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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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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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和很多人一样,当我看到《北京文学 》关于语文课的讨
论时,痛快淋淳之感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几乎所有受过
中学教育的人对语 文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记得
“
文革
”
前我上中学时,面对老师硬性划定 的课文段落,心中总是纳
闷,
作家写作时是这样想的吗
?
在去年
《实 话实说》
举行的
“20
年后话高考
”
的讨论中,
有一位高三 语文老师激奋地发言,
说
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
“
鲁迅、巴金、郭沫若肯定答 不上来
!”
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经过高三突击训练的大学的中
文老师、
中学的语文老师照样考不及格
——
这令我们想起
“
文
革
”
中考教授,
关于
“
马尾巴的功能
”
的黑色幽默。
我 们的中学
教学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这种有悖教育初衷、有违
常理的荒谬之中。
这是以考试为目的、
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
所谓应试教育必然蹈入的末路。在日本和台湾,这种 考试主
义、升学主义导致的教育病态和异化通常被称之为中小学教
育的
“
畸形 化
”
。
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积弊极深的语文课问题终于被正式
提出,而且在于这一声呐喊是自教育界之外文学界的志士发
出的。
《北京文学》敏感地意识到文 学式微的教育根源,自
觉地承当起文化改造的社会责任,
实属难能可贵,
令人钦佩。< br>而且,由于它呼应了一种失落已久的传统,因而特别发人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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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课 的雏形,大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
本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思 想
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
育改革。不必说鲁迅、李大钊、陈 独秀等,胡适、蔡元培等
不仅亲自办学,而且主持、参与了教材编写,进行了开拓性
的尝试。< br>如蔡元培、
张元济、
高梦旦合编
《最新修身教科书》
,
顾颉刚 著《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
。当时以推行白话文、改
革封建教育为主旨的教科书改革,具有十分 鲜明的人文立
场、民主精神和现代性。
1919
年提出的新的
“
教育 本义
”
,以
“
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
为宗旨。1922
年制定的新学
制课程标准纲要,
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
“< br>练习运用通常
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兴
趣;
建 立进修国文的良好基础;
培养能达己意的表达能力。
”
编写语文教材的原则是
“
从儿童生活上着想,
根据儿童之生活
需要编订教材,形式注意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 童经验。
”
在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
子与 教育改革、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天然、有机的紧密
联系,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 自清、夏
丐尊、丰子恺等等,都有在中学从教的经历,作为现代化动
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 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
革的中坚。
事实上,
当时的教育改革,
所有重 要的教育议案,
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几乎都出自于这些教育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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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
1922
年颁 行的
“
新学制
”
即
“
壬戌学制
”
,也是由 全国
教育联合会发起、
酝酿和讨论修定,
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的。
长期以来,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
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文科教育的决策 权和影响力早
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
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 了
——
它已经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
考试专家的专业。
今天,我们重新听到了他们对教育权威的发言
!
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 之,是人文价值、人文
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
味的技艺之学 、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显然,
这种弊端不只表现在语文课上,而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通病。
只是在本应最具有人文性的语文课上,这种畸变尤其令人触
目惊心。
90< br>年代以来,
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呼唤,
正是出于对学校教
化功能式微、人文养成 薄弱的回应。当我们将人之初的教育
沦为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在题海中制造了许多不省
人事的
“
小大人
”
时,却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对在校大学生和成
人进行 起码的基础文明教育,
包括进行
“
便后冲洗
”
、
“
人走关
灯
”
、
“
洗完手关水龙头
”
这样的
“
修身教育
”
,
它甚至引起了关
于大学教育是不是素质教育的争论。 没有比这更突出地表现
了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违教育规律的严重倒错。我国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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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底蕴的流失、
“
非人文化
”
的倾向非自今日始,而有一个连
续的发展过程。
19 49
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重建教育,经
40
多
年的发展变革,形 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特征之一,是
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以及某种技术主义的取向。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目标,强调
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具的国家功利 主义价值,无疑是
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在发展功利主义
的科学教育的同时 ,必须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
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的教育价值,防止教育的失衡和
异化。
1952年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调整改造,
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的
基本价值和格局。按照苏联模式,教 育的重心是以培养现成
的专家为宗旨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实际重心则是工程技
术教育。工程 技术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
了至尊地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出现了
“
重理轻文
”
的明显
倾向和过度专门化的弊端。对高度专门化的推崇,致使不仅
文理分家,
而且理工分家,
学科专业过细过窄,
形成
“
专才教育
”
的模式。在
50
年代,独重自然科学教育是与削弱和贬低
文 科教育同步进行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高等学校中所占
比例,由
1949
年的
23.9%
降至
1952
年的
10.9%
;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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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比例为
4.3%
。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
1949
年的
33.1%
降至
1952
年的
20.5%
,这个比例
196 2
年最低,
为
6.8%
;
1980
年,经
“
文革
”
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比例上
升为
8.9%
。
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
年的统计,
全世界
1000
万以上人口的< br>50
个国家中,大学生文科学生所占比重大于
50%
的有
13
个国家;介于
30%
—
50%
的有
26
个国家;介于
20%
—
30%
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
—< br>20%
的有
4
个国家。
然而,中国
1980
年的这一 比例,却比该比例最低的国家还
要低
10%!
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也存在于理工科大 学的课程结构之中。
长期以来,理工科院校文科课程仅仅是三门政治理论课,与
以陶冶人格、丰 富精神生活、了解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等为
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相异甚远。近年来教育内容虽由政治理< br>论扩大为德育范畴,但仍狭窄单薄。这一取向在基础教育的
课程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一项调查显 示,各国小学的教学
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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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五年制 小学的数学、
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
31%
;初、高中理科课程占总
学 时的
37
5%
,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
事实上, 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
渗入社会,
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 br>50
年代流行的名
言是
“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br>而现在,安身立命之
本已经变成了研究生学位、英语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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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
——
封建传统教育在新的
形势下的复活强化
——
成为教育畸形化的主要动因。
应试教育何以能发展到为害如此之烈的地 步,是一个专门的
话题,此处不论。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
人为旨的基础教育 沦为一种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
——
教育、
教学和训练,
是三个完全不同 的教育术语和教育境界。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地位可怕地消失了。中国
当代的应试 教育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发展出了一些可
以归纳总结的显著特点。
其一是课程 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
70
年代末,在
“
早
出人才、
快出人才、
多出人才
”
的思想指导下,
热衷于培养智
力超常的
“
天才儿童
”
、少年大学生等。此后,在炽烈的应试
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 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
的需要,不断加深学科知识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教材难
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约一二个年级,已经众年周知。这一
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已经开始脱离多数青 少年的实际认
知能力。
调查显示,
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
偏难、< br>偏深,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中小学生辍
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教育出 版社调查,约有
80%
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
30%
,有的
地区高达
60%
。
其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 争。
80
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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