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的教员资格和薪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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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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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的教员资格和薪俸标准
我国大学教员资格和薪俸标准的演变
通常以为，
1917
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后，陈 独秀、胡适立刻就当上了
“最高一等”的正牌教授。这里有误解，必须加以澄清。
实际上，虽然蔡元培校长求贤若渴，上任后立志改革，对于新派陈独秀、胡
适都委以重任，但是蔡校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任命陈独秀担任的“学长”职
务，乃为“四级学长”
，也就是最起码一级的学长，月薪
300
银圆（约合
1995
年人民 币
18000
元，合
2009
年人民币
36000
元）。
而胡适最初的教授级别，
只是大学教授中第 二等第八级
（月薪为
260
银圆）
，
然后晋升为二等第七级（月薪为
280
银圆）
，称为“北大本科教授”
，相当于后来
的副教授。
因为，当时北京大学在“本科教授”等级之上还有“正教授”< br>，那才是最高
一等。
这里人们会产生一个问 题：既然第一等教授称为“正教授”
，有正就有副，
那么第二等的教授，理所当然就应该称为“ 副教授”啦！为什么却称为“本科教
授”呢？
蔡元 培校长是在欧洲各国大学考察多年的资深教育家，
他对德国的大学体制
有特别深刻的了解。当时，
中华民国初年的大学教育刚在起步阶段，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蔡校长凡事都不敢造次的。他一定反复思考过、掂量过。
在
1917
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的时候，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间，几
乎没有一 个能够胜任名副其实的“正教授”
。而当时北大只好聘请够格的外籍专
家担任
“正教授 ”
，
如地质学专家
（德国大学教授）
葛利普、
梵文专家钢和泰
（俄
国大学教授）等不到十位；他们的月薪，按规定为
400
银圆左右。要比本科和 预
科教授（实质上的副教授）高得多，比陈独秀、胡适高
100
多圆。这是应该的、< br>合情合理的。
当时北大本科教授相当于后来的“副教授”
《北京大学通告》
[1]
载：
民国五年
（
191 6
年）
12
月
26
日，
奉大总统令，
任命蔡元培为 北京大学校长……
于六年（
1917
年）
1
月
4
日 到校就职。
1 917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
，规定大学教师的等级分为正教授、
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
请大家注意。这里，规 定大学教师分为四等，到后来（十年后的
1927
年）
才改定正式名称为：正教授、副 教授、讲师、助教。
实质上，
1917
年 的北大本科教授相当于后来的“副教授”
，而助教授相当于
后来的“助教”
。这样的正 式划分，一直沿用到现在。
那么，为什么在
191 7
年，不像国际惯例那样分出“副教授”这个等级呢？
我认为在这里蔡元培校长是煞费苦心的。 堂堂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里面，
中国自己的教师，如果在名称上连一个“教授”也够不上，那是丢 面子的。中国
人的国民性非常注重“保全面子”
，为了面子关系，也为了表示今后的期待，蔡< br>校长宁可采取这样的做法，以“符合国情”罢了。
试 想，当时胡适刚从美国念完博士学位归来（尚未正式领取博士证书）
，一
个没有教学经验、初出 茅庐的“海龟”
，能担当“副教授”也就不错了。资历、
才能和学术贡献，都是必须名副其实、 经得起考验才好。
根据
1927
年
9
月蔡元培主持大学院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大学
教员薪俸表》的法定条文，北京 大学在
1917
年的“正教授”
，经过十年后正式改
称为“教授”
； 原称为“本科教授”的改称为“副教授”
，原称为“预科教授”的
改称为“讲师”
[2 ]
。大致如此，并非完全套用。
《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
与
1917
年
5
月教育 部颁布《修正大学令》的几乎同时公布的《国立大学职
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制定标准为：
校务职员方面——
校长分为三级，月薪分别为一级
600
银圆、二级
500
银圆、三级
400
银圆；
学长分为四级，一级
45 0
银圆、二级
400
银圆、三级
350
银圆、四级
300< br>银圆；
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为五级，一级
200
银圆、二级
180
银圆、三
级
160
银圆、 四级
140
银圆、五级
120
银圆；
大学教师方面——
正教授分为六级，< br>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
400
银圆、
380
银圆、
360< br>银圆、
340
银圆、
320
银圆、
300
银圆；
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
2 0
银圆，本科教授自
280-180
银圆，预科教授自
240-140
银圆；
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
110
银圆
-50
银圆；
讲师为非常设教席，每课时报酬，视难易程度从
2-5
银圆不等。
但这只是一个原则上的规程，
尚未见具体的实例。
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只有
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几所。
《北京大学
1919
年职员薪俸册》
[3]
内
容仅限于职员，如— —
?
姓名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蔡元培
600
圆
600
圆
600
圆
600
圆
600
圆
600
圆
夏元瑮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王建祖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350
圆
陈独秀
300
圆
300
圆
300
圆
300
圆
—
—
温宗禹（本为教授）
300
圆
300
圆
300
圆
300
圆
李大钊
120
圆
120
圆
120
圆
60
圆（半薪）
60
圆
120
圆
……
1916< br>年
12
月以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系“特任”资格，由国务会
议议决， 月薪为
600
银圆，级别是“一级校长”
；
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兼教授；
王建祖担任
北大法科学 长；以上二人级别是“三级学长”
，月薪皆为
350
银圆；
1919
年由温宗禹担任北大工科学长，
6
月代理北大 校务；
首创新文化运动的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兼教授
（
1919
年暑期休假）
；
以上二人属于起点级别
“四
级学长”
，月薪
300
银圆。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这个
《 北京大学
1919
年职员薪俸册》
，
仅包括校务方面
的职员，而并不 包括文、理、法、工四个学科的教授、讲师、助教等。所以很不
全面。
此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散见的史料，例如鲁迅担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每
课时报酬 为
3
银圆，等等。
附带提一句，
如梁漱溟先生，
当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印度哲学的论文；
蔡元培看到后很欣赏，就聘请梁 漱溟来北大担任印度哲学的讲师；月薪
100
圆。
许多文章传言：
梁漱溟当了 北大教授，
是误会了，
多年来以讹传讹，
不符合事实。
按梁漱溟先生当时的水 平，只能当讲师，还没有资格受聘为“北大本科教授”
。
教师资格的晋升
1917
年《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对于 “年功晋级”方面，做如下
规定：校长、学长连续任职二年可晋一级，其余人员一年晋一级；行政人员以 办
事成绩及供职勤惰决定，教学人员以任课及科研成果、社会声望决定。校长、学
长、正教授连 续任职满五年，得公费公出考察一年，原薪照发
[4]
。
1917
年周作人受聘于北京大学，起初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辑，月薪
120
银圆；后来担任文科教授，月薪起点
240
银圆，逐步晋升为
260
银圆、
280
银圆。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1919
年李大钊最初月薪为
120
银圆；
1920
年7
月，李大钊担任了北大法学
院教授，月薪定为
200
银圆，此后逐年升 到
240
银圆。
1922
年以后 ，北京大学开设“北大国学研究所”
，聘请一些大学者为“研究
教授”
。这“研究教授 ”就相当于“正教授”
。从此，北大在学术上站住了脚跟。
1924
年末，清华学校步北大的后尘，也开设“清华国学研究院”
（或称清华
研究院国学门）
，
1925
年以后，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担任
“研究教授”
（导师）
，月薪
400
银圆。这“研究教授”也相当于 “正教授”
。
但 是，关于北大教员的状况，学者们的许多论文中只是笼统地说：当时北
京大学共有教授约八十名左右。< br>至于所谓五四时期北大的
“一级至六级教授”
究
竟是那些人？他们的实际月薪究 竟有多少？至今缺乏明确的数据。
本文试图解决
这个课题。
我从北大档案资料中抄到
“北京大学
1919
年度职员薪俸册”< br>，
跟上述
《规程》
对照，基本上是吻合的。又，按照我从档案资料中反复查找、 核实的具体数据，
首次系统地整理出北京大学
1919-1920
年间一些主要教职员 的月薪表。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薪俸考
关于北京大学早期的教职员待遇情况 ，
至今只有一些著述中零散提到，
而缺
乏系统的考证和论述。
原因大致有两个 方面：
一是几十年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大
量散失，二是历来学者们对于这个专题的忽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 br>这样看来，
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不同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教学、科 研、传授和创
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会条件，
也是影响他们性格、
历史命运的要素
（当然不是唯
一因素）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教育史和反映校园生活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
了这个重要方面。
百年以来我国知识阶层，
或是出于清高
“耻言钱”
、
或是出于隐私
“讳言钱”
，
在 各自薪金待遇方面的确切记载很少见，
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笼统或零碎，
几乎
没有人系 统整理和研究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
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 很大难度。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是北大校史者们 经常引用的史料
[5]
。然而
在这本纪念册编者的“例言”中也说：
本校往年案卷大半零散，
故前任职员所录之编制，
全以民国三年陈君叔辛所
编之《沿革略》及历年薪水簿为依据 。但《沿革略》不甚精详，而光绪三十年以