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寡的意思-

2021年1月20日发(作者：侯野峰)
《后出师表》的尴尬

刘慧儒

提起诸葛亮的
《出师表》< br>，
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胡前后两篇。
白居易写过
“前后出师遗表在”
的 诗句，
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
“出
师二表”
。然而，
《后出师表》的真 实性颇有争议。陈寿在《三国
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
，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
，在他
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
《后出师表》得以传世，
是由于裴松 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引文源于《汉晋春秋》
，
《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 记》
。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
多半属后人 伪托。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
《后出师表》第赫
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显然，编书 人、读书人都不愿相
信，
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我名句
“鞠躬尽力，
死而后 已”
（后
讹传为“尽瘁”
）
，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

《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
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 以撇清文责。到了乾嘉考据盛
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
人 ，
《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
“上危主志，下懈军心”
，此虽至
愚不为，而况 诸葛。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
年也称，
《后出师表》
“若果决而实 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
，即
使不算“败北主义”
，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 ，志当
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在众多史论家眼里，
《后出
师表》之伪，凿 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
“好亮者”或 “好事者”
。不过，
“好事”也好，
“好亮”也罢，
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 当尽量仿效《隆中对》
、
《出师表》等作
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隆中对 》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
江山，犹胜券在握；
《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
《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
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 环往复、申之不已。后人对照二表发
出冰炭两途之叹。
《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 兴复
汉室，还于旧都”
，也做了类似军令状的承诺。在首战不利的情
况下，
《 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
不大。
如此低调悲观，
若出自< br>“好亮者”
之手，
则正如袁枚所说，
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
“好亮”而 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
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
都 不合。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
尾段兵事难料云云，
倒又像是伏笔 ，
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
再说，
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
岂 会想出
“鞠躬尽力”
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
反过来，
想彰显 诸葛亮
高义的人，
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
暗示他无胜算
而轻启 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通览《后
出师表》
，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
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已志。

先说刘备遗命。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
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害 人灭之虞。刘备死后，似
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
必要性 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
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
临终嘱托也 算不上什么伐魏的
“既定
方针”
。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 但
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
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 的只言片语。关羽死后，赵云曾劝
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
，他也听不进去。由此推知 ，
托孤是“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
得真。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 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
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
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
刘
备的心思，
诸葛亮不会不明白，
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
可 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
能瞑目，
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 命是视实际情况而动，
因为对
一个政治家来说，
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 br>古代之所
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时，能有人站出来 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臣下出于
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将在外， 君命
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要伐魏不可。事
实上，
后人批评诸 葛亮伐魏失策，
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
辩解。
《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 责他“劳困蜀民，力小
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
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战与不战，最
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
帝遗命，
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
无形之中 放弃了对
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
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
自己的责任。 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
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 出师理由。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
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
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这三点，说白了
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 得速战。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
息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一个字——打。
但措辞委婉，< br>不正面言战，
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
。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
比 类引喻，也不很恰当。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
或少都成问题。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 ，周文王就是修德怀
远奠定周朝基业的。
至于其弟武王后来伐纣则是
“以天下之所顺，
攻天下之所叛”
，
不仅没遇到抵抗，
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
说 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天下三分，魏据泰半，
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 。其次，一战而定天
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
其吃不起败 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
心理上也输不起。
蜀人
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 素无兴趣。倘有利可图，倒也
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这也是为什
么 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
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 操屡败屡战。当年曹
操败而转胜，
不能因而期待出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面后赢。
另外，
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
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
更是有违常
识。蜀魏交兵 ，出入蜀道劳费甚巨。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
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 。至于攻
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
，攻方
兵力当然得强 ，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如果采取防
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 得多。凭
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六条出兵的理由，
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 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
为什么危后必安、
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
而他却
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
的风格。
文章最后说，世事难料，成败利钝无法逆睹，所确知者，
唯有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
。总之，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这种与命运对着干的精神，
“不自惜”的自我砥砺 ，若限于
个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诚然令人钦佩。但兵者凶器也，事关立
国之本和民众的安危生 死，
一已
“死而后已”
关系不大，
问题是，
战争的魔盒一打开，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殉葬，
即使是正义战
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硬打，也是不明智的，至少 是不负责任的。
可见，
伐魏与否绝非诸葛亮一已之私事，
它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
命，需要通盘考虑、理智抉择。

一篇《后出师表》
，作为论证是否应当伐魏之作， 雄辩是雄
辩，
然缺少思辨力度和内在逻辑，
能服人之口，
却不能服人之心。< br>从上面的分析来看，
从头到尾都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
假若当年
陈寿看到此表， 想必也会视为伪作。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篇文章，
总令历代文人志士一咏三叹、赞赏不已呢？平心而论，< br>《后出师
表》
虽论理不足，
但在那低调而沉潜的执著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情，极具感染力。人们推重此文的原因，除了其美学价值外，主要是
闪耀在字里行间为报知遇之恩奉献一 切的人格精神。
问题是，
这
篇不像诸葛亮所写的文章倾心何以千百年间无数读者坚信真 实
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谜。或许《后出师表》的含糊其辞，从侧面
反映了诸葛亮难言的尴尬处境 ，与读者的模糊印象正好契合。

说诸葛亮处境尴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刘备临终托孤，< br>寄望他“终定大事”
，孔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一心扑在复
兴汉室的大业 上，
义无反顾，
并无半点困惑和疑虑，
何尴尬之有？
倘若把诸葛亮出祁山伐魏 仅仅看成是执行君命，未免过于简单
了。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备之死。当然遗嘱也是君命，一样得执行，即使没有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断不会把先君
的遗愿置诸脑后。问题是，刘备一死 ，诸葛亮不仅失去了与君主
的所谓鱼水关系，而且有了生存危机。阿斗即位，诸葛亮的顶头

曲高和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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