孙们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首阳
山南。

综观 杜预的一生，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杜预平生的努力，京兆杜氏才得以维持了在魏
晋南北朝乃至隋唐 时期名门望族的家族地位。杜预的后代中也名人辈出，其中有唐代的名相
杜如晦、诗圣杜甫、史学家和政 治家杜佑以及大诗人杜牧等等。杜甫就经常以自己有杜预这
样一位文韬武略的祖先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一 千七百多年来，杜预的智谋、武功和经学成就，
一直为人们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