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6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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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5日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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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阳光作文-
语文教材
60
年变迁
: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建国初期的
语文
课本
(
来源：重庆晚报
)
70
年代的
语文课本
80
年代的语文课本
现在的语文课本
《瞭望》文章：母语教材
60
年
今年高考，在语文阅卷尤其是作文 评分中传出的多种“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
语文教学改革及
语文教材
的热议。
回首和透视这
60
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变迁的背后，
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定位 的顽强努
力。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鲜明政治 色彩体现
强烈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唯
有 依靠高强度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人欺；与此
同步的另一个鲜明色彩 ，是“苏式标准”。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
急切地希望在知识体系 、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
业知识体系、经验。
“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狂热也体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
不堪回首。
1978
年之后，内有如“两弹一星”这样“要饭的打狗棍”，外有国际形势巨大变
化，中 国抓住和平发展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这
30
年中，语文教材不仅回归 本来面目，而且增添了平和自信、视野开阔的广大
气象。有专家指出，时至今日，语文教学尽管各类试验 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
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语文教材的选择，也是民族生存条件的投影。
与此 同时，这
30
年中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历历可数。
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百年来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寰空间后，中国人
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 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苏式标准、西式标准，都要服务于中华
民族的福祉，新的
60
年 轮回，这是起点。□
(
文
/
张迁
)
《瞭望》文章：在苏联影响中初建
新中国建国初期，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一样，语 文教科书也打下了苏联影响的
深深烙印
文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49
初，人民共和 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
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 br>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
建立起自己的教学 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
年
4
月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
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
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 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
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
时同人之意 ，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
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 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
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 br>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
1949
年
9月
29
日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 育工作被赋
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
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
“人
民政府应 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
年
1 1
月，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
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
就 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
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 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
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 第一批中学
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
套临时课本里的
课文
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
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 。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
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
年
7
月，新成立的 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
语文
教育
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 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
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 ，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
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 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
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 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
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 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
准
(
修正草案
)
》，“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以苏为师”的组成部分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 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
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 符合国家
的政策。”
1950
年
12
月
1
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
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 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
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br>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
语文
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 中央人
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
< br>1951
年
7
月，
人教社第一套初中
语文教材
出炉，
其编辑大意指出：
“说出来的是语言，
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 ’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
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 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
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 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
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 ，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
年
7
月由人教社出版的
《初级中学
语文课本
》
及
1953
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 ，
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
办的 、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 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
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
课文
内容“必须有正确 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
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 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 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
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 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
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
《
(
朱德
)
母亲的回忆》
《任弼时同志 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
《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
工业化建设经验，
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
建国之 初即提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
过去是以俄为师，
今后建国，
同样也必须以俄 为师。
”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
1949
年开始，当时的东北
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
对苏联
10
年制学校的教 材进行研究和编译，
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
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首
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
厚 、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 br>50
年代初期，苏联教育
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 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
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 分析段落
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
法”，风行数十年。
“语”、“文”分开新系统建立
新中国建国初期， 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
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
1956
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 分
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
是一 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 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
六册，
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 和文学的做法，
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
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 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 知识的
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
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
1956
年颁 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
(
草案
)
》和
《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
(
草案
)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
语文教学大纲
。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 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 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
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 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
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 ；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
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
1956
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 br>化解读的倾向。
1958
年
“大跃进”
之后，
在< br>“教育大革命”
的影响下，
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
1956
年 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
1958
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
容 ，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 过两次有关
语文教育
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
育的关系的讨论。
此后，
1 963
年
5
月，
国家再次颁布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
草案
)
》
，
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
语文学科
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
具。 ”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使他们具 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 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
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 br>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
有积极的思想 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
语文基础知识
教学应“简
明扼要，切 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
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
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 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
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 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
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 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
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瞭望》文章：“大跃进”及“文革”时期
语文
教科书乱象
195 8
年的
“大跃进”
狂潮，
在当时的
语文课本
中留下了深深的 印痕。
其中最大的变化，
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 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 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
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 ，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
31
篇文章中，马
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
篇，
其余
16
篇记叙文中，
有
13
篇是乡 土教材，
其中有
6
篇是
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
2
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
4
篇是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1958
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 名家几
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
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 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
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 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
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 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
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 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
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 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
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 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
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 、政治、历史
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 br>命文艺课”。
在广州，
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
1974
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
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 、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
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 是团结人民
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 门发布的
语文教学大纲
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 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 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 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 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 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
1972
年《初中语 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
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
50.2%
，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
讯占
37.3%
，古代诗文仅占
2.4 %
。
直到
1976
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 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
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
《瞭望》文章：追问人性内涵的
30
年
改革开放
30年来
语文
教科书的改变与争论，是对人性内涵不断探索调整的过程
文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76
年，文化大革 命宣告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
代变迁作出迅速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 一，就是
语文课本
。
1977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 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
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 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
1978
年：开始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