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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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07:09
最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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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真美三年级作文-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和很多人一样，当我看到《北京文学 》关于语文课的讨
论时，痛快淋淳之感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几乎所有受过
中学教育的人对语 文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记得“文
革”前我上中学时，面对老师硬性划定的课文段落，心中总
是纳闷，作家写作时是这样想的吗
?
在去年《实话实说》举
行的“20
年后 话高考”的讨论中，
有一位高三语文老师激奋
地发言，说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鲁迅、巴金、 郭沫若肯
定答不上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经过高三突击
训练的大学的中文老师、中 学的语文老师照样考不及格——
这令我们想起“文革”中考教授，关于“马尾巴的功能”的
黑色 幽默。我们的中学教学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这
种有悖教育初衷、
有违常理的荒谬之中。
这是以考试为目的、
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所谓应试教育必然蹈入的末路。在日
本和台 湾，这种考试主义、升学主义导致的教育病态和异化
通常被称之为中小学教育的“畸形化”。
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积弊极深的语文课问题终于被正式
提出，而且在于这一声呐喊是自教育 界之外文学界的志士发
出的。
《北京文学》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式微的教育根源，自
觉地 承当起文化改造的社会责任，
实属难能可贵，
令人钦佩。
而且，由于它呼应了一种失落 已久的传统，因而特别发人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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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课的雏形，大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
本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 识分子、思想
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
育改革。不必说鲁迅、 李大钊、陈独秀等，胡适、蔡元培等
不仅亲自办学，而且主持、参与了教材编写，进行了开拓性
的尝试。
如蔡元培、
张元济、
高梦旦合编
《最新修身教科书》
，顾颉刚著《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
。当时以推行白话文、改
革封建教育为主旨的教科书改革 ，具有十分鲜明的人文立
场、民主精神和现代性。
1919
年提出的新的“教育本义” ，
以“养成健全人格，
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
1922
年制定的
新 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练习运
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 思想；引起
读书兴趣；建立进修国文的良好基础；培养能达己意的表达
能力。”编写语文教材的 原则是“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
儿童之生活需要编订教材，形式注意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
童 经验。”
在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
子与教育改革、 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天然、有机的紧密
联系，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夏< br>丐尊、丰子恺等等，都有在中学从教的经历，作为现代化动
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教 育决策，成为教育改
革的中坚。
事实上，
当时的教育改革，
所有重要的教育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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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几乎都出自于这些教 育家团体
和组织。
1922
年颁行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
也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酝酿和讨论修定，最后以大总统令公
布的。
长期以来，作 家、诗人、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
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文科教育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早
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
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了——它已经 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
考试专家的专业。
今天，我们重新听到了他们对教育权威的发言
!
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 之，是人文价值、人文
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
味的技艺之学 、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显然，
这种弊端不只表现在语文课上，而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通病。
只是在本应最具有人文性的语文课上，这种畸变尤其令人触
目惊心。
90< br>年代以来，
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呼唤，
正是出于对学校教
化功能式微、人文养成 薄弱的回应。当我们将人之初的教育
沦为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在题海中制造了许多不省
人事的“小大人”时，却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对在校大学生和
成人进行起码的基础文明教育，包括进行“便 后冲洗”、
“人走关灯”、“洗完手关水龙头”这样的“修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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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甚至引起了关于大学教育是不是素质教育的争论。没有比
这更突出地表 现了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违教育规律的严重
倒错。我国教育人文底蕴的流失、“非人文化”的倾向非自< br>今日始，而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1949
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 和重建教育，经
40
多
年的发展变革，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特征之一，是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以及某种技术主义的
取向。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 技术为目标，强调
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具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无疑是
必要与合理的。然 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在发展功利主义
的科学教育的同时，必须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
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的教育价值， 防止教育的失衡和
异化。
1952
年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调整改造，
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的
基本价值和格局。按照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以培养现成
的专家为宗旨 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实际重心则是工程技
术教育。工程技术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
了至尊地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明
显倾向和过度专门化的弊端。对高度 专门化的推崇，致使不
仅文理分家，而且理工分家，学科专业过细过窄，形成“专
才教育”的模 式。在
50
年代，独重自然科学教育是与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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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贬低文科教育同步进行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高等学校
中所占比例，
由
1 949
年的
23.9%
降至
1952
年的
10.9%
；
1986
年，这一比例为
4.3%
。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 br>1949
年的
33.1%
降至
1952
年的
20.5 %
，这个比例
1962
年最
低，为
6.8%
；
19 80
年，经“文革”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
比例上升为
8.9%
。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1977
年的统计，全
世界
1000
万以上人口的
50
个国家中，大学生文科学生所占
比重大于
50%
的有
13
个国家；
介于
30%
—
50%
的有
26
个国家；
介于
20%
—
30%
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
—
20%
的有
4
个国家。
然而，中国
198 0
年的这一比例，却比该比例最低的国家还
要低
10%!
这种重理轻文的倾 向也存在于理工科大学的课程结构之中。
长期以来，理工科院校文科课程仅仅是三门政治理论课，与以陶冶人格、丰富精神生活、了解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等为
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相异甚远。近年来教 育内容虽由政治理
论扩大为德育范畴，但仍狭窄单薄。这一取向在基础教育的
课程中也有较明显 的表现。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小学的教学
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
1
／
4
。我国目前五年制小学的数学、
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
31%
；初、高中理科 课程占总
学时的
，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
事实上，重理轻 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
渗入社会，
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
50
年代流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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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 下都不怕。”而现在，安身立命
之本已经变成了研究生学位、英语和计算机。
80< br>年代以来，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封建传统教育在新的
形势下的复活强化——成为教育 畸形化的主要动因。
应试教育何以能发展到为害如此之烈的地步，是一个专门的
话题 ，此处不论。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
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 训练——
教育、
教学和训练，
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教育术语和教育境界。
在这个 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地位可怕地消失了。中国
当代的应试教育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发展出了 一些可
以归纳总结的显著特点。
其一是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
7 0
年代末，在“早
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思想指导下，热衷于培养
智力超常 的“天才儿童”、少年大学生等。此后，在炽烈的
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 考试
难度的需要，不断加深学科知识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教
材难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约一 二个年级，已经众年周知。
这一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已经开始脱离多数青少年的实
际认知能 力。调查显示，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
偏难、偏深，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 中小
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
有
80%
的中 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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