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季羡林、贾平凹、汪曾祺、莫言,四位名家笔下的老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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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2日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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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贾平凹、汪曾祺、莫言，四位名家笔下的老师形象
01
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别人奇怪，
我 自己也奇怪：
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
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
这究竟是为什 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
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 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
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 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
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地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 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
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
，已经到了 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一九 三
O
年考入
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br>。西洋文学系有一
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 间是很富
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
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
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
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
她当时极年轻，
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
多学生，知道其 中有“诈”
，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
：
“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
许再来！
”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
心重 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
她当年“逐客”的事 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 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
，
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 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
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 ，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
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 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
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 复，柳暗
4
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 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 有海因里希·吕德斯，
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 ，同后
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
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
，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
响了 我的一生。
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 教
导和薰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薄，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
而犹 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 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个学士头衔。现在
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 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
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 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
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 深入。给我留下深远
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 译文
学”
；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 方已经谈
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 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
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 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
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 怕大都把他看
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
绝不会知道，
他就是名扬 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 他
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 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
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 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
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 释迦牟尼和弥勒佛
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 瓦
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
4
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
“名师出高徒。
”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
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 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
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 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
十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 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
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 所和汉学研究所，都
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 大阴
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
肠 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
前，有许多疑难问 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
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
终于盼来了 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来英国人来接管。此时，
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 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
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 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
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 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
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 到北大任教。
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 br>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
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
怀着
“客树回看成故乡”
的心情，
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 了几个月，一九四六年春天，经
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 一段时间。从上
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曾谒
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
鸣寺下 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
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 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
4
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 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
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
所以还能通车。
到 了北京以后，
一片
“落叶满长安”
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 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
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 过几年的时间，才能
转向正教授。
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 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
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 石破天惊，大大地
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 不
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 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
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 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
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 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
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 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
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 曾到今天市委党校
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
又长途跋涉 送到清华园，
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 br>钞票上每天加一个
0
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了。< br>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
多 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知道先生爱花。现
在虽患目疾，迹近 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
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 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
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 ，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
来今雨轩藤萝深处，
找到一个茶桌，
侍先生观赏 紫藤。
先生显然兴致极高。
我们谈笑风生，
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 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 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
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 粮食，
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
4
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 ，他连买煤取暖的
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爱护确有 成
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
生在 《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
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
讲的就是这一件事。
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
“独 为神州惜大儒”
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
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
的美元 。
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
--
顺便说一句，
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
北大只有
校长的一辆
--
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 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
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 足道的。
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
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 这三年内，
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
我写了一篇论文：
《浮屠与佛》
，
首先读给他听，
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 》
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
我自 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
浮屠与佛》
，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 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
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 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
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 政治。他研究隋唐
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 们
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
他没 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
人肃然起敬。就连那 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
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
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 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
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 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
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些人 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
4
看法？他是否对国 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
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 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
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
至于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一九 四〇年，他在《庚辰暮
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
”吴宓先生对此
诗作注说：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 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
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 句。
”按
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 能
再清楚明白了。
然而，
几年前，
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
说寅 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
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 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
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 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
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 陈师礼敬备至。
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
俗话说 ：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
成的。 在这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
话，我首先要举出的， 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
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 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
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 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
用彤先生，
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话，
我根本来不到北 大。
最后但不是最少，
是陈寅恪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 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 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
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 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
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 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
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 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
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 研讨会，包括
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师< br>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