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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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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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和很多人一样，当我看到《北京文学 》关于语文课的讨
论时，痛快淋淳之感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几乎所有受过
中学教育的人对语 文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记得
“
文革
”
前我上中学时，面对老师硬性划定 的课文段落，心中总是纳
闷，
作家写作时是这样想的吗
?
在去年
《实 话实说》
举行的
“20
年后话高考
”
的讨论中，
有一位高三 语文老师激奋地发言，
说
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
“
鲁迅、巴金、郭沫若肯定答 不上来
!”
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经过高三突击训练的大学的中
文老师、
中学的语文老师照样考不及格
——
这令我们想起
“
文
革
”
中考教授，
关于
“
马尾巴的功能
”
的黑色幽默。
我 们的中学
教学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这种有悖教育初衷、有违
常理的荒谬之中。
这是以考试为目的、
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
所谓应试教育必然蹈入的末路。在日本和台湾，这种 考试主
义、升学主义导致的教育病态和异化通常被称之为中小学教
育的
“
畸形 化
”
。
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积弊极深的语文课问题终于被正式
提出，而且在于这一声呐喊是自教育界之外文学界的志士发
出的。
《北京文学》敏感地意识到文 学式微的教育根源，自
觉地承当起文化改造的社会责任，
实属难能可贵，
令人钦佩。< br>而且，由于它呼应了一种失落已久的传统，因而特别发人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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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课 的雏形，大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
本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思 想
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
育改革。不必说鲁迅、李大钊、陈 独秀等，胡适、蔡元培等
不仅亲自办学，而且主持、参与了教材编写，进行了开拓性
的尝试。< br>如蔡元培、
张元济、
高梦旦合编
《最新修身教科书》
，
顾颉刚 著《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
。当时以推行白话文、改
革封建教育为主旨的教科书改革，具有十分 鲜明的人文立
场、民主精神和现代性。
1919
年提出的新的
“
教育 本义
”
，以
“
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
为宗旨。1922
年制定的新学
制课程标准纲要，
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
“< br>练习运用通常
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兴
趣；
建 立进修国文的良好基础；
培养能达己意的表达能力。
”
编写语文教材的原则是
“
从儿童生活上着想，
根据儿童之生活
需要编订教材，形式注意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 童经验。
”
在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
子与 教育改革、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天然、有机的紧密
联系，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 自清、夏
丐尊、丰子恺等等，都有在中学从教的经历，作为现代化动
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 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
革的中坚。
事实上，
当时的教育改革，
所有重 要的教育议案，
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几乎都出自于这些教育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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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
1922
年颁 行的
“
新学制
”
即
“
壬戌学制
”
，也是由 全国
教育联合会发起、
酝酿和讨论修定，
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的。
长期以来，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
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文科教育的决策 权和影响力早
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
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 了
——
它已经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
考试专家的专业。
今天，我们重新听到了他们对教育权威的发言
!
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 之，是人文价值、人文
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
味的技艺之学 、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显然，
这种弊端不只表现在语文课上，而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通病。
只是在本应最具有人文性的语文课上，这种畸变尤其令人触
目惊心。
90< br>年代以来，
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呼唤，
正是出于对学校教
化功能式微、人文养成 薄弱的回应。当我们将人之初的教育
沦为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在题海中制造了许多不省
人事的
“
小大人
”
时，却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对在校大学生和成
人进行 起码的基础文明教育，
包括进行
“
便后冲洗
”
、
“
人走关
灯
”
、
“
洗完手关水龙头
”
这样的
“
修身教育
”
，
它甚至引起了关
于大学教育是不是素质教育的争论。 没有比这更突出地表现
了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违教育规律的严重倒错。我国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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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底蕴的流失、
“
非人文化
”
的倾向非自今日始，而有一个连
续的发展过程。
19 49
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重建教育，经
40
多
年的发展变革，形 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特征之一，是
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以及某种技术主义的取向。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目标，强调
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具的国家功利 主义价值，无疑是
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在发展功利主义
的科学教育的同时 ，必须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
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的教育价值，防止教育的失衡和
异化。
1952年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调整改造，
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的
基本价值和格局。按照苏联模式，教 育的重心是以培养现成
的专家为宗旨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实际重心则是工程技
术教育。工程 技术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
了至尊地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出现了
“
重理轻文
”
的明显
倾向和过度专门化的弊端。对高度专门化的推崇，致使不仅
文理分家，
而且理工分家，
学科专业过细过窄，
形成
“
专才教育
”
的模式。在
50
年代，独重自然科学教育是与削弱和贬低
文 科教育同步进行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高等学校中所占
比例，由
1949
年的
23.9%
降至
1952
年的
10.9%
；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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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比例为
4.3%
。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
1949
年的
33.1%
降至
1952
年的
20.5%
，这个比例
196 2
年最低，
为
6.8%
；
1980
年，经
“
文革
”
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比例上
升为
8.9%
。
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
年的统计，
全世界
1000
万以上人口的< br>50
个国家中，大学生文科学生所占比重大于
50%
的有
13
个国家；介于
30%
—
50%
的有
26
个国家；介于
20%
—
30%
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
—< br>20%
的有
4
个国家。
然而，中国
1980
年的这一 比例，却比该比例最低的国家还
要低
10%!
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也存在于理工科大 学的课程结构之中。
长期以来，理工科院校文科课程仅仅是三门政治理论课，与
以陶冶人格、丰 富精神生活、了解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等为
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相异甚远。近年来教育内容虽由政治理< br>论扩大为德育范畴，但仍狭窄单薄。这一取向在基础教育的
课程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一项调查显 示，各国小学的教学
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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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五年制 小学的数学、
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
31%
；初、高中理科课程占总
学 时的
37
5%
，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
事实上， 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
渗入社会，
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 br>50
年代流行的名
言是
“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br>而现在，安身立命之
本已经变成了研究生学位、英语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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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
——
封建传统教育在新的
形势下的复活强化
——
成为教育畸形化的主要动因。
应试教育何以能发展到为害如此之烈的地 步，是一个专门的
话题，此处不论。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
人为旨的基础教育 沦为一种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
——
教育、
教学和训练，
是三个完全不同 的教育术语和教育境界。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地位可怕地消失了。中国
当代的应试 教育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发展出了一些可
以归纳总结的显著特点。
其一是课程 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
70
年代末，在
“
早
出人才、
快出人才、
多出人才
”
的思想指导下，
热衷于培养智
力超常的
“
天才儿童
”
、少年大学生等。此后，在炽烈的应试
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 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
的需要，不断加深学科知识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教材难
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约一二个年级，已经众年周知。这一
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已经开始脱离多数青 少年的实际认
知能力。
调查显示，
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
偏难、< br>偏深，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中小学生辍
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教育出 版社调查，约有
80%
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
30%
，有的
地区高达
60%
。
其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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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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