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的英文-感恩的作文

冯康：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连载四
汤涛 姚楠


改革开放的春雷过后，
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袭来。
当科研遇上了商品经济的波涛，
有人“跳海”成就了神话，
有人“失足”湮没于传奇，
他——作为一个另类的“弄潮儿”，
筹划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推波助澜，
一次与总理的世纪约见，
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写下了巅峰的符号，
影响持续了二十余年„„
第七章 潮起潮落

1984年，改革开放 的大潮在神州大地上续写着波涛汹涌与波澜壮阔。国门打开，
商品经济的风迎面吹来。
198 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
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计划体制要突破把计划经济
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 逾
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国策出台之后，全国各 地纷纷涌起了“经商热”、“下海潮”。
一时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旧思维火花频现。各种新的价值 观念、新的道德
评判再次洗涤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转型期。
石钟慈院士接受
作者采访

在此之前，中国有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已经 开始跃跃欲试，敲开了中国商
品经济的大门。他们宁愿抛弃“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奋不顾身地投 身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他们成为了中国科技人员“下海”潮中的第一批“弄
潮儿”，他 们也缔造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圣地”——中关村。

中关村“神话”
1983 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技人员陈庆振“下海”创办了中科院在中关村
的首家公司——科海公司。 < br>五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师王洪德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四走报告”，
创办了京海公司 。他在报告中写道：“调走不行就借走，借走不行停薪留职走，
辞职也要走，最后开除我也走”，表达了 投身商海的坚定决心。
1984年5月，在美国留学的中科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万润南带着他“打造中国 IBM”
的理想与信心回来了，创办了一度引领了中国“打字机革命”的四通公司。在接
下来的 近十年中，四通公司红极一时，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旗帜，也成为中国民营
科技企业的标志旗帜。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柳传志创办了“中国科学
院计算所公司”，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联想公司。同月，中科院计算所与中科
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以内 部股份合作的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
公司，董事长曾茂朝，总经理金燕静。
同样是11月，国 务院还批转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
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 两个转移：一是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
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 的轨道上来；
二是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
的 轨道上来；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要放在首位。
此后，中关村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资料统计，
仅两、三年间，北京的科技民营企业就多达700多家。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热”使得冯康领导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受冲击。
冯康对此相当 反感，也极力反对。相反的是，计算中心党委对此却旗帜鲜明地大
力支持。为此，冯康与当时担任党委书 记的刘廉儒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党委

的支持与倡导下，1984年9月，中科院计算 中心创办了鹭岛公司，注册资金324.6
万元，以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主要业务，法人代表许昌平。此后 ，计算中心还相继
成立了十多个小公司。
正如冯康所料，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游水”，也不 是所有的人都“水性良好”。
没过多久，计算中心创办的一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相继亏损，纷纷面临倒 闭的
困境，而计算中心自身也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眼见亲手创建的计算中心被商品经济 的洪流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年过花
甲的冯康似乎也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开始寻找“接班 人”。他的目标人
选锁定在六十年代被他派到科大、后接替他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石钟
慈。
拉克斯院士（右）的Lax报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采纳

最后，他开始与科大的 校长管惟炎接触，商讨调石钟慈回计算中心的事情。经过
多次协商，1986年10月，石钟慈正式调回 中科院计算中心。

石钟慈回到计算中心时也是面临着计算中心被公司债务拖累的“残局 ”，后来他
甚至作为法人代表被告上过法庭。
1986年底，计算中心创办的最大、也是最有 名气的鹭岛公司被四通集团兼并承
包，至此计算中心总算摆脱了“一劫”。后来经过清理整顿、关停并转 ，计算中
心逐步甩掉了一些公司的债务包袱，恢复到正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当 初那些创造中关村神话的弄潮者，我们发现：
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那些昔日曾经在中关村叱诧风云的公司 已经风光不再，那些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挥斥方遒的IT“枭雄”也是各奔西东。只有联想扛起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帜、屹立不倒，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
而昔日的柳传志也蜕变成为中国的IT“教父”。
与总理相约
冯康之所以被人们当 之无愧地称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因为他的
确拥有过人的科学视野与战略眼光。正是这种 战略眼光决定了他的思考高度，也
注定成就了他的卓越、非凡。
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冯康来说 ，事业的发展并不算顺风顺水。在他看来，甚至还
有些“内忧外患”。外部大的社会环境中有商品经济大 潮的风吹浪打，内部改制
后的组织架构下也时有传出不和谐之音。作为计算中心的掌舵人，他将会带领中
国计算数学的这艘旗舰航船驶向何方？
此时的冯康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与“内忧外患”所羁绊 ，相反，他却站在一个更
高的境界上，为整个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布局谋篇。

周毓麟院士在自己的书
房里

冯康深刻地了解科学和工程计算 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发达
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都相当重视。特别是美国的 科学和工程计算一直走
在世界前列。早在1983年，他的好朋友，美国著名数学家彼得•拉克斯（Pe ter Lax）
组织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美国宇航局（NASA）联合组成
专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著名的Lax报告，强调科学计算在国家安全、科技
进步及经济发 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指出科学计算是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的
关键。
美国总统采纳了拉克 斯的建议，并从1985年起，政府连续五年，每年投入五千
万美元，建立起五个科学计算的研究中心， 配备超级电脑及设立全国性网络，以
协助大学及研究机构计算方面的研究。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的财政预
算中，又把科学计算作为特殊扶持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用来支持科学计算研究
中 心的建立及加强各学科中科学计算的力量。
中国虽然早在1956年的科学规划中已经将计算数学列为 重点，但始终都不及美
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重视。1986年，中国在制定“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时，初
稿中也没有列入发展科学计算的相关内容。

冯康获悉此事之后，立即联合周毓 麟等其他老一辈科学计算专家，于1986年4
月22日写了一份“紧急建议”，递交给国务院有关领导 。其中，他将拉克斯等
写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重要内容翻译成中文，作为建议书的附件也交给国务院领< br>导。
周毓麟，1945年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1946年开始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旁听陈省身教授讲课。周毓麟每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身的注
意。一次，陈省身与 周毓麟在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讲课你能听
懂吗？”周毓麟回答听得懂。陈省身又仔细询 问了他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后来，
陈省身竟然破格让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拓扑 学研究。
1949年后，周毓麟先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1954年
秋，周毓麟和北京大学同事张芷芬等一起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
生。负责接待的是195 0年就到苏联留学的黄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张芷芬填报的
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就拿起了主意，说：“ 周的数学基础好，就学偏微分方
程，张就学常微分方程。”就这样，黄敦的一句话决定了两个人的终身职 业。周
毓麟的导师是国际著名女数学家O.A.奥列尼克，据说当时她比周还小一岁，所
以开始 不太愿意收这个徒弟。周1957年获物理数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
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 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
文，被公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型工作，在五十多年后 的今天仍被数学家们不
断引用。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不久，周毓麟1960年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为了
国家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始了新的征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周毓麟的名
字从那时起突然 在数学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在主持核武器数值模拟和组
建计算科学队伍等方面贡献突出，以及他 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离散泛函分析领
域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工作，他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并于1997
年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这份“紧急建议”的报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关注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
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毓麟两位数学家。于是，冯康和周毓麟得以在中南海向李 鹏
当面陈述中国发展计算数学的重要意义。后来，国家采纳了冯康等人报告中的建
议，并在国家 “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中加入了发展科学计算的内容。从此，科
学计算终于在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获得 了应有的重要地位。

赵访熊、冯康、周毓麟、应隆安给李鹏总理的建议书。

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冯康感觉如沐春风，更获得了一种勇往直前、再接再
厉的信心和勇气 。
1986年9月，冯康一鼓作气，再次联合清华大学的赵访熊、核工业部应用物理
和计算数 学研究所的周毓麟、北京大学的应隆安致信李鹏副总理，提出了成立国
家科学计算重点实验室的建议。他 们在信中写道：“我们于四月二十二日提呈了
关于加强科学计算研究的‘紧急建议’，陈述了这一基础学 科对于国家安全、经
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特殊重要意义，受到了您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我们衷心感到鼓舞。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核工业部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清华大学 应用数学
系和北京大学数学系聚集了学科的优势带头力量和优秀青年新秀，而且地处邻
近，关系 融洽，与国内工业部门协作密切，国际交流广泛。为了贯彻科技领域进
行改革的精神，尽快把我国大规模 科学计算搞上去，我们建议由上述科研、教育、
产业三部门四单位实行横向联合，共同筹建科学计算国家 重点实验室，发挥优势，
形成拳头，向国内和国际开放。”
冯康等人在信中语气挚恳，表达了他们心系国家发展、心系国家科学计算发展的
拳拳之情。 < /p>

他们在信中又提出科学计算实验室的任务：第一，从事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方
法 的基础研究，与工业部门协作解决重大疑难的科学与工程计算问题；第二，培
训高级科学计算人才，培养 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员，促使年轻优秀人才茁壮成长；
第三，提供优良的学术环境和先进的设备条件，吸引 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留学生回
国工作，接纳外国同行，进行合作研究，组织国际交流。
这一建议也得到李鹏副总理的积极回应，并获得了采纳。
1991年，在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 下，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其中包括了“科
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冯康是这一实验室的创 始人，并亲自担任学术
委员会主任。尽管当时重点实验室也面临还贷的风险，冯康还是集中了20多个< br>计算数学方面精英，组成了这个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有限元
理论、流体力学计 算等方面的研究。
同年，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基础研究重大关键项目即“攀登计划”项目中，冯康建议的“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的方法与理论”被包含在该计划首批11个重点
项目中。冯康被任命 为“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冯康去世后的1997年，该项
目继续获得重点支持，被列入国家“九五” “攀登计划”预选项目中。1999年
“大规模科学计算研究”又被列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即“973”项
目，并在2005年又继续得到国家的支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也在不 断地加速科学计算的发展。他们不但在1996年
提出“加速战略计算创新”即ASCI计划，又在19 99年提出了“21世纪的信息
技术对美国未来的大胆投资”即ITT计划。2001年，美国政府提出 了“高级计
算推动科学发现”的计划，2004年又提出了“高端计算复兴”计划。在2004年
的计划中还特别指出：“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算法的持续开发和改进是未来高端
体系结构成功的关键。 ”
应当说两次上书李鹏副总理，表现出冯康的胆识与魄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
与“攀登计 划”的入围也突显了他作为中国计算数学发展总设计师的雄韬伟略。

在冯康的努力和带 动下，中国的科学与工程计算不但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
也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先进国家发展行 列。这是冯康为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留
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李鹏副总理也成为成就冯康事业辉煌的重要 推手。
难解“恩怨结”
198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也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拐点。
1984年，冯康与黄鸿慈的友谊出现了严重裂痕。
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共事了近三十载，在 一起有着无数次亲密合作的师徒老友走
到了友谊的拐点？什么原因让冯康对黄鸿慈这个他曾经最为欣赏、 最有默契的左
膀右臂有了意见？
三室的老同事都知道冯康与黄鸿慈有过一段“恩怨结”，而今 天，年逾七旬的黄
鸿慈再向我们提起这段陈年往事已是云淡风轻。
据黄鸿慈回忆，冯康和他的 友谊出现裂痕起源于计算中心的软件研究室成立之
时。当时，计算中心的编程还处于原始的手工状态。每 次接到问题，就开始新起
炉灶，从零开始。这种重复劳动的效率很低。“八十年代初，冯康意识到国家对
于软件发展的需求，他认为应该适时发展系统软件，开发软件包，于是找我商量，
想成立一个软 件研究室。我听到他这个想法，认为也是一件好事，也提出许多建
议。”
等到软件研究室成立时，冯康想让黄鸿慈来当研究室的室主任，谁知却被黄鸿慈
拒绝了。 “我当时刚好在研究生院讲课讲了一年，把十年文革荒弃的计算数学重新捡起
来，不想再放弃了。我 跟冯康说，如果要做软件室主任又要重新开始，重新转型，
我不愿意。于是，给他推荐崔俊芝担当此任。 ”

“冯康很不高兴，认为好像我欺骗了他。原本答应了他，结果事到临头变卦了。其实我由始至终也没有答应他。”
最终黄鸿慈还是做了一个挂名的室主任，而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 实际工作。黄鸿
慈也因此逐步被冯康边缘化。
1983年，计算中心在党委的组织倡导下进行 改制。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一部、
二部、三部。具体分工为，一部负责机器，二部负责网络，三部则负责 计算数学。
部设主任，部下面再设室。对于这种架构设想，冯康是反对的，他认为这种架构
并不 利于有效地管理。而黄鸿慈却积极支持，并向党委写出具体的改制建议。
党委因此表扬了黄鸿慈，却惹 恼了冯康。冯康怪罪黄鸿慈在做事之前没有和他商
量，更觉得黄鸿慈是和党委的人团结在一起站在自己的 对立面上。
冯康在文革中挨批，伤痕累累，因此对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很有成见。八十年代初，
计算中心的党委很想发展冯康入党，为此在一次外出开会中，书记还特地和冯康
住在一起，希望能和冯康 有促膝谈心的机会。但冯康的反应极其冷淡。在一次谈
话过程中，他竟半个多小时一言不发，把书记搞得 极端尴尬。当然入党的事也就
没有下文了。
1984年10月1日，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共和 国迎来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国庆大
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文革后”第一次威武雄壮的盛大阅兵，也 是继1959
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担任阅兵首长的是中央军委主席、
也 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次国庆阅兵中，群众游行
队伍中自发举出了“小平您 好”的亲切标语。邓小平气宇轩昂地乘坐敞篷红旗车
检阅部队，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在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 台上，众多的邀请嘉宾中还有一位是中科院选派的代表黄
鸿慈，而作为计算数学界叱咤一时的冯康却并未 在观礼之列。

这次国庆阅兵大典成了冯康与黄鸿慈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两人关系变得微 妙起
来。
雾里看花选接班
1985年6月12日，中国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精神 矍铄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
演讲报告之后，突然倒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与世长辞。
听到这个消息后，冯康心里也掠过很多感伤。
从四十年末清华园中与华先生的最初邂逅，到五 十年代末数学所讨论班上的彼此
欣赏；从携手力拓中国计算数学之发展先河，到寄情组建中国科技大学数 学系并
着力培养数学精英„„冯康在华罗庚的身上寄托过许多美好的感情，也对华罗庚
充满了敬 畏。
事实上，许多数学界的人士都觉得两个人“专横霸道”的风格简直如出一辙。也
正因为如 此，六、七十年代，随着二人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江湖地位”日渐提升，
二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崔俊芝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计算数学会
理事会议2010年在武汉举行

原本在冯康 的心中，一直有着成立一个计算数学一级学会的梦想。1978年，刚
好机会来了，在科技部、科协等部 门一些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可以将计算数学的
一级学会审批成功。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冯康却跟崔俊芝说 要征求华罗庚的意见，
并告诉崔俊芝，如果华明确支持，他们就做，如果华不支持，他们就不做了。结< br>果在征求了华罗庚的意见后，冯康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也因此错失了将计算数学
学会由二级学会变 成一级学会的最佳时机。
华罗庚去世后，冯康再次旧梦重提，将成立一级学会的想法重新提出。然而， 当
时已经是物是人非，原来熟悉的一些人员相继退休，加上国家对各类学会组织的
审批更加严格 ，冯康也只好与梦想失之交臂。
八十年代中期，受全国“下海经商”热的影响，计算中心创办的大大小 小的公司
也遍地开花。由于这些公司的经营不善，给计算中心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也让年 届古稀的冯康感到了管治危机。再加上冯康本人性格强硬，言辞尖锐，平
日在计算中心内部也得罪了不少 人，因此更有人希望冯康尽快“退休”，让位给
年轻人。
迫于年龄以及各方面的压力，冯康尽管并不情愿但也开始积极物色接班的“人
选”。

冯康退位，谁会接替他掌帅计算中心？
本来黄鸿慈是坊间公认的最佳人选，有 业务能力，群众基础也不错。奈何他与冯
康的关系已不再密切，冯康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一手创建的计算 中心交给黄鸿
慈。
有那么一段时间，冯康曾经想要培养他的另一个爱将张关泉做接班人。19 83年，
张关泉刚从中国驻法大使馆调回计算中心不久，便被冯康委以重任担当计算中心
的副主 任，两人拍档合作。然而，随后几年，事情的发展却并不象冯康设想的那
样美满，两人也相处得并不融洽 。
上任后的张关泉大搞科研体制改革，将用人权以及经费下放到每一个课题组，这
种改革的旋 律似乎与一贯主张权利集中的冯康并不和谐。再加上当时张关泉作为
年轻的副主任，在计算中心也引来不 少的嫉妒。于是，难免有人搬弄是非，这更
加重了冯康对张关泉的不满。1985年，计算中心任命博士 生导师，原本张关泉
已在提名之列，可公布结果时，却没有他的名字。相反，一些在资历、学术上和张关泉相同或相近的同事却在任命之列。这件事对张关泉影响很大，让一向淡泊
名利、踏实肯干的他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冯康(左四)与石钟慈(左二)在西安。左一为秦孟兆，右二为汪道柳。

尽管半年后，迫于各方面的反应与压力，张关泉的名字出现在补选的博士生导师
之列，但这时，张关泉已经意识到与冯康合作的困难。不久，张关泉便以健康原
因请辞。“疏者宽容、近 者严格”，这是张关泉与冯康相处近三十年得出的八字
箴言。
屠规章最早也是冯康重点培养的 对象。从事孤立子研究的屠规章最初被冯康作为
特殊人才引入计算中心，还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也是1 980年代计算中心最年
轻的正研究员，并顶替冯康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有些事使冯康开始对他
心存芥蒂，在接班人方面，冯康似乎也不会把他列为考虑的人选。
冯康似乎很想推荐崔俊芝来 做计算中心的主任，但当时以崔俊芝的资历和声望，
在计算中心似乎又很难服众。
情急之下， 冯康还想到了核工业部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九所）的李德元。
李德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三 室的石钟慈、张关泉等人同样是五十年代中期
留苏的学生，毕业后分到九所，时任九所所长。冯康征求了 李德元的意见，李德
元却不愿离开他的工作单位。
冯康最终选择了被他选派到中国科大的石钟慈。
这里我们稍微花些笔墨介绍一下冯康的接班人 石钟慈。石钟慈1951年从家乡宁
波考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来自宁波乡下农村，母亲不识 字，父亲只
有小学程度，家境不好，以至于他小学毕业后没有钱继续读市里的初中，差点失
学。 幸亏此时抗日战争结束，一些有钱的士绅乡亲捐资办了一所乡村初级中学，
石钟慈才在小学多呆了半年后 上了初中。两年半以后，他考高中，家境使他只能
选择免学费的公立学校就读。结果他以同等学历考上极 其难考的省立宁波中学。
虽然高中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危险，学生们住在庙里，与和尚们同吃同住，但这
个阶段的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籍，对哲学、历 史、文学、艺术的兴趣也是此时通过阅读培养起来的。他还读了
许多关于音乐方面的书以及音乐家传记， 由此，他迷恋上音乐。他高考的第二志
愿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音乐后来也发展成为他的“第二最 爱”。2008
年10月份，在中国召开的某次国际数学会议上，主办方请与会代表去国家大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